我是巫水边一棵芙蓉

——吕晓蓉自传

（三）我的初中、高中学习生活

1.初中学习

       1972年秋，我进入城步工农中学（后改为城步第三民族中学）学习了。那时考县城初中还得学习成绩优秀才得被录取，我算是幸运的，顺利地被录取工农中学学生。当年工农中学兼高中部和初中部，初中部只招收两个班（中七班、中八班），我被录取在中八班学习。城步一中也招收两个初中班，本届小学毕业生未考上县城中学的，只好去乡村中学就读。

       这年我的大哥大姐也相继下放到农村去了，我的母亲已结束城步“五七农场”劳动改造，恢复了工作，调到了离县城十几里路的沉江渡小学教书。我二姐比我大三岁，高一个年级，在她小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的伯父伯母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接二姐到上海去了。我的伯父在我父亲去世后就一直接济着我们，他为我父亲自绝生命痛心疾首。当初伯父与我父亲同年走出城步去外地求学，一个学文，一个从戎。据我们吕氏族谱记载：伯父“名超”，1922年出生于城步县儒林镇。生性刚毅，聪颖好学，高大魁梧，别有风度。少年时在邵阳县中就读，初中毕业后，立志从戎，考入中央黄埔军校第16期，编入第1中队。毕业后在国民党国防部工作多年，任国民党军训三厅三处翻译参谋，参加过抗日中的长沙保卫战。1946年赴美留学，学习工兵工程，后晋升中校军衔。1949年10月，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重庆，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逃往台wan，他毅然决然不去台wan，飞往香港。1958年2月，周总理作了讲话，对留学在外人员欢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他于当月回国，受到了周总理亲自召见。不久，便分配在上海市凿井工程公司搞技术工作，后升为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1980年退休。

       我们一家人各散四方，在县城吕家巷院子里这个家就只有我来守了。记得在新学期开学之际，母亲征求我意见，问我是否愿意随她去沉江度附近的丹口中学读书吗？我当时有些犹豫，家里是没有大人照顾我了，我内心是多么想跟在母亲身边读书，可我考取了县城中学，我又不愿放弃这个学习机会。我内心在激烈的“斗争”，最后我果断地选择在县城读书。我回答母亲说：“我要在县城里读书，让我学习独立生活吧！”母亲见我态度坚决，就依了我。

       在母亲临去学校时，母亲还是放心不下我一个人在家生活学习，她再次要求我跟她去乡下中学读书，然而我决心已定，我也再次向母亲表示：“请妈妈放心，我已是初中生了，我能照顾好自己。”

       在读小学时，我就常跟着大姐做家务，帮大姐打下手：煮饭、炒菜我都学会的。再之，在吕家巷大院子里，左邻右舍都是一些亲戚和长辈，我想我并不孤单，我不会做的事就问长辈们。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在小学阶段结识了几个好朋友，我想跟她们再一起读初中是很开心的。

       在学习上，母亲是对我放心的，因为我一贯学习自觉，成绩优秀。母亲只是担心我不会生活，不会照顾自己。母亲在临走时还特地跟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家族姑姑“二爹爸”打了招呼，托付姑姑多照顾我下。母亲还给我留下12元钱做生活费。（当时母亲每月工资才50多元）并说以后每一个月都给我12元做生活开支，要我节约点用。（那时物价很便宜，鸡蛋1角钱一个，饮食店光头面1角4分一碗，冰棒三分钱一根，纸包糖一分钱一颗……）我收下母亲的钱同时懂事地说：“妈妈您工资不多，我不能用这么多钱。”母亲亲切地说：“你只要能好好照顾自己，学习努力，妈妈一定会满足你的生活费用。你每年读书的学杂费都是你伯父伯母从上海寄给你的。”母亲这番话让我明白：在我们极度困难时期是伯父伯母在帮助我们一家度过难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用优异成绩回报伯父伯母对我们一家人的恩情。母亲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她才终于放下心来去沉江渡小学开始新学期工作了。那些年县城周边有了公路但仍未通客车，母亲仍是徒步往返，很少回县城，只寒暑假才在县城过，每一年到寒假过年时我们一家人才团圆。不过县城到沉江渡不远，我想我每个周六都走路到母亲学校去，和母亲一起过周末。

       

       新的初中学习生活开始了，我也很快适应了独立生活状态。

       我们中八班班主任是位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男老师，叫祝孙禄。他担任我们班语文教学，他是城步二区西岩人，一口的西岩语音。他对班主任工作很负责，对同学们也很亲热，课后常与同学们交流，他知道我家的情况后也时常关心我。

       我们班上有好几个同学是从小学一起升上中学的，我们之间关系很好。女生彭春桃、肖安香、陈金玉、金双顺、戴福贵、胡慧芳、肖鲜艳等几位同学的家与我家都在儒林镇一条老街上，课后我们常一起玩。那时还兴课外学习小组，班主任祝老师就安排我为课外学习小组组长，每到晚上，她们这伙同学就会来到我家一起做作业，预习功课。有她们陪伴，我一点也不感到孤独。尤其是肖鲜艳同学，她家条件好，父母当时都在老街上修钟表，她父母都很慈善，喜欢我与她女儿交往并要我多帮助鲜艳提高学习成绩。她常带些零食给我吃，而且每天早晨吃了早饭后都要来我家等我一起上学。

       除了同班同学和我亲密相处外，我们吕家院子里还有一位比我大一岁，高一个年级的女孩，名叫美菊（学名吕美菊），她只要放学后几乎都会来找我玩。她也是童年失父，父亲在一次意外事故身亡，我们“同病相怜”。她母亲是在生产队种地，每天出工。她手下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家人生活比我家还困难。她的家就在吕家巷槽门前过去的迁户所那个用来办公老屋子里，四处空洞又显黑暗，一间稍微明亮点的房间安了两个床铺，一家人就挤在一起睡。她见我一个人在家，所以她晚上就常来陪我睡觉。我们除了在学校上课，其余时间几乎形影不离。她家事情多，她又是大姐，放学后，有时间我也帮她做些家务事。但每到夜晚，当我们自习结束后，我与美菊又会在一起玩。在有月亮星星的晚上，我与她还会在老街上疯玩，玩累了，我会拿些零花钱买些零食吃，甚至拿回去放到床头，我们并排躺着，一边吃着零食一边讲着各人在学校，在班级里的新鲜事，有时也幻想着未来……

       由于我与美菊同一个院子住，又年龄一般大，我们的兴趣爱好也大致相同，我与她成了朝夕相处的最好朋友。那时候城步文娱生活还很单调，只偶尔有几场单位放映的露天电影，有电影院的几个样版戏，我与美菊是不论远近场场必看的。看电影买不起票，我们就钻空子或牵着大人的衣襟挤进去，或从后门偷偷溜进去，有时连看两场，有时睡在电影院凳子上了，等到清场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叫醒来，我们才朦朦胧胧回家去。

       还记得一次，城步剧团有邻县龙胜县剧团的人来演出，剧团里里外外是人山人海，我们跟本买不到票。但我们又实在想看演出，后来在同街上两个男生想出爬下水沟进去的“鬼点子”，我们到大街上墙上撕了几张宣传纸垫到剧团后院的一个下水沟通道里，人一个个从通道口爬进去，挤到剧场后面看了演出。看完演出后回去已是深夜了，吕家大院已关了大门，我们不敢惊动大人，怕他们指责我们女孩子太贪玩。当晚只有朦胧月色，我们在漆黑中摸索着从吕家巷子前院转到后院的一个菜园，再穿过菜园转过厕所，那厕所旁边放了几副漆黑的棺材，我和美菊吓得直冒冷汗，哆嗦地绕出来才到了我的房间。自从那一次，我与美菊再不敢夜晚玩得太深了。

       每天清晨，当县城里广播站播放《东方红》的歌曲一响，我就会起床，会很快地煮早饭吃。肖鲜艳同学也会在8点前准时来喊我一起上学。

       在学校里我遵守纪律，学习用功，团结同学，每次考试成绩优异，因而也迎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我还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打排球、打乒乓球、赛跑、班上文艺活动我都参加。那时学校开展学习雷锋多做好人好事高潮，我还跟一个同学主动的利用放学后时间去打扫厕所，星期天去买来钉子修补烂课桌和凳子，一帮一“一对红”帮助成绩差的同学补习功课……我积极写申请书向团组织靠拢，但每次入团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知道这都是因我的家庭出身的原因过不了政审关。我并不灰心丧气，我心中永远的有个梦想：那就是以后要考大学，飞向远方！

       两年的初中学习时间，几乎每一个周六第四节课，我都心不在焉，都盼望着早点下课。只要下课铃声一响，我就第一时间冲出教室，背着书包飞跑，向母亲所在的沉江渡学校山路奔去。当年县城通往沉江渡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土溪冲小路翻越马鞍山，小路三四里上坡到达山顶就可以望见沉江渡小学了，再走两三里一段下坡路段就到沉江渡了，母亲的学校就在沉江渡电站旁边的村子里。另一条路是公路，是从城步南桥经过造纸厂，沿巫水河下游走，经过两河口再到凤凰山坡路段，一共十多里路程也可到达沉江渡。天气好时，我是走山路的，因为走山路要近很多，还可以看到路边的风景。两年时间我数不清走了多少次那蜿蜒的小路，那山路边的野草野花树木仿佛都成了我的朋友，春夏秋冬它们变换着各种颜色和姿势欢迎我到来。还有山脚下奔流的巫水像墨绿色的飘带那么美丽，河岸茂密葱郁的树林里传来声声悦耳鸟鸣声……这些都让我心情很愉悦，这一切都是珍藏在我内心世界的美好画卷。每一次经过马鞍山山腰父亲灵魂栖息地时，我会停下脚步，静静伫立两分钟与父亲隔时空心灵对话，我会告诉父亲我已长大了！我变得坚强了！希望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再没有痛苦。每次到达母亲的学校，就像到达了心灵的避护港；来到母亲的身边，会得到无穷的快乐和满足。

       在那些年，我最难熬的是冬季。一入冬，天气就格外寒冷，尤其是下雪天，那铺天盖地的雪下得整个天地白皑皑一片，屋檐下都结了冰柱子。大雪天也是要上学的，我们班同学多数人有父母或亲人送他们上学，大人还给他们提着火桶（苗乡人用来烤火取暖的工具），他们上课就不会挨冻。我没有大人送上学，更没有火桶取暖，我那时是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温暖的画面，心里多么的羡慕着这些同学。一天五节课，有些与我友好的同学会把火桶让我坐半节课。

       一到冬天，我的手和脚就会生冻疮，尤其是双手肿得像两个面包，又痒又疼，十分难受。但即使我双手生冻疮，我没拖欠一次作业。有些大人见我生冻疮这么厉害，就告诉我用新鲜白萝卜切成片，再把一片片萝卜放火上烤热敷到手背上，这样手疼痛可以缓解下，可以消肿。每当晚自习时，附近的几个女生提着火桶来到我家来，她们还给我带来萝卜，给我敷手……他们美好的心灵让我终生难忘。

       一个学期下来，我最盼望的是暑假与寒假早点到来。一到放暑假，母亲会从乡下回到县城来，我就能与母亲好好呆一段时间。在母亲身边我总感觉到心灵有个巨大的依靠，心里非常安宁与充实。在大夏天里，母亲总是拿一条长板凳，我搬把竹椅子到巷子过道乘凉，那青石板地面冰凉冰凉，太阳照射透过瓦层还显着青幽幽的光，赤足踏到石块上特别的凉爽舒服。在这里母亲做些针线活，一边做一边温和地跟我讲她在乡下的故事，有时也讲她的家族史与我们吕家大族历史故事给我听，母亲还从学校带回了几本名著给我阅读。在母亲的影响下我逐渐喜欢了文学作品。

       每一年的寒假期间就是我们一家人团聚之时。临近过年时间，大哥、大姐、二姐都从乡下回来了，我们一家人才得以团聚。母亲以她微薄工资积攒下来钱购买年货，尽其所能让我们过年过得好些；母亲用她所有的热能把我们四姊妹来呵护，给予我们家的温暖。大哥大姐也从农村带回些农产品，我们一家人也能融融温馨的过春节。（当我一年年长大了，我体会到母亲她单身一人抚养我们几姊妹成长是多么不易啊！写到此，我泪眼朦胧。）

       在工农中学学习期间，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那就是早晨或放学后，只要时间来得及，我总喜欢拿着书本去巫水河边的石阶上静静地呆上一段时间，在石阶上看着波光粼粼的河面，迎着凉凉的河风吹拂，听着潺潺流水声思考问题，遐想未来……

       巫水河就像是最懂我的亲人，我总把心事向她倾诉，她以宽广的胸怀接纳我，她滋润我成长。

2.我的高中学习

       时光荏苒，1975年秋天，我顺利考入城步一中高中。当年一中招收了8个班，我被分在29班。

       城步一中是我们县历史最悠久，档次最高的学府。校址座落在城郊东面，它身后是白蓼州一片宽阔的田地，校园面积宽广，有七八栋教学楼竖着排列着。校园正中有一个很古式宽敞的大礼堂，中间能容纳几千师生。校园内树木葱茏，曲径通幽，环境十分清静，是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

       校园北面大门不远处还有一口凹于地面下的的清凉老井，叫大龙井。这“龙井”实际上是一条露出的“天坑”。它来源极远的地下阴河，井边及下井的道路都是用大块的青条石砌成，无论晴天雨天这里都十分干净清爽。若是晴天，青石板还会发出青幽幽的光，拾级而下，井里凉风习习，井水清澈见底，经年汨汨流淌，清凉而甘甜，它给莘莘学子带来了无穷的甘露。

       校园南边后门处一段缓坡下去，雄伟的狮子山旁就是苗乡最大最长最清澈的巫水河，前面那“龙井”的地下水就流入这里，汇入巫水，潺潺流向远方。

       巫水河畔有一排排古柳，绿柳成荫，当一阵微风拂过，柳条摇曳生姿，有的柳辫飘荡到水边，再随波荡漾……这是一幅绝美的画卷。这里成了同学们放学后最理想的休息之地，我常在这柳树下复习功课。

       一中前有龙井后有巫水河，一前一后护偌着城东这块丰腴而灵气的土地，护偌着苗乡这个培养着人才的大摇篮，这里依山畔水，风光旖旎，这里书声朗朗，人才辈出。

       我所在的29班共有47位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城镇学生只有十多个。班主任老师是贺顺治，邵阳市洞口人，当年30多岁。他中等身材，穿着很朴素整洁，戴着一幅近视眼镜，很斯文的样子。他教我们的政治课。

        这年秋季，我的母亲也从沉江渡小学调到离县城40多里的白毛坪小学了。然而白毛坪也还未通客车，母亲仍是要用脚丈量着这大山的深厚的土地。同年，我二姐也从上海回来了，因为她不能入上海市户籍，伯父伯母为了不耽误她的学习，只好让她回城步读书。母亲就让二姐随她到白毛坪中学就读。

       县城的家仍是我在守着，这个老屋每一砖一瓦一石，那高高的墀头，那斑驳的墙壁，那些老式的房间及陈旧的家具，每一处地方都留存着我们祖辈生活过的痕迹，留存着亲人们的气息。堂屋正中的神龛两旁上方挂着太公、太奶奶和爷爷奶奶的遗像。他们在默默告诉后人这个大家族的兴衰变迁历史。这个家族从四百多年前从浙江一带迁徙到城步，在此繁衍生息，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城步儒林镇的四大家族之一，成为有名的名门望族，书香门第。我是这个家族的第四代人了。我想我应好好继承我们祖辈的优良传统家风，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经过初中阶段的锻炼，我独立生活能力有了明显提高，我完全能管理好自己了。有一次，母亲的一位同事到县城里办些事，她就住到我家，我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位老师，还煮饭招待了她。第二天早上她临走时跟我说：“晓蓉妹子真能干呀，你妈妈应放十二个心了。”

       在初中阶段与我玩得好的几个女同学也继续有来往，只是由于学习紧张了些，在一起的时间相对少了许多。在这些好朋友中只有肖鲜艳同学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们俩人仍在一个班，缘分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她仍然坚持天天来喊我一起读书，这之中的友情深深扎根在我们俩人的心底。在吕家院子前门住的美菊也继续和我朝夕相处，到了高中我俩都懂事些了，没有以前那么“疯”玩了。

       高中的课程和学习内容要比初中学的深奥而广泛了。我仍然比较用功，学习成绩在班上前列。我喜欢一中的环境，也喜欢这里上课的每一位老师和纯洁的同学们。

       班主任贺顺值老师对同学们很亲和，他上我们政治课总是侃侃而谈，语言很风趣。有很多时候也结合班上情况给同学的上思想教育课，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然而贺老师只担任我们班一年的班主任，不知何原因，第二年（1976年）暑假后他调回洞口。接任我们29班班主任工作的是我们本县的一位刚从师范院校毕业分配到一中的王祥光老师，他同样教政治课。

        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叫番思越，听他自我介绍是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他知识底蕴深厚，讲解课文生动，脉络清晰。尤其在辅导学生作文方面，耐心细致。每次作文课他都绘声绘色给我们读些名家作品，旁征博引，极大地扩展同学们的思维空间。听他的课，我对写作而有了兴趣，我的作文也常被番老师在课堂上做学生范文讲读。

       担任数学科目教学的是龙邦维老师，四十多岁人，家就住在一中附近。他教学经验丰富，课堂上灵活驾驭教材，思路敏捷，分析题目透彻明了，难题易懂。龙老师还选我担任班上数学课代表，每次同学们的数学作业由我收齐，再交到龙老师办公房。倘若龙老师有时间，还会帮我攻克那些难题。所以那时我的数学成绩非常好，每次数学考试，我都能快速完成试卷，成绩总在90分以上。记得那时，与我平排坐在一起的学习委员刘池连都佩服我做题的速度。

       还有英语课，我也喜欢。那时候英语课到高中才开设，对于这门新课程，我感到新鲜，因此也很用功，深受任课的刘多魁老师喜欢。刘多魁老师是邵阳市人，30多岁，文质彬彬。当年在一中就是学校领导班子骨干。（后来他上升到县教育局担任党委书记之职，他对我人生指导很大，这是后话。）

       我们这届学生在一中学习时，文革运动还未完全结束，那时听说张铁生交白卷也能读大学，“读书无用论”风气在社会上泛滥，严重影响着老师和学生思想情绪。所以有段时间学校不怎么抓教学，有些老师还怕抓教学质量（因为有“臭老九”前车之鉴）。那段时期实行学工、学农、学军。当年我们一周有一节民兵操练课，学校请县武装部的军人给同学们上军事课。我们一周还有一天劳动课，上劳动课时同学们就从家里拿来锄头、镰刀、淤筛等农用工具去离学校四五里路的郊区唐冲挖地种红薯、玉米等作物。当然这些劳动也让我们学习种地的基本技能，锻炼了学生们的筋骨。当我们在唐冲亲手种的红薯收成了，学校学生食堂工人把红薯煮熟一大盆地端给每个班同学们做中餐吃时，我们尝到了自己劳动的果实，心里也特别的高兴。当农村双抢季节，学校还安排学生到附近农村去帮农民收割。

       当年学校正准备扩建教学楼，烧石灰做煤球任务就安排到各个班级轮流做。（我就做了几次煤球，上午上课，下午就到学校后面空旷的地坪上做煤球。（做煤球步骤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先挑来煤灰、挑水、挖些黄土、再把水放到煤灰和着黄泥土搅拌，用双脚用力踩到一定的均匀和柔软程度，再用做煤机器一个个做好放到当阳的地方整齐的排好。两人一组至少要做百多个煤球才算完成任务。）做完煤球后我们全身都是黑不溜秋的，我们互相望着对方狼狈相，觉得几分滑稽。）一周致少用去两天的学习时间，所以我们这几届学生知识学得不踏实、肤浅，我们是文革运动中被耽误的一代人。

       但我还是庆幸自己，虽然生长在动荡的年代，但我却是幸运的。我的四姊妹中只有我能在城步一中读高中，我能进全县最好的学府学习，能遇上最好的老师和相处许多优秀的同学就是我最大的幸运。

       说到同学们，我们29班的确有许多思想品质纯洁，追求上进，学业优秀的同学。如农村来的在学校寄宿的陈曰法、尹华国、吴传清、阳传法、杨美玉、雷翠云同学；还有县城里的肖春花、刘池连、向邵梅、邓美萌等同学。他们各有特长，有的在学生会担任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宣传委员之职，有的在班上担任班干部。他们在学校各自发挥着他们的能力，积极带领班级参加学校各项活动。

      记得第一学期，学校为增进各班集体凝聚力，增进各班级同学的相互团结，增强体育运动，增强同学们身体素质。开展一次全年级新生拔河比赛。我们29班在班主任和班委得力指挥下，全体同学积极参加拔河比赛（男女混合组）。比赛那天，学校操场上同学们围成一个大圈，热闹非凡。第一场是29班对28班。比赛运动员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做好姿势。我们班参赛队员严阵以待：当裁判员哨声一响，哦，那个场面真够刺激：两边运动员都在使劲往后拉，各班啦啦队员站在自己队旁边使劲喊“加油！加油！加油！”雷鸣般的呐喊声彼此起伏，震耳欲聋，拔河绳索那个红色标记在中轴线上移来移去，忽左忽右，那场面真叫“沸腾”！激动人心！结果：29班旗开得胜。在后面连续几场比赛中我们班场场获胜。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的信心。从此，我们29班在全年级中获得了“大哥大”的美称。（话又说回来，因为我们班农村同学多，他们都经历过体力劳动的锻炼，相比县城的学生肯定力气大得多。）

       两年来，29班同学在学校各项活动中都表现突出，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体。我为在这个优秀的集体中的一员很自豪。毕业后，这个班的同学们走向社会，走入各条战线，有很多人都成为单位里的佼佼者，有的成为企业家，有的是基层干部。

       我们班的寄宿生有二十多个，他们都挺不容易，有的家离县城有二三十华里，都是每个星期六徒步回去从家里拿些米来，交到学生食堂换饭票，就只买点菜吃。有的家庭困难的就只带些米，没有钱买菜票就从家里带些坛子里的咸菜拌饭吃。但他们一样的乐观，学习努力。我呢，我母亲每月给我寄生活费，生活比他们好。但我总思念母亲，每一个周六也和寄宿生一样，一放学就往农村跑，我跑的是白毛坪的那条蜿蜒山区公路，无数个上坡下坡在大山里转，四十多里的路程，我练就了毅力，有时我还同马车赛跑。那山路上风是多么清凉，那茂密的山林中鸟鸣声是多么清脆……

       每个星期六，我从一下课开始起跑，直到夕阳下山了我终于来到母亲的身边……

       同窗两年，29班的同学在我心灵中留下很多珍贵美好的记忆。同学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的同桌向邵梅，她个子高挑，长得漂亮，学习成绩也很好，年龄比我大一岁。她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后，很是同情与关心我，经常喊我去她家一起做作业。（她父母在县城造纸厂工作，家里经济条件很好。）做完作业后就留我在她家吃饭，她爸爸妈妈也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高中两年时间，我在她家吃了无数次饭，可是我却无以回报她及她的家人。担任学校学生会的副团支书陈曰法同学他根正苗红，经常鼓励安慰我。他坐在我与向邵梅后面，上课专心做笔记，他的钢笔字写得非常漂亮，他大方的把学习资料全给我们看，对我学习帮助很大。还有班团支书肖春花、副班长杨美玉、学习委员刘池连，我们常在一起交流学习，结下了深厚的同学情。

       我们这一届学生还经历1976年的两件大事。其一是我们苗族自治县成立20周年的隆重庆典活动。五月的杜鹃花开满苗乡的每一个角落，5月26日那天全县人民从各乡镇各山寨都奔涌到县城，整座县城人山人海，整条儒林街红旗招展，流光溢彩，欢乐歌声响切云宵。我们全体师生手拿鲜花排在人行道旁载歌载舞欢迎外宾的到来，我们身着彩装扭着秧歌舞，那青春的舞动，那无比欢乐情景，至今仍还浮现于脑际……

       76年第二件大事是9月9日，我们全体师生在县城中心广场沉痛悼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记得我们每个人胸前都戴着白花，怀着无比崇敬和悲痛的心情参加了万人追悼活动，会场上一片哭声……

       我们这届人是时代的弄潮儿，我们在时代的激流中奔流和沉浮。

       两年的高中学习生活，我融入了29班这个温馨的班集体学习，融入城步一中的大环境，在这片蕴润的土地上得到了成长。城步一中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渡口，我的人生从这里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