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团 一种凝固的记忆

  文/何俊峰   

　　“搅团、凉鱼儿，有浆水、有醋的”。这悠长的、带着浓厚乡音的沿街叫买声，一下就勾起我的食欲。但一个大男人站在街上吃女人爱的饭食总觉不雅，于是命令儿子上街买一份搅团、一份凉鱼，两元钱就圆了我对家乡饭食的想往，真是便宜。这不禁又让我想起老家流行的那句听起来有粗俗的俚语：“苞谷面，打搅团，疼儿不如爱老汉”。搅团，故名思意，就是把苞谷面撒进开水锅，搅而团之，说白了，就是苞谷面打成的浆糊。

　　关于搅团的来历，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最早的搅团始于清初。时值关中大旱，百姓饥寒交迫，民不聊生。而东府一财主却借机搜刮钱财，大兴土木，雇用上百名壮劳为他建造豪宅，而每天只给苦累不堪的劳工吃两顿苞谷面糊汤搅酸菜。有个心地善良的掌勺厨子实再看不下去，便有意把糊汤搅稠了些，用酸菜和浆水交到上面，没想到劳工们竟吃得津津有味，从此搅团便流传下来。

      六、七十年代，外名上盛产小麦的关中农村，却很难吃上纯粹的麦面细粮，大都以吃苞谷粗粮为主。搅团，便成为平日里用来填饱肚子主要饭食。记得小时候，家里打下的粮食，上了公粮后，麦面能跟上碌碡吃几天，之后，连过年吃的都是麦面和苞谷面两搅的“两掺馍”，仅有的麦面都是抓着把儿吃，隔五差六的能吃上一顿糁子面，连汤面算是很可人了。其余时间，全凭这苞谷粗粮打发肚子。早晚吃的都是稀不溜溜糁子、浆水菜、黄黄馍(苞谷面发糕)，中午饭大多都是苞谷面打搅团。那个年月磨面，箩儿粗，磨出的苞谷面又粗又潮，打出的搅团一点也不筋、不粘。吃搅团的汤，一般是见不到醋，主要是用野菜、萝卜秧子、白菜边叶之类窝的浆水掺水调盐而成，既没有油览菜，又少油泼辣子，还经常是先一天上午打的搅团当天吃不完，第二天晌午烩着吃。小时候，我家里穷，几乎天天都打搅团吃，偶尔吃上一顿面，就跟过年似的。每到饭时，我一看见搅团心里就犯酸，老想着啥时候才能不吃搅团，让人能端着老碗美美吃上一顿干面，那可能就是世间最美的生活了。

　　八十年代后期，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我心里那种愿望终于变成现实，一年四季白米细面，已很少有人再吃粗粮了，三天两头变花样：什么手工面、机器面、油泼面、西红柿鸡蛋面、酸汤臊子面要啥有啥，过去吃的那种黄黄馍早已没了踪影，但没过几年，白米细面吃多了、吃腻了，搅团又上了餐桌，而且成了调剂口味的稀欠饭，只是吃法上越来越讲究了。搅团似乎成了一种凝固的记忆，存留在游子的心里。前些，曾任过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数十年未归故里，终于有机会回故乡省亲，第一顿饭便要吃搅团。全国著名作家、中国文学馆副馆长周明先生前年刚一回周至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一行安排吃顿搅团。那顿安排在西楼观台文友田野家的搅团饭，让这些文学大碗们吃得意忧未尽，就连大作家叶广芩也说她吃出了周至的味道。后来陈忠实先生也在送我的那本《塬下的日子》的书里说，搅团，已成为他思乡的一种情绪。

     你别看搅团这饭稀松平常，但要真正做好得有一定的功夫。我母亲就是一位打搅团的高手。她说要把搅团打筋、打好，首先要用新苞谷面或麦面，面要细，再就是和面水稀稠一定要拿匀，太稠了搅不开，太稀了不够筋，三一个搅功要到位，始终要朝一个方向搅，锅底下的火候也要跟得上，先大后小，直到搅得没有一个小面疙瘩，再用猛火赶煎就成了。打好搅团后，人们一般都要接一盆凉水，用露斗溜开一些蝌蚪状的鱼鱼，凉着吃。周至人称之为“蛤蚂鱼鱼”。

　　现在人们吃搅团、吃凉鱼鱼在配料上都很讲究，一般都要浇上酸辣汤才好吃，但最地道的还要算小芹菜窝的浆水汤，加上些姜沫、蒜泥、油泼辣子、荠荠菜，有条件又爱吃荤的再加勺臊子，抓一抹香菜，那红艳艳的辣子油浸润着菲翠绿，整个一个春天活在腕里了。那浆水搅团、浆水鱼鱼，看起来眼馋吃起来更香，搅团香辣筋柔，鱼鱼滑溜顺口，那感觉不亚于去了趟酒楼饭店。就连我这个以前见了搅团就摆头的人，现在又找回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更不要说那些被称为“搅团肚子”的关中妇女们，更是爱吃的不得了，她们要端了腕，稀稀溜溜，三碗五碗也吃得下去，让我们男士们“望尘莫及”。特别是那些跳出农门不久的城里人，隔三差五要从老家带一些新磨的苞谷面回来，打顿搅团解解馋。

       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给饮食业带来无限商机。搅团，这种曾在关中人意象中最低等下溅的饭食也被开发成一种令人吃之不厌的陕西风味而走进了城里人的餐桌，走进了宾馆饭店的大雅之堂。现在走在西安、周至、户县等地的大街上随时都能听到那一声熟悉的乡音：“搅团、凉鱼儿，有浆水、有醋的……”

　　搅团，一个时代的记忆，一种凝固在我心中的记忆。

何俊锋：陕西著名作家，文化学者，美术评论家，陕西省中国画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西安美协学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美术》原主编，《逸品》，《道法终南》杂志社社长、总编，《三秦视点网》总编辑，西安丝路商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