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字生涯
（上）
我20岁参军入伍，当兵三个月后，只有初中毕业的我当了连队文书，自此常与文字打交道。后来，我在团、师政治机关当干事多年，转业到地方后又进入到财税机关，可以说干的都是文职工作。二0一0年十一月退休前，组织上要我担任金华市税务学会秘书长之职，至今仍在主持学会的日常工作。所以可以说，我这一辈子都是与文字为伍，前后一算，从事文字工作已有整整55年了。
几十年来，安于冷凳，日亱耕耘，用笨拙之笔写下了不少只言片语，直至长篇大论。参加工作以来，从最初制定工作计划、编写工作简报、撰写阶段小结，到后来起草领导讲话、单位年终工作总结，直至担任杂志主编及编书出版，几十年一路走来，所写的不少文稿先后被《中国税务报》《浙江日报》等多家报纸和《税务研究》《春秋》等多家期刊刊用，小的如豆腐干，几百亇字；大的长篇大论半个版面，甚至洋洋数万言，更有撰写出版了数本拙著，还作为主编或第一副主编编印出版了各类书籍，板指一算，不多不少共有14本。据初步概算，亲手著述公开发表和经我手审校、改删、编印出版的文字，总共已超过1300余万字。其中：
一、《中国税务报》《金华日报》《金华晚报》《浙江日报》《钱江晚报》《人民前线》《解放军报》等报纸发表过的文章，共约1.9万字。
二、《税务研究》《税收研究资料》《浙江税政》《金华税务》《党建》《社科论坛》《春秋》《金华文艺》《南高教学》《政治指导员》等各种期刊上发表的文稿，共约44.5万字。
三、编印、出版的各种书籍14本、共计506万字。其中
1.《拾贝存览》（亇人文集之一）39.5万字；
2.《集贝存览》（个人文集之二）62万字；
3.《聚贝存栏》（个人文集之三）45万字；
4.《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县税案侦查纪实》12.6万字；
5.《伟人毛泽东的婚姻情感生活》（纪实文学）7.8万字；
6.《诗海滴珠》（个人诗集）5.5万字；
7.《历史之镜》（“都市头条”文稿专辑）12.8万字；
8.《纳税评估工作业务手册》19.5万字；
9.《金华市国税稽查案例选编》17.8万字；
10.《纳税指南》17.1万字；
11.《现代税收工作实践与思考》85.1万字；
12.《书山幽兰》28.9万字；
13.《优化营商环境的税收政策研究》61.7万字；
14.《金华市税务学会优秀调研论文汇编》90万字。
四、创办、主编金华税务学会会刊《金华税务》（双月刊）15年、80期，每期约8万字，合计640万字。
五、创办、主编税务师行业期刊《浙中税友》（单月刊）三年、18期，每期8万字，合计144万字。
六、除以上已公开发表过的文稿以外，另有部分未曾公开刊发而压在箱底的文稿，如汉语工具书《成语典故千则》，文艺作品相声《姓名之研究》，科普作品《香烟自述》等等，约30余万字。
回顾一生，不禁自叹：
含辛茹苦味自尝
日积月累事不难
经手文稿逾千万
埋头耕耘为谁忙
鸟过存声人留影
自慰发挥正能量
古稀之年回头望
不枉入世游一埸
（下）
回顾文字工作所走过的漫长之路，有几件事，记忆犹新，体会特别深刻。
一、文章不厌百回改。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在江青干予下被错定为林彪“黑干将”，于一九七二年春节后关押到我所在的陆军第十二军三十四师步兵第一0一团接受审查。
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召开团党委会进行了专题研究。决定安排团部东北角的一幢二层小楼给郑维山安家，从特务连派出一个警卫班站岗值班，并抽调三机连司务长许国柱到他家当橱师，还指定政治处书记戴喜平去当他的秘书。
一九七二年年底，秘书戴喜平要求请假回家探亲。一天，政治处主任找到在组织股当干事的我，要我顶替戴书记，去给郑维山代行个把月的秘书工作。
在与郑维山司令员接触的亇把月时间中，我所接触、感悟的事情不少，也曾写过一篇《我给林彪“黑干将”当秘书》的文章，数年前发表在《春秋》期刊和《都市头条》平台上。
当年，郑维山因林彪“黑干将”之罪名被关押受审，上级规定已不准称其为郑司令员。那叫他什么呢？为保密，组织上给他起了一亇叫“老关”的名号，对外一律称其为“老关”。但当着他的面，上级允许我们仍叫他为“首长”。
我和“老关”前后相处个把月，由陌生到熟悉，由互相提防到相互信任。这里，其他的我就不再赘述，只讲一讲他对我印象特深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的事。
给他当秘书，主要工作是给他起草报告。那时，他已无职无权，每天主要是看书学习、闭门思过，给他起草报告也就是谈谈学习时事政策和中央文件的体会。一天，“老关”要我起草一份他学习中央文件后的报告。
报告抬头，我端端正正地写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几个字，正文第一段，写上“经过xxx文件的认真学习、深入思考，深深认识到xxx文件完全正确、非常必要、十分及时”等套话，接着写上“通过学习，我有如下深刻体会：一、二、三…”。报告最后，则写上“今后，我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努力改造思想，紧跟党中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等表态性语言。
报告起草后，须呈送给首长过目，待他认可后，装入信封，写上“北京周恩来总理收”字样，密封后通过团机要室层层上转，直至北京。我知道，这信虽是寄给周总理亲收的，但周总理日理万机，这一类报告无非是对关押审查干部的一种程式规定，周总理根本无暇顾及。但郑司令却不怎么看，他虽文化不高，但把关却很严，每一次、每一份都是慎之又慎，对起草的报告看得十分认真、十分仔细，对每一段、每一句都要反复研究、认真推敲，甚至连标点符号都要改过来、改过去。
那时，没有电脑，上报只需一份，铅印也无必要，因此报告都是秘书一笔一划手工书写。若他稍作改动，那就得重抄一遍，有时得反复誊抄四五遍，直至首长露出笑容滿意了才行。有时，誊抄次数多了，首长也会觉得有些对不住，于是就安慰说：小杨，文章不怕百回改，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我以前在北京军区司令员位置上时，下发文件都要反复修改。有一条做法你要知道，只要文件没有发出，就会不断修改完善，就是打印好了还未下发，一旦发现有不妥之处，还是会作进一步的修改。
郑司令员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对我教育很大，我认真聆听，细细体味，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子里。之后，每次起草报告，就反复修改，不断打磨，直到自认完滿才交给“老关”审阅。由于我认真地对待每一段、每一句、每一字，之后写的四五个报告，郑司令改的就很少了，基本认可了我的工作。
若干年后，郑维山得到了平反，到兰州军区当了司令员。一次，我们师的参谋长徐盘荣（后升任为师长），到兰州参加全军军事训练工作会议。期间，郑司令专门设宴宴请了徐盘荣参谋长。席间他说：我在你们师一0一团关押受审期间，有亇叫杨荣标的干事给我服务了一段时间。小杨工作勤奋，态度和蔼，为人歉虚，写东西动作迅速，字亦清秀好认，表现不错。时间虽短，但留给我的印象还不错。你回去后，请给我带个口信，叫小杨到兰州来玩一玩。
那一年，我在师司令部直属工作科当科长，在徐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之下，从事通讯营、高炮营、工兵营三亇直属营和警卫连、侦察连、防化连、炮兵指挥连四亇直属连的政治思想和军务管理工作。徐参谋长从兰州回来后，有一天特地把我叫去，把郑司令员所说的话完完整整地转告我，并指示我抓紧安排个时间去兰州看看他。那时，我因家庭困难，一心想转业，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其他事，就一直没去兰州看他。第二年，在我再三要求下，上级终于批准我转业，回到了金华进入了财税系统工作。
二、勤奋是成果之母。
1998年11月18日，浙江省纪委、浙江省监察厅、浙江省国税局、浙江省公安厅，联合在金华市人民大礼堂隆重举行了查处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县虚开增值税发票特大案件）表彰大会。本人因当时是金华市税务稽查支队支队长，处在查案第一线，因而被评为先进个人出席了表彰大会，并在中央一台的《焦点访谈》栏目露了脸、亮了相。
刚开过表彰会的那天晚歺，一家人边吃边聊，儿子杨震对我说：老爸，平时曾听你讲过，你大半辈子买了不少书，也看了不少书，遗憾的就是没有你自己撰写出版的书。依我看，你是金华县税案的直接查办者，对金华税案最有发言权，何不把它写一写出一本书呢？！
我一听，顿觉儿子提醒得好。头一段时间，因一天到晚忙于税案，根本无暇顾及其它的事，写书的念头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听他一提，觉得他的提议很及时，讲到了我的心坎上。
当晚，父子两人就扎进书房，共同商讨写书的事情。鉴于我当时工作特忙、时间特紧，不可能有大块的时间坐下来精工细作地慢慢写，于是商定用流水作业的方法：初稿由我负责起草，初稿后我作必要的审阅修改；尔后，把初稿交给儿子誊抄，让儿子一边抄写一边作进一步的修改完善；然后，我将全稿再进行一次审阅，作最终定稿；最后，请他人将其打印成正式书稿。
当晚还商定，将书名定为《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县税案侦查纪实》。至于作者署名，考虑到该案被判处的死刑犯有10多人，复杂的社会环境不得不考虑亇人的安全问题，因此商定用笔名，而不用真名实姓。起个什么笔名好呢？最终，我以“国税稽查”一词中的“国、税、稽”三个字的谐音，用“郭瑞骥”作为笔名，而儿子杨震，则用谐音“阳晨”作为笔名。
至于对写作具体篇目的安排，由于情况明了，全案在胸，数据齐全，只用了二三个小时就把全书的篇目、大小标题全部一一立了出来。全书分为《新闻曝光.公告天下》《一份发票.拉开序幕》《扩大战果.乘胜追击》《总局动员.全国协查》《挥撒天网.四方缉捕》《扬剑反腐.严惩蛀虫》《严正判决.咎由自取》《沉痛教训.深刻警示》等9章，九章中又分设48个篇目，所有大小标题当晚全部拟定，并“一定终身"，直到出版发行也没有改动过。其速度之快，连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第二天，我先后与全国税务系统、公安系统和法院系统的三家出版社取得了联系。三家出版社听了我的计划打算，并了解了我的书名、纲目后，都表态说：当前全国正处在税案的热议之中，出这本书很有价值，因此都乐意承接出版事宜。最后我考虑，出版税务案件方面的书籍，还是选择中国税务出版社更为合适，于是就与中国税务出版社敲定了意向。中国税务出版社刘付主任在电话里嘱我，要我抓紧写作，力争早日交稿送审。
写这本书，我估计得用15万字左右，原打算用三亇月时间去完成写作任务。但刚刚开始进入情况，便接到了省国税局的通知，要我在过了新年元旦后就随省国税局长钱宝荣一行，去加拿大培训学习20天。
掐指一算，离出国只有40天的时间了。在这短短三四十天的时间内，能把一本书写出来吗？出书很重要，出国也很难得，何去何从呢？思来想去，决心“鱼和熊掌”都要兼得！但要获得双赢谈何容易？！我想，那只能横下一条心，拿出拼命三郎的劲头，加班加点辛苦自己了！
于是，锚定决心，自我加压。那时，金华县税案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我作为稽查一把手，无法脱离战斗岗位，每天必须坚持正常上下班，唯一的应对之法，只能是周末不休息，晚上加班加点连轴转。
那段时间，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周日放弃休息全天候静心写作，每天须完成不少于7-8000字的写作量。周一至周六，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开夜车写到一至两点，每天不完成3000字不睡觉，力争用30天时间完成初稿，以确保出国前把正式书稿邮寄北京。同时也作了一项自我约定：晚上开夜车最迟不得 超过深亱三点钟，三点一到必须上床休息。否则，会严重影响到第二天的正常工作。
就这样，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坚持写作到深亱，最多的一晚写到深亱三点，一个晚上写了整整5000多个字。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奋战，15万字左右的初稿终于完成。在此基础上，我又对全稿作了进一步的审定完善，最后叫侄女杨丽娟、外甥女杨彩芳，同时进行分篇打字，把定稿打印成正式书稿。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出国前的十二月底，把书稿邮往中国税务出版社，圆满完成了预定的目标。
书稿寄出，自认为大功告成，可以静候佳音了。但遗憾的是，这本《共和国第一税案》的书虽然正式出版了，但出版发行时间却因不可抗原因被大大延后了。其原因是，那时的中国税务出版社成立时间不长，出版社还没有自己的印刷厂，排版后的印制工作只能委托其他印刷厂代印。而该印刷厂承印《共和国第一税案》一书不久，又接到了北京教育局全京市秋季开学小学课本印制的大批订单，而学校课本时间性又特强，必须在开学前完成全部印制件务。所以，上半年全厂的第一任务是印制课本，只有等到大批量的课本印完，才能印我的税案之书。如此一拖拖了半年多，直到八月份，我的《共和国第一税案》才得以出版发行。
由于印制时间的推迟，又带来了另一个遗憾，即印量大幅减少。原先，中国税务出版社信心滿滿，计划向全国发行，印数至少在四五万册。但由于推迟了半年多的印制发行，事过境迁，税案的热度不再，出版社怕印多了会造成积压，只好给我打电话通报说明情况，要把印数作大量压缩。鉴于这种情况，我也无奈，于是最后只印制发行了八千册。这真是一件美中不足的憾事啊！
三、勤笔头胜过好记性。
二O一O年退休后，我到市税务学会担任秘书长之职。到位不久，我创办了金华市税务学会会刊《金华税务》。该刊为双月刊，每逢双月出版一期，一年六期，开设了《政策法规》《征管前沿》《调研论文》《学术交流》《金税之窗》《金税文苑》等七八亇栏目，每期约八万字。不久，受某税务师事务所委托，又创办了单月刊《浙中税友》，作为沟通税务师行业与企业之间的桥梁。
那时，税务学会秘书处有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4人，共5亇人。但实际上，在位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其他四位副秘书长都是在岗工作的中层干部，税务学会的日常工作，基本上由我一人承担。
办杂志的工作量很大，从写稿、组稿、改稿、打印、审稿、排版、校对、印制、发行，还包括版面设计、照片、插图，所有工作全由我一人负责，除打字、排版、印制委托专人承办外，其他的事务一概由我一人具体操办，何况是一人要办两本杂志呢！每逢单月出一期《浙中税友》，每逢双月出一期《金华税务》，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为了保质保量如期出刋，我一天到晚马不停蹄，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
《浙中税友》办了三年后，因客观原因停刊了，而《金华税务》创办15年来，至今仍在正常运转。好在后来郭再轩副秘书长退休了，也到学会来坐会办公，学会期刊的事务性工作转由他具体承办，我作为主编，只负责整体上的把关，肩上担子就轻松多了。值得欣慰的是，《金华税务》创刊15年来，多次被金华市报刊协会评为先进期刊。
创办两本期刊，辛苦自知，体会颇深，其中有一点体会就是俗话所说的“好记性不如懒笔头"。
单月刊《浙中税友》，曾开设有一亇叫“数据之窗”的栏目，期在让读者了解社会生活中各种有用的数据。为办好这一栏目，我的手提包或口袋里，总是备有一支笔和一本活页笔记本，不管是看书、看报、看电视、听广播，不管是在家、在办公室还是在出差途中，凡看到、听到有意义、感兴趣的各种数据，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税收等经济的，或政治、军事、外交及社会的、历史的等有关数据，统统立马记入笔记，以备到时随时选用入编《数据之窗》。平时下细功，用时不费劲，有效提高了《数据之窗》栏目的详实性、时间性、可靠性和兴趣性。要编“数据之窗”栏目了，我可以信手拈来，倚马立就，真是勤笔头胜过好记性。否则，临时翻找，东拼西凑，必将延误时间，保证不了栏目质量。
四、写书、出书须有市埸经济意识。
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特殊时期，学生停课，学校停招，老师作为“臭老九”被批斗，全国的文化教育一片荒芜。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全国的文化教育自此出现了重大转机。
1978年，我调到了师政治部组织科当干事。那时恰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全国各界的学习劲头被激发，特别是青少年，求学求智的氛围特别浓。但是，由于十年的荒废，学习资料缺乏，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工具书更是奇缺，新华书店里除有《新华字典》有售外，几乎找不到什么工具书，《成语字典》一类的也难觅其踪。于是，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何不以一己之力编写一本日常使用的《成语典故》呢？若能成功，则能为正在学习成长的中小学生提供课外查阅的工具，这对增进青少年的丰富学识大有裨益。
成语，是汉语词汇中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成语大多为古代相传沿袭而来，并大多出自古代经典著作，常常代表着一个故事或典故。成语生动简洁，形象鲜明，或褒或贬带有情感色彩，常为人们写作、演讲时所引用，从而增加文彩，甚至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巧妙作用。
决心一下，我则从归集成语词汇入手，用了半个月左右的业余时间，归集了1500个左右的常用成语。然后，开始着手翻阅有关资料，一一查找其出处，解译其函义。
对每一亇成语的编写，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标出成语的词汇名称；
其次，在成语之下注上中文拼音字母；
然后，注明该成语的来源、出处；
最后，用现在的语言讲述这亇成语的所在背景和具体故事，以使阅读者一目了然，好读好记。
于是，我从零开始，一个一个地查阅，一个一个地编写，前后整整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在师政治部工作期间，部里有一亇资料室，里面有很多书籍、资料，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一有空，我就扎进资料室，安心静气地翻阅、摘抄。为了争取时间，我放弃观看以往师部每周放一次的电影活动，一年当中，我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每晚坚持学习到十一点。为了加快写作进度，在冬天还改变了每周到师部澡堂洗一次澡的习惯，改为每半个月才洗一次，从而可半节约出半天的洗澡、洗衣服时间。
经过一年多的辛苦努力，大约完成了全书四分之三的工作量。这时师里研究决定，派我到步兵一0一团三营去当教导员。到营里去管理部队，全营五个连队、六七百人，各种工作纷踏而来，工作要比在师机关时繁杂得多。但在繁忙的基层工作中，我仍坚持利用晚上时间学习、写作。每写好一部分，则让字迹工整飘亮的营部报道员李向阳帮我眷抄。如此这般，我在三营又继续编写了年把时间。
初稿全部完成后，我重新进行一次审稿，把一些故事性不强的成语删去，最后保留1300多个成语，取书名为《成语典故千则》。经过前后三亇年头时间的艰辛努力，至一九八0年秋，终于完成了全部书稿，全书约30万字。
书稿完成后，我与浙江人民出版社取得了联系，出版社认为有较好的预期和价值，同意安排出版。得到肯定，我马上把书稿邮寄过去，心头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
等待了数月，内心很想得到有关出版的消息。一天，突然接到一亇电话，但却不是一个好消息。电话那头告诉我：该书出不了了。原因是山西人民出版社近期已出版了一本《中国成语典故》。在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全社会整体上说尚处于计划经济之中，出版界更是处于统一计划的严管之中，凡同一题材的书，这家出版社出了，其他出版社就不得重复再出。如此一来，《成语典故千则》便胎死腹中。我只好无奈地把退回的书稿收起来，至今仍长眠于箱底。
一九八二年秋，我被培养团、师中层领导干部的南京高级陆军学校（现为南京指挥学院）录取，离开基层岗位到该校受训学习两年。报到后的一天，忽然在学校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军事成语典故》，这一发现给了我极大触动！面对这本书，感慨万千，深深地自责自己的脑子为什么这么笨！因为，我编写的《成语典故千则》，里面的成语大部分都与军事相关，若早知如此，当时就应把书中内容稍作调整，删除与军事无关的成语，向浙江人民出版社提建议改个书名，把《成语典故千则》的书名，改为《军事成语典故》或《军事成语千则》，不就可以出版了吗？！
今天，再反思几十年前的这件事，如果当时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与出版社签订一个自费出版、自行销售、自负赢亏的协议，该书也不就出版了吗？！且按照当年浓厚的学习氛围看，该书的发行量肯定看好！所以今天回想起来，写书、出书也要有开拓精神，也要有市埸经济的意识才行啊！
2024.11.08撰写于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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