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A 《璀璨星-卢福坦》
他是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何1969年被“秘密处决”?
卢福坦的人生可谓是高开低走,他早先是山东省革命的领头人,曾多次组织、领导过工人暴动与农民起义,狠狠打击了反动、军阀势力,有力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但后来,他在被敌人逮捕后,竟投降叛变,出卖了大量同志,给红色阵营造成了巨大损失,本期我们就详细讲述一下此人的“双面人生”。
卢福坦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幼年生活波折、颠沛,经常要忍饥挨饿,七岁时他进入一所工人子弟学校读书,但仅仅三年后,他便因为家道中落、父母难以负担学费而被迫辍学,开始进入社会打拼、闯荡,先后做过杂货店员、商行账房等工作。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由北京肇始,继而席卷全国,卢福坦深受感召,继而开始参加罢工,抵制日货等行动,由此正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他主动申请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上级党委认为他出身好,属于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而且工作能力尚佳,因此决定对他大加培养,希望能将他锻炼成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优秀革命领导人。
1927年初,卢福坦就任青岛特委书记,1928年又升任山东、河南两省省委书记,同年中旬,他在鲁西北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一举点燃了山东的革命烽火。党中央得知此事后非常高兴,当即给予卢福坦重点嘉奖,并勉励他再接再厉。1930年,国民党在华北掀起了“白色恐怖”,先后残杀了诸多共产党人,河南、山东、河北的党组织均遭受重创,被迫停止一切革命活动。党中央为了保护卢福坦,索性将他调离华北,安排到上海任职。
1931年,经由王明推举,卢福坦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成为红色阵营的核心干部。但好景不长,就在1932年,上海特科一名交通员投降国民党,并出卖了卢福坦,他随即被敌特抓捕、投入政治监狱关押。按理来说,卢福坦也算是老革命了,心理承受能力和意志应该非常坚定,绝不会向敌人卑躬屈膝。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国民党特务还没用刑,只是言语恫吓了一番,卢福坦便被吓得肝胆俱裂,贪生怕死的他竟主动要求和敌特“合作”,并且一口气透露了许多军情机密,直接害死了许多革命战士。
1933年,卢福坦加入国民党中统,先后在徐州、南京分部任职,1949年国民党即将败亡,卢福坦担心自己会受到党组织的清算,便申请前往宝岛,结果却遭到拒绝和驳斥。1949年7月,他在上海被解放军公安部门逮捕,随后接受公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这辈子都要在牢房中度过。
60年代末,有人给党中央写密信,举报时任中央高干的康生曾经在1930年被敌人逮捕,期间他为了自保做出了“叛党”行为。康生为此大惊失色,整日惶恐不安,他在1930年确实进过国民党的政治监狱,且此事卢福坦知道的一清二楚,万一卢站出来检举、揭发自己,那自己必定会失势,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
1969年,康生找到公安部长谢富治,暗示他“除掉”卢福坦以绝后患,谢富治随即安排人手前往上海,以“慰劳”为名义请卢福坦大吃大喝,等到卢福坦醉倒之后,便将其拖出牢房枪杀,尸体则草草送到郊外掩埋。
当然,康生也没有嚣张多久,他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为了争权夺利,竟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议,结果招致毛主席点名批评。会议结束之后,康生的公职便被撤销,好在他反应比较快,立即上书党中央道歉,并且宣布退出政坛,不再参与任何政务决策,此后一直闭门不出,安心休养生息。
1975年,康生病重,在临终之前,他见了周总理一面,向总理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罪行,不过此时周总理的身体状况也不乐观,已经无暇“收拾”江青和张春桥,因此便将此事暂时搁置下来。半个月后,康生因病去世。
动荡结束后,党中央认定康生在动荡时期犯有重大过错,残害了不少老革命同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行政运转与社会秩序,因此党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此前对他的一系列嘉奖,并将他的骨灰从八宝山迁移出来,转往别的革命陵园安葬,康生聪明、算计了一辈子,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2007-11-03第08版),作者:陆开锦,男,福建古田人,1963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现任福建省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办公厅党组书记,兼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宋德福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作为座右铭。
01
稿费与抽烟
2002年8月19日,我和省委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收到了宋书记的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有关他的稿费处理问题。
信中写道:
“送上最近一段时间的稿费1700元,请你们商量着处理,结果不用告诉我,全由你们。
过去,我都分给有关参与草拟和提供素材资料的同志,这样过于麻烦,我还得总想着这件事。这次,请转告《福建通讯》、《福建党建》等省内刊物,不要再给我发稿费,由他们自行处理,或捐给他们,在加班时买夜餐,以补爬格子之苦累。
另,发稿费、拿稿费都是应当的。因我多年如此,请不要给采取另外方式处理稿费的同志增加负担。”
于是,按照他的意思,我们就用这些稿费买了牛奶、饼干、快食面,放在办公厅综合处,以补大家爬格子之苦累了。
那年春节前夕,我们又收到了秘书转来的宋书记的几百元稿费。宋书记如此关爱我们,我们都很感动。因为宋书记会抽烟,我就与综合处的同志商量,用这些稿费买了一条香烟,作为过年的礼物“送”他,还写了一张纸条,让秘书转给他,以表达我们的心意。
宋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抽了几十年的烟,烟友之间你一支我一支递来递去是常有的,但我从来没有收过别人完整的一包烟。这次,既然是你们的心意,又说是用我的稿费买的,那我就破例一次吧,但只能收一包,其余的你送给办公厅会抽烟的同志”。
一次下乡调研,途中停车休息,宋书记看到省委政研室一位同志递过来的香烟牌子与自己抽的一样,就微笑着问他多少钱买的。那位同志说了一个价格。宋书记听后说,我买的价格可比你的贵啊,你是从什么地方买的?那位同志说,我是从省烟草专卖局的门市部买的,你要买烟,我帮你到那里买,按那里的价格收你的钱,而且不会假。宋书记笑了笑拒绝了。后来,我从宋书记的警卫那里得知,从那以后,他的警卫也就到省烟草专卖局的门市部去买烟了。宋书记知道后,也没说什么。
按现在官场的习惯做法,领导下乡,当地接待部门经常会在房间摆上一两包香烟,但我从来没有看到宋书记把它们打开过。他抽的烟都是用自己钱从市场上买的。
02
喝酒与红领巾
宋书记会抽烟,却不喝酒。但有两次,我看到他例外地喝了酒。
一次是与利用外资有关。宋书记2000年底到福建任职时,由于爆发了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福建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那几年,全省利用外资一直徘徊在40亿美元左右,在全国的位次有所下降。利用外资上不来,对福建经济发展影响很大,而且也影响福建的对外形象。其中对全省利用外资举足轻重的泉州和厦门,2001年利用外资都在8亿美元左右。
为了尽快把利用外资工作搞上去,2001年8月,省委、省政府专门召开了全省利用外资工作会议,宋书记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接着他又到沿海几个市作专题调研。在泉州和厦门两市吃饭时,当地领导要敬他酒,他就对他们说,您们知道我滴酒不沾,但如果你们利用外资上得去,比去年每增长1亿美元,我就喝一杯酒。那年年底统计,由于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利用外资比上年增长了3亿多,其中泉州和厦门作出了较大贡献。宋书记兑现了喝酒的承诺,虽然用的是最小的杯子。
记忆中还有一次喝酒是敬张廷发老首长。2003年2月底,80多岁的原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回到家乡福建沙县。宋书记在崎岖的山道上驱车4个小时从福州赶到沙县(当时不通高速公路)拜访,恭恭敬敬陪老首长喝了一杯酒。事后我们才知道,宋书记那时身体实际已经有状况了。还不到一个月,他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会议一结束,就住进了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他热爱的工作岗位。
那次,我们和他谈起喝酒的事,他就给我们讲了他在军队的经历:他1965年入伍,是从海岛雷达站的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起来的,1972年后任空军政治部组织部处长、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再到1983年后任团中央书记,199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之后,他的关系才正式转入地方。因为是从部队成长起来的,是部队锻炼和培养了他。他说,我这辈子养成了不喝酒的习惯,但对空军的老首长,我肯定是要敬杯酒的。我对军队有着难分难舍的情结,与军人有着深深的情缘。这让我想起了宋书记刚到福建时,专门交代我们,别忘了给他订一份《解放军报》。
他与军队的这种特殊情结,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没有了结。早在1993年离开团中央书记岗位时,他在《我走了,共青团》一文中就写道:“如果有那么一天,我比你们当中有的人先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我相信一定会有同志还记得团中央机关有过那么一位老团干,赶着去看一眼。不过,我不要眼泪,不要花圈,不要大的场面,只希望穿上军装,盖上一面团旗,再把一条红领巾系在胸前。”
临终前,他又向前来探望的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要求。按规定,作为一个已经离开军旅生涯多年,经历过团中央书记、人事部部长、福建省委书记等岗位的国家公务员来说,去世的时候是不能穿军装的。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宋德福同志从来不向组织讲任何条件。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对于他这个临终提出的要求,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经中央高层领导批准,他终于实现了穿上军装、系上红领巾离开人世的愿望。就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他对自己曾经做为一名军人和从事共青团工作的极为深厚的感情。组织上这么理解他,宋书记九泉有知,我想他一定会说一声“理解万岁”,并为此感到深深的欣慰。
03
补贴
2002年11月,宋书记率福建省代表团出访香港。这是他任职福建期间唯一的一次出访。在港几天时间,他拜访了以董建华先生为特首的特区政府,广泛接触在港闽籍乡亲,参加首次在香港举办的“福建节”活动,并在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闽港经济合作论坛以及驻港外国商会暨企业晚宴上发表演讲。他特有的气质和风度,他生动的演讲,在港引起轰动,访问取得巨大成功。
出访之前,省政府一位领导看见宋书记的西装比较旧了,就提议并带他去福州津泰路一家香港品牌的西装店量身定做两套西装。
他原以为,两套西装差不多也就四五千元吧,没想到最后花了他七八千元,让他心疼得要命。事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没想到这么贵,几乎花了我两个月的工资,要知道这么贵,做一件就好了。听了他的话,我们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一个堂堂的省委书记、近二十年的省部级领导,为出访花几千元做两套衣服,竟如此心疼。联想到一些其它的情况,我们真的是无限感慨。我们只好对他说,值得值得,比书记原先穿的那套帅多了。
从香港回来后,按财务规定,每个人都有一点出差补贴。当工作人员把补贴交给他时,他交待秘书一定要把补贴退掉,说:“这次出访香港,我个人没花什么钱,我不应该拿这补贴。”工作人员解释这是按财务规定拿的,而且从财务部门领出来后也不好退了。他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把我的退了。其他同志按财务规定处理。”
宋书记生活俭朴、廉洁奉公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按规定像他这样级别的领导,家里可以配一名公务员、一名炊事员,但他从来不要,就是在生病治疗期间,也是这样。家里卫生包括洗衣服等,都是自己利用周末与警卫员、司机一起做。秘书本来也可以配两个,但他只要一个。平时在食堂吃饭,他也都按标准交纳伙食费。
宋书记不仅严于律已,而且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也是严格要求。他夫人金萍从北京到福州和他团聚,为了节省,几次都是坐火车来;去厦门看看,也是自己买票坐大巴,自己掏钱住普通的宾馆。唯一的儿子结婚,他不让办酒席,连女方也不能办,担心别人利用这个机会送红包。包括兄弟姐妹在内,宋书记一家人没有一个经商的。在福建工作期间,除公务之外,他的秘书从来没有与别人出去吃过一餐饭。可以肯定地说,宋书记一辈子,包括在最后病重住院期间,他没有收过别人一分钱!正像他在一篇文章中写的:“我敢保证一点,我没有以权谋私。”
其实看完整篇文章,很难不思考在改革开放的肉欲横流中他们为什么能经得住考验?为什么能坚持底线与原则?我想他们经历过苦难,并且未曾忘记过还有群众正在经历着,怀着这样的历史责任自然能做到高风亮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