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立会

（原创 家在山河间 家在山河间

 2024年11月06日 07:51 山西）

    收罢秋田种完麦，过了“霜降”节气，运城街头又出现了几家烤红薯的摊位，街头巷尾飘逸着香甜的烤红薯味儿。

    红薯又名番薯，是一种高产而适应性极强的粮食作物。之所以又叫番薯，是因为它最早种植于美洲中部的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约在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才传进中国，以其适应性强、产量高和可食性强的优良特性被国人广泛种植。它的地下部分为圆形、椭圆形或圆条状的块根，生吃如荸荠，熟吃甘如饴；还可以磨成淀粉，用于做凉粉、漏粉条和炒菜勾芡用的食材。熟食的吃法更是多种多样，可以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油炸了吃；还可以以此为主料，做成糖油糕、夹沙肉、拔丝红薯等等美食，尤以茎叶遭霜打过的红薯做的食物最为甘美。

    虽说红薯的吃法林林总总，我却独爱街头所卖的烤红薯，尤其是爱闻那香香甜甜的烤红薯味儿。

    最早见到的烤红薯，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运城街头。卖烤红薯的摊主在一个汽油桶改做的炉子边上摆一圈红薯，顶上盖一个铁盖子，利用炉火的热力连烤带捂，不多时就把红薯烤熟了！掀起盖子薯香四溢，远远就能闻到烤红薯的香味。后来，随着市容整治和食品安全的要求不断改进，现在都是用电烤箱焙制。用这种方法焙制的烤红薯不但好吃，而且环保安全卫生，所以深受食客青睐。

    今年二三月份，老伴因身体微恙在盐湖区医院住院疗理，我问她想吃什么好给她买去。老伴不假思索地说：“想吃街上卖的烤红薯。”我一听，这还不是挺简单个事，便跑出去给她买。那天下着小雨，我在官巷西头没有找到卖烤红薯的摊位，又冒雨跑了二三百米来到东头，才见到一家卖烤红薯的。有道是“物以稀为贵”，区区一介烤红薯，人家就要七块钱一斤。两个红薯称了一斤六两，搞了半天价掏了十一块钱，便宜了两毛钱，摊主还老大的不愿意。拿到医院老伴见了，捺口入腮地将其中一个烤红薯连皮带心吃了个干干净净。看到老伴吃得香火的样子，我也被这香甜的烤红薯味儿所吸引，禁不住掰开另一个吃了一半，着实觉得香甜美味。

    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薯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之物，而是社员们的主要口粮之一。那时候粮食产量低，生产队种的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除了交给国家的、留给集体的，每个人就分不到多少口粮。为了让社员们填饱肚子，每个生产队都种有大片红薯。因为红薯产量高，一窝最少能产二三斤，多的能产五六斤。记得有一种红薯品名叫作“883”，产量特别大，一窝能产十几斤甚至二三十斤，但是水分也大，吃着水饢圪叽。社员们就给这种红薯编了个顺口溜：“八八三，两头尖，一头流水一头酸，当中吃着死不沾。”那时候吃的困难，沾不沾吧总是个吃的，还可以磨成淀粉做成粉条或凉粉塞个肚子，所以大家仍很珍惜。还有一种黄心红薯，生吃脆生生、甜滋滋的，老农们叫它“穷人梨”。那时候生产队里不种梨树，大队果园不分梨子，市场上也没有卖梨的，我们还真不知道梨子是啥滋味，就猜想应该和黄心红薯是一样样的。

    每年“霜降”之后，队里开始除红薯、分红薯，每人少则一二百斤，多则四五百斤，有个生产队一下就给社员每人分了一千多斤。这是社员们一冬天甚至半年的口粮，如何妥善保存是件大事。于是就有人在自家院里挖红薯窖，而我们那里地势低水位高地温也高，存不了多长时间就腐烂了，让人感到十分痛惜；有的把红薯拉到地势高的亲戚家的红薯窖里保存，边吃边取，一直就能吃到次年三四月份；还有的凑手就把红薯切成片，放到厦坡上或是竹箔、芦箔上去晒，晒干了打碎，磨成红薯面蒸馍吃。生产队里还办有粉坊，把分剩下的半截、块块、红薯儿儿都磨成淀粉做成粉条，以便次年麦收时做大锅菜吃。有的人家麦前没了吃的，就到处寻买生产队育红薯秧剩下的红薯充饥。那时候物价低，一块钱就能买十来斤红薯。于是乎，家家锅里煮的是红薯，笼里蒸的是红薯，人人手里拿的是红薯，吃红薯成了常态化的充饥措施。但红薯这种东西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容易烧心，胃里冒酸水，生嗳气，于是大家就想法把红薯做得好吃些，也就总结出了“煮的不如蒸的，蒸的不如烤的，烤的不如炸的（好吃）”这些经典体会。但那时队里一年只给每人分二三斤油，除了逢年过节，谁又舍得把红薯炸成薯条或薯片吃呢！    

    红薯由过去维持生活的家常便餐变为街市上的珍稀小食品，这个华丽转身，不由让我浮想联翩，想了好多好多……

作者简介：黄立会，男，1954年1月5日生，运城市盐湖区金井乡赤社村人。盐湖区作协理事。当过民办教师，后到乡政府工作。退休后曾在《运城日报》《山西农民报果业专刊》《中农乐果业科技》及《奇星果业科技》从事编辑、记者、编校及主编等工作。有作品在《山西文学》《河东文学》《运城日报》《盐湖文学》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著有《笔耕黄土地》《讴歌新农村》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