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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姚广孝等编《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计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为11095册。因为部头太大，只有写本，没有刻印，正本存于南京文渊阁。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开始录副，至穆宗隆庆元年（1567）完成，副本与永乐正本格式装帧完全一样，存于新建的皇史宬。后来永乐原本不知所在，嘉靖副本至清初也有残缺，雍正时从皇史宬移到翰林院敬一亭。乾隆时尚存9677册，佚失1000多册，2422卷。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又劫走大批，加之历年的散失，清末仅存64册。经过各界的不断努力，目前存世的《永乐大典》有400多册，800余卷。
笔者自1984—1985年有机会到欧洲访学，也借机访查海外所藏敦煌西域出土文献，同时留意《永乐大典》的散藏情况。1990—1991年到日本、欧洲访学，继续调查敦煌西域文献，同时关注《永乐大典》。1991年偶然发现英国未刊《永乐大典》，由此进一步将藏于英国、爱尔兰图书馆的两组《永乐大典》发掘出来，为学界所用。
在1984年9月笔者到荷兰莱顿大学后，就利用皮尔森（J.D.Pearson）《欧洲与北美所藏的东方写本》一书，来做调查敦煌西域文书的准备。这本书是作者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走访了欧洲和北美三百多家图书馆和博物馆后，用简单的形式，记录各馆所藏的各种语言的东方写本，比如一个图书馆中有阿拉伯语写本多少，就在Arabic后括注一个数字，或者对重要的典籍做简要注记。我当时已经惊奇地注意到，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私家图书馆——切斯特·比蒂图书馆条目下，著录有6卷《永乐大典》。我当时即把这一页复印下来，但没有做进一步的追踪，因为当时主要关注的是敦煌西域文书。
1990年8月以后我在日本期间，中华书局的张忱石先生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的同事刘俊文先生来日本访问。张忱石先生是《〈永乐大典〉史话》的作者，我在随他们于关西地区走访途中，和他谈到海外《永乐大典》的情况，应当说到了爱尔兰的收藏，并告知他不久去英国后，会继续《永乐大典》的调查工作。
1991年2月24日，我从东京直飞伦敦，开始为期半年的访问，主要是应英国图书馆的邀请，编纂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残卷的目录。由于张忱石先生前月来信的提醒，我更加关注《永乐大典》。只要有心，必有所报。
3月26日，我从《英国图书馆通讯》（Newsletter）最新一号上看到一则消息，说1989年英图购买到两卷《永乐大典》，不禁为之惊喜。当时正好赶上英图东方部在罗素广场租借的楼到期，要搬到滑铁卢桥旁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这两卷《大典》已经封装搬走，所以我请英图中文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和馆员徐晓薇（Xiaowei Bond）代查到有关记录，知道是《永乐大典》卷14219—14220“相地”条，初步判断为中华版所未收，吴芳思答应我等馆员也移到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办公后，就可以调看。
当天晚上，我就写信把这个新发现告诉了张忱石先生。在报告英国图书馆新入藏的《永乐大典》卷14219—14220“相地”部分的同时，我也把皮尔森《欧洲与北美所藏的东方写本》记录的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的情况告诉了他。
4月22日，我随英图东方部搬到Orbit House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继续敦煌卷子的编目工作，还没来得及调阅新入藏的《永乐大典》卷14219—14220“相地”。4月26日，接张忱石4月10日信，告英图新收的两卷中华新版未收，让我拍照片。又告另外寄来所著《〈永乐大典〉史话》一册。
得知新入藏的两卷《永乐大典》为前所未知，我受到很大鼓舞。从张先生急切的话语来看，也是势在必得。5月3日，我就向吴芳思提出拍摄《永乐大典》的请求，她表示同意，但要计价付钱。当时中华书局经济状况并不好，但好在只有两卷，我自己在英国的奖学金也还勉强可以支付。
同在5月3日，我接到张忱石寄来的《〈永乐大典〉史话》，随即据其所编《现存永乐大典卷目表》，查英国图书馆的几册东方写本入藏登记簿——这些登记簿就在我工作的中文部办公室内，很快我又找到六卷中华印本所未收的《永乐大典》，计卷6933、6934、10043、13201、13202、13203。
荣新江在英国博物馆里的老图书馆（2007年）
1996年2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邓经元致函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和英国图书馆，提出拍摄缩微胶卷的具体要求和操作方式。张忱石先生于10月31日到伦敦，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汪涛老师和当时在英国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沙知教授的帮助下，走访英国图书馆，随后由亚非学院博士生张弘星陪同去了都柏林，最终获得了英国图书馆和切斯特·比蒂图书馆所藏全部未刊《永乐大典》的缩微胶卷。我很遗憾没有能按原定计划陪张忱石先生前往两家图书馆，但参与了整个发现、调查、联系的全过程，也算是对于这两家未刊《永乐大典》的发现和材料的获取做了一点贡献。
1996年，张忱石先生代表中华书局将英国图书馆和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的缩微胶卷带回国内，但由于书局的人事变动，没有及时按计划在1997年出版新的影印本。
2012年，中华书局再次重印《永乐大典》，精装11册，增加了从海外新收集到的16卷，包括笔者与中华书局合作重新发现的英国图书馆和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藏卷，共计813卷。
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影印之后，一般认为那一次汇集的调查已经十分完善，以为英国收藏的《永乐大典》已经全部找到。实际上，正如吴芳思所说，英国老兵去世后，家属不时还会把《永乐大典》售与英国图书馆这样的单位，所以续有收藏。我相信，在一些没有汉学家的大学图书馆、郡县乃至乡村图书馆、教会图书馆、私家图书馆中，都有可能保存；在一些私人家中，也可能存有《永乐大典》。
目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界基本上把敦煌、吐鲁番、库车、和田、楼兰等地出土的古代典籍和文书，哪怕只有巴掌大小的一片，都已经调查清楚，甚至编制了目录。用耀眼的黄缎子卷面包裹的八开大小的《永乐大典》，相对来讲更容易判别，学术界应当像早年的袁同礼、王重民那样，继续开展全世界范围的调查，收集当年在北京的军人、学者的记录，普查图书馆、博物馆的书目，甚至一个馆一个馆的访查，相信仍然会有收获。而从典籍的角度来说，《永乐大典》的“含金量”远胜于敦煌西域出土残纸，值得为之而努力。
存卷收录全备，朱墨双色影印
[明]解缙等奉敕纂
978-7-101-16477-0
8900.00元
bohongshudian，，，
98.00元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不久，数万件敦煌文物文献被英、法、俄、日等国一些“考察”“探险”者骗取、掠夺，致使流散海外，约五万件分藏于十多个国家的四五十个机构及一些私人藏家手中。
作者首次全面梳理自己四十年来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经历，其中记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有寻找的艰辛，有收获的喜悦，也有不少独到的心得与感悟。本书不仅是一份一流学者的学术成长记录，也是国际敦煌学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B 《永乐大典正本古今谈》（周恩筑）
横空出世！长天惊雷！
半部永乐大典正本（5000余册）终于落户贵阳！
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界和世界文化界的特大喜事，也为多彩贵州再添一道炫目绚丽的光彩！
《横空出世！长天惊雷！半部永乐大典正本（5000余册）终于落户贵阳！》
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界和世界文化界的特大喜事，也为多彩贵州再添一道炫目绚丽的光彩！
永乐大典是距今六百年前（公元1403年），明朝第三位皇帝，雄才大略的皇帝朱棣为彰显国威造福子孙后代，命大臣们编纂的一部集先秦以来书典大成的类书，也被英国大百科全书誉之为人类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辞典。永乐大典汇集了当时已有的图书约八千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陰阳、医书、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无所不包，是中国古代文化和科学知识的金字塔！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编书过程中提到“所辑书目，一字不易”被现代一些学者理解为朱棣“包容大度“，其实是没有的事！
明初，各种书藉的版本已非常混乱，也为辑书者带来了困难，因此选取了哪本书就照抄照誊，把争议留给后人，这不失为一个聪明的办法。永乐大典书成后由朱棣亲自命名并作序。书仅成一套，共有11095册，22937卷，全套书共有文字3.7亿个，全部由人工毛笔手写而成，可以说每一册永乐大典都是人世间的孤宝。朱棣最早是任命大学士解缙主持编修永乐大典，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书成，朱棣阅后甚不满意，将其废掉，改由太子少师姚广孝主持重新编修，永乐十四年，大典书成，（此数据由仪器测定，与史载稍有出入），这套书我们称为永乐大典正本，而解缙被废掉的那套大典业已成书，我们通常称为解缙废本，废本在民国时期出现在广西境内，后大都流出到海外，少量散失在国内，据悉、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四册，但一直未弄明白缘由，束之书阁。嘉靖皇帝曾命人重抄一套永乐大典，但到其崩驾六年后书成，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嘉靖抄本，目前全世界抄本残存四百余册，有二百余册保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令人感到诡异的是：嘉靖之后，再没人看见过永大典正本的实物，这种情况延续了四百余年，引起了广泛的遗憾及议论，其中最热门的，是猜测因嘉靖皇帝的个人喜爱，将大典正本全部随葬了。实际上说这话的人一点也不了解明皇室的规矩和制度，明皇族非常尊重祖先，根本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例如朱棣迁都北京后，依然保留了南京宫殿的規制和官员。但很为荒唐的是：这种毫无证据的臆测之说，却被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乃致重要机构的人深信不疑，奉为圭臬！公元
2015年夏，贵阳退体人士周恩筑先生，因年轻时担任过检验技术负责人，对当时火热不已的电视鉴宝节目深感不安，认为这种不严肃不科学的“鉴宝“方式误导了群众也损害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周氏在十数次致信国家文物领导，表达了对文物鉴定的担忧，建议用科技手段解决中国文物鉴定的难题，然而始终未有回音。周氏只好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资财默默地为国家民族收集中华古代艺术珍品，2015年夏，周氏在收集古瓷器标本时，偶然从一小贩手中购到一册标识“永乐大典”的书籍，后来证实这实际上是一册永乐大典废本。经不断努力，终于在安顺一小镇陈姓孤老头处收集到红皮封面的永乐大典正本50余册。陈氏自述他的祖先是明朝军官；调来贵州时带来了这批大典，永乐大典是皇家大典，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可以考虑这位军官当时就是守戎永乐大典制作现场之人，从繁华的京城调到荒僻的贵州，心里不平衡，作了顺手牵羊之事。对所获书藉从文字书法到装帧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分析后，周氏确定这即是遗失四百年之久的永乐大典正本。由于手中有了正确的标本，根据友人提供的信息，周氏于2016年，在湘南某地获得永乐大典正本二千余册，此后是和藏书者长时间的交涉。
经过不懈努力，今年九月，周氏再获得永乐大典正本两千六百册，加上其它已经糟烂的几百册永乐大典正本，正好收集了半部永乐大典正本，周氏认为，大概还有20-30%的永乐大典正本流散于民间社会，这些大典的特征是书籍的封皮被近代人重新裱装过，而里面内容如旧。周氏认为永乐大典正本作为明皇家祖先创造之宝，一直深藏于南京宫禁之中，这是人们长期无法看到的原因，明亡之时，其残余势力将其秘密转移，目的地应该是云贵，然而清军骑兵追杀极猛，而永乐大典正本的体积和重量极大，不便携带，于是仓促之中，将其坚壁于路途上赣南湘南的洞窟之中。这些永乐大典正本应该在清末民初就露面了，似乎还引起哄抢，但贮藏地过于偏僻，加上原来的藏家蓄意隐瞒，永乐大典正本面世的消息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永乐大典正本还有如此数量存世，这本身就是重大奇迹！每当有朋友称赞周氐时，周氏总是客气地说：“永乐大典是国家大宝，我就是个临时保管员！”当然，周氏也有烦心的事，那就是从发现永乐大典始，周式先后向各级政府和权威机构以及媒体二十余家和领导人报告此事，然而基本无答复，被置之不理，周氏明白，这是这些人并不肯作研调查研究工作而直接采取了不相信的轻率态度，已经丧失了唯物主义者崇尚调查研究的精神，沦为了懦夫！实际上，来访周氏观看永乐大典正本的人已过两千之数，其中多有著名的专家学者和退休公务员，最多的观后感是“感到震撼！作为六百年前的古物，它处处透着时代的痕迹和沧桑感，更为重要的是：
永乐大典正本是毛笔手抄而成，其书体是明初大臣被朱棣誉为“我朝王羲之的沈度所创立，名曰“台阁体”因书体工端秀丽飘逸俊秀加之皇帝的推崇，是当时读书人争相摹仿的书法。无论是解缙的废本还是大典正本，文字全是由“台阁体“写成，然而仅仅过了一百年，到嘉靖皇帝命人重抄永乐大典时，却已找不到擅写台阁体的人，此事见明实录徐玠传，徐玠是嘉靖的首辅大臣，组织重抄永乐大典时才真正见到大典实物，看后感叹道：“我们今天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写手了！”因此“台阁体的书写方式，成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证据！与嘉靖抄本的文字比对，正本的书法文字显得工端秀丽，俊逸飘洒，抄本的文字显得拘谨刻板，这种字体因科举考试而沿传，到清朝乾隆年间取名叫馆阁体，近代不少学者，不知道如何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甚至在节目上将台阁体指为馆阁体，贻笑大方。另外，永乐大典的装祯极为考究，封面是染成大红色的细羊皮，羊皮下是精美的丝织品垫层，书页厚四毫米，是由几十层棉纸粘合叠压而成，制作书页的材料中明显添加防虫防腐甚至阻燃剂，所有永乐大典书页上，迄今找不出一个虫眼，可以说中国所有上点规模的古籍装帧水平，永乐大典是绝对的第一名！翻阅大典书页，找不出一处涂改和错别字，若非严苛的皇家规制，是不可能做到的，近年来，国内开发了一种能测出物体改制成型年份的仪器，共有几家开发商，仪器也得到广泛运用，周氏引进是一款名叫“洛阳眼”的年份检测仪，通过长时间的运用，认为该仪器测试准确率在95%以上，通过对永乐大典正本多人多仪反复测试，最后测定大典正本的成书年份在永乐十四年（公元1415年），这似乎比史载的成书年份长了点，但某些野史爆料：因誊录正文有严格要求，一名写手一天写不了二三百字，如此看来两千名写手的誉抄速度还是大大加紧了的。有朋友想知道周氏对这批永乐大典正本有什么打算？周氏认为最理想的方式是建一爿专门的博物馆，集保护、研究、参观于一身。扩大贵州的文化影响力，丰富贵州的旅游观光事业！然而，周氏认为当下最紧急的事是赶快将这批永乐大典正本保护好，由于永乐大典正本的贮藏地点条件不好，长期受潮湿影响，一些书籍发霉，散页，掉皮等等，甚至一些墨字褪色模糊。周氏对此万分焦急，加上本人衰老多病，财力已罄，特别吁请朋友们给予关注，对曾经和以后作出帮助的朋友周氏在此深表衷心的感谢！为了能及时解决问题，周氏决定向本省文化专管部门寻求帮助，也请众位朋友力挺，在此再表深深的感谢！
周恩筑电话15086028625
地址：左藏三库古玩城
2024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