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曲折从军路（下）
时间过得飞快，一眨眼又过去半年。到了1968年6月份，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国的经济、外交、军事全面陷入了危机之中，，苏军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耽耽，中苏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样紧张局势下，中央军委决定扩军备战，扩大当年征兵数量。所以一九六九年那一年，除了征春季兵，还于下半年扩增了冬季兵”。
应征当兵，是每一个适龄青年的应尽义务。从大的方面理解，国家总要有人去保卫，保家卫国是每一亇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应尽责任。当祖国需要时，理应义无反顾站出来接受祖国的挑选。而从个人前途利益考量，当兵参军是青年人的理智选择，特别是对农村年轻人来说，更是唯一的正确选择。一般而言，农村人要离开农村，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读书，二是学手艺，三是当兵。可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学校停课闹革命，全国所有的学校一律停止招生，从而彻底堵死了读书升学、毕业工作的道路。而若要外出学手艺，初中毕业生大多都已有十七、八岁了，学手艺已属年纪偏大，师傅一般都不愿来带大龄徒弟。所以，只有当兵才能跳出农门。
为此，要当兵的念头，再一次在我心中复活、燃烧。我心中开始盘算：怎样才能确保在年底的征兵中顺利过关呢？思来想去，觉得最根本的是必须抓住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身体过关，二是政审过关。只有这两关取得有效进展，才能确保穿军装、进军营。否则，一切都只能是空想！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突破这两个核心问题呢？怎样去有效化解不利因素呢？唯有采取有针对性地措施，一项一项抓好落实。
对于第一个身体关，主要矛盾是血吸虫病的问题，自己究竟是否患有血吸虫病呢？心中没有底。鉴于当时的境况，作为一亇农村底层人，根本无法查阅上一年的征兵体检表。再说，限于当年的医疗条件和家庭经济能力，也不可能上医院去作专项检查。但如果不抓紧处理这件事，稍作拖延，七月份抢收抢种的“双抢”大忙季节马上来临，等不得也拖不得啊！
究竟该怎么办？我思前想后决定，不管是否患有这种令人生厌的流行病，必须把自己当成真正的患者去应对，下决心及时消除血吸虫病隐患，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拿定了主意后，第二一早赶到公社卫生院，对医生说：去年征兵体检，查出我患有血吸虫病，要求给予治疗。
按当时的医疗政策，对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患者，医药费一律免交。于是医生说：药可以免费给你，但有两亇前提条件：一是要经检查确诊，二是要住院治疗，前后约需住院一个月。
我一听，急忙说：是否患病的问题，去年征兵时我已经确珍，就是因为得了血吸虫病才当不上兵的！而入院治疗，马上就要投入“双抢”了，作为农村一亇正劳力，哪有闲功夫住院呢？！又说：如果公社卫生院不负责把我的血吸虫病根治好，年底征兵体检肯定过不了这一关，到时当不上兵，我就回来找你算账！
医生听后一惊，呆了一下便软下口气：药不是我不给你，但服用这种药，对身体有相当大的副作用。有的人住院一亇月，下地时还摔倒呢。你不住院咋行？出了问题谁负责？
我诚恳地请求说：我年轻，身体素质好，坚持在家按时吃药，并按你的要求注意休息，并适当加强一些营养就是了。
见医生没有啃气，我又对医生说：我是生产队会计，全队百来号人的经济帐天天要记、要核算，哪能长时间在医院里躺着呢！再三恳请医生高抬贵手开出药方！
医生见我态度十分坚决，在我再三央求下动了侧隐之心，不再坚持检测，也不再坚持要我入院治疗了，提笔给我开了药方，仔细叮嘱服用方法，并吩咐服用一个月后须回医院复查。
我千恩万谢，拿着方子到药房取了药。这种治疗血吸虫病的药，是六十年代国家集中攻关的药品，从以往临床实践看，疗效还是蛮不错的。
取回的药，是一种白色粉剂，另配给一瓶生菜油。每天早上起来，先取出一小包药粉，尔后倒出一汤匙生菜油，然后把药粉倒入嘴内，再用生莱油裹服吞咽。药粉倒不怎么苦，可一汤匙生菜油却难以下咽。平时，打开生菜油的瓶盖，似乎尚能闻到淡淡的植物油香味，但当一汤匙生菜油倒入口中，满嘴腻腻的，涩涩的，完全没有了炒菜时的香味，似乎整根食管都被油漆涂了一遍，很难下咽。开始，闭眼咬牙，硬着头皮坚持了几天。可到后来，每每倒出生菜油，就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立马窜入鼻腔，直奔肠胃，肚子里翻江倒海。吃吧，直想呕吐；不吃吧，病症难除！真是左右为难！但为了能治病当上兵，再难吃的药也必须下决心咽下去！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下决心坚持每天服用，连续服用了半亇月左右，一天也没懈怠。服用头几天，身体没有什么不适，但连服一周后，觉得全身乏力，头重脚轻，甚至出现眩晕症状。用完药后，按医嘱本应躺床再休息十天半个月。可是，繁忙的“双抢”已经来临，哪顾得上休息呢？我没能躺过一天，马上投入到繁忙紧张收割、栽种的“双抢”劳动之中。
药是吃了，治疗效果究竟如何呢？繁忙的“双抢”劳动一开始，也就没有时间再跑到医院复查了！于是一拖二拖，很快到了十一月。征兵体检又将开始了，但自己的血吸虫病究竟有没有得到根治呢？没有去复查，心中就没有了底。
晚上躺在床上，心中很不踏实。心想：药虽吃过了，但如果万一没有得到根治，那当年岂不是又不能应征入伍了吗？！怎么办？严酷的问题摆在面前，我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搜肠刮肚，苦苦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妙"招。
一天，我找到了比我小一岁的发小杨忠林，问他想不想去当兵，他说当然想去当兵。我就对他说：我们两个一直是一对好朋友，这次当兵我们俩要么一起去，要么都留在农村，你说好吗？他说好呀！我又说：征兵体检，最难过的一关是粪便化验，尤其是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往往容易卡在这一关。我接着说：你红光滿面，身体肯定没问题。我们去化验大便时，可以采取瞒天过海的办法，同时取用你的排泄物送去化验。只有这样，我们两人才能得出同样的化验结论，从而达到我们俩一起进退的理想结果。他一听，兴奋地一拍大腿，高兴地说：好！我们就怎么干！
当年的征兵体检，我们俩过了一关又一关，到最后化验环节，我们两人按照原商定的计划，神不知鬼不觉地作了“神"操作。结果，皆大欢喜，两人双双过关，轻松地保证了身体这一关的有效突破。
后来到部队，我曾做过多次体检，但都没有提到患有血吸虫病的问题。不过体检时，一医生曾告诉我说：我的肝比正常的要大2Cm左右，虽属正常范围，但有可能曾患过肝类疾病。医生的话，不禁使我回想体检的前后情况，说明自己很可能是确实患过血吸虫病，后经吃药才得到了有效治疗。一般而言，对血吸虫病流行区来说，凡肝区肿大的人，一般都表明曾有血吸虫病史。为此，我暗自庆幸，还好当年当机立断，及时服用了公社卫生院的药。否则，那一年当兵的梦肯定又得泡汤了哦！
体检这一关过了，还有一亇重要关口就是政审关。
我出身于贫农之家，土改时全家七口人分到七亩半土地，家庭成份没话可说。自己从小老实本份、守规蹈矩，初二时又加入了共青团，因此表现良好。按理，过政审关应该不成问题。但为什么我会担忧呢？
因为，那时正处于特殊时期。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我村分成两大派别：一派叫社联总，属造反派组织；而我们一派叫红旗战斗队，属保皇派组织，我也算是红旗战斗队中的一名骨干。因派性斗争，社联总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曾准备纠集部分人来抓我、批斗我。我那时血气方刚，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恐吓我，我偏要跟他们对着干！我提上石灰桶走到村中的鹅卵石大街上，用排笔在街面上写上“我们就是保皇派！誓死保卫党中央！”等大标语。
由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社联总人员多、声势大，县里和公社一条线挂下来，造反派掌了村中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在政审盖章、签署大队、公社意见时，我的政治命运就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如果造反派无中生有给我穿双“小鞋”，政审就难以过关，这兵也就当不成。因此，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严竣的大问题。
面对这一情况，应如何应对、破解呢？开始时毫无头绪，只是每天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后经数天冷静思考，心中有了主意，决定以派性斗争不能干扰征兵工作为中心内容，提笔给县人武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当兵是青年的应尽义务，也是公民的应有权利。现在特殊时期，派性斗争严重，造反派掌握大权。他们大权在握，处处压制反对派。因此，极可能会在征兵工作中派性作怪，在政审时压制对方青年。为此，我强烈呼吁上级，征兵工作必须贯彻公平公正的原则，必须坚持合格唯一的标准，坚决反对和防止派性斗争干扰征兵工作。
此信发出个把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湖溪区人武部的楼部长，骑着自行车专程来到我们村，找到我说：你写给县人武部的信已经收到。今天上午，县人武部部长特地打电话给我，要我转告你，说你当兵热情高，并有思想、有见地，是个不错的小青年。部长还说，小杨提出的派性不能干扰征兵工作的观点，很符合今年征兵的要求，人武部刚刚接到中央军委的一份文件，特别强调在征兵工作中要防止派性干扰。你提出的问题，完全符合中央军委的文件精神。为此，部长要我转告你放心，只要你身体合格，今年征兵第一个批准的就是你！
我听后，十分激动，双手紧握楼部长连声道谢！就这样，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不久，我接到了期盼已久的红色《入伍通知书》。1969年，我们村有三名青年被批准光荣入伍，除我以外还有分到同一个步兵团特务连的杨新华，而杨忠林则因身体棒体检时评为二级，作为特种兵被征入山西某坦克部队当炮手。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苏东北边境发生了激烈的珍宝岛战斗，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出了准备打大仗、打恶战、打核战的号召，大街小巷到处贴滿了“打倒苏修”的标语，全国进入备战状态。三月十五日和十七日，珍宝岛又发生了两次战斗。就在这炮声隆隆的三月十日，我们到县人武部报到，穿上了新军装，步行二、三十里到义乌上了接兵军列（黑铁罐车），又在镇江換乘轮船，到雄鸡洞上岸，坐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淮安范集的步兵第一0一团团部。
分兵开始时，我被分到团卫生队新兵的那一列站定，但刚过几分钟，不知何故阴差阳错，一个大个子、毛胡子的人（后悉知是团后勤处付处长李雁飞），手拿着一个档案袋大声叫喊：谁是杨荣标？！我一楞，马上答道：我是。毛胡子说：你出来，站到那边的一列队伍中去。就这样，我的命运一下子被重新改写了。原来，我可能就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但经这么一改，我就到了团后勤的马车运输队四班，喂马、蹓马，驾驭马车，当起了一个马夫。
后来，由于自已踏实肯干，守纪律，能吃苦，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又有一定的文化，能说一说、算一算、写一写，很快得到队长和指导员的赏识，三个月后调到队部当了文书，四亇月后的七月一日加入了党组织，是全团新兵最早入党的五名新党员之一。
当文书一年后，我被借调到团政治处搞干部的政审外调工作。一年后，被提为干部。自此，先后当过司务长、政治处组织干事、连指导员、师政治部组织干事、营教导员、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学员、团政治处主任、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前后当兵十八年，直至在百万大裁军中的一九八七年底，转业到金华市财税系统工作。二O一0年十一月，正式退休。现为金华市税务会学会付会长兼秘书长。
2024.10.30撰写于温州永嘉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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