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人是否也应有个度

怀父

        这个题目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了很久很久。之所以很久很久没动笔，是我一直犹豫该写还是不该写。直到我看到了杨绛先生的一段话后，才决定写。

我这里讲述一段真实的故事。

出于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和保护，我隐去了当事人的名字，以春姐和桂姐为名来叙述她们之间的经年往事。

       春姐和桂姐同是内蒙老乡，她们两人的丈夫都是天津知青又曾是同一单位的同事和室友，两家共同在一个镇内生活多年，偶有往来。知青返城开始后，春姐的丈夫要办回天津，按着当时的规定，天津不接收非知青，他们只有离了婚春姐的丈夫才能办理回城。于是，桂姐领着春姐一个人到了民政部门为她们夫妇办理了离婚证，春姐送了两盒天津十八街麻花。几个月后，春姐的丈夫回城的手续都办完了，也在天津的接收单位上了班，他们就以夫妇两地生活为由，在天津给春姐找接收单位办理调动，但前提是要办理复婚手续。于是，桂姐又领着春姐一个人去民政部门为她们夫妇办理复婚手续，春姐高兴地拿到了结婚证书，人情是桂姐后补的。此后，春姐很快地调入了天津市南开区丈夫的单位上了班。

        一年后，天津知青返城的政策放宽，单青家庭（夫妻双方有一人是知青）也可以随迁办理回城，桂姐也随丈夫到了天津市。这样，两家的交往就多了起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两个内蒙老乡，无话不说。言谈中桂姐发现春姐与婆婆的关系不太和谐，与丈夫也经常发生口角，作为比春姐年长几岁的桂姐充当起调解员的身份。

        春姐初到天津一家四口（还有先回城的一个女儿）和婆婆住在一间平房里，春姐和桂姐抱怨婆婆不理解人，也不到其他儿女那住几天，总赖在家里，害得他们两口子没有交流夫妻感情的机会。那是在1993年代，天津还没开始平房拆迁改造，绝大多数人家的住房都不宽绰，都是一间房子半间炕，孩子大人挤在一张床上，老人家又能到哪一家住？桂姐和她讲了这个意思，让她控制一下自己，尤其是初来乍到，要给婆婆留下个好印象。这是桂姐这个调解员的第一项“业绩”。

       因为春姐和丈夫是一个单位，后来在单位院内给了他们一大间房，他们从中间隔断一分为二，两个女儿住外间，他们夫妇住里间。春姐有了自己的住房，令还在租房住的桂姐一家十分羡慕。有一天桂姐和丈夫一起去他们家祝贺，按天津的习俗叫“温居”。桂姐夫妇一进门，就看见外间屋春姐和大女儿在“角斗”，她们一个拿着炉钩子，一个拿着炉铲子，你来我往，我们进屋她们似乎也没看见，春姐的婆婆把我们让到了里屋。春姐的丈夫正躺在里屋的床上生闷气。他告诉我们，老太太那平房要拆迁就住到了他们这里（他们六位哥姐弟妹就他们家是住房面积大），春姐总给老太太甩脸子，还顶嘴，大女儿气不过，就替奶奶出气。因为大女儿是奶奶带大的，和奶奶的感情很深，还嚷嚷要爸爸和春姐离婚。春姐不免又和桂姐发起了牢骚，因为老太太没有退休金，住在他们家是一种负担。桂姐对她说，老太太把你大闺女从四岁带到这么大，也得操心受累，就冲这一点你就得高看老太太一眼。

      有一年腊月，春姐要回内蒙老家过年，他的丈夫不同意，因为她一个人出远门他不放心，两人闹了矛盾。桂姐下班吃完饭晚上快九点了，夫妇去劝架时春姐正躺在床上怄气。后来老太太还告诉桂姐，说儿媳妇和儿子打架，原因是说儿子和单位的女会计有染，两个人不清不楚。桂姐和春姐说，你和自己的男人过了快20年了，还不知道他是啥人。哪有自己往自己身上扣屎盆子的，你是精呀还是傻呀？都快十点了，又陪她去理发店做了头发。桂姐夫妇骑车到家时已经快12点了，桂姐凌晨三点还要去上夜班扫马路。

       后来他们住单位的房子要被收回，因为买房子两个人也闹矛盾。丈夫和女儿主张买楼房，春姐主张买离单位较近的三级跳平房。小女儿那时也考上了大学，对她妈妈说，你要是买了那间平房，以后放假我可就不回来了。为少花钱她丈夫计划买六楼的一套偏单，春姐不同意，说楼层太高她上不去。后来春姐的丈夫和桂姐夫妇说了这件事，桂姐的丈夫说这事得帮忙做做工作，买房子是大事。春姐的婆婆拆迁后还迁给一套楼房，当时春姐两口住在婆婆家（两个女儿都在大学驻校），桂姐夫妇就去了她婆婆家。聊天中春姐的丈夫说到买房子的事，春姐当时就翻了脸，说就不买六楼，她上不去。这时桂姐接过话题，给春姐做工作，并以自己家为例：我们家钱少只好买了六楼，我比你还大几岁，不上六楼行吗？如果有钱，我也想买低楼层，买大别墅，咱不是没钱么。咱过日子不得面对现实吗。再说了，这时候不是万不得已谁还买平房呀。你们现在买了六楼，以后你老了上不去楼了，你就骂我：都是她撺导的，让买六楼。行吗？

     也许是老乡的关系，也许是自知理亏，春姐接受了桂姐的建议勉强同意买六楼那套楼房。在旁边的他的小叔子很机灵，怕桂姐走后他嫂子变卦，就趁热打铁当着众人的面马上联系卖房人，并领着春姐当天去办理买房手续。当时花10万元买的两居室，据说他们住了十多年后卖出了40万元的好价钱，桂姐也就没落怨。

       后来，夫妇两人双双下岗，春姐也到了更年期，两个人的摩擦有增无减。当时桂姐是事业单位，在医院开药单位定期报销。就经常给春姐往家里送更年安、地奥心血康、银杏叶片、钙片和其他的几样养血补气的药品。有时所送的药品桂姐如果感到数量不足，自己就先不吃，省下来先给春姐送去。她觉得自己也是慢性病，晚吃几天也没关系。几年后因为单位积压的职工药单子太多，资金不足，就大幅度降低了报销比例。损失多少钱只有桂姐心里知道，为了同乡姐们，她无怨无悔。

        看到春姐的夫妇都下了岗，还要供养两名大学生，家里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这期间桂姐家安装了固定电话，并且头两个月使用不收话费。正巧桂姐在家休工伤不上班，她就给有关的部门无数次打电话反映了春姐一家的情况。苍天有眼，桂姐——确切地说是春姐一家遇上了贵人，在一次电话里对方告诉桂姐，让当事人去南开区劳动局接洽。桂姐让丈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春姐夫妇，春姐的丈夫马上去了南开区劳动局。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春姐的丈夫，回家写一份详细的材料交到劳动局。春姐的丈夫让桂姐帮忙写了那份材料中有段话是：“我下岗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为国尽忠；作为一个儿子不能为老母尽孝（老母没有退休金）；作为一位父亲，我不能为孩子提供基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实属不仁不义，枉自为人！”也许正是这段话打动了某位领导的慈善心肠，材料交上去时间不长，春姐的丈夫就接到了单位让他复职上班的通知，他们家又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

       在这之前，桂姐还以他们小女儿姑姑的身份给她的学校某财经大学打电话，讲明她父母双下岗，家里有两名大学生，生活极度困难，请学校予以关照。学校安排小女儿在课余时间去学校图书馆帮忙，给多少报酬不知道。

       2003年非典暴发时，春姐正在中心妇产医院准备做子宫肌瘤摘除手术。她让桂姐每天去医院陪她，桂姐那时家住东丽区的成林道，去中心妇产医院坐公交车得倒一次车。由于春姐血糖偏高，住上院后得调理几天才能做手术。在病房她对桂姐说，她得子宫肌瘤这病就是她丈夫夫妻生活太频繁造成的，她曾和她大伯哥诉说过，她大伯哥也没给她挣个理儿。桂姐把她当自己的妹妹，不见外地数落她几句：你可真行，两口子的事和大姑姐说说倒没啥，你怎么还和大伯哥说呀！她说我不管那个（这件事后来她大伯哥还和桂姐说过）。她说丈夫和他们家对她不好，她要叫弟弟来天津到法院起诉告他们。话一落地拿起电话卡就要去公共电话那给他弟弟打电话，被桂姐起身拦住了。桂姐知道，她弟弟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位很有修养的人，那时就职于内蒙人事厅。桂姐对她说，你说人家对你不好你有啥证据？虐待你了还是打你骂你了？夫妻生活太频繁那算个事吗？你弟弟可是要脸面的人，来了后告不倒人家，你让他怎么出你们家的门？怎么面对人家？好说歹说没让她给弟弟打成电话。后来春姐的病房又来了位患者，闲谈中得知她28岁，未婚，也是子宫肌瘤需要手术。由此看来，得不得子宫肌瘤和夫妻生活应该是没关系，如果春姐的弟弟起诉了她丈夫，肯定得败诉。

       她手术那天，桂姐晚了一趟车，又匆忙去宝鸡道花市买了一束花。因为太早花店还没上货，就有一样花，她也没看是什么花买了一束就走。到了中心妇产春姐病房门口，正巧她被推出来准备去手术室，桂姐就赶紧将鲜花塞到了她的手里。那天她七十多岁的婆婆、大伯嫂、小姑子都去了医院。后来有人告诉桂姐她那天买的是菊花，送病人是不吉利的。桂姐不懂得，大概春姐也不懂。如果春姐也懂得，就她那脾气肯定得和桂姐翻脸。

      春姐出院了，桂姐因多次往医院跑，可能是出汗着了凉，从来不感冒的她竟然感冒发高烧了，一连在武警医院门诊打了六天点滴。最后那天上午打完点滴从武警医院出来，下午武警医院就被封上了。因为当时非典感染很严重，此前天津第一例死亡的非典患者就发生在武警医院。

       更不幸的是春姐的丈夫后来得的血液病越来越严重，在药物治疗的同时，有时需要抽血，有时又需要输血。2008年秋季春姐夫妇到桂姐夫妇家喝他儿子的喜酒时，春姐的丈夫人瘦得像个骷髅，因脾肿大肚子却凸了出来。她丈夫对内蒙的同事们说，凑乎着活吧，这都不敢系腰带，怕一猫腰腰带硌破了脾脏，脾脏一出血人就完。春姐对桂姐说她丈夫在北京帮他弟弟家装修刚回来不几天，喝完喜酒后还得去北京弟弟家，那装修的活还没完。她弟弟在内蒙，弟妹出差不在家，家里只有十多岁的侄子。他们喝完喜酒走后，当天晚上桂姐给春姐打电话对她建议，让她劝阻丈夫别去北京了，以免病情有变她落怨（因为是带病帮她娘家人，一旦出了事怕她没法向婆家人交代。）。结果，春姐的丈夫就没再去北京他弟弟家。桂姐托在天津的一位同事给春姐的丈夫找了一位中医老专家，桂姐和那位同事陪同春姐夫妇前往看病。老专家给她丈夫开了很多中草药让回家服用，到家后春姐节外生枝，竟想自己去医院住院治病。她的丈夫给桂姐打电话说了这件事，桂姐马上打电话找春姐，对她说：他病得这么重，你还去医院住院，家里躺一个，医院里躺一个，孩子都不在家，那你说你们两个谁伺候谁？春姐说她也不好受，就想去住院。桂姐说，你不好受也不一定到了非得住院那个程度吧？你也去医院看看，让医生开点药回来先吃着，实在不行再去住院。她们家离中医二附属很近，她就去那也开了几副中草药。夫妻两个人每天站在煤气灶前各自守着自己的药锅熬自己的药。她丈夫的药剂子大，干品将近800克的量，得用最大的药锅才能熬得下。因为那样大的药锅不好买，桂姐就让春姐从自己家拿走了丈夫治肾炎使用的大药锅。按理讲，春姐应该在熬自己药的同时也照看着丈夫的药锅，让丈夫回卧室休息。但是，她没有这样做，这事是当时她丈夫和同事说的。

      据同事说，他们卖了在中医二附属附近的六楼后，在红桥区二女儿家附近买了房子，大概是为了帮助二女儿照顾孩子。在接送外孙去幼儿园时，春姐不是自己承担，必须和丈夫一人一天轮流接送。可能是她丈夫身体虚弱，服用激素身体发胖行动不便，在路上躲闪不及遭遇了车祸，被汽车撞伤。

         她住医院做手术时，她的丈夫每天给她往医院送饭都不重样，细心伺候她。有一次送去的午饭她不吃，非得让丈夫给她买蛋黄派（当时新出的糕点，广告做的正火。）。她丈夫就打电话让小女儿去给她买蛋黄派，当时桂姐正好在场。她丈夫还让桂姐品尝了他送去的饭菜，桂姐觉得挺好吃的，可就是满足不了春姐的口味。没想到后来春姐就不想想丈夫对她的好，竟那样对待她的丈夫。

       2009年春节后，桂姐夫妇在内蒙同事家听到了一个爆炸性新闻：春姐和丈夫在家打架不解气，元旦那天竟打到他们家里去了。同事嫂子说打架是因为桂姐引起的，春姐对嫂子他们说，她的丈夫和桂姐之间不清楚，两个人有那种龌龊关系。桂姐当时听了目瞪口呆，脑袋“嗡”地一声变成了二盆那么大。

从那时到春姐的丈夫2014年去世这几年间，桂姐除找她小女儿咨询儿子劳保报销的事，再没和她的丈夫沟通过。也没和春姐有过任何联系，两人在公交车上遇到一次，谁也没理谁。更没蹬过他们家的门，每年都是桂姐的丈夫去探望几次身为病人的同事。2014年夏季，春姐的丈夫病故。大概是担心两个女人打起来，好心的同事（春姐夫妇打架去的那家）告诉桂姐不要去奔丧。倔强的桂姐说她必须得去，如果不去就是她做了见不起人的事了，心虚。桂姐的儿媳也支持她去：“妈，您为嘛不去！去！我给您钱。”所以，桂姐和丈夫分别买个花圈送了春姐丈夫最后一程。在春姐丈夫的灵前，桂姐想到自己那莫须有的罪名，禁不住大放悲声。她对春姐的丈夫说；“你得了那么重的病，临了还带着一身的脏水走了，你冤呀！”这期间桂姐两次到春姐家，春姐都没搭理桂姐。春姐家的丧事办完后，她的小女儿分别给参加葬礼的同事打电话致谢，唯独没有桂姐夫妇。

       受篇幅限制，桂姐对春姐的关爱、帮助还有一些就不再叙述了。春姐与桂姐主演的这场悲剧到此就落下帷幕吧。

十几年来桂姐对春姐何以如此呢？一是回报：在内蒙期间春姐在国营药店卖药，桂姐有一次去买药时她曾在开发票时多写了一元多钱；春姐的丈夫曾从天津把桂姐的婆婆带到了内蒙她的家；桂姐夫妇和婆婆曾在春姐家吃过两顿饭；到天津后，春姐夫妇用自己单位的送煤车帮桂姐家搬过一次家；还帮桂姐她们租过一次房子；在桂姐的丈夫出车祸后，春姐的丈夫跑前跑后帮了很大的忙。桂姐认为“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应是行动而不是口号。二是同命相怜，都是远嫁他乡的内蒙姐妹，他乡的故知不亚于远方的手足。三是桂姐年长她几岁，把她当自己的妹妹关爱，期盼她过得好。四是桂姐在婆婆家是老肽，不受待见，她不希望春姐也像她那样，要让她以自己的作为提高在家庭中的地位。即便是帮春姐的丈夫复工，也是从春姐的角度考虑的多。

       与人为善，帮人之难，是桂姐做人的准则。桂姐就不明白，自己不求有功的付出，怎么还落个声名狼籍的下场？在杨绛先生的那段话中她似乎找到了答案。杨绛先生说：“你有不伤害别人的修养，却缺少一种不被别人伤害的气场。……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若好到毫无保留，对方就会坏到肆无忌惮。”当好人怎么能做到有所保留？难道就是应该有个度？

作者简介：怀父，天津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心灵放歌》(团结出版社)。曾有通讯、散文、诗歌、小说发表在多种报刊上，有作品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