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永红
1 引子
我记得自己小时候的名字叫“马有宏”,后来觉得“宏大”不如“红色”,仿佛“红色”更有活力更革命,于是改成了“有红”,最后觉得“有一点红”不够,应该“永远红”,于是就成了现在的名字“马永红”。等上大学后,回村搞农民协会、两次竞选村官、打官司北京上访,人说你这么名字起的“名副其实”,你就是个革命青年。如今回村喝酒小聚,原来和我一起“闹革命”的人,我们自称是“革命兄弟”,感慨“革命失败了,但人还在”。
20年前我自认为是一个红色青年。在我当时简单的认知里,青年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红色青年,他们往往比较积极和革命,甚至在许多人眼里他们比较偏激,但是他们敢想敢做,勇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第二类就是灰色青年,他们往往会随着大流,甚至连挣扎一下也不会,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第三类是黑色青年,他们对社会对人生已经不抱有多大希望,就是对一切都绝望的那种。”
刚才萧老师称我为“云蒙赤子”,很多年前有个记者称我为“大地赤子”,而今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有一颗“赤子之心”。为什么非要强调“赤子之心”?那是因为现在的社会上,有的人心是红的热的,但有些人的心是黑的冷的。我们党以前闹革命,被反动派称为“赤色革命”,我们的队伍被称为“红军”,但我们不以为意,仿佛红色天然就代表理想,代表热烈。
说起红色文化,有的人认为等同于革命文化,更进一步认为等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那时的革命真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意味着翻天覆地的暴动,意味着随时流血牺牲,意味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刘志丹部在咱们县三要镇会仙台组织农民协会闹革命时,协会会员用石头将土豪劣绅活活砸死。刘志丹部开赴渭南后,残余的土豪劣绅又将协会会员活活砸死。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部退回咱们县。时任省军委委员的唐澍在保安镇保安街口遭遇伏击,40多名战士全部牺牲。敌人把唐澍的头颅割下来,悬在洛南县城门示众。可惜他的颅骨至今未能找到下落,导致其尸骨未能完整入冢。唐澍黄埔军校毕业,牺牲时只有25岁。我在想,这些前辈闹革命,可以说是提着脑袋走路,可见其牺牲精神。
军旅作家王树增写过一本书叫《长征》,记录了许多小人物,描述了许多细节。当时打仗的尖刀连尖刀排,共产党员先上,就这还有人火线入党。我党在长征路上几次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但最后如同打不死的小强,又都活过来了。我读这本书,自己的血流加速,内心激情澎湃。如果我生在那个时代,我也愿意加入这样的党。
广义的红色文化,指的是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先进文化。萧老师在征文的补充说明中指出,战争年代抛头颅、和平时期洒热汗、改革开放探新路、抗洪救灾舍生命,乃至在不同岗位敬业奉献、造福人民,让平凡的生命焕发伟大光彩的人物、事件、遗存等都可归入。这就将红色文化进一步延伸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延伸为了“正能量”。
那我们思考一下,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红色文化,它的内核是什么?我想,红色文化的内核首先是心有大爱的理想主义。我们不要做只为自己不为他人的超现实主义者,我们也不要做只为他人不为自己的超理想主义者。我们绝大多数人可以做到既为自己也为他人,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尽量去兼顾,尽量照顾到他人。
其次,红色文化的内核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现在大家都在为生活而奔波,维持个体的生存和家庭的运转本身就很不容易,更不敢碰上大病大灾。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人,他们尽管身有残疾,但是他们克服困难,爆发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我们活着就像是任由风吹雨打的小草,但是我们被石头压不死,我们还要从侧面探出脑袋,不但长出枝叶,我们还要开出个花。
现在教育系统特别注重思政课,有的老师革命课讲的特别好,台下学生沉浸其中无不动容。有的学生参加红色研学课,听着指导老师的讲授,学生在流眼泪,跟队的大人也在流眼泪。但是,能讲好思政课的老师太少了,因为有的老师自己首先没有被触动,他们只是嘴上念着马列主义,心里也不相信,当然不能打动自己,更何谈去影响别人呢?
今天我们为何重谈理想主义?那是因为理想主义太稀缺了。偶尔在新闻里看到某个烈士的先进事迹,我们反而不相信了,潜意识里会反问“这是真的吗?”20年前我休学回村支农,咱们县民政局的主管领导把我叫去,他不理解的是,人家都巴不得离开老家,你这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咱就回来了。他叫我去不是说要支持我,而是很好奇地问道,“咱们洛南咋还有你这号人?”
许多人很好奇,你整天搞这些公益活动,理想不能当饭吃,你靠啥活着?他不知道的是,人都很多种,有的人仿佛天生理想性多一些,物质刺激对他们未必有更好的效果,你说给他出多少钱,让他参加一场活动,他未必会有积极性。有一句话说的话,“无钱未必难办事,有钱难买我愿意”,像我这样的人,更看重一件事情的意义感。
其实每个人年轻时都有些理想主义,走向社会后或多或少依然有残存。理想主义属于精神层面的价值,其实这正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当我们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身上残存的理想主义就会被唤醒,继而发生情感的共鸣,发生价值的共鸣。虽然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跟随或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起码我们在心底会生出几分敬意来。
我们今天在云蒙山下小聚,利用的都是诸位周末的休息时间。在有的人眼中,我们这些人都已成家立业了,不好好在家陪老婆孩子,还自费来搞什么公益活动,简直是吃饱了撑的。但在我眼中,大家可能肚子吃饱了,但在精神上还很饥饿,还有很多心里话想说。大家到这里来,正是为了寻找县内的同志,正是为了寻找价值的共鸣。
有个网络主播叫董宇辉,有人分析其一夜爆红的原因,指出其虽然是山里娃,但他不是“买买买”的纯推销,而是身上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正是这种反差引起了人的注意,正是这种坚守引起了更多人的共鸣。这说明,在网络时代,理想主义也容易打动人。我们老家的薛超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希望更多的理想主义者都能站着把钱挣了。
现在红色文化保护已不仅仅是民政部门的事。我注意到,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的安排,咱们县检察院曾先后开展红色资源保护、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走访了辖区内45座散葬英雄烈士墓,督促职能部门集中迁移散葬英雄烈士墓34座。大家可能会好奇,检察院也会管这事,但其实这正是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体现。
我的老师廉高波也是一个律师,他曾办理过一个红色案件。大家小时候都学过叶挺烈士的文章,叶挺将军的《囚歌》写道,“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但西安有个公司制作了一个短视频,将最后一句篡改为“爬出来吧!无痛人流!”。法院判决该公司道歉并赔偿10万元,该案入选了涉英烈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只是恶搞,就是开个玩笑,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有了《英雄烈士保护法》,对革命烈士不能随便恶搞开玩笑,赔偿只是一方面,弄不好还会被拘留。大领导曾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就是担心年轻一代对我们党,对我们现在的体制认同度低。大领导要求思政课要有针对性、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实际上我们身边的很多红色文化案例,就有值得发掘的地方。
刚才舒总也做了发言,其实最初他也很纳闷,我们洛南有那么多红色文化吗?随着舒总的不断了解,特别是查阅了许多资料后,他发现洛南也是一座红色文化宝库,只是不被外人所知而已,于是他就发起成立了洛南红色文化旅游公司。刚才有老师讲到日军轰炸曾经轰炸过咱们县,要是他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段历史。正是通过禹平文学、馨香盈秀等公众号,我才能了解到咱们老家发生过的红色故事。
刘剑锋老师本职工作是教师,但他参与拍摄了《洛惠渠》《红二十五军长征》等纪录片。吕三运是咱们县政协文史委员,他也写了许多这方面的考证文章。我原来一直觉得人大就是橡皮章,政协只是样子货,就是被叫去热热闹闹开个会而已,但刘剑锋、吕三运、萧军老师扭转了我对政协的印象,通过他们我才知道,县政协文史组先后编辑过《红色洛南》《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记忆》,这两本书合计66万字,这是靠纯耍嘴皮子办不到。
总体而言,我觉得咱们县有五六个红色资源点值得发掘。首先就是洛惠渠,它可以说是咱们陕西的红旗渠,但其实比河南的红旗渠还要早,河南修红旗渠时,还派人来咱们洛南来参观。如果你细细了解洛惠渠修建过程,你就会发现蕴藏在其中的红旗渠精神,单说那时的县长县委书记,真的是与民同心同德能吃苦。其次是红二十五军。刘剑锋老师曾总结过,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有八个唯一,包括唯一一支在长征中颁布经济政策的红军,唯一一支发展地方武装的红军队伍。
发掘红色文化要注意融合。首先,导游和培训的融合。这样可以提高红色文化的附加值。像我们去看洛惠渠,如果有导游讲解,那效果就不一样。如果有深度学习的需要,我们也可以开发培训课程。其次,红色和绿色的融合。像云蒙山村,既有红色文化,也有孝道文化,还有绿色文化,包括曾经的十万亩人工造林,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点。
第三,集体和农家结合。集体为红色文化的发展打好公共设施基础,农家则在食宿后勤等方面发力。第四,官方和民间融合。要把各方面资源联合起来,文史委员可撰写导游稿,党校可提供红色培训,作协可宣传造势,公司可负责引流,尽最大可能形成合力。比如刘剑锋老师写作《千里走洛河》,萧老师写作《巍巍云蒙》,都是为咱们故乡的山水、历史、文化等作宣传。
在发掘红色文化时要避免哪些问题呢?第一,必须言之有据。比如舒总现在提出红军养伤玉虚洞,有没有事实依据?或者只是个传说?吕三运老师曾做过论证,找到过一些出处。第二,能体现精神内核。比如能体现家国情怀,和普通人发生链接,才能感染人。第三,注意整体协调。比如舒总原计划在玉虚洞内设置红军雕像,我就坚决反对,但是他对山门洞口进行原生态改造,我就很认可。
我记得自己在上初中时,学校组织我们用白纸折小白花,集体到云蒙山的烈士墓前祭扫。虽然当时并不知道纪念的是哪一个烈士,但是这个集体活动的记忆还在。此外,我记得自己上初中时,学校组织我们去云蒙山给食堂捡柴禾,这也是我第一次爬云蒙山,也成了我一生的记忆。现在麻坪中学还组织学生登顶云蒙山研学,萧老师会作专门的讲解,我想效果肯定会更好。
钱理群老师曾提出“静悄悄的革命”,即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从“自己的周围”做起;以改变“现在”为中心,不徒寄希望于过去和未来。就是要在现行体制内创造“第二课堂”“第二人生”。鲁迅也提出人有三种活法:一是“只玩不打”,二是“只打不玩”,三是“边打边玩”。鲁迅倡导的是打“壕堑战”:照样唱歌,跳舞,谈恋爱,时不时冒头开它一枪,开完了再继续玩。因为只有第三种才可以长期坚持。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纯民间的,大家平时为了生活,在单位可能忍气吞声,在家里也可能遭老伴骂。那我们平时就各自做好本职工作,发现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就重新聚在一起。我原来自认为属于红色青年,可以说是“只打不玩”。志愿者吃个水煮肉片我都觉得那是浪费,我家廉老师染个黄头发,我都觉得那是资本主义。历经艰难挫折,仍在屡败屡战,许多人都觉得我变了。但不要觉得我喝酒喝大了,穿西装皮鞋了,我这个人就变了,其实我的心还是红的。
这几年我在老家修房,花了自己不少钱。除了家庭自用之外,还能同住一二十人。如果今年的大土灶和餐厅启用,可以同时容纳五六十人就餐。萧老师已经说过,云蒙不仅仅是指云蒙山村,而是指云蒙山脉区域,那当然包括我所在的东麻坪。去年的第一届云蒙交流会就在云蒙山村举办,当时我也专程来参加(点击:马永红:云蒙山下话云蒙)。明年的第三届云蒙交流会,如果大家有意愿,也可以直接到我家来办,届时我为大家提供后勤支持。再次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马永红,陕西洛南人。2024年5月12日,第二届“红色云蒙”主题研讨交流暨“原乡记忆”乡村振兴论坛在麻坪镇举行。此文根据作者发言提纲整理而成,有部分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