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辛，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委员。

方向就是高度

——初踏通道随思笔记

◎王久辛

从湖南怀化的通道采访回京已有月余，然而有关“通道转兵”的那些往事，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昨日清晨醒来，蓦然间，一个非常清晰的思想冒了出来——方向就是高度。

方向，是从360度中选择的一个去向，也是在前进中明确的一个向度。而高度呢？纯物理的高度只有向上的度量。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来解释，我以为一旦确定了方向，无论东西南北中，宏观微观上说，即使拐了弯，但是因为方向明确，没走岔路，就仍然是直线前进、直线延伸。而且直线永远比曲线短，距离近，更接近目的地。那从理论上来概括呢？大抵就是更接近真理了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如果把方向的直线竖立起来，它的高度，就是最科学、最接近目的地的长度。因为这个长度距离目的地，是最节约的，没有绕弯儿，当然也是最准确，最接近成功或者胜利的长度。这个长度直指目的，一戳到底，汇通人心——所以高明，故可以称之为高度。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前进方向至关重要，关乎生死性命，关乎命运的折挫与通达。方向正确，就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与捷径，减少了不必要的付出和牺牲，成功或胜利会来得更快。方向就是高度，就是精度，就是科学的前进观——获得成功实践后必然胜利的结果。然而，在复杂多变、充满凶险与厄运的历史关头，要想选择好方向，却并非易事。尤其面对残酷无情、血腥暴力的战争。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与众口难调的危急关头，一不小心选错了方向，就可能酿成大祸；当然啦，也有可能拨云见日，天目乍现，智慧显灵。一个正确的抉择，便会使困境云开雾散，雨过天晴，走上康庄大道。一如通道之名，道通八达，一通百通，直接就通到了胜利的光明坦途。而1934年12月的“通道转兵”，似乎就正有此一转，“转”到了“柳岸花明又一村”的正确道路。

历史的记载简洁明了：通道转兵，中共中央长征途中在通道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在这个被李德称为“飞行会议”、被伍修权说成“碰头会议”的会上，绝大多数中共中央高层领导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放弃了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改向贵州前进。然而，这几十个字里所包含着的内容，却是“万万火急”的中革军委的电令包裹不住的，因为这个电令的直冲云霄，之后就变成了红军各部队立刻掉转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且转眼间，就把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甩在了湘西。一个伟大的转折在通道实现，仿佛上天赐予红军的一块福地，在这里开启了伟人毛泽东挽救红军、实现伟大抱负的第一步……

让我们翻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第12章）关于“通道会议”的记述：

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

就是说：国民党军已经预知了红军的前进方向，如不改弦更张，另辟新路，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立即转向。再看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关于“通道会议”的记述：红军如果继续前往湘西，势必陷于重围，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危急时刻，毛泽东提出立即放弃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红军转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去创建根据地。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通道县城。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

《军史》明确阐明：红军如果继续前往湘西，势必陷于重围，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与《党史》一样，都将如不改变的后果，提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也都明确了“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事实。

《毛泽东年谱》（上卷）关于通道会议的记述：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参加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从敌军重兵设防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秦邦宪和李德仍主张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会后下午七时，中革军委就会议精神致各军团、纵队首长“万万火急”电：“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则应相继进占黎平”。

《毛泽东年谱》阐明了他力主西进贵州的建议，是从实事求是的根本利害上提出来的，关乎红军的生死。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力主”，依据的是不容置疑的军情，关涉的是存亡大局。在叙述上，以摆出分歧、略去争论的方式，直接道出“会后下午七时，中革军委就会议精神致各军团、纵队首长‘万万火急’电”。说明毛泽东的“力主”建议变成了电令，看了，不仅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红军即将突破敌军围困的明确方向，没有纠缠对错，直接道明方向。

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关于“通道会议”的回忆，也详述了红军广大干部眼看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部队怀满情绪，随着红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红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刘伯承元帅的回忆，把当时的历史情形道了出来。正是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所幸，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黎平。刘伯承元帅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刘伯承元帅的回忆，弥补了《党史》《军史》以及《毛泽东年谱》上没有详述的内容，一是介绍了“通道会议”的背景，即湘江战役之后“迭次失利”“又几乎濒于绝境”；二是摆出了排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导致部队中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三是蒋介石调重兵堵截追击，红军若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显然有覆没的危险；四是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后，红军一举攻克黎平。若不是毛泽东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刘伯承元帅的回忆录，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有关“通道转兵”最生动形象的描述。不过，这都是“赞同毛泽东建议”人的回忆，我们再来看看反对毛泽东建议的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中共军事顾问），在他写的《中国纪事》中是怎么说的吧——

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部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造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并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六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我很费劲地听完了这个谈话，好像过早地走开了……当我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才知道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经常总是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占领黎平以后，我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彭德怀和林彪也参加了，我因发高烧没有出席。

在李德的记述中，他用了“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说明当时的争论气氛，是热辣辣的，而一个“又”字说明，毛泽东与李德、博古的分歧不是一点两点。“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并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这里的“他”指的正是毛泽东，他获得了重要人物的重要支持，情势正在发生变化。“毛的建议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注意，李德说毛泽东“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证实了刘伯承元帅回忆录中关于毛泽东遭到“排斥”的事实，而“第一次表达”则说明在此之前，毛泽东几乎没有发言权，更不可能具有决策权。文史专家陈晋先生告诉我说，杨尚昆曾回忆周恩来“激动”的表现，是给李德拍了桌子，连马灯都跳了起来。周恩来在会后应李德请求讲述会议情况时，依然“激动”，这说明周恩来也同毛泽东的“粗暴”一样，对于脱离实际情况无视敌情、不顾红军生死存亡的瞎指挥，也已经是忍无可忍了。通过李德的记述，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当时危急的历史关头，毛泽东“粗暴”的语势与周恩来“激动”的表情，告诉后人一个历史真相：在斗争中求生存的“斗争”，不仅仅是与外部敌人的斗争，更是关乎内部的路线方向的斗争。这似乎也是一个认知的高度，忽略了这个高度，是要覆灭的。

伍修权，长征期间任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翻译。1983年12月19日上午10点至11点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吴传仪、田自保两同志访问伍老时，伍老首先回忆说：“通道会议，是一个碰头会议，不是一个正式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博古，是这几个人参加的“碰头会”。“碰头会”中间，毛泽东提出不能与二、六军团会合，这是明确的。毛泽东这个主张得到了除博古以外所有人的支持。

伍老在回忆中说：“通道会议，是一个碰头会议，不是一个正式会议。”与李德所说的“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是一致的，“碰头会”是临时性的，而“飞行会”似乎也是急急忙忙召开的一个临时性会议吧？回忆中伍老说：“经过湘江和全州战役后，部队、领导都很狼狈。”注意“狼狈”一词，与刘伯承“迭次失利”一起来考虑的话，说明当时的上上下下都是“灰不溜秋”的感觉吧？伍老说：“李德、博古等人都一筹莫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这里的“一筹莫展”与“无可奈何”，又证实了毛泽东“粗暴”式的斗争，在此种毫无主张的情势下，必然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赞同。由此可见，军情之急迫，与毛泽东的“粗暴”，周恩来的“激动”，都透露出了会议“热辣辣”的气氛与不得不采纳毛泽东意见的必然结果。伍修权说：“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在去湘西二、六军团的路上，敌人布置了十五万兵力，装了一个大口袋。那么，是往敌人的口袋里钻好，还是不钻好呢？毛主席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这句话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掌握了情报，敌人布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钻呢；一个是毛泽东打了比喻，是钻口袋呢，还是不钻口袋？由此，我们可以领略到伟人毛泽东的论辩风格。不仅准确，而且还形象生动，具有一种颠扑不破不容置疑的、真理性的高度，令人折腰敬仰。

无论是在通道参观的日子里，还是回京后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的脑际里一直就盘桓着“方向”与“高度”这两个词儿，开始是抽象的、模糊的，及至把通道与遵义连在一起，又把“四渡赤水”和雪山草地连在一起。再之后，又把延安、西柏坡和北京连在一起，之后的“方向”与“高度”这两个词儿，就变成了一幅立体的画卷，变成了一句诗——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个时候，我的眼前突然就出现了一条红线，一条连接上下左右、前前后后的红线，像一道彩虹那样，由远及近，渐渐地就竖立了起来，优美的，多彩的，多一点点儿则嫌粗，少一点点儿则嫌细，她是恰到好处的妖娆，也是必定动人的妩媚；她历经磨难沧桑，犹如雪洗霜沐，那是更一番的旖旎多娇，更一番的毅志刚强。是啊，方向就是高度——精神的高度，思想的高度，信仰的高度。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旦有了正确的方向，也就有了必胜的“一览众山小”的宽阔视野，也就有了辽远而又切近的高度。那么，接下来的会是什么呢？当然是奋斗，是光明，是奋斗后迎来的新高度……

那么，通道是什么呢？我想，它应该是中国方向肇始的切入口，是中国高度初升的发轫地，更是毛泽东思想“当春乃发生”的第一片青草地。

（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