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原始时期石器时代，今遵义地域就有了人类活动，栖息于桐梓九坝岩灰洞的早期智人，被人类学家命名为“桐梓人”，生活于距今约20万年前，属旧石器时代中期。

       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境内先后发现桐梓县九坝岩灰洞和城南马鞍山北坡与南坡、汇川区风帽山生活的古人类，距今约3万~2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务川自治县丰乐镇院子箐的古人类，生活于约10 000~8000年前，属新石器时代。赤水河流域的仁怀、赤水、习水2市1县以及绥阳、湄潭、遵义等县境内发现的磨制石斧、石锛及石网坠等，则为距今约9000~3000年间人类的遗物,属新石器时代。

      1972年“桐梓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人类进化序列“20万年”段的空白。

            岩灰洞的“桐梓人”

                    石永言

      1989年，《辞海》新版中关于“桐”字条目又新写了一个震动寰宇的“桐梓人”，此条目写道：1972年经考古发现于贵州桐梓岩灰洞的远古人类，距今约20万年之前。

       七十年代，一个地质工作者正在桐梓县九坝乡一带工作，他既是“地质迷”，又是“考古迷”，凭着一本《工农兵考古》的书，开始了对桐梓大山岩溶洞穴的业余考察。这一天，他来到了位于九坝岩灰洞柴山岗的山腰上，侧身进入一个洞穴，发现几块动物化石露出地表，随后，他凭着强烈的好奇心钻入洞内，几经发掘，挖掘出了更多的石片标本，这令他兴奋不已。为了让专家更深层次地研究，他马上将自己的发现向国家最具权威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报告。经过国家及省的考古专家两次对岩灰洞的九个堆积层发掘研究，26种动物化石以及两枚人类牙齿化石被挖掘出来，初步定位岩灰洞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个文化遗址。在此之前，中国南方还没有发现过远古人类身躯上的任何骨骼化石。经过中国科学院对这两枚古人类牙齿的同位素年龄测定，一个结论性数字排在专家们面前：桐梓古人类的年龄在十八万年至二十二万年之间。这样，一个被全世界化石人类学者一致接受的文化概念——“桐梓人”便得以科学地确立，所以，1989年版的《辞海》收入了“桐梓人”这一新条目。

      “桐梓人”的发现，不仅是贵州人、遵义人在考古学上的荣耀，它还填补了古人类发掘史上的一个空白，在此之前，人类发现了十万年前的“观音洞人”，三十万年前的“丁村人”，四十万年前的“长阳人”等等，独缺“二十万年”。正像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发现一样，“桐梓人”的发现对古人类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过去，对贵州或遵义老有一种误解，以为这是一片“蛮乡僻境”“野蛮”“愚昧”之地，“桐梓人”宣告:远在二十万年前，这一片土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一批先人，他们随着世界人类的前进步伐推动着文明的演进，他们是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的重要源流。

    ——摘自石永言主编《遵义历史星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12

   在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岁月

                    田兴詠

      退休没几年，受学兄曾祥铣之邀，我进入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这是一个民间组织，接受市民政局领导。在下资历虽浅，却忝列该会其中一个副会长之职，老专员谢培庸是我们的名誉会长。

      光阴荏苒，一晃就是十多年，在年届八秩之时，我与几个会长、副会长退到“二线”，任该会学术顾问。论关系，我还没脱掉与该会的联系，一般情况，不参加“领导班子”会议，但年初岁尾的会，始终还是要通知我们几个老头参加。情感依依，这样，我便与这个组织不离不弃，受到同仁们的关爱。

       由于我是历史文化研究会里的一员，所幸退休后的日子，感到还不是那么枯燥与寂寥。这样，对个人的养生来说，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搞历史文化研究，必须要动脑，读研究文章。还要动腿，去作一些田野考察、参观、访问，去遵义的周边乡、镇作历史文化的了解，岂不快哉！现在回忆起来，真要感谢这段在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日子！除让我进一步知晓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的若干丰瞻的历史文化外，还让我的身体得到锻炼，以致在耄耋之年还无大碍，还能写一些小文供朋友们在茶余饭后消遣，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文化研究会为我带来的福祉！

      现在回忆起来，在历史文化研究会里与几个老头以及几个对遵义历史文化有所研究的少壮派中年学者的相处日子，还是相当愉快的。据我粗略回忆，在老专员谢培庸建议下成立起来的研究会，这些年来，我们开展了如下有关遵义历史文化的活动：

       2006年8月，在遵义县政府的大力帮助下，我们在遵义县新舟禹门沙滩举行纪念郑珍诞辰200周年的活动。来自国内的学者与本土 的专家学者，坐在由田坝新改装的还有些潮湿泥土上开展活动， 会场虽欠佳，但气氛热烈，这是研究会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活动。

       2007年9月25日—26日，在遵义宾馆的多功能厅举行纪念黎庶昌诞辰170周年暨遵义“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

      2011年夏，为纪念莫友芝诞辰200周年，也在遵义宾馆举行关于莫友芝的专题研讨会。除了研究会的会员与会外，还到了外地的一些学者。

       为纪念乡贤郑珍诞辰200周年，研究会还诞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由于郑、莫、黎的知名度高，影响至国内甚至国外，故邀请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一些专家与会。说起来，这次会的规格还较高，因此预算的经费有所突破。研究会的一群书生为此而大伤脑筋，想了一些办法都未能解决，但通知已经发出去了，会不能不届时举行。在筹措经费的办公会上，大家一筹莫展，一个个只得哀声叹气起来。见此状，我颇有些感伤地说：“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样的活动？不是作茧自缚吗？”副会长谢尊修兄立刻补充了一句：“谁叫你们‘自投罗网’呢？”意思是一个个为什么要“自讨没趣！”从此，“作茧自缚”与“自投罗网”，便成了我们研究会的经典成语，经常被会长曾祥铣所提及。这不能不说是当初一群书生在开展有关活动时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心路历程的展示。还好，最后我们将有关情况反映到遵义县政府，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在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往昔岁月里，我们对纪念遵义的历史文化名人的活动，开展得较多，相传不是有这么一句名言么：“贵州文化在黔北。”而“黔北文化在遵义”。当然，郑、莫、黎是其代表。我们除举行关于郑、莫、黎诞辰若干年的纪念活动外，记忆所及，我们还举行了如下一些遵义文化名人的百年诞辰纪念会，以彰显他们在文化方面的业绩。当然，这些活动的开展，大都与有关单位联合举办，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些文化名人是：1935年发动与组织欢迎红军入城的遵义文化名人刘伯庄先生诞辰130周年以及红军入城后积极支援红军的“太平洋药房”老板谌明道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中国现代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蹇先艾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遵义著名画家、书法家、学者刘赓扬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遵义教育界前辈，在遵义享有盛誉的遵义四中老校长詹健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对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首任馆长老红军孔宪权诞辰100周年纪念会。遵义沙滩文化传人，全国著名诗人黎焕颐逝世的追思会。

      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关于蹇先艾的百年诞辰（2006年），除召开纪念会外，还举行“纪念蹇先艾先生百年学术研讨会”，先生的两个儿子蹇人弘、蹇人毅以及女儿蹇菊华分别从镇远、贵阳等地赶来与会。我们还在遵义市图书馆举办了一个蹇老的生平事迹展览，得到先生次子人毅的支持，送来先生半身塑像等展品。应该说，历史文化研究会开展的这些纪念文化名人的活动还是较为成功的，得到有关部门与人士的嘉奖。

      对遵义历史文化的田野考查，习惯说叫采风，也是我们常作的一件事。十多年来，我们去遵义周边许多地方，举凡那儿有历史文化的遗存、遗迹，需要我们去走一趟，大多前往。现在回忆起来的，有遵义县的三盆、落炉、三岔、芝麻、石板、刀靶以及团溪的西坪、桐梓的尧龙、习水的土城等等。西坪去的次数最多，不下三、五次。由于这些地方对历史文化的执著，在他们盛情相邀下，研究会里如我者年虽老迈，又怎好谢绝呢？

       十多年来，由于宣扬遵义的历史文化，我们还编辑出版了《抗战的遵义》《雄师刀靶告大捷》《花香三岔》《抗日烽火一名校》《百年詹健伦》《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记略》等二三十种图书，为遵义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退休后，我有幸在历史文化研究会里度过十余年愉快的岁月，回思起来，与同仁们的相处，几多令人值得回味。记得，当改建后的遵义纪念公园要我们去为园里的一些景点命名，大家相约一日早上九时左右在公园一个地方见面。时间到了，还不见我们的会长至。期盼之余，终于见祥铣兄忙不迭地匆匆赶来，急步中还在接手机，我们知道找他办事的人多，于是，我颇有所感，见状，当即念了几句顺口溜：“手机声声响不停，忙坏白发老学人，每天一碗羊肉粉，三步当作两步行。”所谓“每天一碗羊肉粉”是学兄曾经告诉我的，他的早餐，是每日上午与老伴去吃一碗羊肉粉。这几句顺口溜，竟被他写进当天日记里。多年后，我已忘得一干二净。在一次与祥铣兄闲聊中，摆谈之余，他又偶然提起，我又才记忆起来。

     由于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在历史文化研究会十余年来参加的活动，可谓多多，不能一一道来。上文所记，难免挂一漏万，纸短情长，只能择要聊以记之，以不忘人生这一段有意义的日子。

田兴咏：笔名石永言，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学术顾问，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