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我的大学
一、社来社去读师范 前路渺茫勇探索
1977年元月，那是全国恢复高考的前一年，我有幸赶上了这一趟末班车。因为我在生产队的突出表现，获得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
当时我填了河池师范学校的招生表，第二天就兴高采烈地骑着单车，急匆匆地把填好的招生表送到石别乡府上交审批。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当我刚从乡府回到大队部的时候，大队部的卢启山会计就对我说：“我刚刚接到乡府通知，你没通过，看来得等明年了。”顿时，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填表，又被突如其来的落榜给吓蒙了，深深地尝到了“五雷轰顶”的滋味。我猜想也许是因为名额有限，差额筛选被筛下来了吧，后来我才知道，那次全乡被筛下来的不止我一个。
过了几天，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突然走进我家，她春风满面，用非常肯定的语气面带笑容地对我说：“你好。你大概就是蓝建新吧。”我也微笑着答道：“是呀。”然后她就自我介绍说：“我是河池地区宜山民族师范学校的严蘅老师，今天是来招生的。”我听后觉得出乎意料，莫非我已心灰意冷的愿望又要死灰复燃啦？她接着说：“恭喜你被录取啦。”我高兴地说：“谢谢！谢谢！”她却说：“你先不要谢我，你是社来社去的名额，毕业后由本乡安排，不一定能当老师，你有权选择去还是不去。”我考虑片刻，心想机会稍纵即逝，应把握这难得的机会。我正犹豫还没来得及表态，她接着又像启发又像鼓励地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现在国家建设人才奇缺，只要学好了知识，总会有用武之地的。”听了她这发自肺腑的话，我便下定决心答道：“谢您吉言，那就去吧。”之后的事实证明，这个抉择是明智的。第二年就恢复高考了，谁也不会想到，保送读大学已成为永不复返的历史，我那半深不浅的知识水平都快在繁忙的劳动中干涸了，拿什么去跟那些满腹知识的考生拼杀呢？我自愧不可能圆梦。可以说这是我获得的第二根救命稻草，圈定了我人生道路的前进方向。
能到师范学习深造，这可是当年全大队独一无二的保送上大学的珍贵指标呀，我扪心自问，自己并没有人们眼中的所谓“背景或者说靠山”，那么多的优秀青年，我何德何能，能获得“独占鳌头”的殊荣，而且事前没人跟我沟通，让我喜出望外，也让我深深地醒悟到，这是所有干部群众给予我的恩赐，这一纸薄薄的“录取通知书”，饱含着他们对我的器重和厚爱，这是多么厚重的情义呀，也深刻地体现了他们“不谋私利、任人唯贤”的崇高理念。从这一刻起，我就暗下决心：到学校后，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好好学习（实际上我后来也不敢懈怠），决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厚望。
能上师范学习深造，也该算是喜事一桩，别人家都会大办酒席庆贺，我们家却与众不同，波澜不惊，冷冷清清。在赴校的头天晚饭，三叔像往常一样来陪父亲筛酒（当地方言），饭后他对我说：“明天去学校就到我家拿一个提桶去用吧。”第二天早上，我去三叔家，他把一个半旧的铁皮提桶递给我，还送我一个利用旧的老式油印机的外壳改制的木箱，让我装衣服用，加上我原来用的薄被（被面是祖母利用裁缝剩下的各种花色都有的碎布，剪成同等大小的三角形，再一块块拼接起来）、席子、床单、蚊帐和几件旧衣服（没有一样是新的），组成我的简陋行李，带到了学校。
我没有坐车去师范学校，父亲让我用家里一辆半旧的杂牌单车托着我那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来到了县城里的学校，单车就留在学校，也好到放假时骑着单车回去，平时有必要上街急用也能用上，其他同学需要上街时也常借用。
我们77届学员有178人，来自河池地区各县市，也有部分是大龄的民办教师，分成四个班，我们“社来社去的”编为20班，学员50人，学习的是政语专业，21、22、23三个班是普通班，21班40人，也是政语专业，22班44人，数理专业，23班也是44人，数化专业。我们都错误地认为能排在本届第一个班，以为我们不普通，并为之倍感荣耀。其实不然，“普通班”并不普通，因为他们毕业有国家分配，成为国家干部，我们只是可能有“公社安排”的未知好运。我们的班主任是邓老师，教我们党史课，卢治堂老师教哲学，到我家招生的严蘅老师教文选（包含古汉语），途中她调离后由陈希士老先生接任，陈叨烈老师教写作，杨老师教农基，凌光明老师上体育课。班主任的名字叫邓昌志，她看我个子高，我又穿着大化电站我姨父送我的一双半旧的白色球鞋，就任命我当体育委员，被我拒绝了，因为我没有体育天赋，自我感觉不是那块料，不适合担此重任，放弃了“当官”的良机，但我却成了学习委员的助手，做班级墙报的编辑出版工作，所制作的各期墙报质量都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我的最爱是文选课，尤其是对古汉语情有独钟，它富含中华民族三千年丰厚的文化精髓，我叹服先人们的聪明，自愧我们不如他们聪慧。古人为我们创造了那么多含义深远的甚至是难以理解的文字和大量的精彩文学巨著，赐予后人以宝贵的文化精神遗产，它们牢牢地定格了我那如饥似渴的眼球视线。在高中学的那些只是皮毛的所谓的A的N次方（数学）、勾股定律（物理）、包括什么物质的分子量（化学）啦，还有 “恩哥利许（英语）”等等，在我的脑海里早已被沉重劳动的汗水洗涤得荡然无存了，仅存一点“揣哪”文（中文）的残羹剩饭。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在老师们的精心培育下，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我的入团申请是到了师范后北山大队团支部补批的，没有宣誓的环节，直接把组织关系转到学校。
好在当时读师范是不收学费的，我们每月还有11元的生活补助费，父亲也就停止给我经济上的帮助了，伙食费大约用去9元，还有2元用来买牙膏、肥皂等日用必需品，费用比较紧张，就连电影都没钱去看，只好时不时邀同学跑到几里外的玻璃钢厂去看免费的电影。这样哪行，要想多用钱，该怎么办呢？于是，到了假期也断了回家的念想，邀了几个家庭经济同样拮据的同学，多数是女同学，唯独我是娘子军里的男同胞，我们到校外去打零工赚钱，我们先是到烤胶厂挖墙基，每立方7毛钱；还帮厂里把仓库外面汽车刚运来的烤胶用的煤炭挑进仓库，一吨2元钱；还到火车站把芭芒（编货筐用的）装上车皮，一捆芭芒100多斤，扛起来都很吃力。我最佩服的是来自革命老区东兰武篆的顾美莲同学，她体壮力大，巾帼不让须眉，那些大捆的较重的芭芒，都是我和她来扛。火车的货箱高三四米，要在货场撘上板梯，我们一捆一捆地扛着百十来斤的芭芒，一步一晃地踏上陡峭的板梯，送上车厢整齐地堆放好。因为是暑假，天气炎热，我们只好选择傍晚气温较低的时候去装车，要装满一车皮，常常熬到大半夜。
到了第二个假期，也就是寒假，除了回家过春节几天，我们都到庆远林场砍松树。说砍树其实不是用板斧来砍，而是用两人你拉我扯的大锯来锯的。那些又粗又硬（富含松脂）的松树根，锯起来不是那么轻松，锯片常常被夹住，要下狠劲才能拉动。大树放倒后，把主杆锯成2.2米长的木筒，直径在30厘米以上，大的有40多厘米，每桐也是百十来斤重，要把它们从岭上扛到大路边堆好，以便车辆运走。
打工得了不少钱，首要的是添置新的衣服，取代旧的衣服，我在裁缝铺点制了两套涤卡布料的国防装，一套藏蓝色，一套深灰色；两件的确良衬衫，一件白色，一件浅灰色，还买了一件深蓝色棉布做的大翻毛领的大棉衣。还花了125元钱，买了一块正宗的上海牌手表，那可是一个代课教师的半年薪酬啊。至此我总算穿上了一身像样的衣服，旧貌换新颜了，真想高唱一曲，来展示此刻的激动心情。
学校的伙食不算差，也不算好，一般般吧。每星期都能吃上一些荤菜。
学校在下枧河附近有一大片学农基地，我们种有豆角、白菜等蔬菜，收获的蔬菜都交给食堂补充伙食。还种有红薯，收获的时候，附近的村民不约而同地前来支援我们。
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在毕业实习前夕，老师安排我给同学们做示范公开课，我平生第一次走上了庄严的讲台，第一次拿起粉笔当老师讲课，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赞赏。接着我和陆玉佩同学，还有几位理科班的同学，被安排到金城江重点中学“河池中学”进行教学实习，得到了河中领导和指导老师的好评，获得了“优秀实习生”的殊荣，实习结束告别时，所教班级的学生都依依不舍地前来送行。其他同学也都分到金城江其他中学或小学实习。（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蓝建新，笔名：辞陈、赤诚，男，1955年8月6日生，瑶族，祖籍广西都安县，河池市宜州区北山镇北山街人，广西民族学院函大中文系毕业，宜州区石别中学退休教师，爱好文学，喜欢唱歌。偶有拙品发表于《河池文艺圈》《北山顶脚》《老鸟传媒》《都安文旅》《宜州纵览》《今日宜州》《新疆文学》《家乡》《首都文学》《红水河文艺在线》《青年文学家》《中国经典文学》等。现为《青年文学家》杂志社威海分会理事，《双馨文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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