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哑妹

文/李中合

       有生以来，按说没有什么事可以记挂的，但仍有一件却始终不能释怀，如今依稀想来，仍让我泪眼婆娑，心头沉重。那便是比我小三岁的连襟哑巴胞妹害了“克山病”，八岁上夭殇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按说国家刚刚解放，经济贫困，生活艰难，谁家孩子病重了，夭折了，是常有的事，没有见过哪家人因此而呼天抢地，大伤大悲。可我的哑妹，跟别的小孩不同，她是哑巴，是个漂亮、干净、聪明的哑巴，只是心里有苦说不出来。

       哑妹不会讲话不说，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害上了“克山”病，即心脏病，这种病的症状为嘴唇乌青，心跳微弱，导致浑身乏力，严重时便会夺取人的性命。多发于幼儿人群。最早出现在黑龙江省克山县，故名“克山病”。尽管国家当时很重视儿童这种流行病，但农村至贫，又缺医少药，普通人家根本承受不了治疗的费用，大部分家庭，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好与不好那只能看孩子的造化。我们村里和哑妹同时发病的有好几个，不过，他们命大，都从死神手里挣脱了，活到现在依旧很健康。只可怜我的哑妹比他们病重，在“听天由命”中，撇下我们争气地走了。

       她神经管能也好像出了问题，总站不直，也站不稳，浑身软绵绵的，走路腿脚不灵便，自从学会走路，从没见过她能像别的孩子一样活蹦乱跳，调皮捣蛋。经常流口水，胸前老戴个手工布兜兜，因口水长时间浸泡，手一摸多是硬巴巴的。看来，哑妹身上至少有三四重人生的折磨。

       哑妹叫书芳，1956年生，全家叫她芳娃，尽管不会说话，却没有人忍心叫她一句呱呱或呱呱娃。她耳力不错，只要声大点，都能听得见。到五六岁，个子也有一米一二，方脸，白净，头发乌黑，大人为了不让长虱子，方便梳洗，就给留了个小平头。女孩儿爱美，可直到死也没有给她戴个花，扎个小辫子。

       哑妹叫不出大大（爸爸），也叫不出妈妈，只能发出“哦，哦，”或“啊，啊，”的声音，这也许就是叫爸妈了。印象中父亲因忙不太管，母亲着急，以为是嘴里的“盼舌”所致，曾经背着她去街里卫生院，把舌下那条线割断。受了疼痛，吃不成东西，好了犹是不会说话，只有顺其自然。

       实际上，并非“盼舌”所致，也许母亲怀她时吃了不该吃的药，亦或生过什么气，才导致动了胎气，生下个不健康的妹妹，母亲本身负有责任啊。

       在哑妹脚下，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以后又有了三男一女），叫书群。长到一岁，能说会道，大人说她的嘴像“八哥”。腿脚麻利，跑起来飞快，和哑妹形成巨大反差。有了小的，大人很自然地把爱迁移到了小妹身上，人常说“八十岁的老，向的小”，故而也就慢慢淡化了哑妹。小妹书群在神灵前搓有缰绳，得到保祐，一年一次，直至有半把粗细。她的缰绳上还拴了个手心大的银牌。可哑妹既没有缰绳，也没有银牌。不知大人们怎么想的，如果把银牌给了哑妹，兴许会抚慰哑妹的心，有助于调养她的身体，可没有。相反，也许导致了她讲不出话的心，更滋生出自卑来。我是姊妹中老大，是顶门杠子，当然备受骄宠，什么“待遇”也不会少，但我打记事起，就根本不爱也不稀罕那些串串系系的玩意儿，所系挂的缰绳有一把来粗细，吃饭掉饭，黑不溜秋，脏兮兮的，早被我卸下来扔掉，在父母的一顿数落后也就过去了。这些都是我长大并哑妹不在人世时忆想到的。

       小妹书群的出生和成长，成了哑妹最好的玩伴，俩个都不用上学，房前屋后，村上村下形影不离，这使哑妹的童年有了些许欢乐。她俩只要天一亮，就起来手拉着手，或一前一后，嘻嘻哈哈，哼着走着。玩泥巴，堆石子，逮蚂蚁，摘野花，高兴得不亦乐乎，连吃饭也都找不到。哑妹懂得保护和心疼妹妹。一旦妹妹跑到高涧深渠边上，着急得追不上，就哇哇地大声呼喊，以示制止。

       有一次，哑妹同小妹一块儿去邻居家玩，邻居在炕洞口的火子里给她们烤了一个馍，烤一个也许只是给小妹的，也许是等烤热了以后分给一人一半。哑妹看见只有一个，就对着主人，一手指自己，一手指身后的妹妹，示意再加一个，邻居又加了一个。过后，邻居见到我母亲，说“你呱呱娃灵醒的很……，”把烤馍的事比划着说了一遍。我的哑妹不光爱妹妹，也并非天生的弱智，她有她的心智，只不会说话而已。

       哑妹的克山病，动不动就严重，严重了不会表达，只能从她五观和精神状态去观察判断。记得有一次，她拖着父亲的手往院子外边的路上走，因为使劲，看起来哑妹的身子都向前倾斜着。父亲不知道拉他干嘛，就跟上走，万万想不到竟然一直拉向村子里的药铺（医疗所），父亲这才明白，原来是拉他去看病弄药。我在旁边看到了这一幕，真让人心酸。后来老忘不掉哑妹拖父亲去看病的那幅画面，如今想想都要哭，可怜的她，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但由于说不出来，这才动手强拉着大人去瞧病。

       说起母亲对她这个哑女，本质上是很疼爱的，但从小妹缰绳挂银牌的事儿上，可见她内心深处还是有些区别。

       有一年春上吃早饭，哑妹端的是麦杆编织、用漆漆了的草碗，轻飘飘的，碗底太小，正常人的手指也扣不住，而哑妹只能托在手掌上，草碗容易导热烙手，饭满了也容易流出来烫手，得用抹布或毛巾什么的衬在手心。那一早上吃的稀糊汤，哑妹不小心把饭扣在了地上，很少见发脾气的母亲，走上去在哑妹后脑勺拍了一巴掌，以作为惩罚，哑妹没有哭，只是呆呆地在原地发愣。没有谁阻止母亲，也没有谁去安抚哑妹。我一个当哥的，也笨到一点想不到。试想一下，哑妹能有多大错，草碗碗底端不住，换做大人也未必能端牢，大人为什么给她那样的碗，而不换一个好端的呢？这让哑妹无端挨了打，无故受了气，我对大人的做法很有意见，又不敢说，只能憋屈了哑妹。

       母亲这一掌，大概是心疼粮食，心疼那一碗稀饭。可再穷也不应该在乎那一碗饭啊，一人少吃一口也有哑妹吃的，可见母亲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八岁时，哑妹的病已十分严重，也许不久于人世。那年秋天的一天，我放学回到家，看见病入膏肓的哑妹躺在大人睡的连锅炕上，身上盖着莲花图案红被面缝的旧被子，静静地闭着眼睛。只有母亲坐在炕前方凳上，拿眼睛瞅着卧床不起的哑妹，偶尔能听到她唉声叹气的声音。除此，屋里静的让人窒息害怕，我走到挨炕地方，看着哑妹孱弱的身体和微弱的气息，立刻涌出一股复杂的心情，但主要还是担心，担心哑妹可能再也起不来了，我心如乱麻，转出转进，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约下午五点，外边天色阴暗，看不见四山，屋里光线越发暗淡，只有开窗上边糊的白纸还泛些亮光。那会子，哑妹不知哪儿来的劲，突然挣扎着坐起来，用手直指窗下柜盖上的电壶（热水瓶）要喝水，母亲倒了水，待稍凉，扶着她喝了。喝完后，不大一会儿就停止了心跳，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父亲从外面回来，一家人放声哀号，痛不欲生，那种撕肝裂肺的哭声，给我人生上了第一课：我的胞妹，一个哑巴妹，一个人世间最可怜最可叹的妹妹从此分开，不用再拖累任何人了。我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痛，才懂得“撕肝裂肺”究竟有多痛！

       屋外瞬间下起瓢泼大雨，刷刷刷不停地下，没有风声，没有雷响……

       父亲冒雨叫来了四伯父，四伯是木匠，他带来工具，给哑妹钉木匣子。

       我和母亲、小妹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不知所措，几个人依偎在炕上，只知道哭，只知道流泪。

       外边堂屋在楼上翻木板的声，拉锯声，钉木板的声，特别是那敲打的声音，怎么就那么响，那么刺耳。我恨四伯把锤子抡的太狠，我怕那可怕的声音惊吓到胆小懦弱的哑妹，我想扑出去阻止，可我没那个勇气。那钉钉子的声，一根接一根，一声连一声，好像钉在我幼小的心里，肉里，钻心钻肉地疼……

       外边的雨越下越猛，院子积水很深，门前渠里的水哗啦哗啦响，没有一点点别的声音。那场雨，大概是老天爷专门为哑妹下的，让雨水洗净她的眼泪和身体，洗干净那些不快乐的人生记忆，也让她干干净净去另一个世界，重新托生。

       四伯和父亲是怎样冒雨把殓着随身衣裳的哑妹的木箱扛出门的，不知道。母亲不愿意看，我不敢看，也不忍心看。在那与哑妹阴阳永隔，一去不回的夜晚，一家人悲伤到死去活来！

       因为雨大，草草掩埋了哑妹，掩埋过后，下了几个小时的雨总算歇下来。

       次日，我没上学，问过父亲，才知道葬在壕起沟沟口核桃树下。我独自去了葬埋哑妹的地方。那里已经出了村子，离山很近。说不上是坟，埋得很浅，很草率，就那天晚上的一场雨已经冲平了土骨堆，木箱的一角竟然裸露在外边。望着周边荒丘野沟，心里的苦味无法形容，只记得立在那儿，开口早垂泪。踏地恐土疼，是无比的难过。在万般痛苦中，我一步三回头，抹着泪水强忍着离开了。

       哑妹死后，每逢晚上，门前涝池里的所有蛤蟆呱呱呱拼命地叫，叫得人发毛，叫得人心烦。母亲没有早睡过，也许回想到哑女的点点滴滴，回想起对哑女的宗宗件件，心里更苦，整日以泪洗面，哭得连声都没了。有时候不在家里哭，而是前往屋后，坐在没有人的石头上大放悲声，手里握个旧手绢，哭着擦着，擦着哭着。面对一个养育了七八年，磨了自己七八年的不争气女儿，最终还是离她而去，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苦情苦味，一言难尽，但更多的原因则应该是悔不当初吧。

       哑妹稀里糊涂来到世上，又稀里糊涂离开，仅仅昙花一现，就凋零了。

       我今七十龄，距哑妹不在，已经五十八年了，有了这点文字，当哥的得以稍稍安慰。

                                   2022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