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垫砖记

王方晨

（文学报）

1

金乡县城南八里，有个叫王庄的小村落，几乎在我所有涉及乡村的作品中，都能轻易找到她的影子。

五十七年前，我出生在那里。现在想起她，依然是小时候见过的模样。

村北一条斜斜的河沟，有着高高沙堤，如今已湮灭地下，只余一弯坑塘在村东头。这弯深深的坑塘出现在我的小说《乡村案件》中，却是一个杀人现场。

村东也有一条河，叫莱河，在我的作品中依然使用这个名字。当然，它被我写成了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在我的小说《牛为什么会哭》中，它穿越平原峡谷，通向了大海。

村庄和莱河之间，还有一道干涸的河沟不能忽视。对于童年的我，那里毒虫出没，充满了恐惧的想象。

出村东南，行二三里路，又是一条四季没水的河道。它那毫无道理的宽阔，会让独自或与两三个小伙伴走到那里的我，感到莫名的畏惧和无比渺小，并因此止步不前，以致我至今对南岸的王门楼村一无所知。

村西有邻村霍堌的果园和我们生产队的田地。那美丽的果园，牵动着村里每个孩子的向往。每到夏天，做梦都想吃上果园出产的“五月白”大桃子，结伴偷桃时有发生。但我们的田地里却有一处坟场。

村南村东，也都有坟场。

黑夜降临，躺在床上，一闭眼总会想到一座座荒草摇曳的坟墓，害怕极了，使睡觉成了一桩苦差使。为了逃离坟场的纠缠，我就总让自己想象村北的事情：

一条大道通往“遥远”的金乡县城。

那真是一条通往快乐和光明的大道！

我会想象自己沿着大道往前飞奔，终点既是如人间仙境的县城，也是总在发出慈爱召唤的姥姥家——从县城西关向西，过大沙河不远就到了鱼山乡的李双楼村。可以说，它们是我童年时期最爱去的两个地方。

有心人会从我的作品中发现，小说的主人公，总是出村向北走，向着塔镇寻求幸福、公道和新的生活，原因就在这里。若让那些形形色色的小说人物往东，往南，往西走很远，对我来说竟然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乡村生活的劳累困苦，尚未使我产生完全脱离农村的念头，不过是去城里看上一眼，心里就已非常满足。去趟城，就像去趟天堂，回来后总会回味多日。

那年，西关建成了一座可能是当年县城最高的四层楼宾馆，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专门去看。蒙蒙白雾里，现出宾馆大楼的影子，我确实感到那是天上的情景。

城里的集会，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一次，在一个展览会现场，我被人摄入镜头，照片放大后张贴在县剧院外面的宣传橱窗里。那可能是我至今所见过的自己的最大的一张照片。我站在一位怀抱奖状的女劳模身前，一手托腮，沉思着凝望镜头，根本想不到那会跟自己有关。

对于农村孩子，城里的一切又新奇又陌生的，也是跟自己无关的。自己怎么来的，又怎么回去。但是，有一件事，使它跟我生命中的一种东西有了关联。

姥姥家出产甘蔗。冬天，我陪小姨拉了一车甘蔗到县城西关去卖。一根甘蔗五分钱。来了西关街上的少年，想拿二分钱当五分钱蒙混过去，被我一眼识破，不料这少年恼羞成怒，一声招呼就引来一大帮街猾子，把我和小姨团团围住，诬赖我们用甘蔗划了他的脸。幸好还有卖甘蔗的老乡帮我和小姨解了围，催促我们快走。我和小姨拉起车子，飞快地逃离了县城。

一种仇视“城里人”的感情，悄悄在我心中萌芽。他们蛮不讲理，游手好闲，不劳而获。

探讨城乡关系的作品，曾经是我某个创作阶段的创作内容。当然，那已经脱离了所谓的“仇视”。我给城市的定位，不是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而是一种现代的文明的生活。

在本村读完小学，又去外村上初中。一位数学老师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将来争取拿到粮本”。

“吃皇粮”，是摆在所有农村学生面前的诱惑。

1983年夏天，我心神不安地在芋头地里翻秧，母校的侯老师突然送来了天大的喜讯：我被曲阜师范学校录取！我立时就明白了，自己已成为“吃皇粮”的一员。

两个月后，乘坐发往曲阜的长途客车，我把金乡县城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车子跨过古老的大运河，我第一次意识到也许自己的生命还会有更为广阔和丰富的包含。

实际上，到了曲师校，我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学习。

学校有一座历史久远的图书馆，拥有大量藏书。它对我的意义不光是给我提供了阅读的机会，更重要是一种高质量的阅读。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拉伯雷、托马斯·曼、狄更斯、哈代、拜仑、雪莱、弥尔顿、艾米莉等人的作品，让我的少年世界有了不寻常的深度。

在曲阜师范学校的三年里，最重要的文学训练就是写日记，而我的日记很快就转化为比较具体的文学形式：诗歌，散文。

我认为自己在写作上的飞跃，是在阅读中遇到了美国小个子福克纳，不是他的整部作品，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喧哗与骚动》中的第二章，它藏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第二册里。

福克纳让我的表达舒展，而不是拘谨。同样在这本作品集中的《局外人》，则让我意识到文风的节制。但是即使我涂鸦出了被同学和老师称赏的诗歌作品，也并不意味着我要成为一名作家。

那时候，我连当“城里人”的念头都没有。我想到的还只是做一个合格的“吃皇粮”的小学老师。

2

1986年7月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金乡县实验小学任教。据说当时全县应届师范毕业生分配计划中只我一人留城。接到分配通知后，我恍然想到自己已然成为一名“城里人”。

可是，现实生活远不能满足自己的心灵需求。新华书店里已找不到一本我要读的书。这种情况甚至不如几年前我刚考入曲师时的文化环境。那时我在新华书店买到了此生第一本大师级的文学读本：法朗士的《企鹅岛》。这本书经我反复细读，一直伴随在我身边，至今仍为我所珍藏。在我心目中，《企鹅岛》才是小说的模样。三年后毕业回到金乡，我在新华书店找不到一本自己想读的纯文学书籍。

一堂语文课上，我随口向学生讲了一篇童话《树的哲学》，1999年发表在《儿童文学》。一棵小树为了能够走动一下，甘愿一死，而我的内心也无时不在渴望能够“走动一下”。

1987年麦季，我写下小说处女作《林祭》，描写一对男女长途私奔到了东北的大兴安岭，发表在《当代小说》杂志1988年第1期。

这篇小说的发表和高昂的稿费，轰动了当时的金乡县城。对我的人生来说，它的意义非同小可。它使我有机会通过干部进修考试，考入了青岛大学作家班。

秋天，我离开小学校，重又踏上远去的长途客车，乘火车来到青岛。然而，一个月后，因学费问题，我选择了退学。过了元旦，转入济南师专。当时山东省共举办了三个作家班，济南师专作家班则为其一。

春天来了，《林祭》荣获山东省第三届青年文学奖。我住进济南南郊宾馆，参加了隆重的颁奖大会。接受电台记者采访时紧张万分，搞了半个晚上。

一年后，尚未毕业，我就在省作协领导关心下，从金乡县调至东营市文化局，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在东营的最初十年，虽每年都有作品发表，而且还曾在1993年与汪曾祺、铁凝等著名作家一起得过一次《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小说奖，但这距我的要求相差很远。

我遇到的问题不是创作苦闷，而是信息闭塞。

这些年里，我给企业写过报告文学，给小报当过特约记者。至1998年，危机感不断袭来。我再也不能忍受事业上的停顿，从一家外地书店购得一本《文学报刊通讯录》，按图索骥，一古脑儿将历年来所写作品全部投寄出去。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我偶从中央台的节目上看到了一个叫李敬泽的人。通过字幕，得知他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其他情况则知之甚少。我当即决定将小说《日本是一个省》投寄给他。不久，接到他的一封亲笔信和一张名片。他在信中表达自己对小说的赞赏和不能在《人民文学》发出的遗憾，并索要新作品。

我随后向他投寄了刚完成的两个短篇《说着玩儿的》和《乡村火焰》。很快，一天夜里，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两篇作品将在《人民文学》同期推出，并要我只要写了作品就寄给他，由他转发。放下电话，我隐隐意识到自己盼望的一天终于就要来临。

按照李敬泽对我的规划，要先在文坛混个“脸熟”，《人民文学》便只发了《乡村火焰》，《说着玩儿的》则被他另行推荐到了《东海》杂志，《小说选刊》选载时配发了他精到的短评《山野间的先锋》。

仅2000年，我就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上海文学》《山花》等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发表近二十余篇小说，《说着玩儿》《王树的大叫》《扑满》《乡村火焰》等接连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选载。《王树的大叫》次年被评为《北京文学》“2000年最新文学排行榜”上榜作品，并获得首届齐鲁文学奖。在国内颇有影响的《青年文学》，还于2000年第11期将我作了封面人物，同期发表《黑妮儿飘飘》《扑满》两部中篇，《作家文摘-青年导刊》也随后推出专版介绍我的创作。

也许直到这一年，我才坦然接受自己专业作家的身份。

2001年，作为山东省青年作家代表，我与张海迪、张宏森、张继、凌可新等，一同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第一次与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见面。而在2004年3月，我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三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李敬泽则成了我和其他六位同学的导师。

李敬泽先生曾在文章中写道：“王方晨有力量。”他说尚不知这力量源自何处。而我认为，它来自于对文学和生活的信心。认真对待文学和生活，给我的写作以意外的力度。

2005年10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山东省作家协会在东营联合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李敬泽与吴义勤、施战军、黄发友等评论家都对我的创作给予了各种评价。

研讨会后，我仍然不停自省。信念的力量不应减弱，而是更应该加强。人生天地间，公道应是第一要义。从我的第一篇作品《林祭》开始，我的几乎所有作品，无不在诉求着爱的公道、理的公道、生的公道，呼唤着人间正义与良知。

到2009年底，我被济南市作为高级人才引进至《当代小说》杂志社，担任副主编，告别了长达19年的专业创作。

这一年，山东省作协推行签约作家制度，我成为首届签约作家。

                                   3

从2004年冬开始，我刻意对朋友们隐瞒了自己染病在身。大病常使我含泪不止，严重影响了心态和对人生的看法，使我的创作隐含了莫大的悲情。

这期间我专为李敬泽精心创作了两部我自认为满意的作品，《水袖》和《暗处之花》。《水袖》描写农村两姊妹的感情故事，是对当下农村女性命运的思考。《暗处之花》则写了一位在城市奋斗的农村女性异乎常人的决绝。几年后，吴义勤看到这部作品，在我的研讨会上说我早在几年前就在探讨是怀念乡土还是切割乡土的问题。但这两部作品都没能到达李敬泽手上，分别刊于《中国作家》和《山花》。

三年签约作家的创作任务完成，我已病体难支，不得不开始漫长的治疗。

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我在2013年某月一口气写下四个短篇，其中一个就是《大马士革剃刀》。小说当即被《天涯》杂志留用，并于次年7月发表在第4期。

《大马士革剃刀》刊出之前，《当代小说》举办过一次小说笔会。一位河北作家对我表示疑惑：“王老师，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我惟有苦笑。

在这篇小说里，我融入了自己的生命痛感。它跟我的生活密切相关，是写了我生活的城市济南。我把目光投向了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逐渐消失的老街巷，一下子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有人说，别看是个短篇，但它却有长篇的容量，不能拿它当短篇来看。

小说很快就被国内很多文学选刊头题选载，在毫无意外的情况下，登上了当年中国小说学会全国短篇小说排行榜，次年也连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和《小说选刊》年度大奖。

有一点遗憾，是在次年的郁达夫小说奖评奖中，本没有疑问的结构严密的小说，竟被提出疑问。因为小说中的虐猫凶手，被错安在了无辜者剃头匠的头上，一帮评委在那里越想越不合逻辑，却没想到问题出在自己先弄拧了。显而易见，具有赤子之心的受害者剃头匠才是我同情的对象。

受这篇小说激励，我又用四年时间创作了10篇以老实街为故事场景的短篇，组成了作家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长篇《老实街》，共11章。

在2016年5月，我的作品研讨会在济南召开。会上，评论家们肯定了《大马士革剃刀》的成功，结合我的创作，提出了“塔镇”和“老实街”两个文学地标。吴义勤先生讲我是既有爆发力又耐力的文学长跑者，让我感慨。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不得不写。几十年来，我所凭恃的，也唯有去写。

《老实街》出版后，《文艺与争鸣》《小说评论》都给做了影响颇大的评论专辑。2018年12月，中国作协创研部和山东作协联合，在北京开了研讨会，众多评论家在场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2020年，我又精心写了《凤栖梧》，还是老实街故事，意图《老实街》再版时收入，以形成12章的架构。小说发表后，创了国内年度选载纪录，也是一个非常被看好的短篇。

可以说从2015年起，我又进入了创作爆发期。这一年，折磨我长达十一年的病魔彻底解除。完全康复的我，不断发表新作之外，又连续出版了《老实街》《花局》《背后》《大地之上》等数部长篇，还有一些小说集，而且身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2018年1月，我被推选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2023年，过完春节，我就动笔新长篇，目前接近完成。

回顾漫长往昔，我发现自己写下的小说，已近千万字。这在我发表处女作时，绝对不敢想象。当时，我常常幻想，能够有七八篇小说发表也就满足了，还会禁不住用手比划七八本杂志摞在一起会有多厚。

那年春节后，我与远在北京的莫言先生通话，交流了自己近期的创作。不久，收到了他的来信和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

在信中，莫言先生这样写道：“作家出名有两种方式，一是凭一部作品一鸣惊人，一是一部部作品扎实积累，就像拿砖头一块块往脚下垫，慢慢地就高了起来。”并给我打气，“您是属于后一类的。”在他看来，“后一类的作家，往往更能持久，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淘洗。”

莫言先生垫砖的比喻，引我共鸣。从此，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创作之路了。

1987年，一对恋人被我放逐在《林祭》中的原始大森林，面对神圣的自然，冷静反思昨天，体味现在，辨认未来。其实，从那时候起，我也放逐了自己。

岁月何仓皇。在文学的广野上，我以《林祭》这样的一篇篇小说，度量人生的长度和深度，至今犹未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