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台见闻

 在伯父三番五次的邀请下，我们用半年时间办理的入台《通行证》终于批下来了。

2000年7月25日，我和六十五岁的父亲正式赴台探亲。

 其实，在去台湾的前十天，父亲就在为赴台做前期准备工作，他不顾六十五岁的身躯，用他高亢兴奋的情绪，向往的心情连走带爬地翻山越岭，到渔山七庄界山顶谷家买了六斤蜂糖，回家后担心不干净，怕在台湾伯父家出丑，用纱布除去一些杂物后才装进两个新买的玻璃瓶里，第二天晨曦，他又下五等图，穿江坪河；上栗山坡到走马集镇购买了五斤毛尖茶，那天回到渔山老家已经是掌灯时分。

父亲怎是觉得千里迢迢去一趟台湾，东西带少了不好意思，故此，也就在我面前含沙射影地说着他理解的人情世故，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去台湾我也必须要准备一份厚礼，更何况伯父给我们父子俩各寄了一千五百美元的路费，我怎不能空手而去吧？

 到底带什么礼物合适？我和堂客思索了一个晚上，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将火炕头上两腿熏得黑魆魆的麂子肉洗干净后，用炭火烤干胶纸包裹好后装进帆布包里，再就是准备到了张家界后再买两条高级烟，父亲很满意我的安排，也认为我所带的东西勉强可以出得客了。

去台湾的头天晚上，为了确保钱的安全，堂客给我们父子用缝纫机，各缝制了一个拉链布荷包腰带，睡前我就缠在了腰上。

第一次去台湾，我们父子俩兴奋得基本上没怎么睡觉，半夜，我就把一沓人民币（美元兑换的）装进了布腰带里，拉紧拉链后又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三遍。

 晚上三点，我就和父亲提着帆布挎包，打着手电筒从渔山乔家村，高一脚低一脚地出发了，过溇水河，爬红花岭，八点一刻就赶到了湖南省的官地坪集镇，我们顾不上腰酸、背疼、腿抽筋、脚麻等，拖着半鞋壳泥巴，裹着一条湿得流水的裤子，挤坐在去张家界的班车上，下午1时30分班车就抵达张家界西站。

张家界这座湘西游景名城，商业意识特别浓厚，一波一波的商贩绕缠着我们，有要我们吃饭的，有要我们住宿的…….好不容易摆脱纠缠，来到候车大厅，我们购得下午三点去广州的火车票，经桃源——汉寿——益阳——长沙——株洲——衡阳——广州，约在半夜子时到达终点站。在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城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既看到了白领达官，也看到背井离乡，抛家舍子，从事最卑微工作的打工者，尤其是徘徊在火车站周边的乞讨人员，他们那层无法穿透的麻木表情，望着我们父子时，我不寒而栗，浑身上下如麻绳捆扎一样恐惧，夜半三更孤立无助，快速离开这类人群是我们父子俩的唯一选择。

  沿着火车站的深巷处，我们找了几家宾馆，门口均站着一群美丽妖娆，穿戴也就只遮羞掩乳，其他部分全部暴露的小姐们，必定我们身上还有一些“碎银”，怕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被骗，就没敢入住，继续向深巷寻找而去，宾馆很多，同前基本一样，我们正在一家宾馆讨价还价之时，里面突然走出来几位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怒视着我们：“想住也得住，不想住也得住，我们这里不讲价。”我和父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了，被迫用两百元人民币包了一房间。

 这那里是“宾馆”？就是大杂院里的一个小隔单，一间大房用纸板分隔成四小间，仅仅只能容纳一张床而已，进去就是一股汗臭味加霉气味，卫生间又设在走廊的尽头。“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没有办法，我和父亲轮流解完手后，把房门栓死后就和衣上床睡觉了。

从隔壁纸板空隙传出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就是城市人和去城市追梦人的夜生活，有的白天臣服于生活，装出大款和干部模样，或西装革履，一副金丝眼睛挂在耳朵上…….有的回到家乡装一本正经，而到城市的夜晚，他（她）们又回归于肮脏灵魂的勾当，露出丑陋而淫色的真实嘴脸，进行着收支金钱的交易，这也许就是改革开放前奏曲中不和谐的一点瑕疵，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音玄的调节，也就自然而然的调准音正，高亢悦耳了。

在不堪入耳的嘈杂声中，我们实在住不下去了，两百元就住了两小时，聊自宽慰地只当住了两小时的钟点房。四点钟就连忙退房离开了这个“宾馆”，徘徊在火车站附近。朦胧的灯光下，三五成群成堆的人依然很多，有的用漠然的眼光望着我们；有的用仇恨的目光瞪着我们；有的用猥琐眼睛看着我们…….让人心惊胆战，一种从未有过的惆怅袭入心头，勾起我们父子无限的恐怖，只能游走在边缘人少区域，耐心等待新一天的黎明，任凭一股股屎尿味随风㓎入口鼻……。

清晨的广州火车站出口，背包、提袋、拖拉杆箱的人流如潮水般涌来，各种商贩生意客的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们父子盲目的随着一群人，向自称去深圳的早班车挤去，上车的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上当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怎么是这般老式陈旧的班车跑深圳呢？车身斑驳；车座破损；车内脏乱，我们父子正准备下车，几个五大三粗的年轻人已经将车门完全堵死，嘴里不停地吼叫着：“只准进，不准出。”一车人都神情呆若地蜷缩在车内，不知如何抉择，那就只能听天由命罢了。汽车在广州去深圳的高速路上还算顺利，除了路途中每人多收二十元钱外也没有其他什么，大多数乘客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只有两个年轻人不愿多交这二十元，被车主扇了几个耳光后，还是极不情愿地交了。

 班车到了深圳站后，我给司机一包烟，又把我们父子送到罗湖桥口岸。蓦然回望，我们感慨良多，深圳这个昔日的渔港小村，近几年来的突飞猛进，让我们瞠目结舌，这是伟大时代的产物，中国发展的必然，她就不可能为任何势力所阻挡，相反，她会在沸腾的时代生活中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在深圳通往香港的罗湖桥上，我们遇见了张丽华女士，她约三十多岁，修长的身材，穿戴潮流，一头波浪式的卷发，淡淡而细长的眉毛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配刻在她赖看的瓜子脸型上，把港商女性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用不够标准的普通话，边打着招呼边引导我们向过境站走去。

张丽华女士是我们去台湾香港站的导游，早在一月前，已经在珠海成家的幺妹就和她有了联系，今天早晨幺妹又向她确定了我们父子到罗湖桥的具体时间。香港检查站异常严格，父亲带的五斤蜂糖和我带的两腿黄麂子肉全部暂扣下来，并且开了暂扣单，要我们回大陆时凭暂扣单领取。因香港城市结构复杂，我们又怕在城市里迷失方向，故此，返回时所暂扣的东西也就没有领取，至于他们怎么处理我们也就没去理会了。

偌大的香港候机厅人山人海，黄头发、蓝眼睛、黑皮肤的外国人比比皆是。张丽华女士把我们安顿在候机厅座椅上后，就沿大厅转了一圈再回到我们身边：“去台湾的机票，一人一千九百八十，快把钱给我，我去排队购买。”我们父子提着已经空瘪的帆布包，几大步就进了卫生间，栓好门后从裤裆的布口袋里慢慢地抽出了两千元人民币，张丽华女士攥着一大把钞票笑眯眯地向售票窗口而去，半小时后她把两张机票分别给了我和父亲，又把我们引出大厅，在去九龙的一亭子里安排道：“我还要去接几位去美国和德国的客商，你们就在这个亭子里等着我，千万别乱跑。”

略有点心计的我向她要了一张名片。

时间过得真快，从上午十点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四点，张丽华女士一直没有出现，再加上我们利用这段空时，了解到香港去高雄的机票只需要七百元，她把我们父子各宰了近一千三百元，上当被骗感愈加强烈，父亲更是气得牙巴骨咬得咯咯响，他坚持不去台湾了，要回深圳住宿，然后买火车票回家算了，但我心有不甘，坚持要报警，父亲尊重了我的选择。我们沿九龙路走了约十几分钟，进了一家警察岗亭，警察听完我的报案后，掏出六十元港币说：“你们可能被骗了，快拿着这六十元港币打车回深圳吧。”我气得把钱推了回去：“我们是大陆赴台湾探亲的，在香港被骗，你们就这样要我们回去吗？必须打电话联系一下她，我们需要她的一个交待和说法。”香港警察可能是看我态度比较坚决或说得有一定的道理，拨通了张丽华女士名片上的手机号码，用香港话叽叽嘎嘎讲了几分钟就挂了电话，警察望着我：“你们就在这里等，她马上就到。”不一会儿，张丽华女士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来到警察岗亭，和几名警察叽叽嘎嘎几句后就把我们带了出来，她极不耐烦地冲我们发脾气：“是谁让你们报警的？是谁让你们报警的？”我气不打一处来：“是我自己要报警的，你要么领我们去机场登机，要么给我们退钱。”张女士看我并不是一个大山里的病猫，可能惹怒了还是一头狮子，她还是有点虚我的倔脾气，连忙拉着我的手，父亲牵着我的衣服，向楼下跑去钻进她的车里，风驰电掣般地向香港机场驶去。

香港机场登机入口，张女士望着我们父子：“快进去，离起飞时间只有二十分钟了。”我用她的手机给高雄的伯父打了一个电话，告知了登机时间。在去登机的传送带上，我和六十五岁的父亲拼命地向前跑着，在离高雄登机口300米时，父亲不知是体力不支还是心急，一个趴匍倒在传送带上，将传送带上的一片人撞倒，几个好像有点身份的人，拽着父亲的衣服要和他理论，我转身推开他们：“一个老人绊倒了，你们要理论什么？误了登机时间谁负责？”拉着父亲继续向登机口跑去。一走上飞机，空姐就对我们说：“快找位置坐好，飞机马上起飞。”隆隆的马达声响起，飞机徐徐地升腾天空，我和父亲喘着粗气，但还是把脸紧紧地贴在机窗的玻璃上，俯瞰着香港这座世界级的金融都市，鳞次栉比的群楼，四通八达的交通，众多的风景和美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看着迎风飘扬的国旗和区旗，我百感交集！香港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终于挣脱了殖民地枷锁，回归祖国。

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徐徐降落在高雄机场（又名小港机场），我们填写完表格后出机场，已经是掌灯时分，伯父和他的儿子、女儿已经静候在出口处外多时。我们第一站是去85大楼观高雄夜景，两辆轿车穿行在高雄这座繁华的港海城市，向大楼快速驶去，夜晚的高雄褪去了白天工业化的外衣，呈现出迷人的夜色。85大楼曾问鼎台湾第一高楼，这里是俯瞰高雄美景的好地方，能见度好的时候还能看到屏东外海的小琉球。站在楼顶放眼望去，夜幕降临的高雄是万家灯火点城市，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不停。

我们观赏完高雄夜景及吃完晚饭后，来到伯父家里已是半夜子时了。伯父对我们父子的到来显然是作了充分的准备，在高雄三层楼房的家里，更换了空调及部分家具，还在他的卧室添加了一张一米八的新床。我和父亲在像“腰子盆”的浴缸里洗完澡后，就上二楼和伯父休息了，伯父和父亲睡一床，我睡在挨着的另外一张床上，那一晚，他们俩兄弟是继二十二年前（1988年），伯父回湖南桑植县返梓探亲后的第二次见面（也是伯父离家四十七年后的第二次见面），1988年伯父在桑植只停留五天，又因人多嘴杂忙于应酬，故此，伯父和父亲的交流并不多，离别后的这二十二年时间里，双方也只有书信来往，没有机会长谈…….今夜无眠要彻夜长谈，也是75岁的伯父和65岁的父亲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也是期盼已久的一件事情。

这一夜，我睡意全无，既是忠实的听众也是虔诚的记录者。

伯父娓娓道来：“1943年，从湖南慈利县城青年从军后，先后参加了第六战区抗击日军的鄂西会战，常德会战，因为作战勇敢加上头脑灵活，在部队里还算一个知识分子，1944年被抽调到团部当了一位文秘，1946年被国民政府保送到上海一所大学学习工程机械专业，1948年随陈诚建设兵团到台湾后，继续在台北攻读工程机械系专业，1951年分配到台北一所大学任工程机械系教师，1956年调高雄一所大学继续任工程机械教授直到退休…….。”

伯父，这位国民党老党员在我的心中，是一位学识渊博又极有城府的长辈，他把临歧离情的经历凭枕疑思后，以“谙尽”的离乡离亲滋味，曲折委婉地表达给我们，又抒发了自己一生没能看到祖国统一的“单栖踪迹”的苦况和“多感情怀”无法排遣心情，他的话语里笼罩着浓重的感伤；悲凉的情调，今夜向我们表达出来。故此，伯父用最现实的办法来解决他的苦闷，不惜一切代价地把儿子从台北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后，果断考送到美国的俄亥俄州读托福大学五年后，再回到台湾新竹科研院工作（现在大陆工作）。

伯父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十二年之久，儿子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后能来大陆发展，也算圆了他一生的梦。

谷忠瑛，男，1964年4月生人，中共党员，湖北省鹤峰县退休教师，恩施州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电视剧《拓荒人》，电影《家乡的那洼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