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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人田秋和李端棻的当代价值》
从田秋《开设贤科以弘文教疏》到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
明永乐11年（1413年），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建立，成为大明王朝第14个省级行政区（后交趾承宣布政使司退出，是为第13个），但是因为省域面积、人口、经济力量等，朝廷没有及时给予贵州科举乡试的地位。
明嘉靖9年，时任明礼部左给事的贵州思南人田秋上奏《开设贤科以弘文教疏》。嘉靖14年，朝廷最终同意在贵州举行科举乡试。
嘉靖16年（1537年），在巡按王杏的主持下，贵州首次举行乡试，录取举人25名。
郭子章《黔记·大事记》“十四年秋七月，定规则解额，开科本省（解额二十五人，从巡按王杏请）。贵州读书人从此结束了参加科举考试必须远赴云南、湖广的历史。
清光绪22年（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贵州贵阳人李端棻为推进变法维新，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推广学校折》，指出：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并阐述了当时教育制度中教学内容偏差、学业广而不精、重理论轻实践、读书只求登科以及培养人才数量有限等弊病，并总结出新式学堂设立二十多年来国家还是不能获得真正人才的原因，提出“一经五纬”即省府县开设学堂体制，设立藏书楼、创立仪器院、开设译书局、广立报馆和选派游历等教育改革方案。
两年后，光绪24年（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重点提到了李端棻在奏折中请建京师大学堂的建议，对其提出“一经五纬”教育改革方案大部分予以批准并立即着手准备。
教育改革之风由此席卷全国，最后体现在“百日维新”期间修改考试制度和建立全国学校体系的全面努力中。
戊戌变法建立“京师大学堂”，是为今日北京大学的前身。
从田秋《开设贤科以弘文教疏》到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贵人们在推动教育进步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的视野也从情系桑梓扩大到心忧天下，完美、模范践行了封建儒家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最高人生价值。
以下为二人的奏折，旨在弘扬先贤贵人们为学殚精竭虑，为国精忠实诚，千年大计，教育为本的精神，教育兴国家兴，教育强国家强。
《开设贤科以弘文教疏》 田 秋（明）
臣秋，原籍贵州思南府人。窃惟国家取士，于两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以抡选俊才，登之礼部，为之会试，然后进于大廷，命以官职，真得成周乡举里选之遗意。所以人才辈出，视古最盛者，以此也。
惟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盖因永乐年间初设布政司，制度草创，且以远方之民，文教未尽及也。迨今涵濡列圣休明之治教百五十余年，而亲承皇上维新之化又八年于兹，远方人才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润，日有生长，固非昔日之比矣。臣愚以为开科盛举，正有待于今日也。
且以贵州至云南，相距且二千余里；如思南、永宁等府、卫，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其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此皆臣亲见其苦，亲历其劳，今幸叨列侍从，乃得为陛下陈之。边方下邑之士，望天门于万里，扼腕叹息，欲言而不能言者亦多矣。
臣尝闻国初两广亦共一科场，其后各设乡试，渐增解额，至今人才之盛埒于中州。臣窃以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特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今设科之后，人益向学，他日云贵又安知不如两广之盛乎?议者曰：科之不开，病于钱粮之少。臣窃以为不然。盖贵州虽赴云南乡试，而举人坊牌之费，贵州自办也；鹿鸣之宴，贵州自备也。今所加者，不过三场供给试官聘礼耳。镇远、永宁等税课司，每岁不下数百两；思南府又有棉花税，若设一税课司，委一廉干府官监收之，每岁亦可得数百两。只此数项，足充其费。况求才大事，又可靳于区区之小费乎？且历年抚按官亦屡有举奏，盖一方之至愿，上下之同情，其建置之地，区画之详，在彼必有定论，乞敕该部再加详议。 旧额：二省共取五十五名，云南三十四名，贵州二十一名。臣请开科之后，二省各于旧额之上量增数名，以风励远人，使知激劝，则远方幸甚。
《请推广学校折》 李端棻（清）
奏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厉人才而资御侮。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闻：“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
去岁军事既定，皇上顺穷变、通久之义，将新庶政，以图自强。恐办理无人，百废莫举，特降明诏，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荐，以备擢用。纶綍一下，海内想望，以为豪杰云集，富强立致。然数月以来，应者寥寥。即有一二，或仅束身自好之辈，罕有济难瑰伟之才。于侧席盛怀，未能尽副。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
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夫，二十年来，都中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而有。而臣顾谓“教之之道未尽”，何也？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其未尽一也。
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学堂外，其馀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未尽二也。
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图、器，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其未尽三也。
利禄之路，不出斯途。俊慧子弟，率从事帖括以取富贵。及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材。今诸馆所教，率自成童以下，苟逾弱冠，即已通籍；虽或向学，欲从末由。其未尽四也。
巨厦非一木所能支，横流非独柱所能砥。天下之大、事变之亟，必求多士，始济艰难。今十八行省只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士之欲学者或以地僻而不能达，或以额外而不能容。即使在馆学徒一人有一人之用，尚于治天下之才，万不足一。况于功课不精，成就无几。其未尽五也。
此诸馆所以设立二十馀年，而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者，惟此之故。曰：“然则岩穴之间，好学之士岂无能自绩学以待驱策者？”曰：“格致、制造、农、商、兵、矿诸学，非若考据词章、帖括之可以闭户獭祭而得也。书必待翻译而后得读，一人之学，能翻群籍乎？业必待测验而后致精，一人之力，能购群器乎?学必待游历而后征实，一人之身，能履群地乎?”此所以虽有一二倜傥有志之士，或学焉而不能成，或成矣而不能大也。
乃者钦奉明诏，设官书局于都畿，领以大臣以重其事。伏读之下，仰见圣神措虑，洞见本原。臣于局中，一切章程虽未具悉，然知必有良法美意以宣达圣意、阐扬风化者也。他日奇才、异能由斯而出，不可胜数也。惟育才之法匪限于一途，作人之风当偏于率土。臣请推广此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
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以三年为期。
省学选诸生年二十五以下者入学，其举人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经、史、子、集、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以三年为期。
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
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目繁多，可仿宋胡瑷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如此，则人争濯磨，士知向往，风气自开，技能自成，才不可胜用矣。
或疑似此兴作，所费必多。今国家正值患贫，何处筹此巨款。臣查，各省及府、州、县率有书院，岁调生徒入院肄业，聘师讲授，意美法良。惟奉行既久，积习日深，多课帖括，难育异才。今可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书院旧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拨官款补之。因旧增广，则事顺而易行;就近分筹，则需少而易集。惟京师为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示天下以朴，似当酌动帑藏以崇体制。每岁得十馀万，规模已可大成。中国之大，岂以此十馀万为贫富哉。
或又疑所立学堂既多，所需教习亦众，窃恐乏人堪任此职。臣以为事属创始，学者当起于浅近，教者亦无取精深。今宜令中外大吏各举才，任教习之士，悉以名闻，或就地聘延，或考试选补。海内之大，必有可以充其任者。
学堂既立，远之得三代庠序之意，近之采西人厂院之长，兴贤、教能之道思过半矣。然课其记诵而不廓其见闻，非所以造异才也。就学者有日进之功，其不能就学者无讲习之助，非所以广风气也。
今推而广之，厥有与学校之益相须而成者盖数端焉。
一曰设藏书楼也。好学之士，半属寒畯，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固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高宗纯皇帝知其然也，特于江南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备庋秘籍，恣人借观。嘉庆间大学士阮元推广此意，在焦山、灵隐起立书藏，津逮后学。自此以往，江浙文风，甲于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泰西诸国，颇得此道，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众，亦由于此。今请依乾隆故事，更加增广。自京师及十八行省省会，咸设大书楼，调殿版及各官书局所刻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其或有切用之书为民间刻本，官局所无者，开列清单，访书价值，徐行购补。其西学书陆续译出者，译局随时咨送。妥定章程，许人入楼观书。由地方公择好学、解事之人经理其事。如此，则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古今中外有用之书，官书局有刻本者居十之七八。每局酌提部数，分送各省，其费至省，其事至顺。一奉明诏，事即立办，而饷遗学者、增益人才，其益盖非浅鲜也。
二曰创仪器院也。格致实学，咸藉试验。无远视之镜，不足言天学；无测绘之仪，不足言地学；不多见矿质，不足言矿学；不习睹汽机，不足言工程之学。其馀诸学，率皆类是。然此等新器，所费不资，家即素封，亦难备购。学何从进？业焉能成？今请于所立诸学堂咸别设一院，购藏仪器，令诸学徒皆就试习。则实事求是，自易专精，各器择要而购。每省拨万金以上，已可粗备。此后陆续添置，渐成大观。则其费尚易措筹，而学徒所成，视昔日纸上空谈相去远矣。
三曰开译书局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与西人交涉而不能尽知其情伪，此见弱之道也。欲求知彼，首在译书。近年以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译出、刻成已百馀种，可谓知所务也。然所译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诸事、今日所亟宜讲求者、一切章程条理，彼国咸有专书详言之。今此等书，悉无译本。又，泰西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月异岁殊，后来居上。今所已译出者，率十年以前之书，且书亦甚少，未能尽其所长。今请于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者、论时局者、言学校农商工矿者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者，分类译出，不厌详博，随时刻布，廉值发售。则可以增益见闻、开广才智矣。
四曰广立报馆也。知今而不知古则为俗士，知古而不知今则为腐儒。欲博古者莫若读书，欲通今者莫若阅报，二者相须而成，缺一不可。泰西每国报馆，多至数百所，每馆每日出报，多至数百万张。凡时局、政要、商务、兵机、新艺奇技，五洲所有事故，靡所不言。阅报之人，上自君后，下自妇孺，皆足不出户，而于天下事了然也。故，在上者能措办庶务而无壅蔽，在下者能通达政体以待上之用。富强之原，厥由于是。今中国邸钞之外，其报馆仅有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十馀所，主笔之人不学无术，所言率皆浅陋，不足省览。总署海关近译西报，然所译甚少，又未经印行，外间未由得见。今请于京师及各省会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咸立大报馆，择购西报之尤善者分而译之。译成，除恭缮进呈御览并咨送京外大小衙门外，即广印廉售，布之海内。其各省政俗、土宜亦由各馆派人查验，随时报闻。则识时之俊日多，干国之才日出矣。
五曰选派游历也。学徒既受学数年，考试及格者，当选高才以充游历。游历之道有二：一游历各国，肄业于彼之学校，纵览乎彼之工厂，精益求精以期大成。一游历各省，察验矿质，钩核商务，测绘舆地，查阅物宜。皆限以年期，厚给薪俸，随时著书归呈有司。察其切实有用者，为之刊布，优加奖励。其游惰而无状者，官则立予降黜，士则夺其出身。数年之后，则輶轩绝域之士，斐然成章；郡国利病之书，备哉粲烂矣。或疑近年两次所派游历学生未收大效。不知前者所派游历，乃职官而非学童。在中国既未经讲求，至外洋亦未尝受学，故事涉空衍，寡有所成。其所派学生又血气未定，读中国书太少，遽游历绝域，易染洋风，虽薄有技能，亦不适于用。今若由学堂选充，两弊俱免；其所成就，必非前此之所能例也。
夫，既有官书局、大学堂以为之“经”，复有此五者以为之“纬”，则中人以下皆可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上以恢列圣之远猷，下以慑强邻之狡启。
道未有急于是者，若仰蒙采择，乞饬下中外大臣妥议章程，遵旨施行。
从《老干妈》到《李端棻》
众所周知，老干妈的企业不上市，任正非的企业也不上市。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上市。说直白点，上市就是为了融资。说难听点就是为了圈钱。
贵州两个著名的企业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圈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贵州人整体的形像。代表的是贵州人勤劳善良、坚强刚毅，刚正不阿的贵州人形像。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还有一位老前辈，李端棻！也是贵州贵阳人。他代表的更是聪明睿智、责任和担当！是他的智慧和无私，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我今天要讲的这些内容，基本上是最近我和秦仁智老师合作写的《李端棻与梁启超》，《梁启超与蔡锷》这两本书的内容。若有讲得不到之处，望请各位老师见谅。
《李端棻讲座要点》
1、从1833年李端棻出世到.1916年袁世凯“取消帝制“这段时间里中国大地一共发生了哪些大事。
2、戊戌变法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3、戊戌变法为什么也叫“百日维新？其中这个“新”字对中国的影响，（新中国，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皆因这个新字而起）
4，“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李端棻主导和创建。是梁启超所写教案。北京大学走出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同时北京大学也是新文化运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5，李端棻无儿无女，戊戌变法失败后发配新疆，被特赦后回到贵阳，却仍然是执着地坚持办新学。这到底是为什么？
6、梁启超是蔡锷的老师，蔡锷是朱德的老师.
7、毛主席和朱德本是两个素不相织的人，为什么能在井岗山胜利会师，并且一直合作到建立新中国 建设新中国。是什么样的信仰成为了他们合作的纽带？
（一）今昔对比
我们在讲李端棻之前.首先要清楚， 要弄懂李端棻他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李端棻就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所缔造出的英雄！
李端棻1833年出生，清朝光绪年间朝廷二品官员，最后他官至一品。他是粱启超的老师，也是光绪帝的老师，是光绪帝主动认他为老师的。当然，不是光绪帝主动认他为老师，光绪帝也不会听他的，并且是连自己的皇位都不管不顾地要和他们一起搞“维新变法”！
还是从头说走吧。
也就是说他还只有7岁的时候，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火烧圆明园的恶性事件己经发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国宝已经被洋人抢走了。太平天国已经揭竿而起了！此时的中国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内忧外患“的国家。
当时有很多的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的文化文明的古国。为什么今天会落到如此的地步？！一个几千人的队伍，仅仅拿着那些长枪、大炮就敢践踏若大的中国。还敢烧毁你的皇家园林，还要逼你赔款！他们是哪里来的勇气？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等李端棻长大了，也加入了思考这个问题的行列。他一针见血地考虑到是“文化”出了问题，是教育出了问题。
1872年，他出任云南学政（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厅厅长）。当时，他就默默地暗下决心，要在云南开办新式学堂，把云南当作试验田。
他没有请示朝廷批准，直接就按自己的思路办。这就是他不按常理出牌的个性，是有责任和有担当的地方。
他若是个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人，就没有后来的《请推广学校折》了，就没有后来的京师大学堂，就没有后来的“戊戌变法”！
结果不出他所料，三年之后的新式学校就有出奇的效果。
他当时在云南 贵州和四川交界的那个叫“石门坎”的地方结交了一个外国医生，他才真正的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要不然他在向朝廷上奏的《请推广学校折》中，怎么能写得出新办的学校要开办“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格致、军事 、医学、农业等九门学科。
他一个封建社会的仕大夫，读的都是八股文，又怎么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门类学科存在?
当他在云南学政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后，就更确定地认识到落后的可怕！就更坚定地认识到我们是文化上出了问题！一个只读八股，考试只能写贴括文章的国家，其它的什么也不懂，连算盘都不会打的这些达官老爷们，他能有个好吗？靠他们能挑起治理好一个国家的重担吗?像这样的国家他还能继续前进吗?
他们现在只是打打你，让你赔点小钱。但时间长了他发现你就跟“黔之驴”一样，只知道干吼几声时，最终的结果就是把你吃掉。
怎么办？怎么办?
这怎么办三个字在李端棻的心中一直蕴酿了二十多年。他知道这套旧的文化体制已经不能胜任已经被人家打到家里来了，烧杀抢掠几十年了，他都无法抵抗，就只知道割地割地，赔款赔款的国家的。光靠割地赔款那不是长久之计！只有自身的强大那才是硬道理！
不，不！一定要想办法废除旧文化，创造一个新文化
让新文化新体制来挑起拯救民族的担子，要不然亡国就指日可待！他在内心深处无数次地“呐喊”着。
但是要建新文化谈何容易?那旧文化是"帝王"的“帝王术”。是帝王的 求生之道，旧文化就是为帝王的统治服务的。他们是捆绑在一起的，是不能分割的。在中国已经存活了两千多年了，改朝换代了无数次，朝代可以更替更改，但这封建帝王的制度不能改，封建文化不能改，也改不了！所以这套文化体系才被历代帝王给沿袭下来了几千年。
再说了，有哪个帝王愿意打垮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而去配合你去创办什么新文化呢?
难，真的是难，难于上青天。但再难，也要改！我们这代人不站出来改，就没有机会了，等亡国了，你当了亡国奴，你想改还改得了吗？有机会吗？不，要改，要趁早，趁现在。大不了杀头，大不了殊连九族。如果不改过来，殊连的就不只是九族，而是几万万同胞和无数的子孙后代！他这颗要改变旧文化，创建新文化的这颗根已经深深地扎入了李端棻的心中。这里插一句，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在很多地方说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后来冒死发动“护国战争”，其根应该就是在李端棻这里。
1889年，李端棻以乡试主考官的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官，他当时也是用他的思路出了四道考题。结果发现了梁启超这位青年才俊，评论他是以“镕金铸史”的文笔在回答考卷。
他太爱梁启超了，爱得无法释怀，相当于是学问上的“知音”！为了留住梁启超，他把自己的堂妹下嫁给了梁启超。他的堂妹李蕙仙是李朝仪的女儿，李朝仪是李端棻的亲四叔。李朝仪官至京兆尹、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市长。
李端棻为什么要把一个市长的千金小姐嫁给一个普通的考生呢?他也是有目的的，他知道他自己将来一定是要改变旧的教学体制的，他需要人才，需要左膀右臂。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后来京师大学堂开学的文案就是梁启超写的。
同时他更清楚，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关键那就是皇权，没有皇权的介入.毫无胜算。
皇权?又谈何容易?
普天之下都知道当时的皇权那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光绪皇帝只是个摆设。是个傀儡皇帝！
正因为他只是个傀儡，光绪皇帝内心深处比任何人都渴望摆脱慈禧太后的专权。
是苦于没有想站队站到他这边的人才。只能是在心中默默的等待。
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了，梁启超在结婚的时候是在北京李蕙仙的家里完的婚。康有为是梁启超递过拜师贴的老师，他当时没有赶到，是婚后才来的。他来的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好朋友“屠仁守”。
屠仁守是个御史大夫，是个言官，他是湖北孝感人。他写过好几个奏拆要求慈禧还政于光绪帝，慈禧很是讨厌他，开始是要杀他的头的，后来很多人求情，才赦免了他，改为革职、永不叙用。康有为和他是莫逆之交,见他被革职了，就带他到梁启超这里来散散心。
这时屠仁守就认识了李端棻，通过双方倾心的交谈后，交谈出了共同对时局的看法和今后的发展走向，也就是说他俩对目前的事物有高度的认同感。屠仁守断定李端棻是个“奇才”。
屠仁守是因为恳求慈禧还政于光绪皇帝而被革取的，当然皇帝就怀一颗感恩的心。当屠仁守要回老家的时候，皇帝赶在京外他回老家的路上为他敬行。并要求屠老也给他举荐人才。
（二）得到光绪皇帝的信任和赏识，
屠仁守就立马举荐了李端棻。李端棻当时只是个二品官，是没有机会随意见到皇上的。有了屠仁守的推荐，皇上和李端棻就开始走近了，皇上尊称李端棻为“恩师。同时总是与李端棻探讨治国理政的良方。
时间久了，他两无话不谈，胜似“知音”，也没什么禁忌了。
在谈到关键处，李端棻就把他在心中蕴藏了多年的话说出来了，他也不管不顾什么了。他说：“皇上， 请恕老臣直言，在大殿上，皇上自诩为‘真龙天子’，大臣们就立马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的!这世上有谁见过真龙?又有谁能活到过万岁?这不就是在睁着眼晴说瞎话吗?是在明目张胆的、大张旗鼓的搞相互欺骗吗?这些说法“实事求是”吗?（注，实事求是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接着说：还有，你皇上和大臣们在朝堂之上就敢相互的欺骗。到了民间，老百姓就更是有样学样，“无奸不商，无毒不丈夫”就更是将骗、奸、毒的行为合法化了。还谁不奸不诈就似乎不符合常理常规的。不光是民众和奸商，就连那些官僚显贵也同样的把无奸不商的奸字文化当成了贪污腐败的“护身符”！这些谬论无处不在。更是把骗奸毒的毒害发挥到了极致!
皇上，当一个国家人人都在算计、人人都在实行骗奸毒的时候，这个国家还有前途吗?
这是文化出了问题，要改，要改一套全新的文化出来，中国才有救!要不然迟早要亡国。
光绪皇帝是听懂了的，但没作声。李端棻知道皇上没反驳就是默认了，又继续说：“就是一个家庭，男尊女卑!其它的不说，就是一个女人的脚，都得死缠死捆的把它包成“三寸金莲”，这是为什么呀?不捆成三寸金莲就嫁不出去，没人敢要。脚被捆成了残废，体力活还不能少干，连路都走不稳，还要干什么烧饭喂猪洗衣，生孩子的这些事一样都不能少！还不能上桌子吃饭!
皇上，情何以堪呐？那女人们也同样是你的子民啦。皇上，这是文化出现了问题。不改变这种血腥的旧文化，这些受苦的女人们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外国列强不打你打谁呀?
有无奸不商、无毒不丈夫的文化存在，我们就是一盘散沙。它是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的一条毒蛇，很危险的。我们的根已经烂掉了。皇上，从文化教育入手吧，改过来了、我们才有救。皇上，请您做一个千古明君吧。
所以才有后来的 那怕慈禧不允许，光结皇帝用“定国是诏”的方式也要通过李端棻上奏的《请推广学校折》。
不光皇帝听懂了.就连当时的举子们也听小懂了.
《公车上书》那年，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那年，那些正在京城准备考试的举子们，为了阻止朝廷给日本赔款。集体联名上奏，那些在公车上书上签过字的603名举子，回到各自的家乡、就开始现身说法，抨击旧文化的毒害性。让那些财主绅土们也听懂了,所以在“维新变法"的一百多天当中，他们迅速的响应朝廷的号召，迅速的掏出钱来办新学，这都是公车上书上的603名举子的功劳。他们早几年就在全国宣传要想国家强大，就要废旧学办新学。要不然才一百多天的时间，要想办成那么多的学校，这时间哪儿够？
那些后来时局不管再怎么的动荡，战争不管再怎么的残酷，他们所办的新学一直 毅立不倒。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把新文化的根，新之化的魂深深地扎入了所办的新学校里.所以才有后来的“百年学府”。
不光是光绪皇帝听懂了，后来连慈禧也听懂了。
李端棻是在发配到新疆的途中，被慈禧太后特赦的。
并且是慈禧太后也同样是在逃亡的路上特赦的李端棻。只有她痛彻心扉的经历了苦难，经历了毫无尊严的日子，才悟懂了李端棻要变革，要图强，必须要先从文化教育下手的真谛！所以立马特赦了李端棻。
李端棻回到贵阳后，执意还要办新学。他要把他心中构画的蓝图在家乡也要实验成功，付诸实施。于是就有了如今的贵阳学院，贵阳一中等…
当时他已经是68岁的高龄，是劫后余生 ！换了任何人都已被打垮了意志，但他仍然初心不改，非要将一张蓝图绘到底！
他在无钱无粮无财的情况之下，组织社会力量、一办就是三所。他无儿无女，究竟是为了谁?还不就是为了像我们这样的这些子孙们吗？为了我们不再受外虏欺压，能挺直了腰杆的做人，为了中华民族能够毅立于世界之林。所以他拼了…
《贵州省委书记讲话中提到的这十个贵州人，都值得铭记！》
2024年2月21日，在第十一届天下贵州人年度盛典开幕式上，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麟出席并作了长达15分钟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的10个贵州人，正是天下贵州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铭记。（明清的贵州人，只有丁宝桢和李端棻）
邓恩铭
邓恩铭（1901年1月-1931年4月5日），又名恩明，字仲尧，水族，贵州荔波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后又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11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组织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亲切接见。1925年2月，发动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9年1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邓恩铭在济南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和战友们被押到济南市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30岁。
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一大代表 贵州荔波邓恩铭》
邓恩铭（1901-1931），又名恩明，字仲尧，水族，贵州荔波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后又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11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组织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亲切接见。
1925年2月，发动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9年1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邓恩铭在济南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和战友们被押到济南市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30岁。
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忆往昔，邓恩铭身负镣铐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用三十载生命点燃革命火种。
一大代表贵州荔波邓恩铭，这位水族少年，在他短暂的三十一年生命中，经历了风华正茂的年华。
邓恩铭在短暂的生命中探寻救国真理，以鲜血染红革命旗帜，展现革命热情与壮志。他怀揣着壮志，探寻着救国的真理，不惜以自己的鲜血染红革命的旗帜。
他的牺牲，是对后继者的最好慰藉，彰显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坚定信念，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后来者投身于革命的伟大事业中。
1931年4月5日，在山东省济南市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邓恩铭身负镣铐，与其他20多名共产党员一起，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年仅30岁。在刑场慷慨赴死的邓恩铭，以《国际歌》高唱不屈，彰显其追求真理、视死如归的精神。他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王若飞
王若飞（1896年10月～1946年4月8日），幼年原名大伦，小名运笙（运生）、荫生，号继仁，曾用名王度、雷音，参加革命深入敌后化名黄敬斋，出生于贵州安顺。
青年时代，王若飞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运动。1922年6月，王若飞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1923年由法国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江苏党委省农委书记，并作为中共代表团代表之一，与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1946年4月8日，王若飞乘飞机回延安，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终年50岁。
2009年，王若飞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周逸群
周逸群（1896年—1931年5月），字立凤，祖籍湖北省蒲圻县，出生于贵州省铜仁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宣传家、活动家，贺龙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早期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三大革命根据地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红军的创建者之一。1931年5月，在湖南岳阳贾家凉亭附近遭国民党军伏击，英勇牺牲，时年35岁。
2009年9月14日，周逸群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欧阳自远
欧阳自远（1935.10.9 —），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国际院士联合体第一主席等。
欧阳自远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1960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矿床学研究生毕业，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局局长、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
欧阳自远长期从事地球化学、天体化学、比较行星学、地外物体撞击地球诱发生态环境灾变与生物灭绝等研究，其学术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与一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等。
龙永图
龙永图，1943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湖南攸县。在贵州贵阳长大。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曾任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英文系，1973年至1974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主修国际经济学。之后长期从事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工作。曾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1978-198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纽约总部工作（1980-1985），并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朝鲜副代表（1985-1986）。1986-1991年担任外经贸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1992年1月出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开始参加中国的复关谈判。1994年被任命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助理，1997年被任命为副部长。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间，龙永图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领导并最终成功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龙永图主编了“全球化·世贸组织·中国系列丛书”。2003年1月，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在东京选举龙永图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杜富国
杜富国，1991年12月3日生，男，汉族，贵州省湄潭县兴隆镇太平村人，2010年12月入伍，2016年11月入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现任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一级上士。
2018年10月11日下午，在执行扫雷任务时突遇爆炸，杜富国为保护战友，而失去了双手双眼。11月18日，杜富国被授予一等功一次；12月20日，被评为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2019年2月18日，获得“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荣誉；同年5月16日，荣获全国自强模范；同年5月22日，中央宣传部授予杜富国“时代楷模”称号；同年7月31日，中央领导授予杜富国“排雷英雄战士”荣誉称号；同年9月25日，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2022年7月27日，荣获“八一勋章”。
丁宝桢
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祖籍江西临川，贵州平远（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晚清大臣，盐业改革者。
咸丰三年（1853年），33岁的丁宝桢考中进士，此后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任山东巡抚期间，两治黄河水患，创办山东首家官办工业企业山东机器制造局，成立尚志书院和山东首家官书局。任四川总督十年间，改革盐政、整饬吏治、修理都江堰水利工程、兴办洋务抵御外侮，政绩卓著、造福桑梓、深得民心。
丁宝桢为官生涯中，勇于担当、清廉刚正，一生致力于报国爱民。光绪十二年（1886年），丁宝桢去世，享年66岁。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诚”，入祀贤良祠，并在山东、四川、贵州建祠祭祀。
李端棻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苾园，贵州省贵阳市人，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
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同治元年（186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
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晚年归故里，逝后葬于贵阳市永乐乡。
任正非
任正非，男，汉族，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镇宁县，祖籍浙江省浦江县，毕业于重庆大学，中国企业家，中国共产党党员，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兼总裁。
现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CEO。任正非凭借着过人的胆识、远见和不懈的努力，创立了华为这一世界级企业。他对华为及中国的特殊贡献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作为中国科技产业的瑰宝和全球商业领域的传奇人物，任正非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陶华碧
陶华碧，女，汉族，1947年1月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老干妈麻辣酱创始人。
陶华碧是一位山区农妇，通过卖辣酱成为了贵州首富。她坚持不上市、不融资、用味道征服消费者，将几块钱的辣椒酱卖到世界各地。她通过自制辣酱和独特的口味，以及稳定的价格定位和铺货能力，成功打造了老干妈品牌。陶华碧以情感维系员工，关心员工的生活，通过情感管理保持了公司的稳定发展。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老干妈的市场份额逐渐下降，陶华碧不得不重新出山，通过整顿公司内部管理，恢复了老干妈的味道。尽管市场已经出现了其他辣酱品牌，但老干妈仍然是一段传奇，代表着无数人对家乡味道的回忆。
《文史天地｜清代贵州平远州谌氏家族的“高考”故事》
从古至今，中国人都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有着执着而热烈的向往。今天的贵州省城贵阳南明河上，400多年前就有了一幢专门寄语科考、祈福考生的礼仪性建筑，名曰“甲秀楼”。甲秀一名取自“科甲挺秀”，科是指科举，甲是指第一，科甲挺秀的意思就是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头名。
科举和高考的渊源实在是太深。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就是古代的高考，高考即现代的科举。每一个寒窗苦读的高中学子，仿佛挑灯夜读的古代童生；每一个从不同考场鱼贯而出的高考考生，好似刚从省城贡院乡试出来的秀才。他和他的家人，甚至他背后的家族都企盼着“金榜题名”的那一天。
在贵州，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地方科举家族，它就是清代平远州（今毕节织金县）的谌氏家族。从清乾隆至光绪的100多年间，贵州平远州谌氏共涌现出了诸生（俗称秀才）125人、举人17人、贡生44人、进士2人，其中翰林1人。据相关记载，早在乾隆三年（1738年），从平远州谌氏第一位有官方功名记载的岁贡谌友庆始，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谌氏最后一位举人谌祖恩（又名谌湛溪），将近170年间，谌氏整整7代人均有族人考取大小功名，无一断层。无论是人才的宽度还是厚度，谌氏在平远州无出其右，甚至在当时的贵州也是罕见的。
开先河者：谌友庆
关于这位平远州谌氏的第一个“高考生”，历史的记载只有冷冰冰的一行文字：“谌友庆 岁贡 乾隆三年。”在千余年的科举史上，类似谌友庆这样的岁贡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虽然如此，但我们千万不可低估了这位开谌氏“高考”先河者的开创性作用和意义。以他为源头，谌氏一族仿佛开挂了一般，从此科甲挺秀、人才辈出，在平远州乃至贵州科举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古至今，除了少数天才，读书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件苦差事。对以“一举成名天下知”为终生目标的科考学子而言更是如此。古人参加科举考试，要背诵多少书呢？据有心者考证，考生们要熟读背诵《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共40多万字。此外，考生们还要阅读相当于以上典籍几倍数量的注释，还有其他非读不可的相关书籍等。如此一来，想要在古代“高考”中有所作为，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字的阅读量是必不可少的。完全可以推断，谌友庆这位平远州谌氏第一位“高考生”必定也是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的。
作为平远州谌氏的第一个“高考生”，谌友庆的开创性作用与深远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用自己的才华与努力为家族赢得了荣誉与尊重，更为后来的谌氏子孙们树立了榜样。在他的影响下，谌氏一族逐渐形成了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良好家风，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
在古代科举严苛的选拔体系下，除了最正统的生员—举人—会士—进士的途径外，对那些屡试未举的生员，朝廷给了第二条相对正统的功名通道，那就是争取成为“六贡”之一。所谓六贡，指拔贡、恩贡、岁贡、优贡、副贡和例贡。除例贡外，其余均被当时的学子公认为“正出”。通俗一点说，贡生相当于今天高考的保送生，介于生员与举人之间，和举人一样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在“金举人，银进士”的年代，不能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异常激烈的乡试中脱颖而出成为举人，也可以有一条另外的出路。谌友庆正是抓住这样的机会成为岁贡，一举成为地方高级知识分子和乡绅，为平远州谌氏的“高考”故事开了一个好头。
更上一层楼者：谌克慎 谌忠宣
谌克慎，贵为平远州谌氏第一位举人，意义不可谓不大。据其后人讲述，这位享受过“重赴鹿鸣”荣光的举人在贵州省外如浙江、四川、西藏等地宦游40余年。按当时的官场惯例，其人应是累积了不少财富。2023年4月，织金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将源自谌克慎的民间故事“谌百万与谌家银洞传说”纳入县级非遗名录；同年12月，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政府将“谌家银洞的传说”纳入市级非遗名录。这就是明证。
今天的织金普翁桥下游，河谷幽深，水流湍急，不远处一峰突起，绝壁千仞。壁前一桥横跨，这就是往昔织金通往省城贵阳古驿道的桥梁之一，名蔡氏桥。在离桥20米左右的岩壁上，有一块“平修古道”的楷书摩崖，书法遒劲飘逸，撰书者就是谌氏首位举人谌克慎。
关于谌忠宣的记载也仅有“谌忠宣 嘉庆庚午科举人”一行字而已。但身为举人，他凭借自己的才华与努力，荣登内阁中书之职，成为平远州谌氏第一位在清朝首善之地北京任职的族人。在谌忠宣之前，谌氏族人大多生活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那里山高水远，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然而，谌忠宣却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和智慧，走出了这片土地，跨越千山万水，进入了紫禁城。
从谌克慎出省做官，到谌忠宣远赴北京任职，这一切不仅是他们个人才华的展现，更是平远州谌氏历史性的突破。他们的成功，激励着后来的谌氏族人，纷纷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集大成者：谌厚光 谌增模
谌厚光，字蕴山，号葆初，贵州平远州人。道光六年（1826年）中丙戌科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继授检讨，后出任山西大同知府。致仕回乡后主修《平远州志》并作序。其弟谌厚庆，字云章，道光庚子科举人，曾任山西大同府山阴县知县。兄弟二人一为进士，一为举人，也算是荣耀一时。
明清时期，贵州文教蓬勃发展，涌现出被誉为“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其中，位于黔西北的平远州孕育了12位大清进士，其中4位更是荣登翰林之列。4位翰林分别是晚清名臣丁宝桢、清初著名诗人潘淳、广西南宁府知府何珣以及平远州谌氏第一位进士谌厚光。翰林一般经过进士选拔产生，尽管入翰林院者官品不高，但被视为仕途清贵之选，是进士中的佼佼者及幸运儿。由此可见，在贵州“七百进士”中，谌厚光能够脱颖而出，跻身翰林之列，其能力与素养均属上乘。
据织金谌氏后裔所述，谌增模，号益舟，系晚清名臣丁宝桢妻舅谌厚镕三子、五四运动倡导者之一谌志笃的祖父。光绪二年（1876年）中举人，光绪六年（1880年）取进士。后任过知县、乡试同考官等职。
谌增模的故乡——今天的织金化起镇，与晚清名臣丁宝桢的故里——牛场镇仅相距14公里。谌、丁两家皆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世家，彼此间的联姻更是绵延三代（丁宝桢的太夫人、夫人及其儿媳均出身于谌家）。当时的化起镇有个“桂香书院”，其建立可追溯到咸丰初年，由当地开明人士倡导并兴建，后在咸同之乱中被严重破坏。
在清末贵州空前的浩劫——咸同之乱中，不仅类似于桂香书院等文教场所遭受厄运，贵为朝廷重臣的丁宝桢祖坟也遭损毁。听闻消息的丁宝桢匆忙向朝廷告假返乡整修祖坟。在修葺祖坟之余，丁宝桢了解到了桂香书院的办学历史。在与地方乡绅交流时，丁宝桢认为按朝廷律例，只有州府以上才有资格设立书院，州府以下只能开办义学或私塾。因此，众人恳请其为桂香书院更名。一番思量后，丁宝桢将“桂香书院”更名为“兴贤义塾”，并亲自为义塾题写匾额。谌增模随即就为“兴贤义塾”撰写了序言，也算是为这位身居高位的姑父的善政锦上添花。
发扬光大者：谌显模 谌湛溪（又名祖恩）
谌显模双亲很早就离他而去，身为孤儿的他不仅没有自暴自弃，反而在清贫的家境、冗繁劳累的家务和农活中坚持读书，终于在40多岁的时候中举，从此踏上仕途，也算是大器晚成。由于品行端正，学识渊博，谌显模不仅被任职地百姓树碑歌颂，还在返乡后被推举为官修志乘的主编。
据《“敢捋虎须”的地质博士谌湛溪》一文记载，谌湛溪，名祖恩，谌显模长子，光绪年间生于平远州城。谌湛溪是我国早期接受近代地质学教育的学者之一，是贵州省接受过系统性近代地质学教育的第一人，对近代地质学在中国的传播贡献显著。谌湛溪1899年入京师大学堂，1904年考取庚款留学生，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矿冶专业。谌湛溪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担任河北唐山煤矿总工程师，国立东南大学、厦门大学教授，贵州省建设厅厅长，贵州大学、昆明工学院教授等职。
谌湛溪性格耿直，对蒋介石素无好感。1935年蒋介石到贵州视察时，谌湛溪与蒋发生口头冲突，他反驳了蒋关于贵州公路建设糟糕的批评，并指出国民政府的问题。这导致蒋不悦，事后免去其建设厅厅长职务。当时某家“大胆”的报纸披露了谌湛溪被免职的前前后后，人们得知是因为顶撞老蒋的结果，纷纷称赞谌湛溪敢于面犯“龙颜”，是“敢捋虎须”的勇士，一时传为美谈。
平远谌氏的“高考”秘诀：“一敢”“二富”“三慧”
在幅员辽阔、底气尚存的清朝，在富甲天下、学富五车的江南学子闪耀的光芒下，在贵州这个“不起眼”的贫穷省份，平远谌氏却以其“惹眼”的科考成就闻名一时。甚至可以说，平远谌氏对贵州明清两代“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传奇故事的造就贡献良多。遍览相关文献、故事、传说可发现，平远谌氏之所以能在竞争激烈的科考中脱颖而出，其秘诀可总结为“一敢二富三慧”。
“一敢”指的是敢于冒险、敢于挑战的精神。在科举考试中，考生需要面对极大的压力和挑战。大家都知道，范进50中举后因过于激动竟犯了“癔病”，可想而知乡试是多么重要和艰难。每个考生都明白，没有乡试中举，后面的取进士、选翰林、入阁拜官都无从谈起。抛开乡试本身的激烈竞争不谈，光是去往省城的路途都要花费考生们一至数天的时间，悬崖峭壁、深山密林、虫蛇野兽都是赶考途中常见的挑战。乡试已如此艰难，会试更是难上加难。姑且不论会试本身的难度，光是去往京城的路途和花费就让大部分新科举人放弃了再进一步的想法，心甘情愿做起了教谕、学正等基层小官。就拿贵州来说，遥距京城数千里，翻山越岭、渡江过河，整整数月时间才能抵达京城。但谌氏子弟并没有被科举考试的艰难和赴考途中的险阻所吓倒，这种勇敢的精神使得他们在科举考试中屡创佳绩。
“二富”指的是学识的富足和家境的富裕。在科举考试中，学识的深浅直接关系到考生的成绩。平远谌氏子弟们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子集，学识渊博。同时，他们的家境也相对富裕，这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家境的富裕使得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中去，不必为生计而分心。
有关平远谌氏的富裕，《平远州志》《平远州续志》有着不止一处的记载：
谌克慎，以明通进士为浙省司马。性诚挚，不事谿刻。亲族中有窘困者，凡冠昏丧祭，悉资之无吝。生平好义之风，人咸仰焉。
谌克述，嘉庆二年，南笼苗变，窜州境薄城。出粟五百石团练乡勇，助知州周景益平贼事竣，上其绩，奉旨议叙六品职衔，着藩司拨还捐款，克述不受。复奉旨命学臣题额旌奖，曰“义勇可风”。
谌忠昭，岁贡生，品行端正，直道不欺，好周人之急。亲邻有事，必竭力助之。士论至今不衰。
谌忠鼎，慈良宽厚，乐善好施。济贫困屡求不厌，助婚葬有闻即行。道光甲午，大饥，设粥散粟。仓积尽，贷谷二十石赈济。佃租不偿者，数十年不问，积券高尺余。临卒，遗令焚毁。
谌忠宜，邑增生，官训导。旧承先业，富甲一邑。生平多善举，尝出巨金助徐石民刺史修书院。其居家，族中子弟，视材质栽培，远近亲戚，以岁时馈赠，救急恤贫，求无不应。
谌厚杰，邑增生，家饶裕。当贼起时，避居报德小屯。牛场屯陷，流离往来甚众，出财粟救饥寒，择地安置。被德者多感泣而去。积而能散，亦处变之卓识也。
在地方官修志书中，对某一特定家族经济富裕且乐善好施如此集中的记载和褒扬并不多见，不难感知平远谌氏在经营生计、积累财富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并且大多能乐善好施，这真是值得感佩的。学识的富足和家境的富裕相互促进，使得平远谌氏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占尽优势。
“三慧”指的是智慧的运用、慧心的洞察和慧根的深厚。在科举考试中，智慧的运用是至关重要的。平远谌氏家族的子弟们善于运用智慧，他们能够根据题目的要求，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提出独特的见解和解决方案。同时，他们还具备慧心的洞察力，能够准确地把握考试的脉搏和趋势，为自己的备考提供正确的方向。此外，他们的慧根也相当深厚，丰富的知识储备和阅历使得谌氏子弟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不被外界所干扰。“三慧”使他们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
平远谌氏家族的“高考”秘诀，不仅体现了他们的教育智慧，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一敢”“二富”“三慧”是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教育理念。它要求学子们敢于挑战自我、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有、具备智慧和慧心。这种教育理念不仅适用于高考备考阶段，还适用于人生的各个阶段。它让平远谌氏子弟在求学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从容和成功。
随着时代的车轮轰隆向前，科举被废止，近现代化教育与考试的曙光同样照拂了每一位平远谌氏学子。他们中陆续走出了著名地质学家谌湛溪，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革命志士谌志笃，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英语教授谌志远，平民将军谌宏昌少将，贵州省著名画家谌宏微，中国知名内科专家谌贻璞教授等优秀人才。无一例外，他们都是要么通过民国的“高考”，要么通过新中国的高考登上了各自领域的顶峰。有理由相信，平远谌氏在有清一代科考中的“枝繁”，仍将持续在现代中国高考中“叶茂”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