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们 的 高 中

                        杨毅波

        我的高中是在斗门中学上的。斗门中学名声很响。斗门、镐京、纪杨三个公社，只有斗门中学设有高中，况且一个年级只有三个班，相当于一个公社只有一个班。我们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期高中生，生源中既有本届初中生，也有往届初中生，年龄差距大，能考上高中的真称得上是烧了高香，又大哥哥大姐姐小弟弟小妹妹的叫，大家都很珍惜，学习十分下苦。毕业二十年后，我从部队转业，张罗一个年级三个班的同学搞了次聚会，邀请来的班主任和化学、物理老师都说：“在我们教过的学生中，你们这届是最用功的！”还说：“老师们聚到一起常谈起你们，为曾经带过你们而高兴。”如今，提起在斗门中学的学习和生活，同学们仍然记忆犹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一

        小学是怎么上过来的，我记忆不是很清晰了，只记得夏天光着脚板、冬天是抱个土碗样的小火炉。夏天脚被枣刺扎个口子、冬天手背冻得像个馒头，那是常事。不管生病还是磕伤，没有误过课。加减乘除和算盘，口诀背得滚瓜烂熟，算数也快；语文凡是课本上的字，都会认会写，小人书能看懂，《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大书，能半懂半不懂地看完。父辈们多数不识字，我上五年级时，队长何伯就让我帮会计记工分、写标语、办黑板报。“俺娃好好念书，长大了干大事，不要像我和你爸一样一辈子打牛后半截”。这是父辈们常说的话。

        下决心好好念书，却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初中上的跑跑颠颠、断断续续。还会不会有高中？能不能上成高中？心里想往着却看不到希望在哪里。

        一天中午，太阳当头，晴空万里，站在河岸能清楚地看见南山。我挽着裤腿光着脚，正在包谷地浇水，忽听有人扯着嗓子喊我。走出包谷地，一看是村支书。我们村大，支书家在西堡子，我家在东堡子。支书比我爸还大几岁，我叫他伯，见了面很尊敬他但没啥来往。疑惑间，他问我：“娃，想上学不？”我愣怔中又惊又喜：“想！”又疑惑地问：“上啥学？”“上高中，在斗门中学”。支书随身揣着介绍信，让我填写，然后替我看水，叫我蹬上他的自行车，赶紧去报名。泥里吧叽到了学校，登记的老师说，我是最后一个报名的。原来很有限的名额分配到各村，要由大队推荐；我们大队几个干部商量完，支书找我找了好半天。他把这事看的很重，一定要亲自见到我，当面问一下和叮咛一声才放心。

       登记的老师说：“回去好好准备一下，要考试的”。

        等了没几天，接到考试通知。数学试卷我完全是蒙的。因为不是本届初中毕业，又已经劳动两年，试卷上的题都没学过，到底做得对不对，得了多少分？一直也不知道。语文没别的题，就是写篇不少于八百字的作文。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题目叫做《记一位老贫农》。我们村老贫农多，我家也是贫农，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好写。我以当贫协主席的四伯为原型，做外形和性格描写，串联了发生在村里不同人身上的几件模范事例，笔不离纸，唰唰唰写个不停。监考老师在教室轻轻转了一圈，从我考桌旁经过时，逗留片刻，看了看我的试卷，走到讲台边回过身，轻言细语地说：“同学们一定要想好了再写，不要跑题，不要闷着头只顾往下写”！他话语柔和亲切，声音与常人不大一样，像是从喉咙底部发出来的。他是在提醒所有考生，但在我看来，是特意说给我听的，写完作文，未见时间到，又仔细改了一遍。入学后知道了，这位监考老师是给我们教俄语的杨老师。

                           二

        放榜那天，早早跑到学校，只见校门口围的人不少。大红榜贴在墙面上，从左往右看，最后面一张红纸黑字有我名字，心甜的像吃了块糖。回家告知父母，父母眉开眼笑，那天特意割了一斤肉做了顿哨子面。

        上高中是要住校的，还转户口。爸为我张罗学费和在学校搭伙的口粮，出门进门哼着秦腔；母亲为我拆洗被褥，缝补换洗衣裳，还特意织了一截蓝格子布给我做了两件格子衫，灯影里飘荡着她哼唱《绣金匾》的曲儿。到学校报到那天，我自行车驮着我和一位女同学的被褥。她住我家斜对面，辈分高，虽同龄但我却以姑称呼。她的被子是大花被面，不知被自行车哪儿擦破一个洞。到校交给她时，她笑着说“没啥没啥”，但听其他女同学说，背过人她心疼得落过几次泪。

       斗门、镐京、纪杨三个公社，都是平展展的大地方好地方，是长安的“白菜心”。斗门偏西南，往南是细柳，往西挨沣河；镐京在东面，挨着鱼化寨，离城最近；纪杨偏西北，往北是三桥，往西是咸阳。这么三大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跨度五年，不知有多少适龄考生？可只有一所学校三个高中班！斗门中学就在斗门镇。准确点说，不在镇子正街上，而是在镇子东边，离西安到余下的铁道不远。余下是军工重镇，又有个电厂，所以修了一条铁路专线。现在这条铁路还用着。学校西边是场地很大的斗门粮食收购站，夏秋两季，人和马车、架子车的队伍排着长龙交粮食，也交白花花的籽棉。校园宽敞，除了一排排教室和宿舍，还有一个很大的操场。

        斗门中学是1955年建校的，但一直只有初中；我们这批学生，是建校史上首届高中生。校园悬挂标语，老师热情迎接，同学们喜气洋洋互相介绍。到底是大学校，教室、窗户、桌椅板凳都比村上的学校阔气，连黑板都要方正、黑亮一些。我们班五十六个同学，男生占三分之二，女生有三分之一。班主任是位女老师，姓刘。她早早在教室招呼我们，与每个人对名字。

        刘老师看着很年轻，苗条的身材，乌黑的长辫子，秀气的脸，眉梢和嘴角露出掩不住的笑容。她说话慢而亲切，可能是因为首次带高中班吧，又显得有些激动。同学们听她讲话很专注。我坐得端端正正，眼睛、耳朵和心都冲着讲台，生怕漏掉她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字。她讲的大致意思是，我们都是幸运儿，是从数千个学生中推荐来的，是从数百名考生中选拔来的，知识改变命运，国家需要栋梁，耽搁不起，学校非常看重我们，各科老师都是反复挑选的，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希望我们不负期望努力学习。后来又进来四位男老师，刘老师挨个做介绍，分别是教语文的钱老师、教化学的冯老师、教物理的马老师、教外语的杨老师。这四个老师年纪大一些，显得老成持重。

        在以后的接触中才知道，我们的老师不简单，都是从离斗门五六十里地的城里来的，又都是毕业于大学或师范学校的高材生。班主任刘老师就是陕师大数学系毕业的，三个班的数学课都由她上。教俄语的杨老师，就是我入学考试的监考老师，毕业于西安外语学院。全班同学和老师初次见面后，第二天还有开学典礼。那时斗门中学还是初中班多，加上高中三个班，全校有十多个班七八百学生，在我算是开了眼界，又多少有些放飞梦想、意气风发的感觉。

        一个年级三个班，基本是按地域划分的。镐京的分在一班，纪杨的分在二班，斗门的分在三班。镇上几个吃商品粮的同学，每个班分三两个。我们村属斗门管辖，五男一女六个人，都在三班。前面说了，我们这届高中生年龄差距大。我们班也不例外，大的一九五零年生，小的一九五五年生，相差五岁。几个年龄大的和家在镇上的同学，初中就是在斗门中学上的，对学校熟悉，老师指定他们先招呼大家，过段时间等都了解了再选班干部。

        年龄最大的学哥叫张喜善。他和我是一个村的但不在一个堡子，我见证了他对学弟学妹的关爱，就像他名字的注释：热情、乐呵、勤奋。同学间有了什么难事或者纷争，他一出面，很快会平稳解决。他个子不高但跑步如有飞毛腿，学校开运动会，短跑每次得第一名。高中毕业后他上了师范，师范毕业分配到城里一所中学当了数学老师。

        镇上的三个同学，一个是男生，叫李建博，另两个是女生。李建博家实际就是照相馆，他父亲是照相师，那时照相馆还很少，全镇只有两个，而且是公办的。他穿着洋布制服，一看就像城里人，年龄在班里最小，但活泼大方且持重细致，把班里的大小事料理得很周全，很招大家喜爱，同学中生活起居的事大多是他帮着料理的。两个女同学模样俊美而白皙，都扎羊角小辫，比起农村来的红红脸女同学，洋气而惹眼，歌也唱得好，班级的文艺活动大都由她俩负责和主持。

        入校个把月后，我们学习和生活步入正轨。一半同学是应届初中生，一半同学是“社会青年”，除年龄差距外，对初中知识特别是数学的掌握也参差不齐。这一个多月主要是补习初中的课。班主任刘老师抓得很紧，白天上课，晚自习也常到教室辅导作业。那时电很紧缺，很多时候还会断电。断电了晚自习就点煤油灯，灯影下映着一个个专注在作业本上的脸。月亮很亮时，我起得早，借着月光看过书。宿舍每个班有两个，男女生各一个，架子床上下铺。我起床和开、关门都很轻，倒也没影响到别人。吃饭除交粮外，还按学期交几十块钱的伙食费，然后换成饭票。饭菜其实很单调：苞谷糁糁杠子馍，萝卜白菜炖粉条，韭菜豆腐糊糊面，杂粮饼子冬瓜汤，倒过来倒过去吃。不过我从没觉得不好吃，能吃饱肚子就满足了。

                             三

        我们那时选班干部，很认真，有很强的仪式感。从班长到学习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生活委员等，都是先提名，把候选人写在黑板上，再由大家举手逐个表决，最后按“正”字笔画多少报班主任确定。还会不会报校长审批，我就不知道了。班干部确定后，班主任会在班上郑重宣布，全班同学热烈鼓掌通过。

        我没料想到的是，我会被选为班长。后来想，这可能与语文老师有关。教语文的钱老师很精干，头发向后梳理得很整齐，清瘦而棱角分明的脸总显得喜滋滋的。他是二班班主任，讲课的特点是生动活泼，故事性强，话语和眼神带着飞扬的神采，按现在的话说，叫做“很有磁性”。他上第一节课时，站在讲台上看了看全班的学生，忽然叫我名字。我以为我犯了什么错，犹疑间怯生生站起来。钱老师竟然笑出声，看着我，点点头，说：“你就是语文得了第一名的那个考生？作文写得好！”这一下，我不仅在全年级有了名气，也被同学们高看一眼，选班长时“全票通过”。

        我生于一九五三年，在班级年龄居中，但长得老气，似乎兼有学哥学姐的稳沉，和学弟学妹的天真。能被同学们选为班长，虽说没料到，却也很自豪。看班主任刘老师宣布班干部名单时的眼神，似乎也信任我。从上小学我就知道，班长要协助老师管好学习、生活、纪律、请销假等方面事，还要收集和反映同学们的诉求，协调与其它班的关系。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担任班长一职，怎么就没发生过值得提笔写一写的事？其实原因很简单，班干部不止我一人。班长之下，还有副班长，还有学习委员、纪律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生活委员等。每五六个同学中，又有一个组长。班干部各司其职，递到班长手里的事情不算多。定期召开一次班干部会，但会议往往是班主任刘老师主持。会议定完事，刘老师会对我说：“你负责把每件事落实好。”我说“好！”大家看看我，笑笑，会就散了。我曾问刘老师班长咋当？刘老师说：“你在各方面带好头就行”。

        在各方面带好头，首先是学习。对于学习，用如饥似渴这个词形容不为过分。早读抓紧背诵课文，上课认真听讲，夜自习把每天的课程都弄个滚瓜烂熟，作业也没丢过一个题。各门课大考小考，成绩都在前几名，数学多数时候是全班第一，语文多数时候是全年级第一。俄语差一些，主要是感到咬口，又觉得学着没用，功夫下得少。

        刘老师教数学，最大的特点是启发式。不管是解代数题还是几何题，都是给出条件，引导学生一步一步推理。我思考最多，举手也最多，当然回答问题的机会也最多，有时在教竿点击下解完一个步骤复杂的题，脑袋多少有些疼或懵，但记忆牢固。

        教语文的钱老师不愧是大学毕业又是记者出身，他讲课很少拿起书本，似乎每一篇课文都刻在脑子里，而且会旁引许多词语和故事。每节课讲完，黑板上会整齐留下几乎一整板词汇和经典语句。那流畅秀丽的仿宋体粉笔字，也很让人敬佩和赞叹。钱老师的眼睛尽管炯炯有神，但总带有血丝。我们知道，那是他批改我们的作文常常熬夜造成的。后来钱老师调回城里一所知名中学任语文教学组组长，因劳累英年早逝。他很喜爱我的作文，往往打分最高，有时也把我的作文读给全班听并做个点评。一些感到作文难的同学，每当钱老师布置一个作文题，会约上我探讨怎么写？不能千篇一律呀，探讨“怎么写”的过程，也是我翻阅书本和拓展思路的过程。

        有个学友叫王振启，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村，其父在城里当干部，时常会带回一些糖果。他家屋子宽敞院子大，常常是三三两两同学课外聚会的地方，也是部分同学讨论作文的场所。毕业前夕，我一篇散文收录进长安县《中学生作文选》。当时恰逢部队接兵，因了这篇发表的文章，破例入伍。在以后的军旅生涯和转业到市级机关的工作中，我基本上是与文字打交道。其实，同学中没一个学习不用功的。后来考上大学和在部队被提干的不少。有位同学把新华字典都背过了，还有一位同学成了全国电力系统知名作家。

                            四

        尽管学习紧张，课外文化体育生活却很丰富。老师们大都多才多艺。男老师中，教语文的老师会写剧本会朗诵，教物理和化学的老师会吹笛子和口琴，教外语、体育的老师会拉胡胡，教俄语的杨老师竟会拉京胡，还有会打鼓乐会拉手风琴的，凑到一起俨然一个小乐队。女老师有会唱歌的，有会辅导节目的，几个人站成一排就能表演小合唱。教音乐的张老师更不用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会教歌又能当导演。三个班的同学多数喜爱文艺，一说排练节目争着抢着上，我当属其中的积极分子。在老师辅导下，我学会说陕西快书、演小型舞台剧和讲故事。当时说得最多的快板是《草木皆兵》，演得最多的舞台剧是《一张假条》，讲得最多的故事是《智取威虎山》。后两个节目，一个参加过全县中学生汇演，一个参加过县文化馆故事大赛。高中毕业在部队当兵期间，因为节目演的好，被推举为连队文艺小分队队长。

        学校体育课多，项目也多。球类有乒乓球、篮球、羽毛球、垒球等五六项，田径有跑步、投掷、跳高跳远等十多项。这些体育项目我都喜爱，虽无一项成为专长但都会。尤其是长跑和负重接力赛很有耐力，常常获得名次。到部队后，野营拉练中我也总跑在前面；回到地方，参加机关干部长跑比赛多次拿奖，还得过冠军；现在步入老年，走路仍然健步如常，爬山也快当。那时同学们的身体也都很好，几乎没有因病请假的。有个别女同学请过假，我说：“好好的能得啥病？”刘老师看我的眼神让我不解：“女娃得啥病还能给你说？”又说：“女同学有病直接给我请假，你甭问”。

                          五

        为了改善办学条件和改善伙食，也出于劳动锻炼的目的，学校利用节假日常搞勤工俭学。同学们对此不仅无抵触情绪，而且表现积极。我们干得最多的活是编席子。沣河是诗经的发祥地，现在还有个景点叫诗经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芦苇自然长得丰茂，苇杆粗、高而且皮实，是编织芦席的好材料。沣河边长大的人尤其是妇女，心灵手巧，大都是编席子的好手。班里有两位女同学是沣河东岸冯三村人，我们编席子就在她家没有围墙的宽敞的院子。三五人一组，男同学破芦苇、碾芦苇，女同学编席子，院子充满欢笑声。

        沣河又能挖出亮晶晶的沙石，建筑和修路都用得上。马王采石场离城有五十多里路，我们也为城里的建筑工地送过沙石。三个班数十辆架子车，两人一辆，壮实一些的男同学驾辕，瘦弱一些的男同学和女同学拉梢，浩浩荡荡而去，浩浩荡荡归来。车上的小红旗迎风飘舞，显示着我们的青春年华。

        最值得一提的勤工俭学是砍条子。那时候农户用筐子的多。秦岭深处长着一种柔韧的藤条，是编筐子的好材料。在老师带领下，我们三个班的同学，进山砍了一个星期的条子。我带了几个同学拉着行李打前站，直觉得一路看不完的风景。崎岖的山路，巍峨的山峰，苍翠的山色，缭绕的云雾，奔腾的溪流，跌宕的瀑布，奇形怪状的石头，叫不上名字的花花绿绿的小鸟，以及回荡在山谷的怪异的龙吟虎啸般的声音，都令我惊奇和赞叹。每天上午九十点到下午四五点，三个班一百五十多人，分布在太平峪的各个山梁，林间人影晃动，喊声遥相呼应，为深山增添了生气。这是我第一次进山，也是多数同学第一次进山，以往虽然能看到山却不识秦岭真面目，既有一种身在大山怀抱的神秘感，又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豪感。我们手、脸划伤了没谁喊疼，胳膊腿酸疼酸疼没人喊累；炊事员黑灯瞎火做饭，把煤油错当成了棉籽油，炒了豆腐白菜下进汤面锅，我们没人说难吃。每天夜里，同学们三五成群，就近找一家农户帮着剥包谷，忙到深夜，不停打哈欠也不说瞌睡得很。回到学校，我们又把砍回来的藤条分段编成大小不一的筐子。

        进山砍条子的劳动，给同学们的写作增添了灵感和素材，有写散文的，有写诗词的。一班班主任朱老师戴着副眼镜，高个子黄头发，像个很有文化很斯文的西方人。他在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历史知识也学得多，古诗词写得好。他把三个班的诗词精选后逐一做了点评，又编辑成册，在校园一段时间掀起一阵诗词风。

                              六

        两年半的高中学习和生活，在我心里，在每一个同学心里，不仅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记，而且对此后几十年的工作和学习，铺垫了良好的开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全班有十多位同学先后入伍，虽兵种不同，却都是连队的骨干，又都陆续提干：有二十多位同学后来考上大学，毕业后分别走上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等岗位；扎根农村的十多个同学，多数是村干部，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羊。

       毕业离校后这数十年，同学间的来往没有断过线。步入老年的这十多年里，来往更加密切。每年春节前后，全班还要聚会一次。聚到一起，大家有说不完的话，亲热的不得了。前不久，曾经在服务行业当过党支部书记的同学张棉桃，邀请同学们到她家里坐。一帮“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海阔天空，口无遮拦，谝了个天翻地覆。同学间那种深厚的难分难舍的情谊，表现得淋漓尽致……

        感谢斗门中学，感谢老师！

杨毅波   在部队工作17年，担任过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军队院校团委常务副书记等职。转业后从事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发表散文、诗歌、小说等作品数百篇。

本文刊登于《美文》杂志2024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