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办”与“代课”之间，找寻那些不能忘却的身影

文/青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作为教师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兢兢业业地奋斗在偏远地区的教学前线，与公办教师并肩托举起农村孩子教育的大旗。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的身影。

-------题记

每年教师节来临，心底深处那根怀念老师的琴弦就会不由自主地被拨动。这一生教过我的老师可真不少，大部分人和事已然模糊不清，但记忆的海面上，与几个乡村小学老师交集的往事总是一再浮现。那些走过艰难岁月的身影，让我难以忘怀。

我小学就读于龙海县东泗公社松岭村。那个年代上学很草率，我们这些跟随父母上山下乡的孩子，都是就近在村里上小学，父母全然没有把孩子送回城镇受教育的想法。父亲虽说是个教师，可一点也不“鸡娃”，就连他最擅长的毛笔字，也没有要求子女学习。我们兄妹三人就像野蛮生长的小草，天天疯玩，很是惬意。

那会儿每个家庭孩子都多，大人忙于生计，哥哥姐姐们只好“被迫营业”----当小保姆。大孩子屁股后面通常都拖着弟弟或妹妹，像长着小尾巴似的甩不掉。

村里没幼儿园，家里也没人管我，姐姐不得不带着我去上学。看看不是情况，学校就破例把不到六周岁的我吸收为一年级学生。这也算是我作为教师子女特别得到的一个福利，那时候要满七周岁才能上学。我背上祖母亲手缝制的花粗布书包，吃了一粒小母鸡头回下的蛋，就此一头撞开学校大门。据说吃了鸡“初蛋”，读书脑子会比较灵光。

我们的学校很小，一共五个班六个老师，一个班才十几个学生。六个老师中只有校长一个是正式编，剩下的不是民办就是代课。本村的三个老师背地里都被学生直呼大名，孩子们没大没小，跟着大人称呼他们“标啊”“美华”“元泉”。因为全村人都姓苏，熊孩子们可能觉得三个“苏姓”（姓，在闽南是先生的连读音）不好区分，索性就叫起名字来。

“标啊”老师脾气好，特别随和。我们一点也不怕他，有时候当面叫名字他也不会生气。每当有同学写字写到铅笔钝了，教室里就会响起稚声稚气的叫唤：“标啊，帮我削一下铅笔，我铅笔不尖了.....”，“标啊，我也要削......”呼唤声此起彼伏。这时候“标啊”就会不声不响地走过来，温和地帮我们削铅笔，像个宠溺的老父亲。他削的铅笔很漂亮，铅芯又长又尖，写出来的字也显得特别秀气。他经常批评我字写得不好，我每次都以铅笔不尖为借口。

“美华”老师没有教我们班功课，但他担任学校的教务主任，负责每天早操集合的时候给全校学生训话。他老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语重心长。他有一句口头禅是“不要同样的钱抓猪啊咬输人”，大意是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爱拼才会赢，才不会让我们的父母丢脸。“美华”总是一脸严肃，学校没有人敢当面叫他名字。孩子们看到他就有逃跑的冲动，面对面实在避不开时，只好喊他一声“苏姓”，再飞快地跑开，私底下仍然叫他“美华”，一点也不理解他严厉背后藏着的苦心。

本村三个“苏姓”中，除了“标啊”“美华”这两个民办教师，还有一个代课的苏元泉老师，教语文，也兼教体育。这个老师特别受学生欢迎，当时约摸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好像才新婚不久。他受欢迎的原因，不是外表英俊潇洒，而是因为会讲故事。

由于学生少，学校为节省师资，上体育课是两个班级合在一起上。每当下雨天没法在室外上课时，体育老师就把两个班的学生集中在同一个教室里，开始讲故事给我们听。这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虽说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可是体育老师讲的故事，远比村供销社售货员“地主”叔叔卖的副食品更令人垂涎三尺。

大大小小的孩子坐直了身体，双手规规矩矩叠放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倾听，比平常上课认真一百倍。体育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起来。他讲七侠五义，锦毛鼠白玉堂大闹东京；讲隋唐演义，天下第一条好汉李元霸武艺盖世；讲白衣小将罗成，讲威风凛凛的赵子龙，还穿插一些神怪志异故事，狐狸精、白虎精等等。教室里一片安静，连针掉下地的声音都会听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孩子们深深入戏，难以自拔。

几十年过去了，回首向来萧瑟处，一幕幕情景还在眼前。简陋的教室，口若悬河的老师，春风沉醉的学生。窗外，大雨正滂沱。

我后来常想，这位体育老师简直是个被耽误了的评书艺人，或者说被低估了的故事大王。在我以后的求学生涯中，再也没有遇到口才这么好，这么会讲故事的老师了。

两个代课的女老师都教一年级，她们来自河对岸的碧浦村。碧浦村当时是公社所在地，不仅拥有布店、肉店、粮店、饮食店等一溜商店，还有让农村人特别稀罕的电影院。那里和一河之隔的松岭村相比，简直称得上“繁华”。两位女老师都姓方，为了区分起见，顺理成章被叫成“大方”和“小方”。“大方”老师温柔亲切，“小方”老师青涩可爱。两位老师衣着打扮朴素，但因为来自“繁华”的碧浦，在孩子们眼中显得分外洋气。小女孩们都很喜欢她们。

学校唯一的公办教师一一校长蔡相信，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从前坊间传说这样一句话：校长兼贡（敲）钟。还真是这么一回事。蔡校长一点架子也没有，除了教我们数学还负责敲钟。教学他是认真的。虽然我上学前吃了鸡“初蛋”，可是十位数以上的珠算却怎么也学不会。他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教我，放学还特意把我留下来补课，像个极有耐心的老祖父。敲钟他也是认真的。早读钟、上课钟、下课钟，准时准点，风雨无阻，像一个严格执行军令的老兵。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教师这个职业不是个好饭碗，被人调侃为“担蚵仔担”。公办教师工资尚且低得可怜，更遑论民办、代课老师？他们微薄的收入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生活裹挟着这群特殊身份的人一路前行，让他们在教师和农民两种角色里随机切换。上课钟声一响，他们穿着干净的旧衣服，把钢笔插进衣服口袋，走上讲台，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教师；下课钟声一响，他们把裤管高高卷起，锄头往肩上一扛，大步流星奔向田间地头，又变回一个勤劳的农民兄弟。

无数的民办、代课教师在苦盼转正的岁月里挣扎浮沉，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他是一名代课老师，毕生辗转教学于下浦、清泉等东泗最偏远处。终于在一九七九年父亲迎来了转正的机会，然而命运的追索总是不期而至，一九八0年，仅仅在转正一年后，他便匆匆走完了四十三年的生命旅程。这一家庭变故让我告别就读三年的松岭小学，转学回到海澄。一别两茫茫，从此不知道那些老师们的命运如何。

多在说“宇宙的尽头是编制”，不知标啊、美华、会讲故事的苏元泉老师，以及大方小方，他们后来都转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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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青鸟，执业税务师，服务于龙海瑞兴税务师事务所。福建省作协会员，作品《他焊出最美的火花》获2023年福建省“劳动最美丽”征文报告文学一等奖。已出版个人散文集《乡愁如绿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