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把子”电话那些事

乔玉璞

现在，大多学校大门口都有一间屋，或叫门岗或叫门卫室，是保安的专用屋。而当年，还没有保安这个职业，这间屋与“保安”二字不沾边，而叫传达室，至少有一名工作人员。其职责是除了给学生上下课打铃或开关大门，就是接电话。接电话分两种：一种是接电话并记下上级给学校来电话的内容，再转告校领导；另一种是通信员角色，接电话后，按来电方的要求，通知某人来传达室接电话。1986年7月，我分配到阿城中学任教，现在仍然记得，在学校大门里西侧有一间屋，那就是传达室，由王大姐负责。

我在大门口来回经过，常看见王大姐的传达室里边靠门处有一条形桌，上面放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电话机，其右侧有一个“L”形“摇把子，人们都习惯地把这个电话机叫做“摇把子”。其机顶有一叉簧，叉簧上边横放一个听筒（实为受话器与送话器的连体），通过一根线绳和机体相连，电话机靠墙的上方挂着两个一把多粗，一拃多长的大电池，为其提供电源。打电话的时候，先摇几下摇把子，随摇随发出“嗯嗯嗯”的响声。当年，除了校领导，一般教职工摇过“摇把子”的不多。这种电话要人工转接而且不只一次，占线的时候多，打电话很费时，而且，学校是基层单位，往外打电话没有优先权，只有上级给下级打才会快些。

那个时候，一般村没有“摇把子”电话，除镇政府有，有“摇把子”的部门很少，我所在的阿城中学有一部，所以我在邻县工作的本家侄子家里有事，就将电话打到我这里，我再骑车权当信使回他家传信。

这年中秋节后的一个黄昏时分，我正在小伙房（教师用）吃饭，传达室的王大姐急匆匆地一路小跑来到小伙房找我，说：“传达室有你的电话，赶快去接”。我急忙放下碗筷，直奔传达室。

我吃饭的小伙房在校院最北一排东头的三间屋，与东墙紧挨着，距传达室足有一百多米远，所以，我对王大姐跑这么远来给我送信儿，心存感激与敬意。她完全可以告知来电一方，“找不到人”，不就打发了吗？事后也没人对证呀。

我飞快地一气跑到传达室，上气不接下气，脸上脖子上汗珠往下淌，两手颤抖着拿起放在桌上的听筒，这是我头一回“摸”电话。这种“摇把子”电话机，我在抗日的电影里，打老蒋的电影里见过，在邮电局的柜台上见过，就是没“摸”过，这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哩，所以感觉既新鲜又好奇又激动，紧握着听筒的手在发抖。听筒里传来的是我本家侄子的声音：“叔叔：我刚刚给家里弄到几张化肥票，后天过期，麻烦你今晚无早无晚往我家跑一趟，告知我弟弟，让他明天一早来我这儿拉几袋化肥（日本尿素）”。我连忙回答：“一定，一定……！”我语气坚定，连说好几个“一定”，怕他不放心。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接了电话就仿佛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我就没再回小伙房继续吃饭，迅即回到办公室，将自行车搬出屋门，跨车猛蹬，直奔他弟弟家，这是我妥妥地当一回信使。

那天的晚饭吃得半半拉拉，剩下的馒头和汤碗到第二天早饭的时候，还在小伙房餐桌上放着。

我所在的赵店村在阿城偏西南8里处，这个8里是说我村到阿城镇（政府所在地）最南端的距离，而阿城中学则在阿城镇最北端，从这最南端到最北端有2里多路，从学校到我家有10里还多。

那时候，我村到阿城镇全是土路，坑坑洼洼，一路颠簸，车座子硌得腚疼，车链子与链子盒撞击而发出急促的当当声。我还挂念着晚上盯自习，从我侄子家出来，过我家门而不入，一路狂奔，没耽误盯自习。所谓盯自习，就是看着学生上自习，怕学生喧哗、打闹，不守纪律，盯自习不允许老师缺位。有些老教师遇到这事儿，会与其他老师调换，能灵活“变通”。那个时候，我初来乍到，绝对按学校规定办，而不会“变通”。这也是我忠于工作之事儿。

这回我这个信使没白当，路没白跑，弄来的化肥给我家两袋，当然平价付费，我家不费吹灰之力弄到两袋日本平价尿素，全家别提有多高兴，我心里也美滋滋的。这肯定是在邻县工作的我本家侄子刻意安排的，这也是对我跑腿送信的答谢吧。若叫我这个当老师的弄两袋平价化肥，门都没有。我们两家是本家，老辈子就睦邻友好，走得近乎，信使就非我莫属了。

他让他的弟弟反复叮咛我家，不要说是他给弄的化肥。同为本家的还有几家，给这家弄，不给那家弄，知道了会生气。权限所在他弄不了那么多。我父亲在晚上悄悄地从他弟弟家将化肥弄回家，整个过程都是保密的。

当时，兴购物票，扒门子、托关系，也不容易弄到化肥票，高价也难以买到日本进口尿素。

在之后的三四年里，我在邻县工作的侄子，每年不光给他家买到平价化肥，还能买到平价柴油，每一次都有我家一份。因之，我每年都会因这事“摸”一两回“摇把子”，当一两回信使。这里边当然少不了我所在学校“摇把子”的功劳。那个时候，除了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的白天，其他时间我都吃住在校，接我本家侄子的电话很及时，从不误事儿。我这里就成了他的“情报”中转站，省去了由专人送信的诸多麻烦。

再后来，市场开放，农资不再是紧俏商品，再也没有平价一说了，都是市场价了，

凭票供应或者由农资部门领导签字才能买到平价化肥和柴油的年代也远去了，我的信使使命也便告结束了。

当信使的那几年经历，使我深深地认识到通讯工具的重要性。

九十年代，我调到县城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早于城区很多学校给老师们安装了程控电话交换机，每户装分机，就可通话，老师们都同声叫好。两三年后，程控电话明显落后，家家装上了直播电话，我当然在其中，再后来我先后用过传呼机、小灵通、黑白屏手机，再后来，一直到现在，又用上了刷屏的互联网手机。三十年来，通讯工具飞快迭代，一机到手，一款新机问世，撵也撵不上。先进的通讯工具着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便利，推动了社会快速发展，那就让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吧。

原载《齐鲁文学》2024·9·6

作者简介：乔玉璞，山东省阳谷县作家协会会员，公开发表教育专业论文30余篇，主编校本培训教材4部，与他人合作出版论著5部，现喜爱散文写作，公开发表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