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文革中的我和严谦
陈振民
文革前严谦是中共山西万荣县委委员、县委农工部长，而我只是共青团万荣县委的干事。我们两人本没什么交集，但我知道严部长是个全省著名的农工部长，他按自已平时下乡从事农村经营管理的调查情况，编印了《经营管理单方集》这个系列小冊子，驰名一时。县委书记李明很重视他，常常在县委关于农业的会议上让他谈看法、意见。可是后来，严谦在工作上和书记李明、副书记阎广洪产生了分歧，被李、阎视为异己，找了些材料开会整他，把他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李明带上全县四清骨干去洪洞县参加“大四清”时，也带上了严谦，但不把他列为正式四清队员，而是随队改造。一次队员学习“十六条”，即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严谦在发言中阐述它是“二十三条”即此前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决定的新发展，这本来是很有水平的，不料却受到集中批判，说他贬低“十六条”的意义，弄得他无所适从…严谦这些情况我当时都有所风闻。但在严来说，对我是根本不了解的。
本來我和严谦就是这么个没关系的关系，不料却因为文革而牽挂起来了，使我经历了亲自替严谦翻案、亲自批判严谦、最后又亲自证明严谦的过程。
山雨欲来风满楼
文革正式开始后，各地群众都把矛头对准本地的当权派，把他们都称为“走资派”，层层对头头进行批判、揪斗。李明、阎广洪在势不可当的大潮流下，也被群众当成走资派批斗。当时群众组织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战斗队，因观点产生分歧，逐渐分化成两大派，一派是向李阎造反最厉害的“兵团”，一派是对李阎明批暗保的“三司”。
这时的严谦因对李阎一肚子怨气，就倾向了兵团，且成了兵团实际上的参谋。他老家是洪洞县，土改时就到万荣工作了，善于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很多，凡大会讲话，下边座谈，都很贴近群众，加之一口好听的洪洞腔很是赢人，因而威信很高；兵团骨干们大都是受排挤的不得志者，因而都爱听他的。他于是给兵团提供材料并亲自参与编写，搞了份两万多字的李阎八大罪状，题为《剝开李明阎广洪的画皮》，以大版面铅印散发。兵团就据此开大会小会批斗李阎。
此际与李阎有联系的三司就在阎广洪纵恿下向严谦开火，满街贴了“打倒三反分子严谦”、“严谦是兵团反革命黑后台”的大标语。于是兵团和三司就打起派仗，各以大字报、大标语攻击对方，县城政治气候顿时恶化起来。三司通过活动获得县武装部支持，其势大振，砸烂了公检法，成立了“无产階级专政委员会”，把严谦和兵团几个头头一起逮捕入獄。这个全县最大的兵团组织也被以反革命组织罪名宣布捣毁。中层干部人人在街头请罪。县城真有些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气氛。
这时万荣中学的文革学生组织“红联”通过一番调查，杀向社会替兵团翻案，一些农村拥护严谦的群众组织也赶到县城支持红联，胡村的群众组织还贴出了“为严谦翻案！翻案！”的大标语。他们一起受到了外来支左解放军北京部队、空字025部队、空字027部队的支持，其锋锐利，所向披靡。县武装部退了步，三司缩了头，被捕的兵团骨干和严谦以及整个兵团组织都先后得到释放、平反！。
就在以上反复斗争中，我作为兵团成员，以“厐哲卿”为化名，先后写了《分析当前形势的提纲》、《论我县目前的农民运动》的长篇大字报，一贴就是一大溜，人们争相观看，对兵团形势好转很起了些推波助㳕的作用。空字025部队同志在给群众分析全县形势时就肯定了“厐哲卿”(即我)大字报的论点。厐的大字报不断被红联油印散发。“厐哲卿”三个字成了传诵一时的名子，我暗中自然很是惬意。但对厐哲卿这个名子，人们不知究竟是谁，都在不断地猜测，有的说是新城大队的一位老知识分子，有的说是一位在外地工作、文革以来又长期居家的本地人，我听到他们的议论后，心中只是窃笑…后来兵团骨干薛建华从行文风格上估计那些大字报是我写的，便向我突然笑着问道:“这个厐哲卿我看就是你吧？”我见瞒不住了，也笑着支支吾吾点头说:那时你们被捕了，兵团被摧夸了，我与许多老兵团战士一样成了无家的散兵游勇，心里不服，但形势还在时好时坏之间，我不敢用自己真名写东西，便用了“旁观者清”的谐音“厐哲卿”写开了…此后，建华逐渐在兵团上层把“厐哲卿”就是陈振民的消息传出去了。于是从骨干到一般成员，不少人都向我表示了一种异样的惊奇和赞佩。文革前期我因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的观点被大字报围攻、因收存一本残缺不全的所谓黄色小说《金瓶梅》被戴了纸帽子，而在县城声誉大损的境况，有了很大改观，我内心自然更受鼓舞。
形势继续向前发展，万荣县这时已经经历了三次围绕政权的斗争，最早是兵团的1.27夺权，中间是三司的4.25夺权，最后是红联和兵团一起的9.25建权。两大派这时都有了自己的代号，即4.25派和9.25派。斗争的焦点是究竟谁的夺权正确，具体人物对象已由李明、阎广洪转向了严谦。因李阎从来就是共同的目标，三司虽然有保李阎的内心，但明面上还得坚持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故经长期批斗走资派，李阎已成死老虎了，两派实际上都不再费力了。最受双方关注的是严谦。4.25派要打倒严谦，攻击9.25派保他这个“三反分子”；9.25派想支持严谦，却因其“三反分子”的舆论太大，开始曾有忧虑，辩称只是利用严谦。严谦也知道这个情况，这时写了份长篇材料控诉李明阎广洪对他的迫害，打印出来在街上张贴、散发。不过，他的老婆在洪洞家中患病，他便很快离开了万荣县城这个斗争漩渦，回洪洞老家去了，一待就是两个来月。
这期间，9.25总部为在广大群众中澄清严谦问题，决定由我写一个关于严谦的系统性宣传材料。我接受任务后，详阅了严谦对李阎的控诉，向严谦一些老部下作了调查，也看了对立派一些揭批严谦的材料，头脑里形成了一个基本概念: 严谦是一个被冤枉被迫害的坚定的革命领导干部，根本不是什么三反分子；9.25派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严谦和大家一起闹革命。于是便在9.25总部提供的一间县委客房，静静地写起了为严谦恢复名誉的材料。
有力的翻案
鉴于4.25派也认识到李明阎广洪作为批斗的大方向已无法改变，却又对李阎怀恨的严谦不愿放过，便在先前将严谦定性为三反分子的同时，又变换手法，将严视为李阎得力干将要批判；将严与李阎的斗争又视为狗咬狗要否定其革命性；还将严在文革中帮助群众组织的活动视为破坏文革；等等，我便考虑到澄清严谦问题的这份材料，不应是一般平铺直叙的说明性文字，而应具有论辩性、战斗性。
为了写好这份材料，我找来中共对苏共的“九评”，学习其辩论技巧，尤其《关于斯大林问题》成了重点学习的范例。通过学习我将写严的材料基本分成四大部分: “一、是李阎的‘掌上明珠’，还是李阎的打击对象？二、是狗咬狗的性质，还是两个階级的斗争？三、是三反问题，还是一般言行？四、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还是为人民立了新功？”
材料在最后一部分，有一段话讲道:
“我们用了较长的篇幅，从四个方面论证了严谦问题。经过这一番分析研究，我们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严谦并不是李阎司令部的人，而是李阎司令部的叛逆。
严谦并不是与李阎进行狗咬狗的斗争，向他们争权夺利，而是与李阎进行不调和的階级斗争，维护着无产階级的利益。
严谦并不是什么三反分子，而是一个有某些错误和缺点但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的革命同志。
严谦并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
总之，严谦并不是打倒的对象，而是坚定的革命领导干部。
对严谦不是拉下马的问题，而是扶上马的问题。不是拆台的问题，而是帮台的问题。”
材料题为《替严谦恢复名誉》，共长约两万来字。我向总头领蔡自进交稿，蔡说叫几个人共同听你唸一唸吧，于是就把9.25总部几位负责人——县委这边的毛连发、薛建华、娄培立、人委那边的冯宝喜、王杰等叫到一起，由我把材料像讲话一样激昂慷慨地读了一遍。大伙听得很兴奋，一致夸奖材料很得力。蔡自进向我说，那就干脆开个大会，你给大家作个报告吧。薛建华立即响应道:这样最好，我了解，振民在中学时就善于大会发言，这次一样，自己写自己讲，效果好。就这样大家都说让我讲，我也就承担下来了。
大约过了两三天，总部就召集县城干部、职工、师生在大礼堂开会，由我报告《替严谦恢复名誉》。因为严谦问题当时成了两大派争论的要害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听我在台上一讲，许多尖锐焦点的是是非非就都清楚了，不由一阵阵鼓掌，我都感到简直像暴风骤雨，就越讲越来劲。大约讲了两个小时，毕后，薛建华站到台边也大声讲了一段支持的话，大意是通过这次报告大家都该明白嚴谦问题的真伪，希望回去都向本机关、本单位、本厂、本校未参会的人宣传…
这次的报告以后，还作过两次，一次是在县招待所会议室向各公社书记主任们讲的，另一次是在全县四级干部学大寨动员大会上，即1967年11月21日晚上，仍然是在县大礼堂。报告的内容没变，只是按首次报告后的舆论情绪，把题目索性变成了《替严谦翻案》。这次报告效果更好，台下的掌声一阵接一阵，发展到我每一停顿就是掌声。我不好意思了，有的地方该停顿时就接连讲开了。人委的王杰同志后来在他家给解世英等人说: “中学语文课本上有‘掌声雷动’一词，当时学了没有体会，那晚听了咱厐哲卿《替严谦翻案》的报告，才真正懂得了‘掌声雷动’是个什么样子！”世英后来转告我时，我笑说:“那只能说明大家都很同情严谦吧！”世英说他当时在下边的学校教课，可惜未能听到…就在那天晚上，我讲毕后，9.25总部还安排王贞民同志讲万荣县政权问题。因大礼堂楼下已经座满，我上到楼上挑了个位置听王贞民讲，他把当时两个政权的是非一样地讲得头头是道，一样地不断获得掌声。正听间，兵团的黄印来叫我下去，和他一起把9.25的重要材料往新城村他丈人家藏匿，说是气候不对，怕跑在南张的三司进城后，形势反复，材料丢失。我俩便到机关把材料装了两包袱，一人提一个往新城他丈人家送。在巷里有三两个壮年从我们身旁擦肩而过，议论说: “那个给严部长翻案的小伙真和阎逢春唱戏一样，听得叫人过瘾！”“严谦被三司害扎啦！”“要不是为给犊牯添草，还要好好听一下后边讲权。”“都好，都好，9.25还是有人！”月光下黄印故意磕了我一下，示意听听群众的议论，我，当然也会心地笑了。
这样的大会报告，在9.25派来说，无疑是从上到下地、牢固地树立了严谦的威信，使整个9.25派拥护严谦出师有名；在我个人来说，也是彻底地扭转了以前某些人误解、曲解而对我的不良印象，广泛地收获了对我的社会好评，并由多种舆论渠道拉近了我与严谦的关系。这应该是9.25组织赐于我的一举多得的事吧！
正常的批判
事物发展中常有出人意外的情况。就是我这个积极支持严谦，以替严谦翻案闻名的人，却又来了一次公开地批判严谦。
就在那个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我作替严谦翻案的报告、王贞民作万荣政权问题的报告的那个晚上，流落在南张公社的4.25派武斗队“工农总”，在我们的报告大会结束后，突然袭击了四级干部大会驻地之一的大礼堂宿舍，杀死了参会的皇甫乡袁家庄团支书董全乐，震惊了整个县城。接着又于第三天，“工农总”大队人马又开进县城，将四级干部大会打散、县城9.25人员打出县城。这两次武斗分别称“11.21”、“11.23”武斗。从此，9.25派跑到上义村被打散，跑到荣河镇又被打散，先后到太原、北京告状无果，最后通过派性关系流落于临汾。人员越集越多，最圆处达六百多人。严谦、亷云、韩月旺等9.25支持的领导干部也到了临汾。大家在临汾1.26派支持下，与其配合，持械与对立派3.18战斗。3.18被打出临汾，又把各县同观点武斗队集结起来攻临汾。这个时候是1968年后季了。由于山西各地两派武斗严重，到1969年下半年，毛主席签发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中央《七.二三告》，组织解放军收缴两派武器，制止武斗，使形势渐渐稳定下来。9.25驻临汾人员有差不多一半自发性先后回到万荣老家。剩下约300人由驻万荣解放军用6辆大卡车接回万荣，我在其内。从此，解放军举办两派人员学习班，令其消涂派性，实现大联合。并责成各自开展“挖黑后台”活动。这一系列工作是个漫长过程。至1971年前半年，又开始了路线和政策教育，继续消除两派隔阂。方法是通过落实重大派性武斗责任，来教育两派广大群众。当时决定上大会批判的黑后台共四人，每派两个，4.25派是卫一平、郭戎权，9.25派是严谦、亷云。并且决定对各派的每个后台，责成两名本派人批判。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指名批判严谦的。我当然知道，不责成9.25派头目人批严，却要责成我批，无疑是因为我当年在会上替严谦翻案，影响很大，现在就要让我自己来消毒了！我明知这是躲不过的事，也就二话没说，干脆承担了下来(另一个批判严谦的是本派的裴志杰)。
不过，我考虑了一个原则: 鉴于听批判的有两类四种人，一类是解放军领导和对立派群众，一类是严谦本人和本派群众，故我的批判就应注意两点: 一方面要的确像个批判的样子，不宜应应付付，不疼不痒；一方面又要务实热诚，不宜用过激的语言斥责或以冷嘲的口气讽刺。总之，整个发言要让这两类四种听众都能听得下去。
就这样定了调子，依据上头统一提供的材料，把稿子写了约4000字，在1971年4月24日的大礼堂批判大会上讲开了。
首先，我从“支持严谦的人又批判严谦”这个人们普遍敏感的问题直接入手，讲道:
“同志们！我是原9.25派的一员，曾一度是积极支持严谦的，认为他是受迫害的革命领导干部。三年之前，我曾在这个地方作了‘替严谦翻案’的报告；没有想到，三年之后，我又在这儿作批判严谦的发言。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这里包含了一个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过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人们的认识也应当随之不断地发展变化，以适应新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我县武斗升级后一派群众被迫流落在外的实践中，由于严谦从资产階级派性出发，干扰破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我们站在党性的原则立场上，就有必要对他进行批判，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个开头，立马镇静了全场。我扫视了一下，主席位置坐着的解放军首长，前面满场的两派干部群众，都朝我凝神注视，而身旁站着的严谦本人，则在俯首聆听…
接着，我从两方面批判了严谦的问题。
一个是说他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阐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本质是群众路线，是要正确地对待群众，而严谦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在一派群众被另一派群众打出县境，流落在外时，他先后主持和参与了所谓洪洞会议和临师会议，制订了所谓“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针锋相对，文攻武卫，实行战略进攻，坚持长期斗争”及“面行万荣，发动群众，利用矛盾，主动进攻”的所谓方针，说什么“敌人抓武装，我们也要抓武装”，“办法是收、造、买、夺”，“开展小型游击活动”。这些方针、办法都是将对方群众视为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直接违背了毛主席关于群众的大多数都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的教导。从而导致了汉薛抢枪、荣河武斗和王亚袭击事件，产生了炸傷多人、打傷数十人、打死十人的严重后果。说到此处，就理直气壮地质问严谦:“你把一派群众当成敌人，多方加深群众矛盾，难道不是造成万荣两大派群众长期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吗？你这样作，不是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是什么？”并针对严谦可能有的以武卫还手于对方的遮辩，批道: “向敌人还手是可以的，难道向群众也可以还手吗？在你的指使下，还手之处，不见有階级敌人头断，却见的是革命群众命亡，这是任何宣言、任何声明都抵赖不过的严峻的现实。面对此情此景，你难道不感到寒酸吗？中外古今，究竟是什么人对群众进行保护，什么人向群众对准枪口，这个答案不是明明白白吗？在对待群众问题上，你把自己摆在了什么人的位置上，使自已站在什階级的路线上，不也是清清楚楚的吗？”
另一个是说他违背了党中央稳定局面的政策。196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先后于7月3日和7月24日发布《布告》，针对南京、柳州和陕西等地武斗破坏的恶性事件，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专业武斗组织，对肇事的组织采取果断措施，无条件地恢复铁路交通，逮捕指挥打、砸、抢的坏人，依法严惩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等现行反革命。这两个布告号称《七.三》《七.二四》布告。全国各地都在落实。中央和山西省革委也针对晋南问题发出了不少通告、命令等，明确指示要稳定晋南局势。就在这种形势下， 严谦在实际行动中却表现出不相信党的政策会最终落实…当在外一派群众长期流浪、回县心切时，他头脑发昏，置上述一系列党的政策于不顾，于1969年3月中旬，在临汾解放旅馆召开的“武装回县”决策会议上，对一派群众组织头头薛xx的“武装回县”主张表示了“同意武装回县”的立场，仅认为“时机不宜”。由于他的威望和基本“同意”的表态，会议最终决定“武装回县”，由薛xx准备执行。薛即组织了34人的武装力量，于5月23日起程回县，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埝底政治流血事件，当场打死革命群众4人，打傷数人。给人民生命财产又一次造成了残重危害。我的批判发言务实地痛述了以上过程，并前致性地从“无产階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强有力的无产階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高度，论述了“党的一系列政策终究是要落实的，那些镇压和残杀革命群众的人，终究要受到无产階级专政的严厉制裁”的道理。又从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这个角度，再一次向严谦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你无视党的一系列政策和命令，支持一派群众组织搞“武装回县”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不是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是什么？接着，进一步针对严谦所谓“时机不宜”的遁词，指出即使时机宜了，搞“武装回县”，不“依然是践踏党的政策，制造局势动乱么？因此，问题的实质不在时机是否适宜，而在于你对‘武装回县’的总方针给予了支持，在于你头脑里就有无视政策的念头…因而在‘武装回县’问题上，薛xx确然有其严重责任，然而你也没有理由为自己开脱，没有理由不作深刻的检查。”
我从以上路线和政策两方面对严谦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后，满场都是警悟的表情和赞许的眼光。
随后，我又结合自身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说:“这次批判严谦，使我个人也受到了教育。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没有参加过武斗，但由于资产階级派性发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了武斗。对于‘武装回县’一事，我当时也头脑澎涨，把政策忘得干干净净，对其表示极为拥护，荒谬地以为不如此，则別无出路。因而也犯了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严重错误。这次批判严谦问题，适可共同引以为戒。”不过，会议的重点毕竟是批判黑后台，故我继续围绕严谦进行，赠送他一条毛主席关于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语录，让他执行。并以热辣辣的语气提醒他: “须知，在你参与怂恿和参与支持下，一些人为了他，也为了你，在武斗场上白白地送掉了性命，一些人为了他，也为了你，则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看到他们妻离子散，断送一生，你难道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倘若无动于衷，想你问心何安！更何况你是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受党的教育已经多年，本应正确地对待群众，模范地执行政策，然而你却干出了肆无忌惮地干扰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径！试问，你的觉悟哪儿去了？你的水平哪儿去了？…回首往事，不寒而懔。不记取前辙之鉴，将如何继续向前！现在，确确实实，是须要接受一番教训了！…希望严谦在这次整党建党中…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使自己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为人民大立新功！”
我的整个批判发言，到此就全部结束。往后就是原定发言而尚未发言的同志进行自己对黑后台的批判。
待全部批判黑后台的发言完毕时，解放军首长王芝荣主任作了总结。出乎意料的是，在四个对象的八个批判发言人中，王主任唯独表扬了我，大意是说我的批判不回避矛盾，能直面事实，有理论色彩，也有感情温度，尤其是能结合个人作自我批评。散会出门时，严谦与我打了个照面，他微笑着向我颔首示意，我从他的表情体会到他对我的理解，起码没有怨情。在走下大礼堂小坡时，阎文忠同志(是积极拥护严谦的一位)向我矗着大拇指笑道:“伙计，又是一次成功的演说！”我理解他说的这个“又是一次”，是与三年前我在大礼堂作的那个《替严谦翻案》报告相比较，因之笑而未答。接着，大家都到县招待所吃饭。那时都是几个人在地上蹲成一摊吃，我吃毕路过一个饭摊时，对立派的王振芳(原光华公社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地把我叫到跟前说:“你这次的发言成功！成功！”我未作答，含笑而去。当天晚上在大礼堂看文艺節目时，竟又听到一次好评。我当时坐在礼堂后头的二楼下边，前边是4.25的丁彦文、李三锁、张安泰。因光线很暗，他们没注意到后边是我，只顾议论白天的批判发言。记不清谁在问: 你俩认为今天的发言谁的最赢人？彦文说:“还是王芝荣主任表扬的，陈振民吧！人家只按事实讲道理，不空戴帽子，还能结合自身。”接着就是那两个赞同的声音。彦文又说:“振民和我当年都在共青团，我听过他两次发言，小伙还是能…”我在后边听得清清楚楚，内心甜滋滋地，直到现在还忘不了。
真是没有想到，不同观点的人都关注、赞许着我今天的批判发言。这对我无疑是一种鼓舞。
公正的证明
不过，批判就是批判，这个词在人们的习惯上早已成为斥责的同义语，搞起来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评价。而且常常是磨道寻驴蹄，总会寻出你个不是来。我的批严发言，也不免有这种情况，自己也明知，但仍然要那样说，不然过不了主持者解放军首长和对立派干部群众这一关。其实，在9.25支持的几名领导干部中，还是最数严谦有眼光。他总比大家看得远，沉得住气。总认为这是个长期斗争，不宜急着冒险。这是他给我的总的印象。当荣河银行的9.25人提出50万元，装成两个麻袋运到太原，供9.25流浪在外人的生活开支时，严谦死活不让花，说这是国库的款，可不敢随便动用，不然会犯法的。便又把它存到银行，存单由他保管着。9.25在外边那么多人没吃没喝，总部几次想动用这笔款，就是被严谦捂着取不成，总是说没吃没喝寻部队去，搞运输挣钱去，这国库款不能随便用。闹得许多人都有意见。果然，后来两派联合，落实中央《七.二三布告》时，这笔款的去向受到追究。这时严谦把存单交了出来，一分不少。驻万荣部队首长大为赞赏了一番，最后派人持单到太原的存款银行取回了这笔款子，把它又归入原荣河银行。这无疑是严谦在动乱期间保护国家财产的善举，也给9.25人免除了一宗金融方面的刑事犯罪。不然9.25这边就不知会有哪些人会坐班，甚至会送命了！从这件事上就可看出严谦处事的政治水平。
经过上述文革的历程，省、地、县的一些干部都有了一定的调动。严谦当时调到运城县委任副书记，后又到地区水利局任书记，我到了万荣县公安局办公室主担文秘任务。这期间我们都在地委书记张怀英借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排除异已而搞的“倒清查”中，成了受害者。我获平反后，升任了公安局一个党支部书记。一天，地委来了两个人到万荣公安局找我调查严谦在文革中的一些情况，主要是与武斗有何关系。这可能是严谦受害后恢复原职前，组织上对他最后一次鉴定的需要吧。我问他们为何找我？对方说: 你是严谦提供的证明人。于是，我很快实事求是地给严谦写了一份证明。原稿尚在，并不太长，现照抄如下——
证明材料
我叫陈振民，男，现年46岁，共产党员，在万荣县公安局任党支部书记。文革中是9.25派(主要组织是红联、兵团)的一员，在9.25总部负责资料工作。关于严谦，我所知道的情况大致如下:
文革前，严是中共万荣县委农工部部长、县委委员。由于搞经营管理成绩显著，在全县干部群众中威信颇高。但因在负责县委机关四清中卡过县委书记李明和副书记阎广洪的关，招致报复，借他在一次学习“十六条”的发言中，讲“十六条”与“二十三条”基本精神一致，说他在有意贬低“十六条”，贬低文化大革命，上纲为“三反”言论，而组织了大会批判。拥护李明、阎广洪的一派群众，又针对他主持编印的几本《经营管理单方集》，说他推行刘邓路线，对群众进行管、卡、压，是走资派；加之对他揭露李、阎对他打击报复一事有意见，说他是当时的群众组织兵团的后台，经过一番策划，大约是1967年3月吧，把他逮捕入獄。后来在几家赴万荣支左解放军的支持下，群众组织红联、兵团一致要求替严谦翻案，终于在大约七、八月份，严谦得以平反出獄。但他出獄后，便回洪洞老家去了，一停几个月不回来，直到11月23日红联兵团一派被对方打出县城，12月23日又被打出整个万荣县境，他都没有返县。当时群众组织纷纷埋怨，说严谦不给大家争气，大家支持他，经过斗争把他释放了，他却一去不回，啥事不管。在向太原、北京流浪上访期间，听说有些同志跑到洪洞找严谦去了，其详情我不得而知，似乎有个印象是，有的同志说: 不见严谦憋着气，见了严谦放了气。言下之意是，严不支持武力报复。大约是1968年下半年或1969年上半年，严谦带着重病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到了临汾，常天住在医院给妻子看病。跑在临汾的红联、兵团一派群众组织的活动，他基本上不参与。但由于他素来的威望，和群众对他的信仰，他谢绝不过大家的邀请，也偶尔与大家谈一谈，讲一讲。我作为材料组的负责人，也免不了拜访拜访他，听听他的高见。而他的见解，总是和大伙不同。大伙的情绪是想组织武装力量打回万荣，不能老在外边受罪，不能一直是回一个叫人家抓一个。而严总是认为这个斗争是长期的，不能操之过急，要忍耐当前的困境，等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再说回县的事。他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不能搞武斗的恶性循环”。他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往往爱用一种动人的文学口吻讲话。比如他说: 大家被打出来后，日日夜夜都在做梦，梦见自己的父母，梦见自己的妻子，梦见在自己面前牽衣绕膝的小儿女们，于是乎有的流泪，有的激愤，有的慷慨悲歌，像荊轲剌秦那样想干一番。这是什么造成的？是那些武斗人员对大家进行镇压造成的，是他们的暴行给大家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但是切记: 大家如果也以武力去对付他们，把他们打死，打残，使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也处在泪水和激愤中，对大家也怀着深深的仇恨，那将是什么样子？那不就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你打我，我打你，仇报个没完，仗打个没了吗？这样恶性循环下去，何一日能得安宁？我们谁不想回家呀？但靠这种办法，我们能不能回去？即便回去了能不能安身？就是掌了权能不能稳定？都是个问题。所以，我不主张来武的。当然，这肯定不合一些同志的口味。我考虑大家主要是脑子太热，死了人，受了罪，有亲难晤，有家难归，一时脑子热是难免的；但是事情总得要脑子凉下来才能去做，才能做好。有毛主席，有共产党，有解放军，我不相信会老是这样子。至于那些打人凶手们，他们犯了罪，将来自有法律去收拾他，法律是会给大家报仇的，大家要相信这一点。自己动手不是办法，那样会把自己也摆到被审台上，大家想一想，我们图了何来？…这些语言，是他爱用的语言；这些观点，是他的基本观点。他的这些见解，除少数有远见，有修养的同志能接受外，大部分同志，特别是年轻农民，虽然不得不佩服他的讲话艺朮，但总不赞成他的观点。他们的说法是: “严头儿成了老右啦！”“咱们支持了二年，支持下一个老右！”有的甚至说: “我们还不是为了保你？！”各种风凉话都有。严谦对这种议论有时也在背后反驳说: “都是干革命哩，谁保谁？有问题保也保不住，没问题打也打不倒！”但一般来说，对那些群众中的气话粗话，基本上还是以笑置之，采取了一种超脱的态度，只顾在医院给妻子看病。妻子病故后，他便发落到洪洞埋葬，直至《七.二三布告》公布后，在外群众被解放军用几辆汽车接回万荣时，他都没有回来。两派联合补台时，有人可能给他说知了，想叫他回来，他给县上几个负责人写了封信，说他妻亡故后，家务繁杂，个人身体也不好，需在家里再待一段。以后补台也就没他。
以上，是我所了解的严谦在文革中的概况。
陈振民
证明全文就到这儿。原稿未署具体时间，应该是1983年吧，月日记不清了。
这样的证明，与批判严谦时有的说法，如说严表态“同意武装回县”，是有些距离。须说明的是，那是根据当时驻万荣落实《七.二三布告》的解放军提供的材料批的。材料所说严谦的“表态”，很可能是严在武装回县的汹汹众议面前，为了不致形成与大家尖锐对立的僵局，而勉强吐口的；他的重点分明还是“时机不宜”那几个字。而那几个字也分明是其缓兵之计。实际上还是其不主张“来武的”一种策略性表达。而当时的批判，前边已说过，也只能是批判嘛，无非就是“磨道找驴蹄”吧！饱经世故的严谦，对这个是当然能夠理解的。
鉴此，严谦能最终顺利地恢复原职，我的这个最后的证明所起的作用，他一定是清楚的。不久，已离开万荣的前万荣县长藉堂保在运城的家中给儿子举办婚宴，我去参加了，严谦也参加了，我喝酒有点多了，散宴时走路有点“三倒脚”，是严谦亲自扶着我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各自分手。又隔了一段时间，严谦与赵维平到万荣人大机关大院我的住处找我，适逢我外出，归来后妻子递给我一张严谦留下的几行字，言说他俩来与我闲聊未晤，以后有机会再见云云。署名严谦。
一溪活水流余波
以后，大约是各忙各的吧，我与严谦互相再未约见。赵维平逝世后，我们都到场参加了葬礼，我还给维平送了副写在白布上的挽联:
旧梦喜重温，念提笔灼见，开口玉言，报友数君能教我；
故人怕永诀，叹一病长眠，千秋难悟，良知使我最思君。
严谦对我这副挽联，曾当场表示欣赏。由于当时没有一篇以朋友们的名义献给维平的悼词，严谦又动议让我立即写上一篇代表朋友们致悼，说是“临时抱佛脚”啊，没法！我这个所谓的“佛”，只好仓卒应命了。
此后，我和严谦就再没机会见面了。听说改革开放以来，严谦的思想一直还处于保守状态，未免使我有些难以理解。但人各有志，也不好强求了。运城的原万荣老9.25人士，曾以严谦为核心组织过几次老难友聚会，惜我都因故未能参与。尤其2013年5月1号那次聚会规模最大，万荣干部群众中的男女难友们竟有一百几十号人参加，连同运城的、外地的共二百多人。我当然也接到通知，但仍然因故未去。参加的同志照了一张长长的合影，严谦当然坐在前排中间；合影由贾俊明同志捎给了我。我细细地端祥了很一会，见严谦和难友们个个都满头白发，一脸秋容，难免产生一些时代变迁与政治兴亡之感。遂即填词一首曰:
鹧鸪天. 题文革难友2013年聚会玉照
难友雍雍会一堂，
十秋风雨共思量。
只缘渡海偏航线，
竟令飞舟受创傷。
排险浪，正征艎，
人人脸上布苍桑。
终逢盛代心情好，
留取芳容颂艳阳。
2013.7.8
以后至2015年秋，严谦以八十有六高龄去世，我们都未谋面。他去世后我曾去其灵前吊唁，并嘱老难友——运城学院中文系教授、在场参与理丧的王贞民同志在出殡之日替我填礼洋一百，我返家后曾予补寄。
至此，我与严谦的交集算是画了一个句号。呜呼，人世苍茫，沉浮有因。友谊交往，贵识伪真。其间或顺或逆之经验教训，能不令人醒悟乎！佛语云: 能提得起来，还宜放得开去。特此记之，以启未来。
2024.8.17 于万荣县城五功斋
说明:
本人至今还存有《替严谦翻案》一文的油印件、批判严谦的发言原稿、证明严谦的原文草稿。文中引号中的话，都分别摘自这些原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