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日辉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35）

　　2022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重要文章《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中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依照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考察，山东太昊与甘肃伏羲相融而成的太昊伏羲堪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第一块基石，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山东古代被称之为东方，历史悠久、文化绵长。考古发现表明，从距今8500年前的后李文化开始，到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有着完整的序列。从人文角度考察，以山东为核心区的古代东方之代表正是太昊与少昊。《山东通史》研究结果是，泗水、济水流域应是太昊部落最初活动地区。由于这一带也正好是少昊部落的活动区域，从这一点看，太昊、少昊不可能毗邻而居、同时并兴，他们必属前后相继关系。山东大汶口文化莒县陵阳河、宁阳于庄等遗址中有关“炅”字的释读，已被认定为太昊的“昊”，与太昊和少昊相关。

　　淮阳古称宛丘、陈、陈州，自春秋以来属于楚文化区。楚文化崇拜伏羲由来已久，1942年9月出土于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楚墓中的楚帛书就有明确的记载，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漆衣箱上的漆画中发现了伏羲的画像。淮阳的太昊陵大概在春秋时期已经存在，并作为山东太昊融入中原地区的重要载体悠久绵长，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标志。

　　在中华文明初创的过程中，伏羲一路向东开拓，遗留下多处重要的活动轨迹。如北方地区的陕西延川，山西吉县、洪洞，河北新乐，河南濮阳、新密、淮阳，山东济宁等地，并且与来自东方的太昊部族进行融合，成为太昊伏羲的由来，更是伏羲协和万邦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实证。伏羲又称伏戲、包羲、包牺、伏牺、宓牺、宓戏等，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恰恰是历史上人们对伏羲多角度全方位认识的时代记录，各自不同的释义概念，正是融合各民族的最好证明。笔者之所以提出时代记录，因为不同的称谓，是不同时代生产力与社会热点的交汇。而太昊伏羲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伟大人物，具有广泛而又深层的文化意义，因为伏羲文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历史文化，而且是中华文化的本源文化，是民族认同的结果。

三、甘鲁互动 推动伏羲文化传承

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追求国家大一统、推进民族团结融合始终是历史主流，推动各民族不断交融汇聚，形成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从太昊、伏羲时代就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现在的研究表明，山东伏羲文化以鲁东南地区最为突出，特别是伏羲文化遗存堪称独树一帜、可圈可点，尤其是广为流传的口传文化和根植于民间的伏羲女娲故事，而鲁南出土的大量的汉画像石，与文献相互印证，成为研究伏羲文化最重要的实物资料。

　　以伏羲女娲文化遗存和田野考察为根据，特意选择枣庄市山亭区的西集镇与甘肃秦安县莲花镇进行互动，与大家分享。西集镇位于山亭区西南部，地处枣庄市中、薛城、滕州、山亭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历史上西集又称西蔇，内涵蔇国、小邾国、郳国、滥国的文化。西集相传是太昊伏羲的故里，因伏山而得名伏里，现存有大量的有关伏羲女娲的故事传说。例如伏羲教民织网的古龙沟，伏羲女娲兄妹“滚磨成亲”的滚脐里，以及伏羲祠、娘娘庙、人祖庙等。其中伏羲祠据说是唐朝所建，每年的正月十六是祭祀伏羲祠的庙会，现场热烈壮观，与甘肃天水伏羲庙祭祀时间相同。

　　作为伏羲文化重要构成之一，西集镇伏羲文化传承的载体，以伏里的制陶传统为最，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伏里的土陶内容丰富、艺术精湛，大体上可分为祭祀、生活、赏玩等类型，其中陶鬶、蟾蜍历史之悠久是我们研究山亭区伏羲文化的活化石。

　　陶鬶是用土烧制而成的陶器，从中华文明的发展考察，陶器是文明进步的重要物化成果。距今10000年前后人们便开始用陶器储水，同时也用陶器烹煮食物和储存食物，使食物资源与烹饪范围进一步扩大。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对于饮食文化而言具有革命性的创举。如果说火的发现是人类发展一大进步，那么，陶器的出现则完成了生、熟食的储存，可以说彻底地解决了这个困扰人类上万年的难题，使生活迈向有序。陶器的大量使用，结束了长期以来“燔黍捭豚”“汙尊抔饮”的自然状态，真正进入到饮食文化的殿堂，进而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最先的物质条件。

　　陶鬶作为陶器的一种，具有炊、饮两种功能，既可以煮、炖食物以及盛水和作为酒器温酒等，也可以对流直饮。山东出土的陶鬶是山东远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陶质饮食器，具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而山亭区西集镇的陶鬶延续特色历史文化，值得点赞。

　　需要关注的是，西集镇的陶器蟾蜍（青蛙）是传统陶器制作的亮点。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陶蟾蜍具有特殊的寓意。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远古时期，先民们通过长期生产生活的经验积累，发现植物中的葫芦与动物中的青蛙最具特色。葫芦以多籽而著称，至于青蛙更是有着超强的繁殖能力。作为企盼人丁兴旺的社会共识，蟾蜍引起古人的特别关注，这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彩陶中蛙纹造型的大量表现得到了证明。

　　把陶鬶的“食”与蟾蜍的生殖提到相同高度的理念并不为过，因为“食”与“生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既满足于“生存”，更为了生存而服务于生殖。只有大量的生殖才能保证劳动力的延续，才能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在伏羲时代。

　　枣庄市山亭区与鲁南一带将伏羲文化与青蛙、蛤蟆相联，颇具特色。不过，当我们拉开传说的帷幕时，就会发现青蛙、蛤蟆都是生殖崇拜的反映。由此证明，山亭区西集镇陶蟾蜍的内涵更符合远古时代背景。

　　当把伏羲文化的视野从枣庄市山亭区转向鲁南以及环微山湖地区时，就会发现相邻的济宁有着丰富的伏羲女娲文化遗存。笔者通过考察了解到有6处伏羲殿、伏羲庙、伏羲女娲庙，其中有两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一是微山县两城镇伏羲殿，二是与伏羲殿相距15公里的郭里镇凫山羲皇庙遗址。还有滕州染山伏羲庙、泗水伏羲庙、嘉祥伏羲庙和曲阜伏羲庙等，构成了厚重的伏羲女娲文化圈。在一个市域范围内集中了宋朝以前如此丰富的伏羲女娲文化的祭祀载体，其文化现象在全国同样罕见。

　　研究伏羲文化离不开女娲。女娲，又称娲皇、女娲氏、灵娲、女皇、风皇等。女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至少与伏羲文化一样悠久绵长，因此全国不少地方都建有祭祀女娲的祠宇，在地域上要广于伏羲，在传播的维度上也要超过伏羲。女娲属于母系社会，“抟土造人”正是历史的见证，因此在民间对女娲的崇拜程度甚至超过对伏羲的崇拜，符合人类发展规律。

　　事实上，民间有关女娲的传说故事相当丰富，其中具有共性的故事大体有“兄妹成亲”“女娲补天”“抟土造人”等，都与华夏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兴旺壮大息息相关。伏羲与女娲是兄妹，而且是在大洪水之后唯一剩下的两个人，为了繁衍人类，伏羲女娲兄妹不得已结为夫妻。由于兄妹成亲不合礼数，所以又演绎出“滚磨成亲”“穿针引线”等验证方法，广为流传。

　　作为互动，甘肃秦安清水河流域女娲文化的历史同样是十分悠久，可视性材料为1986年在天水党川林场放马滩发现的战国木板地图，上面就标记有女娲庙。明胡缵宗在《秦安志》中记载：“陇城之北有女娲庙，庙建于汉以前，娲皇，成纪人也。故陇得而祀焉。今庙存而祀废矣。”史籍所载女娲文化的遗迹，至今尚存，位于清水河流域大地湾旁边的陇城镇东南大约2千米处确有关于女娲的遗迹“风沟”和“女娲洞”，被认为是女娲诞生之处。

　　女娲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抟土造人”，所以该故事流传甚广，在山东济宁市一带就传承着“抟土造人”和“哇呜”的故事。“哇呜”亦称“哇喔”“哇呼”，学名称之为“埙”。《拾遗记》称：“灼土为埙”，埙是中国最古老的陶质乐器之一，传说大洪水之后人口灭绝，因此女娲用黄土和泥捏小娃娃，即“抟土造人”，当很多小泥人在获得生命之后，便开始自由活动四处乱跑，一不小心就找不到了。于是女娲吹起用土烧制的卵形器物，以召唤小娃娃。由于吹出呜哩哇啦的声音，所以后人称之为“哇呜”。

　　考古发现在距今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一期文化中就有陶埙，成为实物佐证，并且以“哇呜”作为载体，延绵至今，仍在生产和吹奏。

　　笔者的田野调查表明，山东济宁的“哇呜”，与秦安县陇城镇现有的“哇呜”如出一辙。从山东济宁到甘肃秦安两地相距2500余里，而民间“哇呜”读音的高度吻合，表明两地来自相同的文化区，应是同宗同祖的真实见证。

　　山亭区及鲁南地区神话传说丰富，民俗文化积淀深厚、源远流长。我们知道人类最早的故事往往是从传说开始，而且是神话传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说故事，文字产生之前就已经在流传。传说是历史的延续，背后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民间之所以长期流传伏羲女娲的故事，其生命力的本身就说明人们对故事来源的真实性和产生传说背景的认同，正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具体践行，其目的就在于更深层次地把握与弘扬伏羲文化。

　　历史也是故事，尤其对于广大民众而言，相信传说故事超过真实的历史，尽管传说故事很难与数字化时代无缝对接。因此，甘肃秦安与山东鲁南地区伏羲文化的互动与强强联合，毫无疑问是整体推动伏羲文化拓展的有力抓手，对于提升伏羲文化与文旅经济的发展，创新全域旅游的新格局，前景广阔、意义重大。

太昊伏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晶，必须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意识是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政治归属感。（完）

（原载《联合日报》2022年7月23日）

作者简介：

徐日辉，男，汉族，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原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主要从事：旅游文化、伏羲文化、炎黄文化、大禹文化、史前文明、《史记》、秦早期历史文化、三国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主讲课程：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前文明、伏羲文化、考古学概论、考古与文物鉴赏、《史记》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史专题研究、城市发展与规划史、城市建设史、都市文化概论、姓氏文化等。

学术成果：

1、现已出版《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史》、《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史记札记》、《秦早期发展史》、《张良萧何韩信评传》、《伏羲文化研究》、《街亭丛考》、《中国饮食文化史-西北地区卷》、《秦朝至六朝时期的西湖》、《会说话的青铜器》等学术专著19部；

2、发表学术论文280余篇。

学术活动：自1998年以来先后做客于：中央电视台CCTV-4“华夏文明”、CCTV-10“家园”、“百家讲坛”等，2019-2020连续两年为陕西卫视一套直播“智山之巅 论道鬼谷”，以及多家省、市级电视台直播。并且在：国防科技大学、浙江人文大讲堂、海南国际旅游岛讲坛、名家论坛、天一讲堂、天中讲坛、陇右讲堂、文澜讲坛等作以下内容的演讲：

《丝绸之路—中华民族对外开放的大手笔》、《丝绸之路的回声-从长安到罗马》、《丝绸之路的创新—从洛阳到罗马》、《一带一路倡议—从洛阳到马德里》，《仰望文明—丝绸之路与帝国的崛起》、《丝绸之路的传承创新与“一带一路”倡议》，《感恩—迎接明天的“一带一路”》、《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浙东唐诗之路的战略意义》、《漫谈丝绸之路上的美食》、《丝绸之路与中国饮食文化》；

《以数智赋能为抓手以地方文化为核心创新全域旅游优质发展》、《大数据视野下的传统文化与县域全域旅游发展》、《全域旅游提质与县域文旅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以县域旅游规划为例》、《文旅融合—旅游业深度改革的再度创新》、《文化振兴与全域旅游》、《文化—对未来城市发展的影响》、《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以琼浙两地县域旅游发展为例》、《高位统筹，一把手工程，加速文旅融合与县域A级旅游景区打造的新路径》、《伏羲女娲文化的文旅开发》；

《乐山悦水—传统文化与旅游》、《传统文化与旅游开发》、《乐山悦水—旅游者的最高境界》、《面向未来的中国旅游文化》、《对话历史—文物考古与旅游》、《凝固的音乐-建筑文化与旅游》、《慎终追远—史前文明与旅游》；

《铁马金戈-青铜器与中国古代战争》、《中原地区的古代战役》、《礼乐兴邦—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面面观：以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为例》、《说三道四—数与中国传统文化》、《司马迁与<史记>》、《中国饮食文化史》；

《诸葛亮治国谋略的启示-以用人识人为例》、《五丈原—诸葛亮精神的开始》、《家风与国风》；

《伏羲女娲的历史考察—从神话故事到智能化时的文明启迪》，《伏羲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甘肃天水麦积山伏羲女娲交尾图的新认识》、《伏羲文化—中华文化之源》；

《大禹与越文化—中华文明的曙光》、《大禹治水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伯益与赢徐文化》；

《会说话的青铜器》、《会说话的陶器》、《会说话的石器》、《会说话的建筑》、《会说话的衣、食、住、行》等传统文化内容的演讲。

社会职务：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嬴徐文化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特别顾问；江苏省项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社会公益：① 常态化免费为社区、民间书院、医院等开设文化与学术讲座；② 常态化免费为西北、西南经济振兴地区做文旅融合指导；③ 自费为甘肃乡村振兴规划《莲花伏羲始祖文化园》，开发当地文化旅游资源、创新经济收益模式服务，已初见成效。

社会兼职：现任省内外地方政府及所属机构等多部门的智库专家，以及北京天一博观、中国美院、浙商大等国内旅游规划、城市规划等设计院、乡村文旅发展研究院等多家实体单位的学术指导和首席专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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