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家父谷有章在湖南省桑植县马合口一户殷实的地主家庭呱呱坠地，他幼小的童年是在蜜罐中度过的，但在1943年5月这个家庭发生了颠覆性的衰败，先是在慈利县城（当时桑植隶属慈利管辖范围）读中学的哥哥谷有宪（我的伯父），被重庆国民政府以青年从军的名义征召到抗日前线。这年的7月至9月，41岁的父亲（我的爷爷）和39岁的母亲（我的奶奶），因长子去抗日前线，生死未卜，在担心、恐惧、思念中忧忧寡欢而暴病身亡，家父和年长他几岁的两个姐姐（我的姑姑），突然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感到一下子天塌了地黑了，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其悲惨场面和绝望程度是不言而喻。

从此，家道中落，邻里趁火打劫，亲戚族房避而远之，他们三姐弟相依为命，两个姐姐开始廉价变卖田地和家产送弟弟读书，1944年到1950年的六年时间里，我父亲先后在马合口、官地坪、桑植城求学，解放后的1950年又获得到慈利县城读中学的机会。

哥哥当兵，父母双亡后的这段坎坷泥泞的求学路上，在家父的身上集中了太多的悲悯与无奈，备受他人摧残的脸庞成为一生的印记，每每回忆这段心酸史，他都会泪流满面。

1953年6月，18岁的父亲将部分家产处理后，告别了远嫁他乡的两位姐姐，同马合口两陈姓青年前往湖北省恩施地区的鹤峰县找工作，6月24日，三青年经官地坪；上红花岭；渡溇水河，到达湖北省鹤峰县的江口。

江口街建在溇水河和格子河交汇处上两百米的挂坎上，千米长的半边街上人来骡往，码头上的河运帆船塞满渡口，鹤峰县唯一的水上货物转运站就设在这里，当时的繁华程度仅次于鹤峰县城，三青年初来咋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河运码头“卸货加搬运”，一个月后，三青年几乎是同时在“江口客栈”最显眼的木板上看到一大张用毛笔写的红纸招生广告，落款为鹤峰县政府教育局，内容是恩施师范招生简章。

三青年从异省他乡抛家舍业的目的就是为捞“户口本”，吃文化饭而来的，卸货搬运这种苦差事只是解决眼前饥荒的一种临时手段。他们星夜兼程来到县城的教育局报名备考，因陈姓两青年没有带介绍信被拒之门外，父亲计上心来，将自己的介绍信上添加了他们二位的名字，陈姓二人和父亲一样，顺利参加了考试，半月后红榜张出，家父位列其中，陈姓二青年名落孙山，但他们三人在后来的日子里，陈姓二人一个在鹤峰粮食部门干到退休；一个在鹤峰供销部门干退休。在父亲孩子成群，家大口阔，吃饭穿衣最困难的计划经济年代，他们也多次用粮票和布票接济过我的父亲。

1953年9月初，是父亲开学到恩施师范读书的日子。

恩施师范学校就在今天的恩施学院路39号，1950年前叫湖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50年后改叫恩施师范，1978年后又叫恩施师范专科学校，1984年在恩施师专基础上筹建鄂西大学，1989年更名为湖北民族学院。但在父亲上学的年代，老师、学生及恩施人都习惯称：“恩施师范学校叫省立七师”，乃至父亲工作后，简历上的学历栏里依然填写着：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毕业等字样。

1955年8月，家父在恩施师范学校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地方——中营区的高原小学，再后来就是走马区的堰垭，江口区的马家、铁炉等地。1963年2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为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父亲从铁炉小学抽调到渔山进行社教工作。

社教，就是党把统治和管理触角伸展到最基层，用党的组织资源来教育整合民间凝聚力量，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办法。

在渔山的社教工作中，父亲和母亲从相识到相爱，最后在渔山村一个小地名叫乔家村的地方，撘建埋叉茅草房，添置一些必不可少的家什后，就算安居乐业。

乔家村——是母亲的娘家也是习惯意义上的后家，村子不大，二十来户百多人口的一个生产小队，生产队除了我们一家姓谷而外，其余全部姓张，又属同一房系，那时我们家的那种结构叫“半边户”，父亲是村里唯一的一个知识分子；吃公家饭的国家人口，但他又不是县委干部也不是公社干部，只是一名乡村教师，一群不能识字断文的“族房能人们”，对来自他乡异姓的父亲格格不入，既嫉妒又眼红，而我父亲又性格耿直，有点瞧不起他们的专横和没文化，生产队的掌权者总会千方百计地算计我们，如何整治我家成为了他们多年来的一道百做不厌的智力题。

我记忆最深的是分粮食。

年底生产队的“政治人物”们，也就是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四常委”，会根据各家各户对生产队出力的大小，核定口粮标准，我家劳力少，每年口粮标准是最低的，这还不算什么，每年都得“超支”，也就是说我妈的那些工分还不能抵我家所分的粮食，父亲必须再掏钱给生产队。

尤其在分口粮的时候，“四常委”们一定会把我家的名字排在最后，别人家分的土豆、红薯、苞谷坨都个头大且周正，而我家分的就是别人挑选后的一些和儿带娘的半边渣块，再加上半箩筐泥巴石子，过称后就一股脑儿地给我们倒进麻布叉口袋里，这时，母亲会习惯地弯下腰，双手一把抓住叉口口边，用力提起向右后背一甩，借着惯性搭在肩上，气鼓鼓地扛回家。“四常委”他们的这种做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群众暴力？但最起码是缺德。

父亲从恩施师范毕业后，在他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有三十一年的时间都是他主动在偏远教学点度过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要用自己一生的微薄之力奉献贫困山区教育事业：二是教学点有学校耕种基地，可以利用课余时间，把耕种收获后的苞谷、红薯、土豆自给，他的二十九斤商品粮计划（苞谷籽16斤、大米13斤）可以称回家供我们享用。在渔山乔家村这个完全没有水田的地方，逢年过节时，我们姊妹四人都还能暴食几顿大米饭，这是渔山乔家村其他孩子无法企及的，也是乔家村的“政治人物”们嫉妒父亲的原因之一，所以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口不离牙的教育我们要发奋读书，早日离开这个愚昧的是非之地。

记得在1970年暑假期间，父亲在走马二中参加教师集训会议，从贫宣队中推荐出来，在走马坪客栈当服务员的小姨，从乔家村把我带到走马二中，父亲和集训老师们正在打牙祭（一瓷脸盆坨坨猪肉），父亲没敢把我叫上桌子，但别人用筷子夹一坨肉放进嘴里时，父亲就跟着夹一坨藏在他洋瓷碗的蓑衣饭里，那天下午我接连吃了六坨猪肉，尽管今天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六岁那年吃的那六坨猪肉，是我吃得最幸福最香甜的一餐猪肉，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定格成为永恒的记忆。

1971年区文教组（现在的教育站）领导，不知出于何目的，将父亲从铁炉最西头的渔山大队蚂蝗小学调往最东头的泉峪大队泉峪小学，我的小学生涯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我和父亲第一次来这所学校，就爬山涉水地走了一青天，才完成八十里的行程，学校建在泉峪三组的一小河上面，坑坑洼洼的泥巴操场上，两头各有一付已经腐朽的篮球架，五大间歪歪斜斜的木质房，矗立在操场的北方。

因为这个闭塞的村子也不大，也可能就是千余人的一个村庄，但半山半田的自然条件，村民五分之一的时间可以吃上大米饭，比基本上没有水田的渔山还是强百倍，也是我那时候非常羡慕的地方。我们父子两的到来受到三位民办教师及十几号家长们的夹道欢迎，记得三天后，教育组的领导来“视察工作”时，要父亲担任这个只有四位老师（其中三位民办老师），百多名学生学校的校长，被父亲婉言谢绝。

六七十年代，在鄂西偏远教学点上，教师资源无比匮乏，读六教五读三教二（读小学三年级教小学二年级）的民办教师比比皆是，有的地方占比达百分之七八十，而堂堂恩施师范毕业的父亲，在三十一年偏远教学点的工作时间里，只要他自己稍微主动一点，就可能是校长或站长，但是他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当过一天学校的“负责人”，他淡薄名利的操守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受用一生，所以在我参加工作的近四十年里，对那些夤夜苞苴、苞苴竿牍、担心权利旁落的人和事，我是嗤之以鼻的，故此，我也和父亲一样，在近四十年的教育教学生涯中，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座右铭，平平淡淡在教师岗位上老老实实的工作和学习。

在死记硬背的高考开始年代，父亲怎会隔三差五走几十里山路，把家里唯一好吃的东西送到我的手上，自己几年不穿新衣服，也要一年给我做一两套，他对教育的投资是非常大方的，只要是孩子上学读书，就是砸锅卖铁他也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知道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很难适应社会的，尤其是在文明程度越来越多的今天，既希望孩子快乐成长，又期盼孩子“题名金榜”。

1989年初中毕业的弟弟，按当时分数线他完全可以读来凤师范或其他中专，和其他家庭孩子一样早日取得“户口簿”，早日工作为家庭减少负担，但站得高看得远的父亲，有他自己的想法：儿女身上好安钱，让子女获得更多的知识是他的义务，坚持要他读一中后考大学，在我们这个入不敷出的困难家庭里，做出这一决定时，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代价，但我父亲他做到了，他的孩子也如他所愿，顺利地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非常好的外企工作。

2021年，是父亲退休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也是他生命最后的一年。2019年的6月的一天，他感到呼吸特别困难，我告知在恩施居住的弟弟，他直接把父亲接到州中心医院检查：肺气肿并积水、淋巴癌晚期。弟弟把诊断结果告诉我后，我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沉默好久没有吱声........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是癌症晚期？我告知弟弟要保密，千万不能让父亲知道。

三十天后，弟弟又来电话明确告知：肺积水已经抽了一千多毫升，但淋巴癌果长满了胸腔，严重压迫到肺部，呼吸一天比一天困难，医生建议没有必要再住院了，还开了几味在家保守治疗的西药药方，要我们在武汉购买。

医生对父亲的一纸“死刑判决”，给我们四姊妹带来莫大的悲伤，分别从不同的地方齐聚乔家村，看到消瘦父亲呼吸时的痛苦，让我们心如刀绞，但又束手无策，大家一直决定还是送父亲去医院，那怕是镇级医院，护理条件总比家里好，但父亲坚决不同意，说没有必要再花这个冤枉钱，你们几姊妹还能拿起他的那点钱干一些正事。

我终于恍然大悟，父亲一生的追求就是为了孩子，为了我们的这个家，哪怕是在生命最后时刻。其实，他对自己在经济上极为苛刻，上街从来不下一次馆子，就是我们偶尔请他吃餐饭，他都认为是浪费，记得六年前父亲上走马街上赶场，我请他及几位朋友吃了一餐火锅，在餐桌上他叨叨不休骂我几分钟：“早知道这么贵，还不如在家里自己弄，恐怕便宜一半都不止，你硬是一文不当二五”，为这事我们父子还吵了一架，在他老人家离开我后才开始明白他的这份爱，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爱会日渐清晰。

2020年底，父亲病情严重恶化，吃喝拉撒完全不能自理时，胳膊腋下的淋巴癌已长有碗口大，父亲也知道他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所以天天念叨我的名字，要我回家陪几天，給他送终。我那时正在走马镇汪家堡村驻村，临时性工作任务较多，但始终坚持每个周末无能刮风下雨，我都会骑上摩托车从铁炉、江口、唐家绕道回渔山给他洗澡，陪他睡上一晚，八十二公里的行程中，近二十公里及其难行，不知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摔了多少，至今我无法统计，但我总觉得很多地方还是愧对他老人家。

因弟弟家住恩施，小妹家在珠海，大妹又在铁炉乡唐家村村里工作，照顾父亲的重任完全落在我的妻子陈金兰身上，尤其是在端屎倒尿，扫痰洗被的时候，那种又脏又臭的气味，让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媳妇整整坚持了七个月，这是我妻子的难能可贵，我们在相濡以沫的三十多年里，因为贫穷原因，结婚十年后才有机会补办一张婚纱照。

父亲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和陈金兰叫到面前，拉着陈金兰的手，像个孩子似的足足哭了二十几分钟，然后断断续续地说道：“不是你们两口子照顾，我早就死了，你们将来要讨好的，要发子发孙、发财发福的”，此情此景，此时此刻我和妻子也泣不成声，我们只是尽了一点应尽的义务和孝道，仅得到这样高的褒奖，而他对我们一生的关怀备至确只字未提，在他弥留之际也没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

父亲是我最崇敬的老师；最慈爱的家长；是儿登天的梯，是儿拉车的牛，父亲是儿永远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