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

题记：2024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纪念日。山径文学社向抗日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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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中流砥柱之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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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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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未曾扛枪抗日，但作为一个生于“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年、长沙“文夕大火”的那一年，后在抗战胜利前一年的豫湘桂大溃败的逃难中，自己差点被日寇打死，母亲、妹妹、外婆祖孙三代在12天中被折磨而死，现在早达耄耋的文化人，似乎应该写点文字，否则将如何面对逝去的先人和自己的人生以及跟随的子孙。（附录：《高唱国歌，永记国耻》、《铭刻心中的国恨家仇》。山径文学社将于明日发表此二文。）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1945年“八月十五日”的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九月三日”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都铭刻于华夏大地之上，铭记于炎黄子孙之心。似乎早已尘埃落定了，应该盖棺论定了。然而谈古论今，乃至借古讽今，似乎是常见的社会现象。所以尽管抗战史著早已汗牛充栋，仍不断有人“勾沉探微”出一些“秘闻隐私”，发出一些“振聋发聩”的“异见奇谈”，总括起来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历史结论。

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9月3日的14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进行的一场捍卫国家之独立、挽救民族之危亡的正义战争。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在解放区，或者在沦陷区，无论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战场，或者在隐蔽战场，除少数汉奸卖国贼之外，中国各个阶级、各类党派、各种军队，都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终于在美苏等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援下，取得了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毋庸讳言，理应坦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中，关于抗日战争国共的功过是非，确实存在褒贬不一的现象。自从贯彻实事求是的路线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史料的披露，无论高层领导，还是专业学者，或者普通群众，大多能够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和评价。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上自国民党的高层领导，下至国民党的普通将士，基本上坚持了抗日的方针，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涌现了很多的英雄。早在1931年“9·18事变”发生时，马占山、李杜在东北就曾主动抗日；接着在1932年“1·28事变”发生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在上海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后来冯玉祥、方振武还于1933年在察哈尔组成抗日同盟军进行了抗战。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的武汉失守的16个月的防御阶段，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南京、晋北、徐州和武汉等大的战役。虽因敌强我弱，都以失败告终，但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其中，1937年10月由卫立煌指挥的忻口战役和1938年5月由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都取得了较大的胜利。1938年底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在日寇进行较小规模的进攻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还进行过南昌、随枣、桂南、枣宜和三次长沙战役。从1942年开始，国民党还派遣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反法西斯盟国作战。其中1939年至1942年由薛岳指挥的三次长沙战役，1942年由杜律明指挥的桂南昆仑关战役，1942年由孙立人指挥的缅甸仁安羌解救7000英军的战役，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尤其在后来的8年抗战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伤亡300余万将士，其中1937年7月在平津战役中牺牲的佟麟阁、赵登禹，1937年10月在太原战役中牺牲的郝梦龄，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的王铭章，1940年5月在鄂西战役中牺牲的张自忠，1942年5月在缅甸远征中牺牲的戴安澜，1944年5月在豫中战役中牺牲的李家钰等抗日将士，都永彪史册，永垂不朽。

早在筹备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盛典之前，有的网友和学者似乎挖出了“秘事”，爆出了“猛料”。他们否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首要论据，就是认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抄袭”而来，并以此否定共产党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的伟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作用。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的第一节中指出：当时既有“很多人都说持久战”，又“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因为有“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所以“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显然，毛泽东并未将“持久战”的观点作为自己的原创和首创。最近有学者探寻到蒋介石曾经于1932年2月25日对何应钦所作军事计划的指示中说过一句“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这早于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所以“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论述。从时间顺序来看，蒋介石的“持久作战”早于毛泽东的“作持久战”。不过，曾经被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进行过五次围剿、后又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到达被包围封锁的陕北仅两个月的毛泽东，居然能够“抄袭”蒋介石对何应钦秘密军事计划的指示中关于“持久作战”的观点，真可谓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实在是太高妙了，太神奇了，反观国民党的保密工作也实在太窝囊了，太愚笨了。至于其他如共产党的朱德、周恩来、范文澜等，国民党的蒋百里、白崇禧、陈诚等有关持久战的一些论述就不必赘述了。其实，“不谋而合”、“不约而同”、“异曲同工”、“所见略同”是大量存在的社会现象。生活于同一个历史环境和同一个时代氛围的国共两党最高领导及其他党政军要员，面对同一个敌人，各自独立产生和提出相近、相似、相同的思想观念，不足为奇，势所必然。毛泽东的英明之处，正如他自己所说，正确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孙子等军事思想的精华，又借鉴了外国克劳塞维茨等军事思想的优长，特别是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才创造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即毛泽东军事思想。必须明确的是，无论是朱德、周恩来、范文澜等，还是蒋百里、白崇禧、陈诚等，以及蒋介石，他们有关持久战的零星的、片段的思想火花，都是可贵的、有益的。然而，只有毛泽东对持久战作出了全面、完整、系统、深入、细致、精准的论述，也只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布以后，才彻底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才真正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各个阶级、各类党派、各种军队对日作战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比如蒋经国的秘书余致浚回忆，蒋经国曾经反复阅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达七、八次之多，并在书的空白处用中文或俄文写满了读后心得。又如白崇禧对叶剑英说过，他曾经亲见蒋介石拿着其批阅过的《论持久战》，指责其“文胆”陈布雷等没有撰写出类似《论持久战》的著作，陈布雷则说是毛泽东亲自撰写，暗示蒋介石自己没有能力撰写。其实《论持久战》公开发表以后，当时就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多国出版。日本的政界、军界和学界很多人都反复精研细读过这部指导抗日战争的军事著作。然而，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其反动本质，决定其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阳谋”面前，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实际上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之前，于1936年12月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于1938年5月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在发表《论持久战》之后，于1838年10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于1938年11月发表了《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光辉政治军事著作，构成完整的、英明的，既具理论意义，又具实际作用，既具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意义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论持久战》等蕴含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抗日战争的指导意义，不仅早已被抗日战争的历史完全证实，而且70多年来的史学界也已达成共识，有的网友和学者所爆“猛料”，丝毫不能动摇这一历史定论。

有的网友和学者以夸大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来否定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认为国民党没有在抗战时期推行过“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路线。在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前，忽视和回避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无疑是片面的，然而夸大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是片面的。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6年“西安事变”的6年中，国民党由于执行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将主力用来围剿红军，所以先丢掉东北，后又要将华北“自治”，说明在这一阶段国民党确实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最近有人“爆料”，说国民党约20万东北军之所以败在仅有2万关东军的日寇之手下，主要责任不在蒋介石，而在张学良。我认为今天考证蒋介石和张学良责任之大小，虽非毫无意义，但是如此丧权辱国的重大责任，究竟主要应该由蒋总司令承担，还是主要应该由张副总司令承担，分辨“五十步”与“一百步”责任之大小，究竟有多少意义，难道不是都应该由蒋总司令和张副总司令领导的国民党承担这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吗？

从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的16个月，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确实承担着抗击日寇的主力军作用。国民党是占有中国绝大部分国土，统治中国绝大部分民众，拥有210余个师200多万军队的全国性的执政党，承担抗日的主力军作用，理所应当，义不容辞。难道在防御阶段，要把主要责任推卸给共产党这个曾经遭受五次围剿，又经二万五千里长征，仅领导三万八路军和一万新四军的在野党吗？在防御阶段，我们既不能忽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国民党进行过努力的抵抗。也不能无视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先丢北平、天津，继丢上海、南京，再丢太原、济南，后丢武汉、广州，除原来丢失的东北之外，又有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人口最为集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半壁江山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在抗战防御阶段，国民党还制造了多次惨绝人寰的事件。比如1938年6月9日，国民党“以水代兵”，扒开郑州附近的黄河花园口，仅歼敌7200人，但是造成豫皖苏约89万人死亡，390余万人流离失所，1200余万亩良田成为数十年无法耕种的黄泛区。又如1938年11月12日，国民党以“焦土抗战”为名，在日寇逼近长沙时，纵火焚烧长沙达3天3夜，居民死亡达2万余人，房屋被焚达80%。抗战胜利前一年，也即相持阶段的第6年，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严重失利，急于打通大陆运输线，又于1944年4月至12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经历了6年相持阶段敌消我长之后，国民党200余万军队面对50余万日寇的进攻，竟然连续丢掉了洛阳、长沙、桂林、福州4个省会，以及郑州、许昌、衡阳、宝庆、柳州、南宁等146座城市，又有6000余万同胞被敌人蹂躏，国民党军队伤亡50余万人，而强弩之末的日寇仅伤亡7万余人。所以蒋介石自己也哀叹：“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受到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即使到了1945年5月进行的抗战时期最后的湖南雪峰山战役，也是日寇在垂死挣扎时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仍是在进行防御而已。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所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战役，除远征军赴缅协同英美作战，以打通西南运输线的战役可算进攻战之外，其他都是日寇进攻，国民党抵抗的防御战。

如果说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完全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显然违反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说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之前和武汉失守之后，曾经“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也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日寇于1931年发动“9·18事变”后，中共中央早于1932年4月26日就在瑞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对日宣战。国民党却一直幻想向日寇妥协退让，曾经先找德国驻华大使出面调停，后来多次在港澳同日寇秘密协商。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珍珠港，美国于12月8日对日宣战，国民党才于12月9日对日宣战。这时距“9·18事变”已经10年零3个月了，距“7·7事变”也已4年零5个月了。这充分说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长达10余年的抗战中，对日寇一直抱有妥协退让的思想，所以才会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动。极为卑劣的是，直到日寇1937年12月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屠杀30万同胞之后的1939年，中国海关完全被日寇控制，重庆国民党政府才停止向日本赔付1900年“八国联军”逼迫清政府签订的“庚子赔款”。更为突出的是，在日寇占领武汉仅一个多月时，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首的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在1938年12月公开叛国投敌。后来在国民党关于军队指挥官“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曲线救国”思想指导下，有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和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等先后率部叛国投敌。一时间形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局面，其中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军58人。在日寇导演下，汪精卫将各类汉奸卖国贼拼凑起来，于1940年3月在沦陷区成立了所谓“和平反共建国”的伪中央政府，并将各类降将率部投敌的国民党军队组成伪军，最多时曾经达到210万人，是“二战”时期唯一伪军人数远超侵略军人数的国家。显然，这也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造成的恶果。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中不仅有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于1938年12月叛国投敌，而且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也于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背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决策，并成立了“防共委员会”，随后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事件。比如1939年4月在山东博山惨杀八路军700余人，1939年6月在河北深县惨杀八路军400余人，1939年6月在湖南平江惨杀八路军和新四军70余人，1939年6月至9月在湖北鄂东惨杀新四军600余人，1939年11月在河南确山惨杀新四军200余人，还先后进攻了陕甘宁边区和山西新军。特别严重的是于1941年1月，由蒋介石立意，由何应钦策划，由顾祝同指挥，调遣7个师8万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围攻按国民党的要求正在撤往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总部9千余人。这次“皖南事变”，新四军除2千余人突围之外，国民党惨杀3千余人，俘虏4千余人，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等被害。蒋介石更在惨案之后的1941年1月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并声称要对叶挺进行军事审判。对于这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组成，曾经由国民党直接授予番号，直接任命军官，直接发放军饷，直接指派奔赴华东抗日前线的新编第四军，国民党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如此亲痛仇快的“千古奇冤”呢？！“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既扣发了苏联和美国的援华物资，又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更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这就逼使共产党不得不在抗日根据地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以渡过相持阶段极端艰难困苦的岁月。这些难道不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明证吗？！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鲜血谱写的历史，是钢铁铸就的历史。共产党不仅早在1932年4月就正式对日宣战，而且在国民党约20万东北军于1931年“9·18事变”不战而退入关内后，是共产党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奔赴东北，建立曾经达到5·5万将士的东北抗日联军，对日寇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日寇于1933年将魔爪伸向华北时，是共产党员吉鸿昌等协助冯玉祥、方振武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前线总指挥，先后收复康保、沽源、多伦等地，一举将日寇赶出察哈尔。只因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的破坏才功亏一篑，吉鸿昌竟在天津被国民党杀害。后来是共产党于1935年领导了“12·9运动”，才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接着于1936年底，是共产党放弃“反蒋抗日”的方针，转变为“联蒋抗日”的方针，才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可是蒋介石迟至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中说，“如果战端一开”，才“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实际上“战端”早在1931年9月18日首“开”，在1937年7月7日全“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共产党主动提出“愿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并决定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路线，取消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也即从思想、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表达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热切愿望和坚定态度。后来即使在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事件时，共产党始终贯彻执行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始终坚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至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当拥有200余万军队的国民党在抗战防御阶段丢失了中国最为富庶的东部和中部时，共产党领导仅有4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竟然逆势而上，在首战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英勇挺进平、津、沪、宁、汉、穗等日寇占领的城市周围和平汉、津浦、陇海、正太等铁道沿线，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初期节节败退时，也曾留下一些军队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但是因为这些军队惧怕牺牲，不耐艰苦，尤其是不能依靠群众，甚至祸害群众，所以这些国民党的游击队，有的叛国投敌成为伪军，有的则流散成为土匪。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等，由于以毛泽东的“持久战”为指导思想，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要战斗形式，尤其是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同群众形成了鱼水关系。所以在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和“囚笼”政策等进行残酷“扫荡”中，在日寇进行毒气战和细菌战中，在敌、伪、顽严酷包围封锁中而能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1937年刚刚挺进敌后时的4万多将士，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100余万平方公里，根据地的人口达到1亿多，人民军队达到120余万，民兵更达到200余万。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做出了极大牺牲，指战员伤亡60余万，根据地人民伤亡600余万。正是因为在1938年武汉失守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抗击和揪住了64%的侵华日寇和95%的伪军，才致使日寇在正面战场对国民党军队难于连续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同时致使日寇难于抽调大量军队向北进攻苏联和向南抵挡美国。也正因为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上退守中国西部的大后方，而共产党的军队基本上战斗在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最前线，所以在日寇投降时，国民党军队难于赶到前线受降，只得命令日寇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和大汉奸周佛海等指挥日寇和伪军，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拒绝就近向共产党军队投降，以待美国用飞机将国民党军队运往前线受降。这一切难道不能说明共产党确实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吗？！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14年的抗战中，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的功绩实难恭维，鲜有国民党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广泛流传和长久留传的突出例证。比如当时最具群众性和最具鼓动性的抗战歌曲，即使不计直接歌颂共产党、毛泽东、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八路军进行曲》和《南泥湾》等，仅以当时不但在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甚至在沦陷区，有的还唱到世界上多个国家的抗战歌曲为例，就有《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长城谣》、《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团结就是力量》等，几乎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抗日的烽火中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

总之，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论证，并为整个中华民族所遵循的“持久战”这一抗战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推动，并由中国各个阶级、各类党派、各种军队共同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敌、伪、顽残酷扫荡、严密封锁、不断摩擦等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防御阶段当正面战场连续溃败时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并于相持阶段抗击了64%的日寇和95%的伪军，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宣传和激励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优秀文艺作品……因此，毋庸置疑、理所当然地说，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笔者在拙稿中所引述的历史材料，并未“探幽索微”，也未“钩沉稽秘”，全都是来源于从抗战爆发至今公开发表的一些普通的、平凡的、常见的、易找的史籍和史著。在评价重大历史事件时，摘点“旁枝末叶”虽然也能反映些许、局部的历史真实，但是抓住“粗根主干”更能体现主体和根本的历史真实。足见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回顾和评说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就必然得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历史结论。

（2015年9月5日起笔，9月27日三稿，2024年8月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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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琦新，男，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1970年调到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科任教，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在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退休。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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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