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和我（六）

铁八师 靖陕零

“文革”开始那年，我12岁。正读小学五年级，数学刚学完正比。一天早上背着书包上学，到学校门口被两个戴红袖章的中学生给拦住了。告之学校停课闹革命。第二年春天，我们这群五年级课程都没完成的孩子直接升入初中，以学农、学工、学军为主，也上一些文化课。

我任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老三届留校的董庆春同学任指导员。（庆春学长后来英年早逝，这么好的一个人，痛惜！）报纸、电台经常在晚间发布毛主席最新指示，宣传队的同学从不用发通知，连夜赶到学校排练。我们通常会准备一套现成的节目，形式、曲调、动作基本不变，新词填上，熟悉几遍就可以上演了。我们还创办了一份油印的小报。因为刚入校没有派系的羁绊，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驻校的军宣队、工宣队促进两派大联合。白天，我们去工厂、农村上实践课，晚上撰稿、刻蜡纸、套色油墨印刷。经常通宵达旦，保证第二天早上把报纸散发出去。每位小同学都意气风发，觉得自己正在投身于一项伟大的事业之中。

七月，突然我家要搬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同学们纷纷要我留下，我也觉得不该就这么走了。我妈急了：哪有搬家小孩子一个人不走的道理？死活不肯答应。于是，在我事先不知的情况下，上演了一幕静坐请愿的闹剧。十几个同学坐在我家门口的台阶上，我妈不同意，他们就不吃饭，不喝水，也不回家。我爸听说后赶回家来，弄清原因，对我和同学们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我妈见自己势单力微，也只好由了我去。

那时初中没有学生宿舍，安排我和盛汀、华苏两位女老师同住。我爸怕我床褥单薄，还亲手用干稻草给我打了一个垫子，铺在下面又暖和又防潮。华苏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也是我的数学老师。记得我在课堂上举手提问，第一次称她华老师时，她笑得趴在讲台上直不起身来。回宿舍后我问她笑什么，她说不知道，反正看你叫我华老师时一本正经的样子觉得很好玩。华苏比我大八岁，高中毕业教初中数学，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清华大学，后来是清华大学数学教授。那一时期，我爸正带队在中国科技大学（当时校址还在北京）搞军管，经常陪华老深入部队基层巡回宣讲《优选法》。

1968年12月，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刚过14岁生日，不是老三届，妹妹弟弟更小，妈妈和我们都将此事置之度外。动员会开过之后，落实遇到一些阻力，有人就说我爸，你家孩子小，意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呗。我爸打电话把我招回家，对我说，现在学校也不正经上课，时间荒废了太可惜，不如去边疆锻炼锻炼。问我能不能带个头，我说，没问题，我去。为此我妈大闹了一场，“孩子这么小，身体弱你不知道啊？东北那么冷，她气管怎么受得了？她又不是老三届，别人躲都来不及，你为什么这么狠心哪！”边哭，边用拳头砸我爸的肩背，我爸坐在床沿，低头不响，任凭我妈捶打。

农场的女知青。

三月十五日.雪。晚上，我和第一批奔赴北大荒的知青登上了开往嫩江的列车，虽然知道爸爸很忙，不能来送我，眼睛还是不自主地向月台上张望。开车前几分钟，我看见爸爸和孙建蓉（和我同行）的爸爸急匆匆地赶过来，在车窗外，爸递给我一个小网兜，里面有两个义利果仁面包和几只梨，他什么话也没说，挥挥手，车就开了。后来听孙伯伯（当时的后勤部长）说，他们刚开完会，本来以为赶不上的，送女儿走时，老政委落泪了。

北大荒天寒地冻的艰苦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我都不怕，最难承受的是撕心裂肺地想家。夜深人静时，我就拼命写信，写在边疆生活的点点滴滴，写遇到的人和事，写对父母、弟妹的思念，有时密密麻麻写满十几页纸，写完就撕掉。我不想让家人为我担心。而发出去信中都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蓝天白云下盛开的鲜花，领导和老同志对我们的关爱，还有一些有趣的见闻。我们割下桦树皮做成信纸和鞋垫，用树皮纸给家里写信。就这些报喜不报忧的信也能戳中我妈的泪点：还是小孩子呀，就知道玩。外面起风了，下雪了，我妈都揪心得睡不着，披着棉衣坐在被窝里长吁短叹。

嫩江农场建有水泥晒场22.8万平方米，晒粮棚3.9平方米。图为扬场机在夜战。

有一天，总场派人送来一个行李袋，说是我爸在北京开会时，利用休息时间特地去翠微路给我买的东西。好几双敏锐的眼睛立马就贼上了这个袋子，以为又能抓一个忆苦思甜、艰苦奋斗教育的好题材。结果令他们失望了，当众打开行李袋，里面满满的都是加长卫生纸（那时没有卫生巾），还有一双松紧口的黑布“懒汉鞋”。

铁道兵四十三团（3351部队），土地面积45万亩。

每次我探亲回去，全家人围坐在客厅里听我讲憋了一肚子的话，我站在客厅中央，连说带比划，像演单口相声。一家人一会儿笑得前俯后仰，一会儿又气得同仇敌忾，很晚都不肯歇息。我爸三番五次地催促“散了吧，散了吧，你姐坐一天车也累了，明天继续。” 我刚躺下，他又蹑手蹑脚地在门口轻声问：睡着了吗？见我醒着，就走进来坐在我床边，不一会儿，我妈也进来，坐到床铺另一边。我睡在床上，左边是爸爸，右边是妈妈，三个人聊到大天亮。

由于我事无巨细地描述，以至于有一次我妈来队看我，见了我的领导和同事，不用我介绍，她就能叫出人家的姓名和职务。好几个人都诧异地问：阿姨，咱们以前见过吗？我和妈妈讳莫如深地相视一笑，我佩服她超强的记忆力和会意能力，也暗暗得意自己惟妙惟肖的模仿天赋。（嗨，我这辈子没当演员，绝对是他们演艺界的损失。嘻嘻）

以“85”为开头的12个军垦农场。

我也跟爸爸谈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委屈和挫折，谈身边的恶心人和恶心事。我爸耐心地听完，问：“给饭吃吗？” “饭照样吃。” “哦，那工作让做吗？” “只会多。” “那就不错嘛，有饭吃、有活干，没什么大不了的。毛主席伟大不伟大？还曾经差点被人开除了党籍嘞！咱们这么平凡的人有几个反对者，很正常。你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他一生中遇到挫折和打击时，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休假归队前一两天，我爸总要抽时间找我认真谈一次话。他说，你来一下，我心里就开始打鼓，不知又让他逮着了什么破绽。他先说，看到了你有很大进步，1，2，3，4……但是！也反映出下列问题，1，2，3，4……不要因事小就放松、放肆，任何时候都要谦虚谨慎，夹紧尾巴做人。注意尤其谨慎！我爸对我的点评很到位，回头年终总结就照这个写。

还有一回，（我是不是太啰唆了？记忆的闸门打开收不住，咱不是作家，不懂写作技巧，就信马由缰，想起什么说什么吧。）还有一回休假，我爸在兵部开会，我就去宾馆等他开完会一起回家。晚饭后，他说你张伯伯想见你。张伯伯是爸的老战友，也在那参加会。张伯伯开了门，指着床头竖着的氧气瓶说，伯伯这里没有好吃的，只有这个，你要不要吸两口？玩笑开完，言归正传。他问：“丫头，你最近是不是遇到点什么事情？” 我说：“没有啊，挺好的。”他说：“你学习认真、工作出色，评功摆好时没人提你名，举你手。是不是？” 我说：“您怎么知道的？” 他说你别管我怎么知道，你就说是不是吧。 我说：“啊。立功受奖不是应该给表现最好的人吗？” 张伯伯又问：“你对身边的同志熟悉吗？他们的家庭状况、成长经历你都知道吗？他们谁家有困难？谁家老人、孩子生病了？谁在谈恋爱，谁又在闹离婚？他们跟你说吗？有困难向你求助过吗？”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我只管自己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从来不去八卦别人的事。有人问我家里情况，我也只说我爸是部队的老炊事员。

从张伯伯那回来，爸问我明白伯伯的意思吗？我说好像明白，又好像不太明白。我爸用手指轻轻敲着我的头说：同志，你脱离群众啦！我爸严肃地对我说：咱们党的事业和目标，光靠自己党员的流血牺牲是不够的，必须团结和依靠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一起奋斗才能实现。干革命不是跑马拉松，把后面的人甩得越远越好。你不能把自己融入群众中去，群众没把你当自己人，你跑得越快，跟群众的距离就越远，你自己跑去好了，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两位老前辈苦口婆心、耳提面命地开导我，惭愧的是，联系群众这一项始终是我的短板。通过这件事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身边有我爸的眼线！我这只风筝的线一直在他手心里攥着呢。（ 待续）

槛外人 2024-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