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辞陈
单车，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交通工具，就像人名一样，一般都有乳名和学名，或者叫书名。那么，单车一词就当是她的乳名，或者叫它曾用名吧，很通俗。然而，很早以前，不知是谁也给它取了个学名叫自行车，听起来比乳名高雅多了。口语上人们都喜欢叫它单车，书面上还得叫它自行车，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雅俗共赏吧。
我们出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一辆自行车的身价不亚于如今社会的一辆宝马小汽车。在我的记忆里，我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就成了当时有车一族了，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当时我们家住在河池地区宜山县北山乡北山街（现为河池市宜州区北山社区北山街），我祖父祖母还住在都安县加贵乡老家，我们有兄妹五人，按说经济条件不算很好。但是，父亲是这样想的，加贵离北山有四十多公里路程，交通很不方便，祖父常常骑着马来北山看望我们，我也时常闹着跟祖父骑马回加贵小住，祖父年事已高，这样来来回回，冬夏冷热无常，日晒、刮风下雨，非常辛苦，加上有些虚荣心，于是我们家省吃俭用，买了一辆杂牌组装（三角架、羊头等部件都是不同品牌的）半旧二手车。还别说，那可是当时北山镇上为数不多的一辆自行车哦，也能让我们家风光一阵子的啦。最主要的是它是我们家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通工具，父亲常常骑着它，当然也带着我或弟弟去加贵看望祖父祖母，特别是每年的清明节，都是骑着它带着我或弟弟到拉仁乡索潭村棉花垌老家扫墓。记得有一年，父亲带着弟弟去老家扫墓，途中一不小心，弟弟的左脚塞进了后轮，钢线把他的凉鞋刮掉了，脚后跟被刮掉了一层皮，疼得要命，幸好那双凉鞋是全包跟的，不然就不是刮掉一层皮的事了。父亲虽说只读了几年初小，没多少文化，但他时常跟我们炫耀说，他最羡慕的是日本产的三枪牌自行车，轻便、舒适、耐用，就是太贵了，它的价钱能买一间房，但又很知足地说，我们家能有一辆杂牌组装的自行车就已经不错了。
1971年，我初中毕业后，也许是成绩太差的原因吧，没能上高中，只好参加生产队劳动。那时我们广西也能生产自行车了，取名红棉，名牌上是一朵初开艳丽的红棉花，父亲也算赶上了趟，买了一辆还算时髦的双杠红棉牌自行车，不久，三叔也买了一辆上海产的28英寸的凤凰牌自行车，那时上海产的凤凰牌、永久牌、天津产的飞鸽牌自行车，属于国产三大名牌自行车，是有专供指标的，只有国家干部才有可能分到指标，普通百姓就是有钱也很难买得到。三叔是北山供销社职工，盼了几年才得到一个指标，单价是157元，相当于他半年工资。需要带钱到石别（那时北山归属石别公社，后分离设乡）开票取货，于是我和三叔带着普通的红棉花去拜见尊贵的凤凰。
取到货后，我们就马上原路返回，自然是三叔在前面满怀喜悦的心情，驾着凤凰轻快地疾飞，我在后面乘着笨拙的木棉花随风慢飘，心情难免有些羡慕嫉妒恨，心里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够有这么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在人前显摆显摆，那该多好啊。三叔见我跟他拉开了很长的距离，就停下车来等我，他从我的不太愉悦的脸上，似乎看出了我内心深处隐藏着的不快，就微笑着对我说，我们换换车吧，我一听他这样一说，顿时心里乐开了花，我在心里说（不好意思开口），早就等着你的这句话了。一换上了轻快的凤凰车，加上一时的好心情，我一阵猛踩，一下就把三叔远远地抛在后尘里，不用说，自然是我率先回到了家中。
1972年，我以历届初中生的身份参加统考上了高中，到石别中学高中部学习。我们家的红棉自行车，就成了我一人的专用车了，北山到石别有17公里的路程，我们每星期都要回家，和父母要2元钱的生活费，顺便改善一下生活，见见荤，两年的时间往往返返，红棉车就成了我如影随形的伙伴，也为家里节省了不少车费。同学们有自行车的为数不多，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坐班车的也很少，大多都是步行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印象中能用最好的自行车的同学是覃宝新同学，他的车与三叔那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一样，不由得让我那羡慕嫉妒恨的火苗再度燃起，不过我时常也能借用他的豪车上街兜兜风，那不快的嫉妒心也随之释然了。
1976年，小舅结婚，当时小舅跟外公住在都安县板岭乡永顺街（原叫司街，后到都安县城定居），我是骑着自行车去赴婚宴的，北山到司街的路程是六七十公里，当时都宜国道是三级公路，年久失修的泥沙路面布满凹坑，加上晴天尘土飞扬，骑行非常艰难，四个多小时才到司街，累得够呛。第二天一大早，又安排我跟小舅去接亲，舅母家在永安乡，距司街有三十多公里，路面更窄更差，陡坡又多又陡，回来时我们驮着嫁妆，更是难行。回到板岭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冲下一个大坑，致使自行车的前叉颈部被震断了，只好在板岭供销社买了一个新车前叉换上，才能继续返回。这是我有生以来自行车骑行行程最长，路况最差，最艰难的一次，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然而，艰难归艰难，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不是吗？当时我们农村能有自行车接亲的人家是为数不多的，为小舅的婚礼增添了与众不同的光彩。
六年后，在我举行婚礼的那天，小舅带领十多位亲友，骑着十多辆自行车前来庆贺，车队可谓浩浩荡荡，气势空前。表弟韦年春，因为车后架驮着另一位表弟，车速较慢而掉队了，当他们来到仁联岔路口时，往左是来北山的方向，而他们却被路人指往右走，到了加贵再问路人，才知道走错了方向，必须返回仁联往左走，这样一来，往返就得多走四十多公里路程，他们到达北山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宴席早就散了。因为太累，他们连饭都不吃一口，就睡觉去了。当天的婚宴虽然简朴，但是，小舅他们十多辆自行车齐刷刷地排放在门前，那排场也是北山街很少见的，也给我们家争得了更光彩的颜面。
刚参加工作时，为了赶时髦，也是工作需要，我决定买一块手表，而且要买上海产的上海牌男式手表。在某一个星期天，我就从北山骑着自行车赶往县城——宜山（现叫河池市宜州区），直奔百货大楼，可惜没货，于是又马不停蹄地奔金城江（河池地区所在地）而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金城江买到了一块自己心仪的手表——上海产黑色面板的上海牌男式手表，自然是满怀喜悦，骑着自行车欢快地原路返回，一辆中型拖拉机跟在后面，频频摁响喇叭，加大油门，发出像猛兽一样嚎叫的声音，试图超车，可是我却凭着自己年轻气盛，加上又是二级路，平坦、坡小、弯少，一路猛踩，似乎要跟那辆中型拖拉机拉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马拉松耐力赛，那辆中型拖拉机从金城江一直追到宜山也不能超我的车，只好无奈地落荒而逃。算起来，从北山到金城江往返，一天骑行240公里的路程，破了自己有史以来每天骑行历时和路程的最高纪录，激动的心情不亚于世界冠军夺得一块金牌那样兴奋，概括起来就一个字——爽。
前文说到，我这辈子有小汽车的美梦，要到下辈子才能实现。其实不然，2020年，二儿子在上海上班，需要用车，我们全家共筹集了十三万多元钱（其中二儿子自己拿出五万多），给他买了一辆新的长安福特两厢小汽车。后来，我们几次去上海，二儿子都是开车到飞机场或火车站接送我们，让我们也享受到有私家车的便利和荣耀，也算是实现了我们的一直想有车的梦想，在上海我们也就成了没有驾照的有车族成员中的一员，让我们感到十分满足和欣慰。
1980年2月，我被调到石别公社中心小学任教。同年八月，又被分到刚创办的石别联中任教。一年后，因某种原因石别联中就被撤并到石别中学。光阴荏苒，我在石别小学、中学工作一晃就是36年，2015年8月我在石别中学光荣退休。
接下来我还是想说说我跟自行车有关的琐事。来石别工作后，我更是离不开自行车了，学校离石别街有一里路远，上街买米买菜，每天都得用它，节假日回北山看望家人用到它，到山上、林场打柴也用到它。因为当时还没有液化气，我们做饭都是烧柴，我们周末基本上都是到山上或到沙坪林场打柴，特别是到林场里去砍一些枯树或树根，用自行车把它们拉回来作燃料，低矮的厨房旁边常常堆满了烧柴，我们很少花钱买柴。有一年，老师们掀起了养猪的热潮，我们家也不例外，也养了一头猪，我们住的宿舍是两间小瓦房，每间前面都有一间小厨房，我们就留一间作厨房，把另一间改做猪舍养猪，而煮猪食的用柴量比以前增加了几乎一倍，致使自行车的运输量也增加了一倍。那一年我们把自己养大的那头肥猪杀了过年，摆了两桌，让老师们也来分享我们的劳动成果。
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我那老伙计（自行车）也憔悴了很多，看着不免有些心酸。那一年，二妹在龙安小学任代课教师，不知她通过什么渠道，买来一辆跟三叔那辆一样的凤凰牌新车，用了几个月，也许是因为去龙安小学的小路太泥泞，不想让新车受委屈的原因吧，她主动把新车让给我用，要换我的旧车去用。虽然二妹没有明说把车卖给我，但我觉得总不能白要她的新车，就当新车是150元买的，我的旧车折价50元，给她补差价100元，她也不好说什么，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多点少点也没关系。至此，我跟三叔去提新车时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后来老伴也买过新的女式自行车，但是没多久，停在街上丢了，我们家先后丢过四辆自行车。
又过了几年，老师们大多都鸟枪换炮，不用自行车了，用上了摩托车，但我还是没有心动，对自行车依然情有独钟，不离不弃。直到近几年，人们大多都以贷款按揭的方式买了小汽车，成了真正的有车族。回想起来，小时候，我们一群孩童曾经好奇地围着一辆破吉普车围观老半天，都不知道这个庞然大物为何物。后来从小人书上或者电影上，才慢慢知道它是小汽车。在我们年幼的记忆中，只有大首长才能坐，司机是专配的。曾几何时，司机跟领导都换了座位，时兴领导开车，司机坐副驾，等领导开车累了，才有资格开车。还曾经闹过一出笑话，说的是一次某某领导开着小车去下乡，他的司机自然是坐在副驾上。当他们来到了某单位时，单位的领导早就在单位门前笑脸相迎了，车上的领导从驾驶室下了车，老远就冲着单位领导伸出手想跟他握手，可是单位领导看着这位“司机”有点面生，且个头又不太高，不像领导，从副驾下来的跟在后面的那位身材比较魁梧，凭经验判断，跟在后面的那位才是上级领导，于是，单位领导就绕开“司机”去跟后面的那位“领导”握手，握完手后，司机介绍说，那位是领导，你们谈工作吧，我在车上等他。单位领导一听这话，顿时尴尬得无地自容。
其实，我们是双职工，要买一辆小汽车也不算很难，但我觉得没必要，何况年龄也大了，就没有买，开车梦只能等下辈子去实现了。然而，我跟凤凰自行车都已很苍老了，才买了一辆助力摩托车。
有了助力摩托车，自然就冷落了那辆老凤凰，我把它停在一楼的楼梯间。一天，我突然看不见它了，就去跟保安反映情况，保安说是有一辆老凤凰，几天前被永定村来收废旧的老板拉走了，又去问那老板，老板说是有这么一回事，是一位老师的老母亲拿来卖给他的，价钱是50元，但是老凤凰已跟废品一起装车运往外地去了。跟那老师的老母亲一对质，她也承认，直接把50元钱给我，我也不好说什么，就算了吧，我心爱的老凤凰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2015年，我退休后到城里定居，城里疯传助力摩托车被禁用了，加上街上人流拥挤，上街买菜还是自行车灵活方便，于是就违心地把花3200元买来仅用了一年多的八成新的助力摩托车，以650元的成交价卖给了寄卖行。又花460元在网上买了一辆上海产的26英寸弯梁女式自行车，还买了一只钢丝网状的大菜篮固定装在后架上，方便装菜。看来这辆自行车就是我这辈子的关门弟子了。 细想起来，我在用车方面和赶时髦方面的理念，比起父亲来，还真是略逊一筹。不是吗？人们在用自行车的年代，我用自行车，人们用摩托车的年代，我用自行车，到了人们都时兴用小汽车的年代，我还是用自行车。一辈子都在原地踏步，没有新的飞跃。算起来，我的自行车车龄将近有60年。
以上所述就是我这辈子跟自行车的不解情缘。
【作者简介】蓝建新，笔名：辞陈、赤诚，男，1955年8月6日生，瑶族，祖籍广西都安县，河池市宜州区北山镇北山街人，广西民族学院函大中文系毕业，宜州区石别中学退休教师，爱好文学，喜欢唱歌。偶有拙品发表于《河池文艺圈》《北山顶脚》《老鸟传媒》《都安文旅》《宜州纵览》《今日宜州》《新疆文学》《家乡》《首都文学》《红水河文艺在线》《青年文学家》《中国经典文学》等。现为《青年文学家》杂志社威海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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