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党五十年》 

文/宋寿海

一句记回忆录，勾起我的兴趣。明年就到了“我在党五十年”，想想这件事倒是可以写写。 

1970年大学毕业供职兰州。到工厂报到，劳资科领导看我的专业是制冷，说厂里没这专业，锻压车间（当时军事化叫二连）有打铁烧炉子，就倒过来制热去，也算对口了。我进了二连铆工班。那时工人把知识分子称臭老九，我们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来的。上班第一天早学习读报纸，让我念一篇学工的不会开机器、学农的不会种庄稼、学文的不会写文章的一篇文章。我知道这是端正态度的意思。好在我本来就是很谦虚来学习的，也不怎么反感。当时车间正安装车床设备等，需要砸水泥地装地脚螺栓，我正年轻力壮，抡起十八磅榔头就干起来。这是给他们的第一印象。真正扭转印象的是接下来焊接组装轨道吊车的任务，精度要求很高，四个轮子间距误差不超2毫米。几个八级工不会看图纸，由我负责带领他们施工。几十张一摞图纸我小心翼翼分清方位及施工流程。经过半个月努力，一次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工人才对我另眼看待。

 这期间车间宣传也搞得有声有色，我的特点是笔头快，车间大会结束，我的报道稿也出来，厂里就广播了。工厂主干道还有车间的墙报、黑板报，我车间的写写画画我一个人全包了。厂里还派我参加甘肃日报通讯员培训班，时正是林彪事件发生，我在报社，内部消息知道比社会早。上级要求各单位大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我把我厂里演唱情况写了篇通讯，作为培训实践在甘报发表了。 

那一年我还被评为十大厂劳动模范之一登榜宣传。我向车间领导提出不愿当劳模，怕树大招风。车间领导可能向厂部反映了。有一天车间开职工大会，厂党委书记（文革前的省委宣传部领导）意外参加会议并专门讲了“我们今天把宋寿海评为厂劳动模范，意味着明天有人要打倒他。”劳模的事就这样定了。班长同时也是我的师傅让我写入党申请，把我吓了一跳，我想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哪够条件？写是写了，不过很快进了车间技术组，也没过多想。 

说到车间技术组，组长刚好是西安交大学兄，画图纸又是我长项，比起和我一起进技术组其他院校的同事，制图相对要快得多，自然得他垂青（顺便说一下，四十年后的一天，他来找我说想出一本诗集，请我给他写个序。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诗词爱好者。而且从传来的书稿看，在大学学生时就已经在交大校刊上发表过几篇诗文。。可能因为家庭出身成分不好，所以参加工作后就收敛自己，只埋头技术工作。世界上就多了一个技术员，少了一个诗人。我自然愿意而且很快给他写了一篇比较长的序言，他很满意。这是后话）。 

再说我入党的事，1972年听说准备讨论，时任车间支部书记去看了我的档案，这件事就放下了。第二年换了一任支部书记，考察我的情况，也准备讨论啊。可是他去看了我的档案，这件事又放下了。而且可能漏了消息，我感觉班组有人对我警惕，风言风语说我隐藏很深，能装得很。1974年又换了一任支部书记，这人是干过人事工作的老干部，文革中被贬到这里，他经过一段对我考察，也觉得不错准备讨论。他到厂部翻阅我的档案，发现了疑点。原来档案里有一份西安交大在我毕业时的函调材料，上面写有两条：一、我祖父辈有人在土改时被枪毙镇压。二、我父亲是贪污犯。他当即对组织科长提出疑点：说这位同志的父亲是贪污犯，随时发生是有可能。可是说他祖父辈土改时被镇压，这是历史问题呀，为什么他小学保送到中学，没提到这个问题？中学考大学政审更严格也没有这个问题？在大学毕业时却冒出这个问题？这份材料值得怀疑。组织科长一听觉得有道理，当场决定亲自带人到我家乡调查去。为了慎重起见，车间支部书记又找我当面谈话，直截了当提了上面两个问题，我说没有这些问题。他又故意说是你填表时自己写的，我毫不犹豫当即否定。他于是才把档案中的情况告诉我。 

接下来，厂部组织科长和副科长亲自到我家乡外调。村支部书记听后大吃一惊，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事，而且他也不知道有函调这一事。追查结果，是大队文书干的，原因是我的小弟弟和文书的亲戚娃娃在小学校里打了一架，刚好文书接到西安交大函调函，就泄私愤胡填了两条掏出口袋里装的大队公章盖上寄回交大。大队支部书记非常生气，准备狠狠处分文书，我知道后对村支书说：不要处分啦，我还得感谢他呢。要不是这个函调函，说不定我会分配到什么山沟戈壁保密单位，哪会在城市兰州？我为什么这么说？我想起毕业前夕有一个晚上，我们在操场聊天，我说了我家成份红丢丢，可以去保密单位，有一位同学说你不行。我当时没在意。待知道函调函后，才回味这句话大有深意。后来村支部书记对我父母说：看来你们这孩子表现还可以，人家才会重视去看档案，要不然得一辈子背着黑锅还不知道。

组织外调之后向厂党委汇报，会上决定马上调我到厂部宣传科。我的工资就从技术干部序列定到行政干部序列。在机关党支部我发现人事关系更复杂。由于组织科长亲自去外调，机关支部有些与他不对劲的人，无形中就把我划到组织科长线上了。在讨论入党时就给我提缺点。会后机关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有人提出我坐在办公室，联系群众不够。我听了当即对书记说：我不接受这个意见，上班时间就要坚守岗位，我不能像有些人上班时间，串这个办公室串那个办公室聊天拉关系，这难道就是联系群众？支部书记听了，说得正是机关存在的问题，当场表态我说得意见对头。再上会讨论这才通过我的入党问题，时间是1975年7月。而当时是没有预备期，党支部一通过，就是正式中共党员了。不久我工作岗位就调为党办和厂办两办秘书，直到1978年我调离工厂。 

现在回头看，当时社会风气好，人也公正，不会拿态度不端正说事。而管好档案工作，正如车间支部书记所说，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我终生铭记这句话。后来从事落实政策工作，我看申诉材料，阅档案卷宗，感同身受，为文革中和历次运动中蒙受冤假错案的三十多名科技人员彻底平反昭雪。当时我写了一首七绝表达我的心路历程：

夜半移灯阅卷宗，

辽天时听一哀鸿。

冤魂带泪期昭雪，

笔底千钧拨乱中。

（“听”念仄声）

       作者宋寿海，网名抓铁有痕，东南沿海人氏而在西北黄土高坡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理工男而自幼爱好诗词，自吟自乐而不知老之将至。吟哦散见于报刊杂志网络及美篇。

       论著有《格律诗词思维学导论（写作入门教程）》《家用易经》《命运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