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逞 能”的 结 果    

文 图/李建印

    “李建印是谁”？声音不是太大，但我能够听到。

      这是1988年4月8日，正在吃晚餐的我，突然听到隔壁政治部饭桌有人询问。

      我扭头看了看，说话的是一位年轻干事，我也不清楚他是谁。

      我答道：是我！

      这位干事马上说，“我们只知道你是老李，不清楚你叫李建印”。

我问道：“怎么了”？

     这位干事悄悄说：“你到四十六团担任副参谋长去了”。

      我正色告诉他：“你不要胡讲，连门都没有的事，你乱说什么”！因为我清楚，兰州军区正在师里进行的干部制度改革，声势浩大，全师上下，关注度非常之高，时间不短了，官兵眼睁睁看着最后结果。从军区、集团军工作组以及师里主要领导动员讲话和深入到团队与机关座谈时，都能听到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要打破铁饭碗，要真正实现能上能下，要彻底解决动力不足问题，要让干实事的人得实惠，要切实走出一条和平时期干部队伍建设与发展新路子。到底奖励那个，处分那位，怎样体现改革政策办法，这近二十天，快到揭锅盖之时。

    因为那时司令部与政治部同一食堂，尽管一起用餐，相互工作来往少，加上我在师机关工作几年，后到装甲兵学院上学已经是六年了，机关同志更换了几茬，年轻同志不认识我，完全正常。

      听了这些消息，内心还是产生一些躁动，说不清楚这饭是如何吃完的。晚餐后，政治部参加干部制度改革办公室工作何干事，当面告诉我，“李参谋，你已经是坦克47团副参谋长了”。我想他说的话有点可信度，他可以参加核心层会议，知道一些消息。他明确告诉我，集团军政治部王振西主任已经正式签发命令，即刻生效。

     4月10日，全师官兵无比期待的“干部制度改革奖惩兑现大会”在师部大礼堂举行，各个团主官带着奖惩对象与营以上领导乘车统一参会。会前，直工科杨崇伦干事正式发给我一张座位票，记得好似第二排7号，让我一定坐到这个位置上，不能错了。到了现场我才清楚，这是要按照次序上台去领奖的坐位。其他过程不再记叙，但张魁师长宣布奖惩名单与我的任职命令情景历历在目，上台领奖亮相的过程至今难忘。

     大会结束后，因为个别单位领导意见较大，原定的照相仪式不得不取消。我回到自己宿舍，不断问自己，成了正营职干部了？成了团的副参谋长了？这绝对不可能是假的。前天47团王忠恩团长在操场碰到我，还询问我去担任作训还是军务股长，我不清楚情况，只能回答如果组织决定让我去，干什么都行。他告诉我，刚才李万顺副师长与他交流时，他提出让我去团里工作，副师长告诉他，让去就是了。当时并没有说清楚任什么职务，并不明白自己是去担任正营岗位。昨天晚上47团何金科参谋长到我宿舍来，躺下说话。听到我去团里任职，吹牛嗄然而止，一轱辘翻身起床，即刻返回团里。后来听说他女儿突然有病，已经乘早上172次列车回家了。

     我一个人静静的躺在床上，不断回想这半年来工作与生活情况，思想上的压力，精神上的煎熬，不少同志白眼，自己老是反思个人到底有没有错。如果错了，要受什么样处理，没有一个说法，领导是不是等待时机。现在是这样一个结局，突然间由原本不知所措，到现在不明白如何去工作了。一直纠结的心好似轻松一点，但这半年来忐忑不安，心如油煎的情景，终生难以忘怀。

      随着泪水不由自主流淌，思绪一下回到了半年多之前，也回到自己不愿意再回忆的骄傲与不安之中。

      想一想，自己当初惹得祸，心里还在扑腾。看来这领导不记仇，是我自己心胸过于狭窄，把问题看复杂了。大官就是大官，首长就是首长，他们真正是为了事业，不是为了一次与两次面子上的好看与否。

      八个月前，我们师首长机关按照集团军统一部署，参加集团军组织的师首长机关反空降演习。集团军所属4个师与2个旅以及直属通信、防化、工兵、舟桥团队，按照命令，机动到甘肃省张掖地区有关地域，展开战役行动前各项准备，迎接集团军首长机关导调检查，提高战役反空降能力。

      经过1985年军队百万大裁军，部队编制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坦克12师由原来兰州军区直属单位，调整为陆军21集团军编制单位，师长政委由军区党委委员成了集团军党委委员，部队指挥与保障也随之发生了相应调整与变化。大势所趋之下，发生一些难以避免过程，完全正常。但其中一些情况当时确实发生了，现在想起来让人啼笑皆非。

       首先是不熟悉产生不顺当。由军到集团军，由原来一些老首长与老领导到大多提升任职新班子，全是由原来军里范围领导干部组成，机关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师里归到集团军编制，除过调整后主要首长带队接收，其他首长与机关相互之间只是按照命令办事，我们师里既没有调任去集团军部门或者担任处里任职，包括新成立的装甲兵处长，也没有从坦克师选调。这样，就产生一些想起来让人不得不思考的情况。集团军机关有人打电话，本来“你是坦克12师吗”？成了“你是12师坦克吗”？也可能是习惯，也可能是本能，也可能是其他。反正这个过程在师里传得是纷纷扬扬。后来直接发生部门首长检查部队，要求临时拉动一个坦克营，当时师里主要领导明确，按照规定，拉动一个坦克营的权力在总参谋部。要拉动，先把要消耗的摩托小时与油料指标说清楚。这在当时集团军领导中，那个清楚你装甲部队运用先说摩托小时与油料，这位领导不得不打消自己原来想法。集团军首长机关来考核，不再重视坦克兵三大专业，而是把步兵专业甚或体能等共同课目作为必考内容。

        最为明显的是集团军首长到师里检查指导工作，提出要驾驶坦克。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更是首长想了解基层官兵训练情况过程。师里领导则提出，得按照装甲兵规定，先完成驾驶椅操作，考核合格之后再进行实车操作。有此规定确实不假，这也是针对士兵而言，对专业训练而言。在当时情况之下，只能是激化矛盾。这就成了师里对集团军不尊重，1950年代入伍的师长、政委对1960年代入伍集团军主要首长态度问题，也成了两级机关相互不大协调突出表现。

      如果说过去是各说各的话，师里对集团军尊重服从不够，而这次演习是刀对刀、枪对枪，没有半点可以表示与马虎可能。

     ：师党委首长对此次演习特别重视，从参演官兵选定，到集中进行业务培训；从战役知识学习，到单个参谋作业练习；从通信工具使用，到具体作业器材革新；从个人能力素质培养，到演习各个阶段情况处置，全面进行训练准备。包括集团军明确由师里向全体参演人员介绍装甲指挥车，也是师常参谋长亲自抓人员集训，抓解说介绍，抓装备准备，直到最后一刻，我陪同验收，首长定下由我现场介绍的决心。

       我在装甲兵学院学习两年之后，这是第一次参加集团军组织的演习，而且被分配乘坐时任常参谋长指挥车，算是组织看得起咱。

     演习第一阶段在驻地与开进途中完成，这一阶段主要是集团军导调组发出情况，由各个参演单位自行处置。集团军导演组只是在临战地域检查进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