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夜色朦胧的昆明长水机场降落，马上就接到学龙的电话，说他在B出口处等我。因我离开部队已有45年了，怕见面时相互认不出来，特意发了一张我的近照给他。学龙回信说：“原来我们也担心接机时认不出你。看了你的照片，感觉还是老样子，这下放心了！”当我拖着行李箱走出，也一眼认出了学龙和站在他旁边的侯荣森。其实，我和学龙相处的时间很短，他刚调到师部当新闻干事不久，我便退伍了，而荣森在组织科，基本没有什么交往，只是同在一个食堂吃饭打个照面而已，但我却清晰地记得他们当年的模样。此次回云南是参加“战友滇西行”的活动，年初接到通知后，我由衷盼望早日成行，心里太怀念部队驻扎过的临沧地区了。  同时，这次参加战友聚会，我携妻子同行，想让她了解我当年生活过的地方。2002年，重庆电视台拍摄一部回忆伟人在重庆的电视剧，其中有个情节是为护送佤族头人进京参加国庆观礼，途中遭土匪袭击。我便建议导演到沧源拍外景，当摄制组乘车经过临沧时，他的夫人便迫不急待地给我妻子打来电话：“豫辉，你今后一定要对李耀国好一点，你根本想像不出，李耀国年轻的时候生活的环境有多么艰苦啊！”豫辉转告我后，我淡淡而言：“她现在看到的，已比过去好得多了。”奇怪地是，在别人看来艰苦的地方，而留在我记忆中的却是一种温馨。走出机场，夜空中飘着小雨，气温骤然凉爽起来，学龙关心我的衣服带够没有，说昆明的天气早晚温差大，好在我并没有忘记，衣服准备还算充足。荣森开车刚离开机场，我就接到余铜从安徽打来的电话。我还在重庆时，就不断接到他的电话，他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参加这次的“战友行”，我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其实我和其他战友一样，对他不能参加我们的“战友行”，心里多么惋惜，因为他是我们大家都敬重的人。在车上，学龙问我：“你还记得马天潮？”我点着头说：“怎么不记得？我还去过他家呢。” 学龙道：“听说你要来，他很高兴，本来也想来接你的。”我想起了天潮，我和他几乎同时调到师政冶部，彼此应该是很熟悉的，并且天潮是个很厚道的人，只不过我老觉得他在干部科，掌握着我的命运，对他有些敬而远之，这就妨碍了我们之间的交往，我退伍之后，就失去了和他的联系，屈指已达45年了。学龙挂通了他的电话，把手机递给我，耳机里传来了天潮浓厚的昆明口音：“耀国，你咯还记得我哂？”我忙说：“记得记得，你还去过你家，你家住在小西门。”天潮说：“你的记心咋个这样好？”我也很奇怪，我对在部队的生活，几乎所有的细节，我都记忆犹新，即使相处时间不长的战友，像学龙，荣森、桐粱、守静，不仅一见面就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能清晰地回忆出和他们相处时的情景。学龙和荣森送我们到国防宾馆住下，执意要请我们吃夜霄，以示欢迎，想到明天一早就要出发，他俩又是组委会成员，有更多的事要准备，我便婉言谢绝了。待我们刚住下，从北京赶来的邓忠义就敲门而进，他比我们提前两天飞到这里。忠义原是119团宣传队的，长得很英俊，后来八一厂拍电影《丛林生活》，我们在孟定相处了半年多时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出差到北京，常去找他。他转业到建设部，任机关事务局局长。我便下榻在他分管的招待所里，受到他很好的照顾。算起来，我们也有30多年没有见过面了，我感觉他基本没有什么变化，长得仍然那么帅气，一双明亮的大眼晴炯炯有神。我想起当年给他取的外号，便叫他：“艾森豪威尔！”他笑了，回忆的大门瞬间打开，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想到明天出发很早，并且路上还要相处很长时间，他便告辞了。我们所住国防宾馆，原是昆明军区笫四招待所，战友张桐梁曾任过老总，由他安排住在这里，自然有了许多优惠，但由于昆明要迎接亚博会，连夜赶修地铁，我住的房间紧靠一个工地，整夜响声雷动，但我这晚却出奇地睡得很香。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大厅，住在昆明的战友已陆续赶到了，我在人群中看到了张开德，虽然他的头发已花白了，但是他那张娃娃脸，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说在此行的战友中，我和开德接触得最多，他还在119团当战士的时候，我们经常参加军、师组织的文艺创作活动，虽然他后来官居师级，大校军衔，但并没有妨碍我们的友谊。他后来转业到云南五矿集团任党委书记兼副总裁，我每次到昆明总是先打电话给他，他也总是问我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我常开玩笑地说：“把你的座骑借来用几天。”他也爽快地一笑：“没问题，你一下飞机，我就派车接你。”开德的夫人小刘是重庆人，他偶而也回重庆，有一年，我在大街上碰到一个年轻的上校，细看是开德，想不到分开没多久，他就当上这么大的官了。开德见我，便拖着声音说：“耀国，怎么样？过得还好吗？”我装出一脸苦相，哀求地说：“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请首长救济一下。”说完，俩人便在大街上放声大笑。

       这次同行的战友，多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参军的，现在都已成了70岁左右的老人，还有更老的，原军干部处周处长我不认识，但宣传处长马合坤我是再熟悉不过了，我刚参军时，他已是有名的随军记者了，可以说我们中的许多战友都是在他的帮助下走上新闻工作岗位上的，他和周处长不顾80多岁高龄参加这次“战友滇西行”，足以说明他们对战友情的看重了。

       从昆明到临沧，原来乘车要走三天，现在修了高速公路，一天就能赶到了，原先在旅途中住过的楚雄、南涧一晃而过，不能下车再看看曾经住过的地方，心里多少有些遗憾。车过弥渡的时候，我告诉豫辉，这就是那首风靡全国经久不衰的民歌《小河淌水》诞生的地方，豫辉一下来了兴趣，不禁轻轻哼了起来。车过景云桥，便进入临沧地区了。我们在桥头下车。这座我们无数次经过的大桥和桥下缓缓流过的谰沧江，只不过原先的索拉桥变成了钢筋水泥的桥了，江水也因为上游修了曼湾水电站而失去了往日的汹涌澎湃，两岸峭壁上的猴群亦失去了踪影。我突然想起己故的原炮兵320团新闻干事耿英的一首短诗：“澜沧江水湛蓝，战士野营江边……”以后的道路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路面加宽，变成水泥路了。一路所经过的地方，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因此我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喊出：云县、头道水、羊头岩、蚂蚁堆……因为路上遇到堵车，到达临沧已经天黑了。夜色中的临沧灯火辉煌，笔直的马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川流不息的汽车，高楼林立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店，已不是我记忆中的临沧。它不再是那座边陲上古朴而破旧的县城，而是一座现代化的都市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市郊的军营，也就是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气势恢宏的营门已取代了原先简单的四根水泥柱了，五十代的苏式营房已变成了整齐的楼房。原先的菜地己铺成了平整的大操场，鱼塘也变成了碧波荡漾的湖面了，营房里绿树成荫，到处鲜花盛开，简直成了一座公园，记忆中的一切荡然无存，我们只能凭记忆去寻找过去的足迹，我带豫辉去看我当年住过的宿舍，机关办公的所在地，打球的地方，还有我照过相的位置，并对她说：“回家后对照老照片，你就会发现变化有多大。”我感慨着岁月的流失，当年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时候，还是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而现在都已成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当我看到一列年轻的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代经过我的身旁时，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身影。

       我们继续出发，又来到博尚原120团的驻地，前几年临沧市修建的机场就在附近，营房已没有驻军，己经荒废，只剩下一座破烂的礼堂。我想起了战友冯宜贵，他原先就住在这里，退伍回到重庆后，我们交住甚密，后来他成为了全国很有名的雕塑家，不幸在一场车祸中罹难。生前他为了报答部队的培养之恩，特意创作了一件雕塑作品《老山魂》赠送部队，至今还耸立在40师营房里，然而故人已去，我站在他的故居前，不禁伤心垂泪。后来我们又去了烈士陵园，向在1950年因土匪袭击牺牲的老战友默哀致敬。荒废的不仅仅是120团营房，当我们赶到双江，去参观118团驻地时，过去整齐的营房已无踪影，我们好不容易在废墟中找到一个残缺的厕所，孤零零地淹没在一片荒草之中。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行大裁军，许多部队的建制已取消，虽然减少了兵员，但是走科技强军的道路，更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当后来我们到耿马119团的驻地参观时，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离开双江，我们赶往沧源。沧源是我国佤族最主要的集居地，在解放初期，被社会学家称之为还处在为原始社会，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去时，虽然已脱离了刀耕火种、杀头祭谷的历史，但在寨子里还能见到残留的人头桩和大树上挂满的牛头骨。由于佤寨多建於高山深处，终日云雾缭绕，一直充满着神秘的色彩。我们此行所见到的，却是在山下新建了许多佤寨，这种用现代建筑材料兴建的安置点，虽然改善了佤族人民的居住条件，但是佤族传统的生活，是否也改变了？后来我们在傣族地区也发现了这种巨大的变化。

      我们在沧源县城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便去参观翁丁寨。也许为了旅游，让人们还能见到佤族的原始风貌，翁丁寨的确保存得还比较完整，一幢幢竹楼和穿着传统服装的佤族人，仿佛使你感到回到了遥远的年代。

我们继续行驶到了耿马，原119团的营房也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化的军营，野战军也换成了边防部队，望着崭新的战车和鲜花簇拥的军营，不由得使我们羡慕起了这些当代的军人。原40师和所属的部队驻扎过的军营旧址，我们都参观完了，虽然当年的营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它依然存在着，并且会经常在我们的梦中出现。傍晚时分，我们到了孟定，这里是过去部队野营经常来的地方，也是我认为最美丽的地方。当年我随119团拉练翻过大青山，一眼望见孟定坝子，立刻被眼前的风光惊呆了。孟定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群山之中，翠绿的稻田，竹楼在凤尾竹的浓荫下若隐若现，还有成群结队的傣族姑娘，穿著色彩斑烂的桶裙在路上行走，使我感到一种异域的风光。1967年，八一厂拍《丛林生活》，选景就在这里，我和余铜、冯宜贵、邓忠义、古孝义在这里生活了半年时间，而现在这里已是面目全非了。当我们走进四方井寨，这里已没有竹楼了，用板材和水泥修建的房舍，虽然还保留了傣族的风格，但没有了竹木结构，也就没有了它原有的风味了。孟定地处边境，城镇化的步伐很快，南汀河对岸正在修建一条高速公路，许多植被都已毁掉了，原来遮天蔽日的森林，现在露出了光秃秃的黄土。幸好有孝义拍下的许多照片，我还珍藏着，我对豫辉说：“回家你对比看看照片，你就会感觉孟定过去是多么的美。”夜宿金水河口岸，界河对岸就是缅甸，也是毒品泛烂的金三角地带。以后的行程就是纯粹的旅游了，虽然芒市、瑞丽、腾冲过去没有去过，但是没有记忆的旅游，很难再有兴奋和激动了。我现在只盼望着还到一个我日夜思念的地方，那就是大理。

       我记忆中的大理，不是电影《五朵金花》那些画面，而是14军的营房。1962年初夏，我以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身份，出席军里为纪念毛泽东《延讲》发表20年召开的座谈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冯牧和军区、军部的许多军旅作家，在他们的帮助下，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我一直把大理当作我心中的圣地。但是这次抵达大理后，因为换防的31师和14军没有历史上的隶属关系，没有我们认识的首长，因此进营区参观便遇到了困难，我们只能透过营门远远地看了一眼那完全陌生的营房，只有那座烈士纪念碑依然还在，我还记得朱德元帅亲笔题的碑文：“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中；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虽然没有进到军营参观，使大家心里有些遗憾，但是到战友瞿文早家里作客，又使大家兴奋不已。我过去并不认识瞿文早，这次在昆明出发时，他找到我说：“耀国，我早就知道你，你的好多文章我看过，写得很生动。”从他的自我介绍里，我了解到他原是军文化处的，转业后到《春城晚报》当过副刊主编，出版过好几本书。说着，把早己准备好的书送给了我，我利用途中的空隙时问随便浏览了一下，深为他的勤奋所感动。瞿文早的别墅修在洱海边上，坐在客厅和露台上都能看到波光粼粼的洱海和远处朵朵的白云，一路奔波了十来天，能够静静地坐下来品茗赏景，不能不说是极大的享受。当晚的宴会就在别墅里举行，文早是彝族人，专程从几十公里外的彝族山寨里拉来土鸡和山珍，以他的热忱来招待战友们。我心里明白，这是此行最后的晚餐了。

       这次“战友滇西行”活动结束了，尽管大家敬酒时都说：“今后还要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重走滇西。” 但我知道，对于我而言，已经不再有机会了。时光荏苒，岁月不再。我心里充满幸福的回忆，因为我把青春永远地留在这里了！

                       题图：滿江红

       作者简介：李耀国，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编剧，《红岩》杂志原副主编、重庆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参与策划和统筹影视剧一百多部，主要作品有《母亲母亲》《雾都》《一双绣花鞋》《街坊邻居》《铁核桃》等。多部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飞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