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义居寺

      文/张爱英

     （一）

   姐姐与义居寺

    与义居寺的缘分还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说起。 

公元1966年5月“文革”暴发。地主家庭出生的父亲，加之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冠以“右派”分子的缘由，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经过批斗、游街、抄家一系列摧残后，最后判决：下放农村改造，遣送原籍管制。

    时年九月,序属三秋，父母领着我们四兄妹一路颠沛回到祖籍故乡，在祖父曾经创建的轧花厂，其时为枣圪垯公社驻地办完落户手续后，回石坡村时路过一座寺院，父亲对我们说这里是一座古庙叫”义居寺”，目前是一所学校。

    安顿好新家后，父亲第一时间把姐姐送进”义居寺”学校读完小。

    学校有四个班，13、14、15、16班，姐姐就读14班。全班43名学生，石坡村就有5名：张爱林、张玉娥、张俊娥、张乃娥、张秀英（姐姐）。

校长：马成英

主任：薛发昌

班主任老师：高生旺

数学老师：高保亮

几间曾经供奉过“神像”的房屋略加改造便是教室。上课的铃声响起教室里热闹起来，学生们就座，老师讲课，课堂上充满浓厚的学习气氛，姐姐很快融入其中。

    城市里早已停课闹革命，而作为偏僻山区一隅的义居寺学校还能正常上课，实在是老师之幸，学生之幸，更是姐姐之幸。姐姐做梦也想不到停学半年后还能继续读书，感怀之心油然而生，所以倍加珍惜。

    由于休学、转学一翻折腾后姐姐已耽搁了半学期的课程，所以，文化课偏于落后，她刻苦努力如饥似渴的拼命追赶，实现了超车！并且在背诵“语录”的数量和速度上表现的也很优秀，特别是背诵《老三篇》，深得老师的赞许！

    短暂的平静很快结束了。十个月后的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结合当时批判《海瑞罢官》的指示，得到毛主席的首肯后，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蝴蝶效应”的作用下“文革”风暴很快席卷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枣圪垯公社属于偏远山区，也未能摆脱风暴的吞噬,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覆盖了公社和义居寺学校的墙壁。揭发，批判，打倒、炮轰、油炸…产除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等标语口号弥漫整个校园。转眼间乾坤颠倒，老师们成了革命对象，整日提心吊胆人人自危。学生们摇身一变凌驾于老师之上，成为革命小将、红卫兵造反派。一群不谙世事的楞头青象打了鸡血般磨拳擦掌斗志昂扬，整个校园波谲云诡充满杀气！

     马成英校长出身富农，首先列入革命对象。批斗会就在教室举行，讲台变成“斗鬼台”。在一片口号声中，马校长被押到讲台中间……看着底头弯腰瑟瑟发抖的马校长，姐姐的思绪恍惚间回到一年前父亲的批斗会，一股酸楚袭来湿了眼眶......

一场批斗会下来，造反派小将意犹未尽，又将剩勇追穷寇。在马校长回家睡觉后再次出现，将其从被窝里揪出来批斗，每天晚上反复几次，从此马校长晚上睡觉不脱衣服时刻待命。造反派给他被子上也覆盖了大字报，马校长也不敢自如地躺下休息，生怕弄坏大字报又加罪名。

    人是肉体凡胎，怎能经得起这般折磨，马校长终因体力不支心力交瘁住进三交医院，造反派又从三交医院将病塌上的马校长揪回学校继续”革命”…

    义居寺啊，你一定没有忘记这一幕。这是姐姐亲眼看到的。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使最应该具有正义感的学生们爆发出这种邪恶的勇气，兽性的癫狂？ 

     马校长教书育人几十年何罪之有？我的父亲何罪之有？他不就是在“大鸣大放”运动中帮别人誊写了一份大字报吗?在视“文化”为罪恶的年代，有文化就等于有罪。试问，全国在“文革”中整死的两千多万人中有几个大老粗？

     有一天老师发“红卫兵”袖章，全班就姐姐和中庄村的杨唤琴同学（富农成份）没有袖章。姐姐不理解！老师经常说“不以成份论，重在表现”，难道自己表现不好吗？思来想去就是想不通。她多么羡慕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学，多么羡慕那个“红袖章”！放学回家的路上，爱臭美的几个同村女生互相炫耀着自己的红袖章，这个说“卫”字好看，那个说“红”字没印真，又有人说，明天找老师换一个…

姐姐既羡慕又尴尬的走在最后。回到家里，看到弟弟正拽着妈妈的衣襟哭闹，原来村里小学发“红小兵”袖章，也没有弟弟的，弟弟不懂事，哭着让妈妈给他缝一个……

    如果你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你碰巧还处在那个年代“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你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子女，你是没有资格佩戴那个袖章的，那个小小的红艳艳的袖章，在那个灰色的时代不仅是一抹鲜艳的亮色，更是一种荣耀和阶层的象征！我们姊妹几个的“红袖章”情结非亲历者不能理解和体会。

    这年冬季造反浪潮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临近放寒假前，学校号召留校闹革命，同学们踊跃参加，极积报名。姐姐心里忐忑不知如何是好，有同学告诉她这是革命行动，你地主子女肯定不会要你的。所以，姐姐始终没敢报名，不曾想在班会上被“红卫兵”大队长言辞犀利地斥责，说姐姐地主阶级本性不变，对革命有抵触情绪……姐姐被吓得瑟瑟发抖不知道会咋样发落自己，散会后慌慌张张地逃回家，害怕日后还会有更多的麻烦，索性弃学，升学考试也没敢去参加，从此终止了学业，告别了学校，告别了义居寺！

这件事在姐姐心里埋下了抹不去的阴影，“恐惧开会症”伴随终身，每当有人通知开会，她就不由得精神紧张。

     （二）

    我与义居寺

     69年义居寺完小改成七年制初中班，每年招收一个班。           

     71年初中班招生，大概是应届小学毕业生招不够一个班，便扩大了招生范围，凡适龄者都能入学，并且不用考试。共招生56名学生。其中，石坡村三人：张建林、张林娥、张爱英。我很幸运，如果以考试的方式录取，我肯定上不了学。

     我从66年随父母回到石坡村后就没有踏实读过几天书，因为饥饿，68年开春，父亲把辍学的姐姐送到碛口外婆家，把我送到陕西榆林伯父家和奶奶住在一起，这一住就是二年多。确切的说，三四年级的书我没碰过。70年在石坡小学读五年级，书还是借别人的。翻开书本两眼抹黑，也许它认识我，我却不认识它。父母把我塞进小学没有望子成龙的想法，只是顺势而为。家里穷的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上初中是机遇，也是侥幸！

     初次来到义居寺校园象刘姥姥进大观园，看见那里都新鲜，上院、下院、偏院、楼上楼下逛了个遍，超大空间的教室立着四根圆木柱子，中间摆的课桌，我的坐位紧靠柱子。我很兴奋，间或心里发虚。

     校长段树升是个戴眼镜的大高个，从他身边走过不敢抬头仰视他的脸，也不敢礼貌地打招呼，我是从农村来的小女生，又是”地主”子女，自卑、胆怯是刻在骨子里的.....

班主任老师高保亮；数学老师成子升都是文质彬彬的帅小伙，几节课讲下来倒觉得可亲可敬！班里大部分同学是“文革”始时就辍学，我和他们都属差生，有他们陪衬也没觉得丢人。

  时逢“文革” 第五个年头，政治气氛相对稳定。

     但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以阶级斗争为导向。一边批判“读书无用论”，一边标榜张铁生交白卷的反潮流精神。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工”学“军”不实际，“农”却天天学。黑龙沟挽过大蔴杆，李家塔摘棉花，枣圪垯深翻地，实验田里培育杂交高粱，河滩捡青石烧白灰，也曾在学校茅厕里掏大粪…记得一次我和吕改连同学抬着满满一桶大粪送往就近的枣圪垯地里，粪桶左右摆动，溢出的屎尿溅我一身。

    革命年月，学习并不重要，思想觉语不提自高，背“语录”背“老三篇”是必修课。特别象我辈之流，为了淡化自己“黑子女”的身份，除了努力学习外，处处表现积极。我曾每天上学提粪筐沿途拾粪。知识没多学，汗水没少流，饥饿和劳累整得人头昏眼花。同村三个同学辍学两个，妈妈也不让我上学了，但我不想放弃，坚持到毕业，有了一张初中毕业证书，也算“文凭”吧！这张“文凭”伴随在我一生的履历中。

     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彻底失败。周恩来继刘少奇、林彪成为国家第二号人物，出面收拾“文革”灾难的“烂摊子”。但毛主席不允许否定“文革”，周恩来只能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开展工作。文化重建举步维艰进度缓慢。当然积重难返的文革“烂摊子”不是一下就能收拾好的。73年高中招生还是老政策，推荐选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我辈之流望尘莫及只有羡慕的份。我就是再想读也读不上，因为不会推荐“地主”子女升学的。可悲的是弟弟也步了我的后尘，因一年之差亦无缘高中学堂。

       （三）

  弟弟与义居寺

      弟弟75年到义居寺初中读书。他聪明好学，勤奋踏实，喜欢读书，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老师器重的好学生，也是我们家族公认的读书种子，76年初中毕业后，上高中时在”推荐选拨”中淘汰。

    一天晚上，母亲睡梦中被一阵抽泣声惊醒，原来是弟弟在黑暗中啜泣。原因是：这天晚上大队开党支部会议推荐上高中的人选，弟弟心里着急，躲在大队部门外偷听，当得知他被淘汰后跑回家哭泣。

     深夜一个孩子用哭声诉说着无奈与悲哀让人心酸，母亲陪着流泪，父亲沉默寡言,失学的痛苦是一家人的忧伤。

    1977年8月,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但我的弟弟因一年之差与高中失之交臂。

    有一个事实是这样的：周恩来文化重建71年就开始了，全国各高校逐步复课，在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大力推行文化重建工程，有了很大进展。但少数极端分子、文革派认为这是“右倾翻案”，于是，全国又掀起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使文化重建出现逆势……直至“四人帮”倒台后才步入正轨。

    如果弟弟迟上一年学；如果周恩来总理一直主持文化重建工作；如果没有“反击右倾返案风”……或许恢复高考制度会提前一两年。

     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段经历在历史的长河里看就是一粒尘埃，但对于我们个体而言却造成一生的影响。

      （四）

   还想说两句

    岁月蹉跎，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回溯过往，想起义居寺曾带给我两年相对来说比较快乐的时光，甚是欣慰。

     因为较之我家政治压力而言，“黑帮”子女的我们是村里独一无二的的另类，因此在社会上、在村里人面前总是低人一等，处于夹着尾巴做人的窘境。但在义居寺学校里，不止我，姐姐和弟弟我们仨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在校园里没有被歧视、被孤立，更没有被霸凌。相反，我们都深得师生喜爱。

    想来学校就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老师的职责所在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并不关心谁的出处，老师的眼里只有学生和学业，而我们仨的学习成绩都不差，没有老师不喜欢成绩好的学生。

     我们源自书香世家，家风温良敦厚，在村里尊老爱幼与人为善，在学校和同学们和睦相处品学兼优，义居寺相对宽松的校园氛围，是我们下放农村13年中难得的一段有尊严的美好时光，区区2年的春风化雨，既滋润了枯涸的文化心田，又濡养了我们健全成熟的心智。义居寺成为我们安放心灵的精神后花园！确切的说我在后面的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坎坷困难时的笃定和冷静，都受益于我的中学时代——“义居寺”带给我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