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位卑未敢忘忧国

珍宝岛前线军人黑子明大放了一通厥词就走了，在当年他的每个观点都可能成为反革命，只要他的两个听众举报，不需要其它证据，当年我革命组织——可以是公安也可以是本单位，办事效率就这么高。

黑子明走后代连长担心地问：“小黑对中国的外交持否定态度能上阵杀敌吗？”

冯国庆说：“打起仗来他比谁都勇敢。”

代连长信，又问：“你说打仗跟勇敢有关吗？”

“越靠近冷兵器时代跟勇敢越有关，越是现代战争越不靠勇敢，说不定哪天会机器和机器打仗。”

代连长不信，却佩服道：“难怪扈喜说你是大明白。我刚才算了一下，从1964年10月到1968年2月，三年半内中苏边境发生的摩擦事件高达4180起，居然每天平均3.2起，你说是双方都很勇敢还是缺乏政治智慧？”

冯国庆说：“在北约和华约国家之间就不会这么做，大不了设定一个军事缓冲区，就像南北朝鲜，东西柏林。在中苏之间就会，‘主义’对这两个国家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不怕死人，苏联和中国都不怕。”

倒是有人说中国就是不怕死人，死个把亿都没事儿，什么时候中国能因为不划算就不打仗就好了。代连长说：“不许乱讲话。”

冯国庆在老大哥面前很顽皮，就讲了一个故事：“话说中国古代有个春秋时代，五国争霸，群雄混战。鲁国有个叫‘弦高’的商人去周王室的辖地经商，途中遇到秦国军队，秦军要去偷袭郑国，他便一面派人向郑国报信，一面装成郑国的使者拿出12头牛犒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国有所防备，只好班师返回，让郑国躲过了一劫。郑国的国君要奖赏弦高，弦高婉言谢绝说：‘作为商人，忠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受奖，岂不是把我当作外人了吗？’——弦高原籍郑国，就是您的老家河南。”

代连长说：“我老家是山东。我现在也是个商人，可能比弦高还富，我有十万块！反正不是好来的——天下掉下来的老丈人的遗产，我老婆对钱也没概念，你说我能为国家干点什么？总不能代表外交部跟苏联谈判吧？”

冯国庆意味深长地说：“一个小人物做的一件小事情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

代连长说：“要不我怎么说你、黑子明、赫连生是一号人，有句话叫‘魏碑’什么来的？”

冯国庆说：“我以为您说书法呢，位卑未敢忘忧国。”

冯国庆向指导员李向阳申请了一次给北京家里的长途电话，这是个很大的面子，连部只有一部电话，生产和国防专用，有专人管理，谁都不能办私事；他提前三天就得预约，因为把父母和几个妹妹都叫到姐姐单位可不容易；还得经过师部和佳木斯的转换台，再经过北京的转换台打到他姐姐冯秀兰单位的转换台，找人就用了十分钟。这回好，只用了三分钟，冯国庆拿起电话说：“妈、爸、姐、妹。”电话那边就哭了两分钟。

“卫平，你过年都不回来？你那边冷不？打仗没有？”母亲问。

“国庆，我看到那个动员你们下乡的假小子、高干子弟朱晓会了，她已经回城工作，要不要我找找马良，他已经是西城区公安局副局长。”冯秀兰说。

“哥，韩淑珍上次在哈尔滨见到你，回来就跟他对象吹了，要不要我再给你们俩牵线？”大妹妹冯秀松说。

冯国庆说：“妈、爸、姐、妹，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爸找到了。”

母亲说：“你爸就在旁边，让他跟你说话。”

电话那边冯国庆的养父冯津卫说：“国庆，你说的是你的亲生父亲马本顺？”

冯国庆说：“是，他在香港，我们这边的外事办可能会联系他，我想争取他到北京和你们相见。”

电话那边冯秀兰嗷地一声哭了起来，马本顺是她和冯国庆的亲爹，她一哭她母亲也哭，几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也跟着哭，电话里哭声一片，直到出现忙音——时间到。

前线不常有电文送过来，冯国庆就有时间去二十八连找扈喜，扈喜在二十八连排练她新创作的小提琴四重奏《三江之春》。那时候电话不方便，离这么近通信怕人笑话，见面三十多里地又太远，就只能每时每刻都想着对方。思念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比经常在一起都牢固，决不会对第二个人有想法，这很怪。可是后来通讯和交通越来越发达，有手机还能视频通话，人们在感情上却越来越脆弱，闪婚闪离家常便饭，这在当时的人是不可想象的。

冯国庆是跑步去见扈喜的，就像那次张建军跑步去连部开拖拉机，所不同的是张建军是单程，开车回来；他是双程，跑去跑回；张建军是为了救人，他也是为了救人，救两个被爱情煎熬的人；还有，他比张建军费鞋。每到好天气的傍晚，扈喜就会用保温杯里打好饭菜在路边等他，二人说个把小时话冯国庆又得往回跑，得赶在吹熄灯号之前入寝，扈喜就对他格外心疼。

“慢点吃，国庆，你来回跑四个小时，赶上马拉松了，值吗？”扈喜不止一次问。

冯国庆说：“值，见到你不说话都值。”

他们俩以这种方式约会已有一个月，连个“爱”字都没和对方说过，扈喜说：“这样，我每周六带上点吃的跑过去会你，我跑十里你跑二十里，你来回跑三个小时就行了，我也锻炼锻炼身体。”

冯国庆也心疼她，说：“你带着吃的不方便，走出来就好了。”

“天气不好就改下周。”

“这我哪里受得了？我给你讲个故事。”

扈喜就很为自己的魅力自豪，说：“大白话你讲吧。”

冯国庆眉飞色舞道：“古代有个名叫‘尾生’的少年，和一位女子有约，他们俩就像咱们俩，才貌双全；他们俩每次都在一座桥下见面，有一天天降大雨，那女子就想：‘尾生不会去了吧？’，就没去。雨过天晴那女子过去看，只见桥下发了大水，尾生紧紧抱着桥柱子被淹死在水里，就有了个成语叫‘抱柱之信’。”

这故事把扈喜感动得不行，说：“天上下刀子我顶着铁锅也会去会你。”

这次他们俩在渔业队小码头的那间房子里见面，冯国庆就向扈喜说了刚才给家里打了电话，说想请他生父在香港做英国人的工作，争取英国人协调美国人给苏联人施压，缓和中苏边境的冲突，扈喜说：“这比你转了四个交换台才和家里人通上电话难多了。”

冯国庆问：“你父亲不也是印尼华侨？你家和海外有没有书信？他们能不能呼吁中美建交？”

扈喜说：“我父亲是因为印尼排华才回到祖国的，没想到回国以后‘排侨’——对华侨有种种歧视。文革前我叔叔来过一封信，只是问候了一下健康，还寄了一张孩子们在草坪上玩的照片，上海公安就发现那块草坪不在印尼而在美国，并且在戴维营——美国总统度假的地方，你说他们有多厉害？”

“真是吗？”

“真是，我叔叔是约翰逊总统的球友，我父亲被抓去坐了三年牢。”

这是一部中华民族共同的悲伤史，最不幸的是 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冯国庆说：“那，那你还是不要问你父亲了吧？”

扈喜呶起小嘴说：“你的事我能不管吗？”

“拐太大的弯了，再说咱们是个小人物。”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位卑未敢忘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