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大姨悄无声息地走了。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和朋友相约第二天去旬邑，早点休息 。电话老家打来，话筒传来大叔低沉的声音，“大姨已经去世了，明天百日”，我一下子被这意外的消息击沉了，陷入极度的悲伤。
我质问大叔，究竟什么原因没能告诉我一声。随后我又打电话给小弟，狠狠地训斥了一会他，村子发生这么大的，为什么没通报我一声。
气愤归气愤。大姨还是走了，而且，就这样悄无声息。
八十年代，老家一带地下水位上升，好多地方沼泽一片。马里自然村一分为二，各奔南北，第一小组“陡家”搬到老村的南面“宝鸡峡二分支渠”边，第二、第三和第四组统一搬迁到距离老村两轸地的北岭上。
村子虽然搬迁了，那里发生的人和事还铭记于心。东西街道不长，来回要不了一袋烟的工夫。我家和大叔都在路南，我家在东，他家居西，尽管中间隔着存娃哥、火焰哥、库存哥、万钧叔、好连爷六家人，但是我们两家走得很近。
大叔个子不高，清瘦，记忆中一口外地话。他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转业后被安排到阎良某单位，大姨张红英，村子少有的美人儿，和蔼可亲，他们家属于那个时代常见的“一头沉“家庭，男的在外挣工资，女的操持农田和家务，让左邻右舍羡慕。
那时候，我大姐出嫁，大哥分家，二哥热衷麻将不务正业，我和两个弟弟正在上学，吃鞋费帽子，家境可想而知。
没次家里缺钱，母亲都要去大姨家借，只要大姨家有，我们总能如愿以偿。我和两个弟弟高高兴兴地拿着钱上学。
那时候，我的年龄还小，还不懂社会人情世故，不去想村子里发生的恩恩怨怨。后来我结婚，为了五百元，人家明明钱多的事，可是当母亲堆满笑容求人家的时候，还是碰了一鼻子灰。我现在想起来，大叔大姨一家几个孩子，日子过得也不是容易。
退休回到马里居住的大叔，自然而然的跟老父亲成为好朋友，形影不离。看到我有出息了，八哥（父亲位八）有幸福的晚年，两个人经常欢聚一堂。
面对我的质疑，大叔侃侃而谈。小时候他们家境寒碜一些，常吃上顿没下顿，而我们家富裕一些，“八哥老从家里给我偷馍”，他转业毕竟有一份工资，手中活泛一些，“八哥八嫂数多，有就给”，他给大姨最高指示。
父亲偷馍，不只是给大叔，还有万博叔，等等，很多人 。万博叔后来在礼泉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干事，一生顺风顺水，他忘记了八哥，我父亲宁愿捆死，一辈子没有求过他。还有万博叔的亲弟弟万琪叔，文革中谁得势，他跟谁跑，社会底层的父亲，硬是活了下来。戴39斤7两重的铁牌，忍受人世间的折磨 。给父亲戴铁牌是三个红卫兵，个个没有善终，含养年纪轻轻就一命呜呼，天意瘫痪在床上无人照料，好德半路眼睛瞎了。
父亲经常说：致你爷死地的某某三十左右就死了，他的儿子也早早死了。人在z，天在k。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天饶过谁。
十多年前，马里村要修路，村班子宴请在西安咸阳工作生活的所有人。在咸阳市中心医院工作的陡林祥拉着我的手：你是谁？当我说到我姐的名字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没有我五婆（祖母）的馍，我可能早饿死了”……
大叔大姨三个女儿。老大就在咸阳，先在一家大饭店做经理，后来自己单挑干驾校；给老二招了一个上门女婿，住在马里村；老三则是继承了大叔工作，效力阎良。去年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大叔，过去想看看大叔大姨。他家就住在阳光尚苑，并不远，十几分钟的距离，可是因为别的事情给耽误了。大姨至死，我都没能看到她一眼 。
大姨去世，我的心里片刻都不会安宁。
马里村那些狰狞的面目丑的恶嘴脸龌龊的灵魂，我在时时刻刻等待上苍对他们对他们子子孙孙的惩罚。
愿大姨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