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苏小玲先生大作

填词《少年游》《少年心》

作者：尹玉峰（北京）

《少年游》今春花发去年枝

        今春花发去年枝，苍壁坠柔丝。意绪姹紫，嫣红数瓣，仙境惹人痴。

        时光扑面风潇洒，燕子正飞归。不负流年，释怀过往，新梦入帘帷。       

《少年心》昔我笃至还愿

         昔我笃至还愿，到如今、不因寒返。总是温温润润，派生眷恋。守护爱、彩蝶缠绵。

        月动花明林暗，晚籁寂、两情缱绻。叶蒂辞枝去，依然怀善。香飘袅、冉冉万千年。

填词作者尹玉峰系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苏小玲： 三沙，海风陆雨忆少年

一

已亥年深秋，我随两个小学同学故地重遊。原以为，这种随意走动会像当地的海风，一阵吹过而已。可回到京城，却总闪念不断，回顾频频。都已一周了，入睡之前每每景象浮现、细节缠绵。那只是我小时候读书生活了三年、一个叫“三沙”的渔乡小镇，编织过一段少年凌乱动情的图案，并不经意地也让我恋上了大海，迷上与人心的波浪相连接的文学。

当然，成年人的社会是强大的，屡屡遭遇了摇晃与割裂。那种梦，是碎的。

这里是沿海霞浦县域，位于中国东南向的福建，是渔民和农民为主体，混合着一小众被称为“居民”的乡村世界。1970年代，即上个世纪中叶，一段无比粗糙的“文革”插曲，令中国人惊恐愁怨得无处哭诉。历史被“插”得很血色，很动荡，很悲伤。

在这天涯海角，也不乏呼应者。他们难免邯郸学步，或干脆也搞点狗尾续貂的花样翻新。 不管因果怎样、程度如何，悲剧总要同夜幕一般降临，人类的错误总得在一个时段，或选择一个地方固执地重复。

而我，同这个小镇也有故事。孩提时代的某种沉重已被时间稀释，即便发生过恐怖主义般的“文攻武卫”，也早已被不断增强的承受力所缓解。其实，能全面吞噬一切不愉快往事、并给自己未来有所安抚的，正是时刻浮现心脑的那一片澎湃思想的大海。

三沙港湾，还是有它奇特的自然魅力的。龙长的海岸线，金黄色的沙滩，草绿的水面，还有从前偶尔抬头能望见的海鸟。

镇上惟一的一条街道，所有存在都那么无拘无束，暴露无遗。那股淡淡的海腥味和被鱼骨感支撑的审美，构筑了简单的每一个日子：略带原始的开放与有所张扬的顾盼，和从海域形成的想象以及脱缰野马般的性格，能让外人感觉亲切且陌生、温柔又生猛。

我的线路没有图，而同学是当地人轻车熟路。东澳小学，拐进一条巷子就杵在眼前。这一小块场地对我来说，已非记忆中破旧的单层土建矮房。它高高地，由几座半旧不新的教学楼构成。好想辨出一点蛛丝马迹来契合往事，但校门紧锁。贴着门缝，联想有点冰冷：在这里，几乎玩耍了两年。我不爱算术，被科任老师无情批评甚至持续嘲笑。

那时候，世道混乱却不碍局部的某种特异性。一不小心，先生们也是可以施展威严的。不管他们怎么灌输，你也只能乖乖就范。惟有一个特别疼爱并袒护我的语文老师，她是我心中模糊的天使。后来，我把她写进散文，并收入《悲剧的春天》一书里。老师笑了！是感觉到几分被尊敬或是被惦记的欣慰？而曾经，感觉我们同为天涯沦落人：一是被赶到乡下教书的地主的女儿，一是被“戴帽”下放的父亲的儿子。

我的小学教育，就像穷人家的小孩，随便裹件大人的破棉袄捱冬。嘴里整天咀嚼的，也几乎全是半生不熟的芝麻烂谷。许多课本读得你精疲力尽，头昏脑胀！稍好点，是如《愚公移山》、《纪念张思德》这样道德教化、不知就里的“老三篇”；糟的，则是能磕出筋骨见血、生硬如铁的观念诱导，裸露依旧无处不在的人间对立：“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刺激人性中的恶，让人在日常生活间不停地观察“敌情”，发现“敌人”，让那些尚未育成良性的大脑与躯体不断地生硬变形。而且，那个虚构的《收租院》和“大地主刘文彩”，让多少人们像白痴一样，对历史的栽赃与善者的污名，也莫名释放、得意了大半辈子！

我老师的父亲，也是斗争需要的假想敌。像无数的大国寡民，因聪明勤俭，有了点薄地，就成原罪的根源。当然，这不妨碍老师继续给她的学生们讲收租院的故事……

那时候，我们有大量时间费在歌唱，唱得没日没夜，唱得感天动地！唱法国人欧仁・鲍狄埃创作的歌曲频次最高。上早课，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下午放学前，就以《国际歌》结束。

而实际上，所有激情满怀投入的师生，对“英特耐雄耐尔”是没头没脑的一通瞎琢磨、瞎激情。尽管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方叙事，似乎也能对标满满、遍地克隆，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意淫”。

没人告诉我们任何人类文明的故事，马、恩又为什么要写《共产党宣言》？也更没哪位先生给出一点历史“剧透”：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带给世界是一种多大或怎样的进步。

反正，“文化大革命”也一股劲地踩着“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的战斗节奏。殊不知，“文革”革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那些仅存而有限的人性道德、社会人伦传统，被一场场惊涛骇浪所裹挟、所污染、所粉碎！

那时的大人与孩子差不多都是一脑子浆糊。我们看不清，眼前这个人世的非正常。而所谓“文攻武卫”中绽放的欢声笑语，只是一朵朵盛开的、结着毒果的罂粟花。

文明不到位，所谓“阶级斗争”不是扯谈就是造孽。

二

陪我回乡的陈同学，说他爷爷也是一名地主，过去在镇上经营有一片粮行。可一阵风暴到来时，所有财产都被充公了。要命的是，一颗子弹结束了一部起早贪黑的私人发家史。底层革命，有时就只是对一句口号的简单响应，并不需要有什么严谨、正当的逻辑推理。

事实上，中国乡间多有寒酸不堪的所谓“地主”，还有那些有教养识大体的“乡绅”，他们一直维系着乡间的传统文明与社会良序。

问题是，乡村的新政，并未导致野蛮的退场，历史的暴力卷土重来。而教化新生代，也成为最佳的途径之一。改造和服从，人们自幼就被要求接受这种现实教化，不论都市或是乡村。而那“土改”，一群群老实巴交想安康的农民，平白无故地死在了阶级仇恨的杀戮之下。

这是人类以进步的名义，进行的一次对无辜生命罕见的讨伐。如今的教科书，是否让下一代人学会点反思了？

由于小学期间我多地转学，校园之间的环境、师生都大同小异，也谈不上有爱恨情仇的小纠结。倒是想到了一位年轻军转教员，搞了别出心裁的“红小兵尖刀班”。他自命不凡中带着点专制，严苛的训练队列最后赢得成果：全公社小学学军比赛第一名！作为“尖刀班长”，我平生第一遭获奖：独得一张印有“英雄杨子荣”的大图片带回家。

那位老师笑得很得意，感觉在庆祝自己个人意志操控集体的胜利。陈同学告诉我，其他人从这毕业后，大多数都在本地继续升学或开始谋生；几个经商，几个公职，似乎能混得特别好的并不在多。回乡、上山下乡，就如台风扫荡下的果园，像他这样能一路顺利升级、考上大学的是极个别。这是时代留下的痕迹：面对动荡，别无选择。

不过，这所学校出了个中共的大人物，他就是当代本镇最大的名人、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杜星垣先生。他亲笔题写的招牌被钉在校门口，如此供人瞻仰。我还好过奇，这么个曾又破又脏、猪狗满街闲逛的乡间，竟然也藏龙卧虎？当然，自己这种推理非常可笑。荒乡避壤或穷山恶水，正是革命者的摇篮，所谓穷则思变。不过，杜老先生多了一层理想与理性：外出求学，投身洪流。

但我真正对杜老前辈肃然起敬，是知道他曾与几位北京的老先生干过一件有魄力的事：劝请过被罢黜的前总书记留下了口述史。这个不管地位多高，都会讲究看菜下饭的年代，要违背常规、行非常之事决非易事！当然，在乡亲眼里，他杜老就是当地任职北京的“最大的官”；在官方乃至校方的各类名册中，便是一个名正言顺、标签鲜明的“革命家”。

在真实的关系中，我们只是一个跨越时间、无缘交织的老校友。不过，除了一种必要的辈分仰望，或许很难在一场想象的历史宴席间彼此相遇。客观上，杜老先生是马列主义的推崇者，而我则属于后生，还遇上了一个有所反思的时代。对于“人的解放”，已不同于“布尔什维克”的观念。而自由主义者柔润的酒杯与保守的口感，也不适应过于烈性的伏特加。

这是县第三中学，一副寂寞的颓势却进入我的直觉。时逢假日，人消声遁。穿制服的保安大开着衣领，一副无精打采，表情懈怠，有点国产电影里民国巡警的味道。据说一场来自上面的教改意志，这里的高中部被撤销了，以往的一点竞争优势也不复存在。这种教育的剥离降准，对一个小镇的文化生命，自然构成了一种不小的伤害。

虽和小学一样努力除旧立新、高房连栋，但空间在视觉上却难以延伸。在我从前很大的一片操场，眼前，被岁月的目光收缩成一个小小的圆圈。

从前一字排开的初中教室太阳直射，楼前光秃秃一片，不见往日那青葱树木。那时候，物理叫“工基”（工业基础知识），而“农基”则涵盖了化学，闻着就有一股时代贫乏单调的滋味。而我只痴迷语文，还将小说带进课堂一埋头便忘乎所以，还不时选择性逃课。后果当然也很严重：政治老师当众不点名地批评：三天打渔，两天晒网！

这一切都已模糊。而今，我的初中一班，朗朗如潮的读书声在哪里？无知天真的争吵又遁逍何方？此刻，仿佛又传来一阵轰隆声，教室外的煤炭场崩塌了，一位同窗被掩埋，他是洋坪里人家的孩子，是花季少年。阴雨连绵，哀号未见，悲剧无声——这是我印象中极具惊魂的一件死亡事故。

从南洋回来口音极重的英文老师，家境贫寒个头高高的数学老师，身兼年段长面带冷酷的政治老师以及那些几乎全被蓝、灰、黑三色服装包裹的同学们，又曾以何种的方式最后定型了自己的历史？

每当我定睛在那些黑白模糊的照片上，便会延伸出诸多的感慨。不论师生，都如同被注定了命运的雕刻，陌生亦如敦煌莫高窟中的千年佛像：一尊尊，似乎都携带着属于年代的神秘；一道道，也都附着某种陈旧的、信仰含糊的色彩。

初一年，当然属于小屁孩的年纪。再早熟，也不过是多了些好奇心与幻想力，难免天真和蹩脚。我时常跑到海边，望着浅浅的白浪滚向沙滩，或是远近的渔船在海面摇曳。而自己，大概也只会如暴风中的海涛那样恣意起伏，一阵胡思乱想。

有许多个那时候，死也不会像诗人海子那样，喊出“面向大海，春暖花开”这样安慰失望的美妙诗句。那时候的语境是敬祝太阳，万寿无疆。即便提到大海，也依旧是舵手的染指、领袖的风采。一个小屁民，能闻出海的咸味，能看出水的力量，再能琢磨出一点渔民们应该如愿打渔、自在生活的道理，那就是上苍的眷顾了！

为此，我很少联想过自由。虽每天都要面对语录满满的课堂，面对赶鸭子上架的家长，也面对说不出一句表达人话的大海。其实，我感觉委屈了自己的是：那时候，父母在外忙于面对工作和社会，老师也勤于运动和填鸭。一个13岁的孩子，不会独立地料理精神与生命间的平衡。就像日常，晒一张渔网，或会有十分有趣的过程，而直接出海去捕鱼，那就显得过于早熟或沉重了。

乡土或地域是因人才获得了意义。而有人的关注，它就可以走出平凡，得到一种改写或成为新的存在。许多时候，只要深入一个陌生环境，我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他们”：那种作为人的存在，亲手变动了我们眼前的所有一切。

三

在霞三中操场边，今天也有一堵白墙，上面刷着豪言壮语，祖国与家乡互为衬托却不着边际；用劲抒情也颇感苍白，让人触摸不到教学的性格和育人的风骨。并且，设计者还把当年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也体现了一下，那是对三沙在内的三大港口的曾经构想，欲望民国的影子在此苍白地亮了一小道。

孙先生是个革命的先生，他选择了苏俄的暴力路径。国共合作，势如破竹。也使这个国家与革命不时发生了荒腔走板。具体到东海这一角海域，孰轻孰重也捋不好必然的逻辑；缘于“国父”，而被刻下一道印痕。在此一隅的“古镇”码头，一派风高浪急，我曾搭上一艘客轮驶向了上海，成就一个浪漫的记忆。眼下，它依旧是个深水良港，颇具开发利用的大潜力。许多年了，推进未来的力度有限，似乎还在翘首以待。

我们登上了“花竹”。这是三沙的东边海角，一个可以时刻监测、识别、拦截空间信息的战略制高点。我明白，对象应该是台湾岛，枕戈待旦？但架着的圆形雷达，只是行人眼里的一道景物，也希望永远真就如此。

这花竹，山不高，却秀气隽永；树不茂，竟氧气扑鼻。几条小路，分别串入海滩或穿向山崖。途中遭遇了男男女女，个个笑脸相迎。也许喜欢拥抱自然的人，生命的欲望往往经过清理而变得柔软、可亲。这里曾很封闭，近年通了水泥路，小车也能登顶。

外来观光客在此留宿，除享受格外惬意的陌生海景，还美美地获得一轮日出的意外照顾。俯瞰一整片大海汪洋，还能隐约延伸，望见远处星星点点的大小岛屿。一尊伫立山峰的高大观音，侧面看去，似乎多出一方人间的悲悯透视。只不过，前来朝拜的信众寥寥，惟遇海风阵阵吹拂。或许，那些刻骨的虔诚总被撩倒在半路；而信仰，也显得一些些地寂寞？

下了山，一眨眼就回到三沙街头。同学指给我说“这是省渔业公司”，现在被一对兄弟给分包切割，成一块块私企了。哇啊，都成这样啦？我不得不感到惊讶！记忆中，它曾是一艘身板巨大的“泰坦尼克号”——大型省管国企。一个小社会，封闭循环、自给自足。想当初，以其独立自主的分量，它也完全不把面前的乡镇与远处的县城放在眼里！

所以，那时候，从这里走出来的人，也感觉个个都姓“赵”。自然，镇上也有若干“地头蛇”欲挑战“赵太爷”的，结果屡屡败北。省公司这艘船，往往能承载并决定他们以及亲戚邻里的生存命运，即便人家认个临时工，也能让你混上一日三餐管饱的口粮！

但是，在我后来的回味中却可怕地发现：那每天发往省城的一车车冷冻水产品，正标志着某种权力的漫无边际，它们自上而下。但这也是脆弱的，潜伏着不可逆转的体制危机。当遭遇开放改革，经济回归到相对自由的航道，一阵滔天巨浪，陈旧的巨轮顷刻间覆没，带着昔日荣光一同沉入了海底。

记忆中存贮的全是发黄的碎片情境，要想拼接起来已全然不可。而今天，一次忽然地回首造访，我浅浅地听到了一阵那“海哭的声音”。不过，我还是为小镇的今日感到某种幸运：计划经济的破产，给自由市场空出了一条私有经营的活路；那种“要死就死在一起”的固执，也被观念的海风轻轻吹散。

这个小镇，是在无任何准备之下闯进我的生命历程中。短短几年，某些生活的完整性已给割裂、损伤、丢失了。那种追随父母东迁西移的动荡，给童年和少年带来不安与恐惧的触动。

比如，刚在车窗外一晃而过的邮电所旧址，至今还刻着某个夜晚褪不去的惊悚：镇上那些修鞋、打铁、织布等各式流氓无产者组成了造反派，他们手持红缨枪、木棍、铁器等常见的武斗器械，正冲击着父亲所在的邮电分局。

外面火把熊熊、红旗招展、杀声震天。一位从城里逃亡、满头白发，被父亲同情的站队“右派”神情慌张，躲进屋里不知所措。最后，他在情急之下从三层高的顶楼跳将下去，伤死未卜。父亲抱着我，不让出声。

一群最没文化的人们，最带劲地参与了一场基层社会对文化的革命！今日想来，似乎也怪罪不得那些乌合之众。社会的制度是失控的，旧的传统被不分青红皂白归入“四旧”，在摧枯拉朽中失魂落魄；新的文化也没有建立，破坏、打倒、消灭的意识形态也算是一种替代品。当法治还处于零起点，所有的人性都可能激发出恶魔的趋势。

如果说还有什么可同个人的日子挂起钩来，那么，就是从前这里的百货公司。如今它被小商贩分割包间，淹没在汹涌澎湃的店面群体中。它曾是这个渔镇上最琳琅满目的所在，惟一说得上规模齐全的购物中心。在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它也象征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特色权力。

母亲在此只负责站柜台，销售各种家庭的日用商品，而与生产资料和糖烟酒等紧俏物资的分配权无涉。但是，带着荒唐理论指导的斗争在这并未被缓行。我目睹了一次次将“走资派”、“反动派”与“地富反坏右”挂牌批斗的场景，革命群众的专政铁拳起落得抑扬顿挫。

我亲眼所见，几个被殴的受伤者爬向厕所、直扑尿缸一阵狂喝！可怜那位满脸雀斑、本就瘦骨如柴的“老马”伯伯，卷缩地躺在冰凉的三合土地面，像一条风干的蚯蚓。

将一群正常人或老实人，硬扯成“牛鬼蛇神”成为日常行为；一种无中生有的人的或阶级的对立，制造了人间仇恨、伤害了人道常伦，也毁灭了人类彼此间必要而基本的信任与同情。这就是1970年代初始，就是那时中国社会一种基本面相。每每忆起，便让人不寒而栗！

这里也有属于孩童的乐趣往事。比如，我能每天品尝食堂炊事员财弟的天才厨艺，他手擀的面条，焖烧的糯米饭，烹饪的马鲛鱼无一不美味可口。还有，在营业厅的柜台缝隙间，不时可以拨出几分掉落的硬币来，或自己买了零食，或转手给乞丐。

坦白说，与成年正相反，小时候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吃货。除了鱼虾蟹贝这些三餐的海鲜品，就是五花八门的零食。父亲为鼓励我睡好觉、读好书，时常会给我两分到五分的零花钱（那年头30元人民币能养活一家数口人），这让我吃遍了三沙街上的各种小摊小食品。

甚至，父亲一位同事居然对我吃相也颇有微词：哼，这局长少爷！

眼下，同学们让我再走进一家小店铺，吃上经典的“闽南糊”，真是好吃！这属于渔镇历史的味道，并且还满足了我的一桩食品回味——“咸饼夹蛎饼”。这里没有麦当劳或肯德基，故此它被升级为“三沙汉堡”，算是完成了一次食物观念上的现代链接。看来，地方的饮食文化不易改，但某种生活方式的变化却是不由自主的。

这条惟一的窄窄街道，过去只跑手扶拖拉机。眼下正频繁交汇着各形各色的小轿车，一片人车相触、道路拥堵的交通惨景。和北京城里的人们一样，这边手里玩的也是各种品牌的现代手机。兴许，那沸沸扬扬、喧嚣全球的5G产品也会很快登陆此地。

一条路道贯穿头尾，小店杂铺，营生照旧，惟有将靠嘴招呼换成了小喇叭招揽。人们来来往往，感觉不改声色，泰然处之。总之，飘荡在三沙空气中的无形神韵，似乎亘古不变。它的存在自然不是70年，而是与整个国家一道生存与延绵。

我想，即使发生了什么变化，三沙人的海洋胃口也不会轻易更改！

我在一家旧百货商店原址前止步。这里已被化整为零。以前就叫“供销社”，当初非常“吃香”。它有许多各种日常必需的消费品，但外面却几乎没有。它掌握着紧缺生活资料的流通，常常是凭票供应。有能耐的，便找关系、开后门、批条子解决短缺商品。

有位叫高丽的同学告诉说：很是巧合，小时我待过的供销社楼房，正是她家祖辈的私产，后被“公私合营”了！而那些前后左右的房屋，也都是他们家祖辈积累的。当然，这是一个时期的政治风潮，许多所谓合营最终成了国营，私营工商户们余下的只是一地的鸡毛！

这种模式，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发生在1955年的上海城，大小资本家们不仅为此跳脚，并且还跳楼（阿拉们比喻叫“跳伞”）自杀。全国一盘棋，自然也落不下三沙这个偏远小渔镇。

几十年后，我不再看到放养在大街上的猪跑，那样实在很脏很不卫生。不过那时猪的确不少，还有一个似乎专门为猪建立的食品站，居民们可以凭票供应，吃猪肉的多少成为一种身份象征。但令人忧虑的是，今天的猪肉也的确涨价了。而那个“供销社”或“公私合营”，只属于贫困的记忆，它真会从记忆中死灰复燃吗？

四

沿路看下来，已不见往日的“人民公社”。除“人民”未变，其建制早改称为了“政府”。许多年前曾在县一中胡校长陪同下，我进过这里的镇政府党委。也巧，表妹居然在此当“一把手”。当年她到省城党校学习时我就颇为惊讶：怎么好好护士长不当、小说也不写却来从政了？她笑而不答。原本一副美丽又内秀的，我也实在不喜欢女性进官场走仕途。

文革内乱，派别林立，是非混淆，直到武力收拾了权力。我也曾认识这个公社的一位革命委员会主任，在清查“四人帮”余孽中，被归为参与打、砸、抢的所谓“三种人”。据称，他是按名额被凑了数的，感觉也很冤。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后来靠卖盆景花草贴补生活、处境艰难而不堪诉说。

历史容易捉弄所有爱好权力的人。作为“三面红旗”之一被高举的“人民公社”，也是藏污纳垢。它曾作为一级政权的中心，也是“文革”彰显暴力的象征。还记得很久以前，某年作为工作队员，我参加这里多场的“三级扩干会”。

数百号人，其中不少是原本知识欠、性格弱也不谙政治的农渔民。但一次宣讲，一番言之凿凿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总动员，感觉这些大小乡村干部们个个都打足了鸡血。结果是，海风鼓着人疯。这些集中吃了几顿革命饭、在公权力面前的羊，一转身，便成了直逼改造对象们的一群狼！

镇上的人们万万被想到，一年之后天地又是一片反转，那被横刀豪斩的资本主义，由消失的尾巴长回了硕大的躯体。被允许自由种植的农民，被批准自主经商的居民，被确定开放的口岸地域上的渔农民们，又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存方式。

能折腾的折腾了，能富贵的富贵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公权走私与人文腐败，也是“混合型”特殊经济的一种构成。像中国所有的地方乡镇一样，三沙的“人民公社”也消失了，而那些有治权身份的人物也大大缩水。只是，渐渐地，替代行政的“政府”，在缺少强大法治的约束下，又不时长出“利维坦”的面孔。

土地的分配、农田的征用，房产的开发、民生的统筹等等，大多由政策而非制度来决定。权力的独断运作依然有巨大的空间。这使“人民”成了客观的附属，丧失现代公民的地位。他们也估算不出哪些属于“改革红利”，并且依然对公权力有所忌惮。但就这一点看，这里似乎还算不上什么严重的、施政走样的灾区。

一座旧影院，关门十几年都成危房了。一位租摊子做台球营生的妇人，对来人聊了几句。打开平时紧锁的观影大厅，一袭凉黑。借助门窗间缝的微弱光线，一排排座位若隐若现，加之几个人的低腔回音，亦如一节恐怖镜头。人头攒动、气氛热闹已成过去，人去楼空、死寂无比，象征一个时代的急速退场。

回顾1976年深秋，作为一方政治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我就驻扎这里一整年扫荡“资本主义”的乡村残余。这其实是一场足够让“社会主义”走投无路的教育运动。上面理论配套，底层一头雾水。对各种主义，其实谁都一知半解，也只能囫囵吞枣。身为政策的执行者，我们一时也享有巨大的特权。对这个镇上所有农民都可以审查管理，直接干预其生产资料和生存方式。比如：剥夺自留地与强迫计划生育。

而我这个刚过16岁的非党人士，竟然还负责对农业大队全体党员进行逐个合格审查，并一一写出鉴定意见！还有，那些半农半渔、不时沿街摆点水产品挣钱的社员们，一看到我们出现，就会大声疾呼“工作队来了！”然后一哄而散、四处逃离。那种感觉，犹如盖世太保闯入了犹太人的居住区。

工作队任务多，会议也是接踵而至。农民们随时等待着集中，接受宣传或训话，可以感觉那种冰冷冷、颤巍巍的反应，不知又会发生什么可怕之事。隐瞒一块自留地或未处置私家农作物，都可能严惩不贷。至于家庭出生或成份不好，与所谓“地、富、反、坏、右”相粘连的人们，就更是提心吊胆了——经历大小运动折腾后，已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刀俎间的鱼肉，随时可被剁碎！

记得第一次进驻开大会，现场竟有人在极力躲避我，神情惊慌。原来，他小时候曾将我打得鼻血奔流，也仅仅过去三年，担心被认出会遭到最严厉的报复！不想被误会，也不愿让他陷在恐惧不安里，一散会我便喊住了他。一副充满友善的微笑，顿时让对方满脸的紧张获得松弛。一番问候，更使这位乳名叫“石头仔”的小学同学，脸上渐渐堆起了笑容。据社员说，他家曾被划分为“富农”。

后来我偶尔回想起此事也很为自己庆幸：具备正常的人性，没那时代“狼奶”喂养的后遗症。骨子里就拒绝所有血腥、暴力的东西，直到今天，也依然指望一切能以理性和平的方式，使生分矛盾的人们得到和睦相处，让冲突对抗着的人类化干戈为玉帛。

今生往事，觉得这天下甚是荒唐。而那阵子，其实自己已是一个某种程度的“转变者”，尽管白天，不是煞有介事地清查旧账、听取交代，就是站在地头田间毁菜刨瓜、人模狗样地督战指挥。可一到夜里或周天休息，我却是日记悄然，表达着怀疑、不满和疼痛：为什么农民们不能拥有土地，不能自由种植——不能自我决定如何生存的命运呢？

偶尔，泪滴也会模糊纸上的一片字迹。这个运动对我个体的最大好处，在于催生了一种社会意识的早熟。对某种政策与制度不公的怀疑，也预示着被生活启蒙的开始——那年我高中刚毕业，也正值中国“十年文革”的最后一年。

这场浩劫与灾难，迫使整个民族文化的性格更加扭曲，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至今积重难返。对此，无数人扼腕叹息、义愤填膺而痛定思痛。但也有人故作镇定、不以为然。以何种态度对待历史怪胎“文革”，是保守残缺还是洗心革面，着实考验着整个社会的良知，也预示着一个民族是否拥有未来。

五

再说这影院。每日进出，便认识了这里所有的人。人们对工作队一直感到神秘莫测，故而也给予特殊礼遇。至今我还记得院长、放映员、售票员及验票员的大致面貌。他们是兢兢业业的劳动者，欲望简单，性情平和。那时期，入场的观众秩序很乱，每次都像抵挡洪水猛兽，使得把门验票扯副券的人，其“哇哇”的嚎叫胜过影片中反抗施暴的脚色。雇用三个哑巴干“撕票角”的差事，大概是受到牛的启示？照顾残疾人如此就业也着实罕见！

一妇人回我话：倒闭了，只剩一人看着，是个80多岁的哑巴。她指着远处一个腰背弯弓的老人。敲钟人——我当即联想起维克多・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里的葛西莫多！但他并不丑，只是比以往缩水了许多，完全蒸发了青壮年时的朝气。

眼前破败的影院，也与塞纳河畔富丽堂皇的教堂毫无可比性。但它数十级的台阶、独一无二的建筑，曾持久不衰的娱乐与各种大会的焦点，也支撑了本镇几万人消解过于匮乏的精神生活，见证了一段风雨如磐的人间岁月。

下了台阶，正当我坐进小车准备离开时，车窗外面竟然站立着一位老者。正是他，刚从远处背对我们的哑巴！还依稀记得，那张中年消瘦却无比亢奋的面孔，以及那副力大无比、声如洪钟的守门人形象！

眼前，头发花白，面容失色，神情憔悴；满脸皱纹像汹涌的波涛，昔日那核桃般饱满的眼珠也浑浊发黄、变形暗淡了。他也一定认出我了，当年进出影院从不用掏票的小家伙——影院领导曾用大拇指对他比划、示意过，意思是：此人特殊，不得阻拦。他不知何为“工作队”，更不明白自然风暴之外还有政治的社会风暴。

此刻，老人迟疑着，谨慎探着脑袋，努力向车里投入聋哑人才有的笑态，如以往那样难置一词！当小车引擎起动，我意识到什么，便赶紧伸出手臂去触碰了他一下，像是在按住自己内心湖面上泛起的波澜？

四十多年，一层纸糊的时空，不经撕扯。那喜怒哀乐，都只是转瞬即逝的感触。我能够想象：那年代没有聋哑教育，被打了半折的人生是无趣而悲哀的。而眼前的我，在他感觉也一样地不可捉摸：过去和现在，始终走不进自己精神世界的任何角落！尽管那前后数年的时光里，电影院、街道或三沙任何地方，一种善意的微笑都从不曾消失过。

还有西澳，见到它时我才唤起脑里的一组画面。辽阔的沙滩，一个破窗漏风的加工厂，最重要的有我是故非亲的婆婆的家。老人一家善良得一塌糊涂！每隔一星期，母亲就会让我抱着换洗的衣服送到这里。虽也交付报酬，但实际上我在她家又吃又拿，早已形不成对等的劳资交换。可喜在于，这个文盲老人，以她超越凡俗的爱心，成全了两家的亲密无间。这使我少年的心灵间，也投射了一缕人性的光芒。

在后来的梦乡里，也偶有这位西澳婆婆的身影。可今日，老人早就归去无踪，西澳也已面目全非。但今日，星未移斗未转，只在缺乏建筑面积的海岸边，硬是被人利用设计出了一片空间来，形成至上而下、错落有致的艺术民宿群。

这一个角落加上另一个，的确都被崭新的欲望改变了。当海岸千年的石头开始作为风景说话，我便暗自相信：三沙的未来或许有了点自我拯救的能力。

东壁，他们说，在这里可以一边品尝海味，一边瞭望海面，然后还一边传播民宿的名声。可我却还是担心某种浅尝辄止：如此几处，简单提供匆忙来去的所谓文化休闲，能给三沙留下什么？如果文明不是由里而外的通身装备，脸庞上晃荡一两粒耳坠或抹点脂粉，审美自当迅速疲劳。能想起的，不过是一阵似曾相识无味的海风、无声的波浪。

这半天，似乎完成了一次轮回。我不是一个特别恋旧的人，即便对自己的故乡也是若即若离。作为生活的记录者，我第一次谈论了这个四十多前待过的渔镇。显然，人是最重要的感受对象，可能时间和见识所限，我确实还碰不见几个更新的、不同凡响的面孔，也不仅仅是这里的天涯海角；我是指某种具有精神风骨的人物，也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个阶层和领域。

直到今天，某种社会审美也依然模糊不清，包括那些看似壮观的宏大叙事。或缺纵横时空的文明消化，或多唯我独尊的文化掣肘，人们已不知该怎样做一种维护与选择。山道怎么走，海路怎么行，有时就会发生意外地错乱，无端地衍生出非水非土、非海非陆的异类歧途。而常识，诸如注重承诺、诚信遵规，良善为怀、将心比心这样的常识，也未必就会被完全认同与坚守。

三沙，从小渔村到大渔镇，经过了各种纷至沓来的时代变幻，让她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曲折与丰富。她的沉默或喧嚣，一定有自己的节奏与韵律，尽管也是大一统下的小区块。然而，这里有着与海洋一样生动的人群，更有比海豚活跃灵动的生命。人们世世代代的呼吸、生存与延续，艰难而又倔强，平凡而又壮观。

当然，对于三沙整个漫长的、更为复杂的生命脉路，其血管里流淌怎样稀稠的血与色，对我这个短暂栖身、又早已远离的外人必然知之甚少。如同对其全貌的认知障碍一样，很难不出现某种混淆和迷惑。

一个有心无心的匆匆过客，说不上对她有多少刻骨的怀念与倾注。但毕竟，她是与故土相连留给我的一片烙印，人们正被这个历史的大小浪潮覆盖或打湿，体验着惟有自己才明了的深浅冷暖。

面对如此一角人间，温馨或凄楚，快乐或惆怅，懈怠或昂扬，那是无法琢磨清晰的感知；每个人都有自己文化与精神的尺度，也可自由地丈量出喜剧与悲剧的不同方园。但从社会学的意义看，不论是称为乡亲还是相识，那个叫“三沙”的海边小镇，只要踏实一驻足，心头便骤然一阵风声雨声，血液为之沸腾！

2021.3.20·北京

作者简介：作家、评论家，原《影响力中国》总编辑，“2012年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

著述、出版《离岸的自由》《为常识辩护》《悲剧的春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