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闲来读南北朝庾信、宋人姜夔的诗作，均引桓温的故事。《菜根谭》亦有类似记叙。暮年此际，这桓温故事，庾、姜诗词，让我慨叹:回眸己身，况味杂陈又感同身受。因为我种的那些“柳”，别样而时年久远，物是而人非。

1970年夏离开航校，我与20名战友被派遣到某航空兵部队，我被安排与老同志段福林、丁盘兴同室。某日，老段对我说，他与卫振宗有家事羈绊，希望我和小滕（滕良伦）接替他俩办好板报。我和良伦分别应允下来，由此有了我的七年板报履历。戴指导升任政治处主任后，在副指导张留柱几年悉心指导下，我由最初的大白，逐渐知道板报主要任务、板报主要内容、板报的形式与特点，自主展开工作。有领导组稿，我们就有米下锅；否则我们直接赤膊上阵，以保持板报的连续性。良伦总以隶书抄写，工整稳健；我则随意，信马由缰，类如涂鸦。良伦今非隶书名家，但成模成样，超越平凡。而我则字态蹩脚，绵软无力，到老依旧。

1972年底，我部移驻崇安，政委娄安国、副大队靳秀生与我们同住一栋楼。在此期间，娄政委不免偶遇我们在休息时间打理板报，他往往会驻足停留，评点一番。1975年夏，大队、中队班子调整，从此再也无人问津、关注那小小的两块黑板。1977年8月，十一大召开，我探亲返队，发现良伦出差，黑板仍是一副旧面孔，我便趁休息时间办板报，来营造一下喜庆的气氛，而中队领导从旁经过，面若冰霜，那一瞬，寒入骨髓。虽然彼此形同陌路，何至于见乌及屋？！办板报无错，也不是鄙人谋求个人私利的阶梯，因为我的职业是飞行，是以技术和自己血肉之躯报效国家。我没必要以此曲线谋求升迁之道，但我也没有高大上的阵地意识，心里只有老段嘱托和我的承诺而已。我并不在意他人冷眼，依然坚持办报，直到离开这个部队。

我转业时没选择地到一所高校就职。在一个挂两个牌子一套班子的教材科（印刷厂）上班。第一天，是让我徒手画一副拣字工人常用字架。我的岗位是安排工人每天的工作，协调各工种生产环节的衔接，提前或按时完成教学所需的教学资料印制，是一个调度的角色。有时忙不过来，我也刻过钢板，像《红岩》中的成然。其时，我不满30岁，恢复高考的七七、七八级学生中有的年纪与我相仿，有的比我还大。我心不甘，很想深造。33岁那年，我通过考试脱颖而出、获得脱产学习的机会。因学业优良，毕业后上岗学报编辑。兜兜转转，寻寻觅觅，居然沉滞于出版编辑界，居然面对自然科学文稿，不敢说摘珠拾贝，删繁就简，更未能笔走龙蛇，但昏灯黄卷、坐几十年冷板凳，历经铅字印刷、激光照排、电脑电子集成、存储介质变迁、操作系统迭代、网络时代媒体纷呈与数字化潮流，终成一个职业编辑人。权杖富贵与我无关，但这其实很符合且折射了我的个性。那株“柳”在默然流年里，任凄风苦雨，悄然长成。而我，在退休那一刻，一瞥这株柳，已然苍老。

值此春意盎然之际，诗家咏春之作潮涌，自然免不了咏柳。这让我无来由思绪万千：那些曾经的点滴与累积，那些曾经的无心之作，竟似而又不似庾姜诗词中的桓温感叹之柳，在我身上竟重复演绎古老的故事。那个昔日板报何曾料竟是一块园地？是积极撰稿者、今日军旅诗人张桂林未名期作品的第一载体。也不知那些教我、催我种柳之人今在何方、岁月安好？

记下昔日种柳的文字，轻吟庾姜诗词，品味人生，犹如种柳：人生不仅道阻且长，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柳得柳。人人其实都是种柳人。

    2024年4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