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储存在记忆里的民间故事，大部分是爷爷讲给我的。

我比弟弟大六岁，是李家的长子长孙，大概是弟弟出生以后，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睡，十二岁之前，到了冬天，总跟奶奶钻一个被窝，冬天生不起煤火，也没那么多柴禾烧炕，屋子像冰窖一样，数九隆冬，尿盆里常结一层薄冰。至今想起来，奶奶那时候的腿脚总像冰棍一样凉。秋后到过年之前，总感觉日子特别难熬，漫漫长夜，长得望不到边际。

上小学之前，村里还没有通电，奶奶总嫌点灯熬油。农民从历史上就都遵循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短的时候不到五点就黑，吃完晚饭还不到六点。早早躺在被窝里，睡不着觉就让奶奶讲故事，奶奶翻来覆去只有那么几个，我早已听腻了。奶奶就让爷爷给我讲，爷爷的脑子里彷佛装着一部民间故事书，《猫狗耕地》、《公冶长》、《傻小子》、《隐身草》……每天讲一个故事，讲上两三个月都不会重复。

民间故事大都是一代代地相传。爷爷的故事除了来自于父母，很多来自于社会上的买卖人。爷爷年轻的时候，家里漏出的粉条，主要在附近的村子或集市上去卖，卖完卖不完当天都会赶回家。随着社会的发展，漏粉条的生意越来越难做，爷爷后来才改行卖小粗布和口袋的。我们那一代村庄，解放之前，日子稍微好过的人家，大都有织布机，除了织做衣服做被褥的小粗布，也织盛粮食的口袋。合作化以后，织布、织口袋属于走资本主义，织布机就归到了生产队里。解放前的爷爷，卖的口袋和粗布，是自己家织的，还是趸来的，我不大清楚，反正是把小粗布和口袋卖到口外。

口外，就是指张家口以北的地区，包括内蒙古一带，距离我们文安县有八百华里。不知是那里缺少纺线的棉花，还是没有织布机，人们用的粗布和口袋大部分是河北人倒卖过去的。卖完粗布和口袋，就从山里趸点柿子、核桃、栗子，回到家再卖掉，又可以赚不少的钱。那时候家里还没有自行车，爷爷推着一辆木轮车，不赶上雨雪天气，一个来回要二十五六天。秋后和冬天里昼短夜长，推着货又不敢走夜路，怕被土匪劫道，一般每天行走七八十里，天黑之前，见到挂着旧笊篱的大门口，走进去就住下来，那是路边的客栈。

人们住宿的客栈，也有好赖之分，有单间和双人间，最常见的是大间，一条土炕上睡十多个人。爷爷做的是小本生意，只能住最便宜的大间。大间里住宿的，操着各种不同的口音，有山南的，有海北的，以做买卖的人为主，“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生意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喜欢交流，除了交流各种赚钱的信息，也交流各地的风俗习惯，奇闻轶事……互相讲家乡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爷爷给我讲的民间故事，一部分就是从那时候无偿趸的。

爷爷除了喜欢给我讲民间故事，也教我猜谜语，“一条腿，土里生（蘑菇）；两条腿，叫五更（大公鸡）；三条腿，井台站（辘轳）；四条腿，钻窟窿（老鼠）。”……教我古老的歌谣：“黑老鸹，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老娘背到山后头，媳妇背到炕头上，媳妇要吃梨，赶了东集赶西集……”也教我“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一九二九不舒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我能把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信手拈来地引用到所写的三部长篇小说里，大都是拜爷爷所赐，或者说我文学的启蒙来自于爷爷。

爷爷读过几年私塾，会背《三字经》、《名贤集》，也会背《小九九》，只当于小学文化水平，但对于生活在乡村的爷爷那一代人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因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都大字不识。可惜的是，自从父亲去世后，爷爷就很少再给我讲民间故事和歌谣了。

                        二

父亲去世是1965年阴历的七月，“文革”是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开始的。大街上出现了一张张大字报，“红卫兵”的胳膊上带上了红箍，那时候我上二年级，三天两头地不上课，在老师的带领下游行，喊口号，看街上贴出的大标语，大字报，晚上有时候去看大队组织的“批斗大会”。

村里受冲击最大的是九户富农，家庭成分是土改时划分的，我家属于其中的一户。爷爷作为富农份子，属于被管制和专政的对象，赶集商店，走亲访友，都要向大队干部请假，家里来了客人，也要向大队干部汇报。门上坎挂上了一块“富农”的白牌，等于广而告之吧！本村的大人孩子都知道谁家是富农，走亲戚或者是做小买卖的，一看到门口的白牌，也就知道这户人家的成分高，那是一种耻辱的象征。

富农被人抄家，在我的记忆里只有过一次。那天刚吃过早饭，锅还没刷洗，猪也没喂，一家人就被气势汹汹的红卫兵赶了出去，大门上贴了盖有公章的封条。抄家结束后，柜子里的破衣烂衫都扔到炕上或地下，犄角旮旯，都翻腾了一遍，屋地都用锨掘开了一处，大概是怀疑藏着金银财宝。家中抄走了什么物品，丢失了什么东西，我不大清楚，只记得奶奶屋里的一对青花毯瓶，母亲屋里的一对红花毯瓶，都被抄走了。奶奶屋里的毯瓶，是爷爷从天津买回来的，母亲屋里的毯瓶，她结婚时的陪嫁。两对毯瓶能否值钱，我不清楚，只知道家里缺了粮食时，爷爷曾经提起过，要是咱卖掉那对青花瓷毯瓶，能买几口袋粮食呢。那时候一口袋棒子六十块钱，看来一对毯瓶要以百元计算了。红卫兵抄走毯瓶，给出的理由是那东西属于“四旧”。

我家被抄走的两对毯瓶，青花瓷的在大队办公室里摆放过，红花瓷的在大队卫生室里摆放过，后来都不知了去向。据我猜测，一种可能是落在某个大队干部手里，另一种可能是大队干部送给上级来的领导。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有个年长的朋友带我去一户人家做客，主人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著名画家石涛的四尺中堂，还有书法家潘仁杲的一幅对联。我在观察石涛的山水画时，就听主人跟朋友说，石涛的这幅作品，给我五十万，我没卖。当时我就被震惊了，因为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二百元，五十万，多么大的一笔巨款呀！当时在市里买四间房子的宅基地，才五千块钱，盖上一处四间房子两边厢房的院子，才用四万块钱。从主人家出来，朋友问我，知道他家的字画怎么来的吗？我摇摇头，朋友说，他曾经是红卫兵的头儿，那是“文革”抄家抄来的。朋友有些遗憾地说，咱吃亏就吃在不懂行的身上，那个时候，从地主富农家抄去的字画古董，有的被火烧了，有的被有心人拿走了。

“‘四类份子’们，马上到大队里集合——”村里的大喇叭又喊叫起来。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坏份子、反革命份子属于四类分子，简称地、富、反、坏。我们村没有地主，没有坏分子和反革命，富农就成为四类份子的代名词。

大队里召集富农份子，主要是让他们参加义务劳动，有时候去修补坑坑洼洼的土路，有时去坑里砸出人们挑水的几个冰窟窿，有时也去大队院子里清除积雪……他们干得最多的是每天早晨去扫大街。

扫大街是坚持了两年还是三年，我记不清楚了。全村的大街由南到北，由西到东，大概有一千米长，每天早晨必须清扫一遍，自备工具。爷爷总是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争取在生产队敲响早晨的钟声之前，扫完规定的一段大街。早起扫大街，一是不愿让人看到他们扫街时的狼狈样子，二是不想耽误早晨去队里挣工分。扫大街，最怕的是冬天下大雪，当人们还都没起床时，爷爷他们就开始清理街道的雪了，一直清扫到吃早饭才能回来，大队干部看哪个人不顺眼，还要用大喇叭喊回去返工，直到清理的大队干部满意为止。爷爷为村子义务清扫大街，起码自家要多买上了三把扫帚，多用了三五幅手套，也算是家庭中一项额外的开销。

至今，爷爷冬天扫街时的情景还刻在我的脑海里。东南方向刚出现鱼肚白，街上见不到行人，显得十分空旷，爷爷头上戴着瓜皮帽子，穿着老羊皮袄，娩当的大棉裤，一双棉鞋头子，戴着一副棉手套，显得十分臃肿和笨拙。爷爷弯着腰，扫帚发出有节奏的“刷——刷——”声，每挪动一步都感到吃力，看上去是那么孤独和无助。我有早起的习惯，大冬天拾粪交给学校，不只一次看到过爷爷扫街的情景。

以前，爷爷吃完晚饭就去生产队记工，社员们都是如此，生怕一天的活儿白干了。自从大队办起学习班，爷爷有时不等记工，就早早去那里了。我问过爷爷，在学习班学什么？爷爷说学报纸，念语录。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由大队干部给念，后来就让他们自己轮换着念。每晚的时间不固定，少则一个小时，多则两个小时，大队干部说什么时散，爷爷他们才敢回家。冬天，大队里办公室里生着煤火，学习班里不生，像冰窖一样。爷爷每天总是里面穿一个小袄，外面套着一件旧羊皮袄，一件厚厚的棉裤，以前过冬都是穿做的棉鞋头子，可那两年，都是穿从集市上买来的草鞋，鞋里还要塞上棉花套子，一个冬天要穿坏两双，尽管武装到了牙齿，可爷爷的手脚还是冻了。

正因为爷爷早起与晚睡，才没了时间和精力，也没了心思讲我喜欢听的民间故事、歌谣和谜语了。

                     三

“文革”开始后，村里召开了多少次批斗大会，早已记不清了，但斗争过的三个人我是知道的。白天人们要去生产队里干活，召开斗争大会大都是在晚上。那时候我十岁左右，正是喜欢看热闹的年龄，没少去看批斗会和游街的场景。

第一个挨斗的是姓张的富农。张姓富农在解放以前，雇过一个小长工，后来小长工死了，红卫兵们指责张姓富农心狠手辣，说小长工是给他家扛粮食口袋，被活活压死的。张姓富农雇用长工时，那些“红卫兵”们都还没有出生，看来是受人指使的。我后来问过爷爷，爷爷说不是那么回事，雇小长工是真实的，是否让他扛过粮食口袋不清楚，只知道小长工生病回家以后，张姓富农去过两趟，从来没听说过长工家找过张姓雇主的事。

第二个批斗的人也姓张，中农成分，论乡亲辈分喊他大伯，正是人生壮年的好时候。他从静海的王口买来粮食，在长丰集市上卖掉，从中可以赚到差价。人们卖自家的口粮，基本上没人管，但倒卖粮食非法。被人告发了，听到风声后他就跑了，在外面躲了一段时间，回家后藏在山药窖里。山药窖里空间狭窄，人要吃喝拉撒，后来就放松了警惕，从窖里上来解手时，被一个跑他家玩的孩子看到，孩子告诉了父母，是不是那孩子的父母告发的，我就不清楚了，反正被基干民兵抓到大队里，关了几天小黑屋，然后对他进行了游街，进行了批斗，罪名是“投机倒把”。

上面两个人的“罪行”，并没有激起广大贫下中农的深仇大恨，无非是喊喊口号，上台发言的总是那几个人，也没有一点新意，批斗了几次，那些组织者觉得没了意思，就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

斗争的大方向转移到一个被揪出来的“叛徒”身上。叛徒姓谢，一个响当当的老贫农，跟爷爷的年龄相仿，一个干瘦的小老头。每次村里来了运动，他都是积极分子。1965年搞起“四清”运动，“四清”主要是“清思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产”，一半以上的村干部被清出了问题。姓谢的三天两头向工作组打报告，谁说对党不满的话了，谁在某月某日走亲戚去了，谁没劳动也记工分了，谁从大队里拿走报纸了……有问题的干部，必须退赔，没钱就用财产去顶替，大队里摆满了桌椅板凳柜子，运动结束后，他捞到的好处是一个躺柜，那是村干部退赔的财产。姓谢的年轻时当过八路军，一个老干部被打成叛徒，与姓谢的一起被捕过，交代材料里说姓谢的也叛变过革命。姓谢的就成为了叛徒，被戴上了高帽子，除了站在台上低头弯腰，接受人们的批斗。斗到高潮时候，有人故意拉灭电灯，经常把他拳打脚踢一顿。斗争结束后，他总是鼻青脸肿的，后来实在是忍受不下去，就跳井自杀了。

那时候，姓谢的晚上不挨批斗，就跟富农分子们一起去学习班。爷爷说，那天晚上学习结束了，姓谢的从屋子里出来，在院子跪下来连着磕了四个头。参加学习班的人，尽管觉得他有些反常，但谁也没去想他会走上绝路。爷爷他们都回家了，他没回家，直接去了村子东南边一口浇园的水井，是跳井自杀的。

姓谢的死时，我正上小学，上几年级忘了，只记得姓谢的房子与学校对门，下课后我们都跑去瞧热闹，谢家的上门槛挂上了一嘟噜烧纸，门口两侧贴满了大字报，停放的那口棺材上都糊严了大字报，说他是“畏罪自杀”，红卫兵们站在棺材跟前，高呼着口号：“打倒大叛徒谢某某！”“谢某某死有余辜”！“谢某某罪该万死！”姓谢的长孙比我低一年级，跟他爷爷奶奶没住在一起，好像三年级没念完就辍学了。此后，姓谢的老伴儿经常孤零零地坐在门前，好像没活几年，也离开了人世。

那个时候，爷爷没挨过批斗，但跟着挨斗的游过街。姓张姓谢的游街我们学生也都参加了，挨斗的人戴着一定纸糊的高帽子，爷爷和那些富农分子们，也都戴上了高帽子， 帽子上写着每个人的名字，只是帽子显得比挨斗的人的小一些。召开批斗大会也是如此，爷爷他们属于陪绑的，就像枪毙犯人时一样，不属于死刑，也要被押到刑场转上一圈。

                     四

爷爷没挨批斗，与他待人接物，与他跟村人相处有关。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说过：“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结构。”

人属于一个群居动物，“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对于一般人来说，不相往来是不可能的，那属于“插上门朝天过日子的主儿”，几乎会寸步难行。我高中毕业后，回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爷爷年岁大了，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总是嘱咐我必须去跑去看看，比如谁家死了人，必须去吊唁，帮着忙和忙和；谁家盖房子，必须帮忙助助工；谁家有结婚的，也要贴贴喜字……爷爷说这是人情事理。

我十岁之前，都是人推碾子人推磨，碾子人们用的不多，吃面都是靠人来推磨。那时候，并不是家家有磨，因为磨一般都是在闲置的房子里，在露天地里，刮风和下雨的天气都没法磨面。我家有一盘磨，不知道是从哪个年代留下来的，安在南房里，家里没有磨的街坊邻居，经常来我家借磨用，有时候自己家该磨面了，人家来借，爷爷总是先让人家用，他说自己家可以透着工夫再磨。

爷爷常说，人家张一次嘴不容易，能帮上忙的必须帮，帮了别人，等于帮了自己。“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到时候不知道谁用着谁。好过的时候别瞧不起人，遭难时也别去巴结人。我离开农村，混上了一份官差，爷爷经常嘱咐我，“骡子大了马大了值钱，人大了不值钱”，我谨遵爷爷的教诲，回到农村时，见到父老乡亲，都要下了自行车打个招呼，该叫什么叫什么。甚至是爷爷去世后的多年，每到过春节时，都要给年长者去拜年，也表达一下自己对帮助过我家的父老乡亲的一点感激之情。

奶奶曾经告诉我解放之前发生的两件事。

那时候爷爷经常跑买卖，家里的地种不过来，有一年雇了附近村的一名长工，提前讲好价钱。过去雇工不是按月开工钱，而是讲清楚从春天到秋天，一共给多少口袋麦子和多少口袋棒子。长工干了半个月，熟悉了我家的地和场，然后提出一个要求，说是家里没吃的，想提前预支一口袋棒子，一口袋棒子是一百五十斤。爷爷很干脆地答应了，长工把棒子推回家，然后就狗吃麸子不见面。爷爷不知道咋回事，就到长工家里去问，可长工的老婆说他出远门了。爷爷无奈地从那个破落的院子里出来，碰到了一个熟人，爷爷就把事情跟熟人说了，那人告诉爷爷，说你被坑了，他经常干坑人的事，要想出一口气，只能去告官。爷爷回家跟奶奶说，咱自认倒霉吧！这种坑蒙拐骗的人，咱得罪不起，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我断定，那个坑过人的长工，土改划分成分时，肯定是一户响当当的贫农。

第二件事是家里曾经招过一次贼。

小时候，我们村子还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分为三片而居住，南头，北头（东头的人家称西头），东头，头与头之间相隔着几十米的距离，据说闹日本的时候，被称为三大村。我家住在村子的北头，两个李姓属于大家族，剩下的有两户梁姓，两户王姓，一户陈姓，一户孙姓。 那时候，爷爷与二爷没分家，太太也健在，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我家门口的东南侧是一座闲院子，三间坯房很简陋，没住人，放着牲口车、犁杖、老耙等农具，院子里有一口山药窖。

那是一个开春的季节。富裕的人家不缺粮食，贫困的人家，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一般会紧张起来。我家窖里还存放着麦茬山药，一般人家到了开春，窖里的山药早就吃完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二爷半夜回家，发现有人鬼鬼祟祟地从山药窖里爬出来，好像旁边还有一个装山药的口袋。二爷比爷爷小十几岁，正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发现有人偷山药，就高声地喊起来：“有贼——快起——”二爷把守着闲院子的门口。爷爷在屋子里听到喊声，就立马起来了，抄起一根棍子来到闲院子门前，四邻八家听到二爷喊招贼了，也都从被窝里爬起来。二爷告诉爷爷，有人偷山药，现在跑进屋子去了。爷爷对吵吵嚷嚷的众人说，我兄弟看花眼了，没人偷东西，大家都散了吧！二爷不服气地说，我没看花眼。爷爷使劲地拧了二爷一把，二爷才没继续往下说。众人都回家睡觉去了，爷爷也拉着二爷回家了，只把贼留在闲院子里。  

我不解地问奶奶，为什么不把那贼抓起来？奶奶说，偷山药的，就是咱这北头的，北头当时也就二十户人家，一猜也猜个八九不离十。山药又不是贵重东西，人家困难，偷就偷点吧！也算是帮补穷人一把。抓住那贼，他还有什么脸面在村子见人？放人家一马，一辈子会念你的好处。我也曾经问过奶奶，偷咱家山药的是谁呢？奶奶说，到现在我不知道，只知道那人把偷的山药也扛走了，咱没抓到人家的把柄，你爷爷从来不许家人乱说。

爷爷常说，能得罪君子，绝对不能得罪小人。以我多年的人生经验，不得不承认这话非常有道理，君子是有底线的，小人没有底线。假如爷爷这个富农份子，在过去得罪下仇人，“文革”期间，随便给你安上一个罪名，比如说你说了对社会不满的话了，比如模仿你的字体写一句反动标语了，那就有罪受了，拉出去游街、批斗，肯定会成为家常便饭。

                       五

爷爷那些年没挨批挨斗，跟我奶奶有关，也该感谢那些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

奶奶待人热情，吃亏让人，跟街坊邻居处的关系相当好。街坊有个比奶奶小二十来岁的女人，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妯娌、跟当门家族的、跟街坊几乎都打过架，但跟奶奶从来没红过脸，有了新鲜东西会送给奶奶。妻贤夫祸少，奶奶一辈子也没惹事生非过。年岁大了，我才深深地懂得了女人在一个家庭中的重要性。女人贤惠，勤俭持家，日子肯定兴旺，反之，一个好吃懒做，搬弄是非的女人，跟街坊邻居处不好关系，除了影响过日子，肯定会让男人在村人中的威信大打折扣，甚至给家人带来一些麻烦和是非。

奶奶活到八十八岁，我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经常看到三两个在我家炕上坐着的老太太，有的跟奶奶年龄相仿，有的比奶奶小。奶奶会把我从县城买回家的新鲜东西分给她们。那时候的工资低，一个星期回家一趟，无非是买点糕点、糖块、水果……奶奶一辈子都是那样，好吃的东西从舍不得往自己嘴里放，小时候给我们留着，我们都大了，她也老了，她就与那些老太太们一起分享，别人高兴了，比她自己吃了还高兴。她总是记着别人的好处，从不说人家的短处。记得我结婚时，剩下的大锅菜，她吩咐我给那些街坊一碗一碗地端……让我连着跑了三四家。在那个年代，有豆腐有粉条的肉菜，是平时人们很少吃的好东西。

父亲去世后，一直到我参加工作前的十几年时间里，我们家的日子是在煎熬中度过的。最难过的是两个关口，一是年前结算，我们兄弟姊妹都还小，家里只有母亲、爷爷和大姐挣工分，最多的时候要给人拿九十多的决算款。爷爷都是找人先替我们家垫上，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后才还人家，有时候一个集上卖不掉，还要把拉去的柜子存放起来，下个集市再接着卖。二是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年年都为吃饭发愁，没了吃的，只能是去东家借三十斤高粱，到西家借四十斤棒子……等踢腾了东西，或者是从别处借了钱，从集市上买来高价粮食才能还人家。村里谁借给过我家钱，借给过我家粮食，爷爷和奶奶没少和我念叨过，至今我还都一一记得他们的名字。

为了度过难关，在那个年代，爷爷也干过“投机倒把”的事。

长丰镇南边的“金元胡柳寇”（指的是金元村、胡村、柳村和寇村）盛产鸭梨，除了一少部分分给社员，大部分要卖掉。爷爷就去那里趸来鸭梨去换棒子，总是后半天去买鸭梨，天一擦黑才回来。一辆自行车驮着两筐鸭梨，起码有一百多斤。爷爷在路上驮着还行，回家后要推着鸭梨上一个两米高的斜坡，没人帮忙，根本推不上去。每次爷爷去趸鸭梨，两个姐姐总是在傍黑时分去村口等爷爷，帮着往坡上推车子。

卖鸭梨一般都是地净场光的秋后，昼短夜长。母亲总是起个大早，做好饭让爷爷吃了，再准备好两天的干粮。干粮无非是几个棒子面饼子和一块咸萝卜。夜幕上是满天的繁星，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狗叫。院子里的灯亮了，大姐轻轻地开了大门，先朝着外面看两眼，确定无人才向爷爷招招手。爷爷推着两筐鸭梨慢慢地朝外走，我跟在爷爷的后面。爷爷推着车子下坡时，我和大姐紧紧地往后拽着车子，生怕有个闪失。爷爷骑上车子，黑灯瞎火地驮着鸭梨顺着去县城的路走了，我和大姐才开始往家走。

爷爷是去霸州的堂二里或永清县的葛宇城卖鸭梨的，我们村距离那里一百三四十华里，要骑六七个小时的车子。那一带的粮食产得多，社员们没有闲钱，但舍得用棒子换鸭梨，至于一斤棒子换多少鸭梨，我不大清楚。如果顺利，能把鸭梨全换成棒子，在当天夜里赶回来，遇到顶风或者阴雨的天气，第二天才能回到家。爷爷那时候已经是快要七十岁的一个老人了。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用鸭梨换棒子，好像只去过几次。是不是被村人发现过，我不知道，反正没因为用鸭梨换棒子挨过批斗，但每次去全家人都跟着提心吊胆的，生怕有人告发爷爷“投机倒把”，告发后游街示众，挨批斗还都是小事，没收非法所得甚至还要挨罚，那可就雪上加霜，越渴越吃盐了。

至今回想起来，我最感激的是我们东邻。东邻住着李振同家，也就是我参加劳动后搭伴儿的饲养员和场头。他家虽然也姓李，但跟我们不是一个李家，爷爷在解放前买了李振同叔叔家的一处房子，他与爷爷之间一直有点隔阂。我家和东邻只隔着一个墙头，特别是在安静的夜晚，开大门插大门的声音肯定能听得清清楚楚。如果他隔着墙头看爷爷去卖鸭梨，向大队告发，后果不堪设想。邻居不去那样做，不得不佩服那一家人是堂堂的正人君子。

俗话说：“能惹远亲，不惹近邻”，不得不承认这句话有着深刻的道理。

                        六

爷爷中等的个头，是当时农村中少见的一个胖老头，主要胖在肚子上，两条腿显得很细，一蹲下去就连呼哧带喘的。爷爷的肚子看来是家族的遗传，包括我和下一代也是如此，人一胖，肚子最为明显。爷爷是在四十岁之前发胖的，跟常年跑买卖有关，做买卖吃饭没有准时的钟点，经常暴饮暴食，人就容易发胖；也许跟他的牙口好，胃口好有关系，爷爷活到八十二岁，牙一个也没少，吃多吃少从没闹过胃口病，多年间连个药片都没吃过。最困难的那些年，爷爷跟家人吃一样的饭食，那肥胖的肚子也没有瘦下去。

肥胖的肚子成了爷爷的负担，直接影响到体力劳动。父亲去世后，爷爷不满六十岁，对于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来说，基本上什么农活都还能干，耕耩锄刨，扬场打筛子，推土挑水……二爷家的二叔，七十七岁时还像年轻的小伙子一样壮实，掘地种园子，蹬梯子上房，推着一车土上坡都不感到费劲……而那时候的爷爷，从井里挑回两桶水都非常吃力。假如爷爷身体健壮，家里吃水的担子肯定不会早早地落在大姐年幼的肩膀上。

爷爷尽管出生于一个农家，但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这也许跟经历有关，他从父辈手里学会了漏粉条的手艺，先是卖粉条，然后从内地往口外倒腾粗布和口袋，赶集上店，以至于后来从天津往乡下倒腾颜料……一个骑惯了自行车跑小买卖的人，回到生产队里耕耩锄刨，确实不适应，几乎跟那些知识分子下放到农场参加体力劳动一样地不适应。

爷爷在生产队里经常干得农活就是捯粪。从各家各户猪圈里挖出来的肥料，都要推到大街上，必须捣碎了才能拉到地里。爷爷有时是一个人干，有时是两个人干，使用的工具是一把铁锨，一个三齿。先把大堆上的粪用三齿扒拉下来，一点一点地捣碎，然后用铁锨除到另一边，然后又继续从大堆上扒拉，继续捣碎……两个人捯粪比一个人要轻松一些，捣碎的粪用车拉到地里，那是种庄稼之前上的一种底肥。爷爷去生产队里干活，并不是强迫的，参加一天劳动，大概能挣六七个工分。他作为一家之长，少挣了工分，就会少分了东西，还要多拿决算款。

那个年代，农村也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提出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伟大号召，地净场光之后，我们生产队有几年曾戳起织口袋的一摊子副业。织出来的口袋，卖掉之后才能赚到钱。一开始，队长是派年轻力壮的社员去卖，后来，不知是爷爷毛遂自荐，还是队长慧眼识珠，反正爷爷开始去卖口袋了。别看爷爷队里劳动不行，可他卖口袋比年轻人卖得还多，也算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了。

织口袋的副业干了几年后，不知道是因为占用的劳力多，还是嫌赚钱少，后来不干了，生产队又开起了染坊，就是染布的副业。农村每年每人发一丈七尺三寸布票，拿着布票和钱可以从供销社买布料做衣服或被褥，不知道是农民缺钱，还是贪图便宜，反正有相当一部分人还穿粗布衣裳。织出来的粗布都是白色的，要染成黑色或者蓝色的才能做衣服穿，这才有了染布的行业。1964年，那时候对农民的管制稍微松一些，我家就开过一年的染坊。爷爷在解放前就从天津倒腾过染料，知道染布的流程和工艺，多少布料需要多少染料，加上多少火碱，水烧到什么程度染出的布料才不掉色……

生产队的染坊，只占用了两个人，一个是爷爷，另一个跟爷爷年龄相仿。自行车是家里自备的，一出去揽买卖就是一整天，中午自带干粮，出去一天，生产队里补助一毛五分钱还是两毛钱，我已不记得了。那个年代，只有公社所在地的国营食堂才卖饭，吃饭还必须要粮票，补助的钱根本不够一顿饭钱。爷爷中午总是啃干饽饽，咬几口咸菜，赶到哪儿吃饭，就让人端给一碗凉水。从周围的村子揽上三天粗布或者是掉了颜色的旧衣裳，就染上一次，染好后在生产队院子里晾干，第二天给人送回去，又接着揽买卖去了。

爷爷给生产队开染坊的那几年，我还上中学，爷爷他们为生产队里赚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只是听说年底决算，我们生产队比其他生产队的十分工要多值二三分钱。

                      七

我们兄弟姊妹五个，能够长大成人，不得不感激爷爷。

父亲去世的前些年，我们都还小，家里的工分挣得少，拿决算款是一项难以填补的窟窿，靠卖掉家里的东西也好，靠爷爷东摘西借也好，反正一道道难关都度过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从生产队分的粮食并不见多，吃饭又成了主要问题。那个年代，大部分人家孩子都多，有的养不起了，只能把孩子送人。

大姑家是长丰镇的胡村，她们家当时是六口人，大姑父和两个表哥，一个表姐都去生产队里挣工分，只有大姑和小我六岁的表弟吃闲饭，嫁到北京郊区的大表姐偶尔也帮补家里一点，但粮食年年都不够吃，日子甚至比我们家还困难。亲戚家要是穷了，谁也就顾不上谁。具体是哪年我已经忘记了，我记得小表弟还不到十岁，大姑回娘家后跟爷爷奶奶商量，说打算把小表弟送人。送给他北京一个叔伯姐姐。叔伯姐姐和姐夫是清华大学的职工，四十岁了还没孩子。我当时在场，大姑流着眼泪说，一是为了孩子去混口饱饭，二是少了一张嘴，家里吃饭还少嘬点瘪子，三是孩子大了，不至于因为富农成分找不上媳妇。爷爷对大姑说，我们也帮不了你，主意还是你自己来拿。不知是后来大姑和大姑父改变了主意，还是哪儿出了差错，反正我小表弟没去成北京。

那个年代，爷爷没把妹妹或者是弟弟送人，没让我们兄弟姊妹骨肉分离，就该庆幸。但爷爷为了养活一家人，遭了多大的难，受够了多少白眼，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我只知道一点皮毛。

社员尽管都是在生产队里劳动，由于村子与村子所处的环境不同，土地人均不同，有副业和没副业的村子更不一样，同一个村子不同的生产队，同样的土地出产的粮食也不同，因此，社员们的收入就有了一定的差别，有的人均口粮能达到三百六十斤以上，有的勉强达到三百斤。三姑奶奶家属于全县的先进大队，人均粮食和收入比一般大队明显要高很多。那时候，搞的好的村子，粮食满够吃的，有一些人家还有富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名声在外的先进大队，村里打光棍和换亲的人家就比较少。

爷爷曾经去一门直系亲属家借粮食，应该是奔着他们村子是全县的先进大队去的，他们家的日子比较富裕，那是一个初秋的季节，距离大秋分粮食还有二十多天。爷爷是特意早早吃完饭去的，亲戚一家吃完了午饭，主事的女主人刚刷完锅，但谁也没问爷爷是否吃了饭，大概是看到爷爷自行车后面的口袋，也许知道了爷爷的来意，就开口道，和我公爹呆着吧，我们还要下洼割草呢。爷爷一看女住人是躲他，稍微坐了一会儿，就带着失望的神色走了。

借不到粮食，一家人眼看要喝西北风了，爷爷鼓起勇气，去了同一个村子的表弟家。爷爷比他舅舅的表弟大十几岁，自从我太奶奶去世后，爷爷和他表弟过年都没了来往。但爷爷的表弟，也就是我的表爷，竟然借给了我家八十斤棒子。

我家是1975年的正月里翻盖的快要倒塌的房子。翻盖房子，都是由乡亲们主动去助工的，助工属于白尽义务，一天管三顿饭吃。房子四周的框子垒好了，上好檩条的那天，按照当地的风俗，要管人们一顿包子吃，称之为上梁包子。蒸包子的白面必须提前准备出来，爷爷在集市上碰上了我的直系亲属，他问起盖房的事情，爷爷就说说上梁包子的白面还没着落， 直系亲属说，我给你准备三十斤麦子吧。直系亲属主动借给麦子的事，爷爷回来跟家人说了。大姐骑上自行车，满心欢喜地去亲戚家驮麦子，但亲戚家的女主人说，我们家十五蒸包子还要去借呢。看来是男人做不了女人的主。大姐高兴而去，败兴而归。至于盖房的上梁包子的面是从谁家借的，我早已忘记了。

1977年的秋天，因为下涝雨，几乎没有收成。队里没分粮食，上级发了一个购粮本，每人每天供应八两，不够自己再去想办法。为了家里省下一点口粮，已经七十岁的爷爷，不得不带着奶奶投奔到天津的大舅爷家，我原以为爷爷奶奶是走亲戚，后来才知道，爷爷在天津要了几个月的饭（我会在另一篇文章里写爷爷要饭的经过）。家里的面眼看就要吃完了，去粮站上买平价的粮食，一分钱都没有。我把经常来往的亲戚都想了一遍，大姑家比我们家都困难，老姑家的条件稍微好一些，可老姑不主事，有钱也都是掌握她公公的手里。姥姥姥爷年纪大了，手里肯定没有闲钱，大舅家五个孩子，日子也不好过。二姑奶奶家的日子原来还可以，但四表叔和五表叔去东北已经有两年多了，肯定也没多余的钱。母亲也好，大姐二姐和我也好，跟人经济上又没有过一点来往，想借钱？谈何容易？

我才感觉到爷爷不在的日子里，借钱，是多么遭难的一件事。

大姐和我商量道，咱把家里的干草卖掉一部分吧？

每年立了秋以后，社员们都利用收工后的时间割青草，晒干后垛起来，放到开春卖给生产队或者公社收购站。每年我家要卖掉一千左右斤干草，是全队最多了一户，一般能卖到四分钱一斤。眼下生产队还不买干草，只能卖给公社收购站，收购站离家十几华里，还要借用生产队的小拉车亲自送去，起码要耽误两个人半天的时间，到了收购站，能不能卖四分钱，全由收购员说了算，因此，不太着急用钱，都是卖给队里。

我对大姐说，再想想其他办法吧！然后我就走了。

我交往的只有从小到大的同学，而那些同学又不当家作主。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我只好去了本家最近的一位爷爷家。那位爷爷比我爷爷小十几岁，与大儿子已经分家各过，两个叔叔都还没找上媳妇，只有那位奶奶一人吃闲饭，每年决算，都能往家拿钱，二叔在公社砖厂上班，除了每月交给队里十八块钱，还能节省十块八块的。要说那位爷爷家没有百八十的存款，街坊邻居都不会相信。

当我走进那位爷爷家说明来意，特意强调了卖了干草就立马还他，可那位爷爷竟然以“手里没钱”拒绝了。假如换成我爷爷，手里没钱，亲叔伯孙子向他借钱，他就是去向别人借，也不会让孙子空手而归的。没了办法，从生产队里借了一辆小拉车，我和大姐冒着凛冽的寒风，把干草拉到董村公社收购站，三分五一斤卖的，八百多斤干草少卖了四块多钱。

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借用主人公孙少平说过一句话：“生活中的亲戚往往不如朋友真诚。”我活了多半辈子，也深深地体会到，在你最落魄的时候，助你于危难之间的，不一定是你的当门族和亲戚；当你辉煌的时候，有求于你或者是想沾你光的，一定少不了你的当门家族和亲戚。

                        八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收到了廊坊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由一个土里刨食吃的庄稼人，一下子成为农村人羡慕的一名莘莘学子，那是家人和爷爷最扬眉吐气的时刻。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份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标志着对地主、富农份子的政策调整，给予了他们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他们的子女在以后的“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爷爷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几岁。

社员们那时候还是在生产队里混日子，我们大队曾搞起一摊“黑板涂染晶”的副业。那时候上课用的黑板，都是在墙上抹一块长方形的白灰，刷上一层黑墨汁在上面用粉笔写字。用“黑板涂染晶”，与墨汁刷黑板相比，用的时间久，价格也便宜。黑板涂染晶的制作非常简单，用黑色的染料和粉碎的骨胶，掺上少许的白石灰，混合在一起就行了，用一个牛皮纸的包装袋，正面写着“黑板涂染晶”，背面写着产品的使用说明，说明非常简单，就是把涂染晶倒在一个碗里，倒上开水，用刷子搅拌一下，原来白色的粉末就成了黑色的，刷在黑板上就万事大吉。

村里以前搞副业，并不是谁有本事就让谁去跑业务，业务员都是与大队干部沾亲带故的。农村人曾经编排过一段十种人的顺口溜：“一等人，村支书，社员把礼送到屋；二等人，村支委，跟着支书也挺美；三等人，跑外交，皮鞋手表大提包……”跑外交的业务员，不管能否跑来业务，吃饭住店请客送礼……都是由大队里全部报销，外出一天还有一天的补助。搞起“黑板涂染晶”的副业，改变了办法，全村人谁都可以去跑，每一袋涂染晶三毛钱，等于是批发给个人，卖多少都由自己说了算，其他的费用都由自己来出，大队里只赚不赔，卖不掉的不许退货，货款还不上的，在工分里扣除。

村子里的几个能人，先是骑着自行车去周围的县市，后来就坐着公共汽车和火车去外省市，出去跑的几乎都赚了钱。爷爷看着别人赚钱眼红，在人们的怂恿下，也批发了黑板涂染晶，与我二舅一起去了黑龙江一带，说那里没人去过，路费和盘缠都是向别人借的，全国粮票是从黑市上高价买的。那一年，爷爷虚岁七十三岁。农村有个说法：“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也就是说“七十三和八十四”是人生的一道坎。我那年正在廊坊师范学校读书，爷爷那么大年龄外出跑买卖，我一点都不知道。

爷爷和二舅是坐着火车去的东北，还没到省会哈尔滨就下车了，那是一个县城，先找个便宜的旅店住下来。第二天就开始去学校里推销了。学校里的工作人员六十就退休，最年轻的也五十多了，看爷爷一个乡下老头子推销黑板晶，肯定是把他当成了一个要饭的，三两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爷爷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去乡镇学校去跑跑兴许能推销一些，就从黑市上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在乡下跑了一整天，一袋也没卖出去。货卖不出去，爷爷肯定是着急上火，再加上吃不好睡不着，爷爷开始又拉又吐，也没钱去住院，只能是吃点药硬抗着，他感到自己的小命儿要交代在了那里，恐怕尸首都运不回去……多亏了有我二舅的照顾，爷爷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二舅把我爷爷送上了火车，他继续在那里卖货。爷爷没去坐天津的火车，而是去了廊坊。当时我不清楚把爷爷和自行车运到廊坊一共花了多少钱。爷爷来学校找我，我感到非常突然。爷爷见到我，情不自禁地老泪纵横，然后叙述了他到东北卖黑板晶的遭遇。我庆幸爷爷还活着，对他进行了一番安慰。正好宿舍里还有一个闲着的床铺，爷爷没去花钱住旅店，凑合了一宿。第二天，通过一个人认识的老乡，找了一辆去文安拉砖的顺路汽车，把爷爷和他的自行车一起带回文安境内。

爷爷做买卖拉下了饥荒，从大队买的黑板涂染晶也没处理掉，我怕他想不开，于是，晚自习后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信，第二天贴好邮票寄走了。从东北带回的黑板涂染晶，是被打成“投机倒把”的张福庆大伯接手卖掉的，帮着爷爷除掉了一块心病。

爷爷年岁大了，看来不适应外出跑买卖了。靠做买卖为生的爷爷，七十三岁坐上去东北的火车，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走麦城。

                    九

爷爷跟我说过，他一生感到最为开心的是改革开放后的时光。

1980年7月，我师范毕业后在县城的一所中学里当了教师，第一年的工资好像才三十多块钱，第二年大概是四十一块五。那时候，应该是市场经济的萌芽时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爷爷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又开始行动起来，他从信用社贷了二百块钱，进了一桶做黑板晶的染料。那时候，人们知道做黑板涂染晶的原料和制作方法，知道从哪儿买原材料和包装袋，大队的摊子散了，都成了家庭作坊。最主要的黑颜料和骨胶是从公社商店买的，爷爷的染料是从县城的五金公司批发来的，骨胶是给别人代卖的，跟商店的价格是一样的，半个月时间，一桶染料就卖完了，赚了二十多块钱，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别人能倒来骨胶，爷爷就让我利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坐公交汽车去了一趟北京，在大姐夫的叔叔租下的房子里住了一宿，买了两包一百斤的骨胶，又坐公交汽车回来的。除去车费和吃喝，交给爷爷，净赚了三十块钱。我记得一九八二年的年底，一个月的时间里，从五金公司批发的三桶染料，五包骨胶，一个月赚了将近三百块钱，比我挣一年的工资剩得都多。

爷爷除了卖染料和骨胶，后来扩大了经营范围，有从天津进来的食色，有整桶的凡士林，有从厂家倒来的纱窗，有从五金公司批发来的桐油……在长丰集上开始出了个摊子。每到集市的日子里，爷爷就早早地起来，把需要卖的货一样一样地装在自行车上，早饭也顾不上吃，在集市买个火烧或者油条对付一下，中午回来再吃。紧种的庄稼磨蹭的买卖，爷爷总是等集散了才收拾摊子，回到家都是下午的一两点钟了，才开始狼吞虎咽地吃饭。爷爷有个记账的本子，某月某日进了什么货，货的价钱是多少，某日卖货多少……记得非常清楚，月底有一个小结，卖的钱都交给奶奶保管。

一九八三年年底，我和妻子结婚了。当时家里只有三间北房，三间南房，爷爷奶奶和弟弟住一间屋子，大姐二姐已经结婚了，母亲和妹妹住一间屋子，中间的屋子两边是锅台，根本不能住人。星期日或者是假期，我和妻子回家就在南房里凑合一两宿，南房平时盛些柴草和农具，除了有钻出钻进的老鼠，还有刺猬。弟弟高中毕业也没考上学，也到了该找媳妇的年龄，于是，爷爷做出决定，盖房。

我家属于村里最早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

我家盖新房时，村里以前的房子都是平顶的，爷爷说咱家盖瓦房，前面出二尺的檐子。平房的屋顶原来都是泥土的，一遇到阴雨连绵的天气，屋子漏得连睡觉的地儿都没有。土地承包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有着明显的提高，一大部分人家才用白灰或者是水泥锤了房顶，时间一长，屋顶就会裂缝，还要修补。爷爷一点都不古板，意识比一般人超前。因为我家的房子盖的早，村里后来盖房的，大多数都参考着我家房子，盖起了一处处的红砖瓦房。

房子盖好住进去，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垫庒基花费六百，买砖不到六百，砖坯子二百，檩条四百五，门窗三百，预制板一百五，白灰和水泥一百，盖房的吃喝不会少于二百，小打小摞的各项开支不会少于三百……大概需要花费三千多元。那时候土地已经承包了，地里出产的粮食和家里养的猪，一年能卖二百块钱就不错了，只能够全家人穿衣吃饭和零花的，以及人情的来往。我参加工作才三年多，买完手表又买自行车，又要结婚，盖房的花销，大部分是爷爷做买卖赚来的。我和妻子数算过，如果靠着我们挣工资盖上一处房子，大概需要十年八年的。如果不是爷爷，我作为家里的长子长兄，盖房的重担就完全落在我的肩膀上。

房子盖好的第二年，弟弟订婚结婚也没少花钱，那些钱大部分也是靠爷爷赚的。

                       十

爷爷一辈子不抽烟，平时里一口酒也不喝，最大的爱好是喜欢种花，院子里曾经种过美人蕉、西番莲、木槿，还有栽在盆里的猴尾巴掌、仙人掌、金桔、太阳花、金丝荷叶、君子兰……一共有十多盆。那时的农村人很少养花，集市上也没见过卖花的，不知道爷爷的那些花是从哪里淘来的。他会按时给花浇水、施肥、打理，到了春天和秋后端出端进，总是乐此不疲。

八十岁时，爷爷跟几个老朋友还有着交往，常来我家的有金元村的袁景纯，柳村的郭士甄，何家务的宋宝健……村里没有饭店，都是在家里吃饭。爷爷会摆上四个或者六个盘子，有凉菜也有热菜，每次的主食都是由母亲包的猪肉馅饺子。与老朋友坐在一起，爷爷既开心又兴奋，有人端起酒杯对爷爷说，崇德哥，大伙敬你一杯，你这些年把孩子们都拉扯大了，日子也好过了，能有今天真不容易呀！爷爷感慨万千，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眼圈立刻红了。

不愧为爷爷的朋友，他们对爷爷看来是十分了解的。爷爷一生是多么不容易呀！二十多岁就失去了父亲，弟弟的婚事都是他操办的，日子正当红火的时候被划成了富农，受尽了歧视和屈辱。 大儿子十多岁就夭折了，二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三十一去世后，扔下了五个孩子，最大的才十二岁，最小的才几个月……爷爷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如何度过的一道道难关，吃了多大的苦，受了多大的累，遭了多大的难……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好在日子好过了，两个孙子也都娶上了媳妇，总算是盼到了出头之日。

岁月不饶人，爷爷毕竟是年岁大了，脱穿衣服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推着车子上坡都十分吃力。

爷爷是赶集卖货后的第二天病倒的，真正做到了“小车不倒只管推”。那是一九八七年的暑假，妻子从师范学校毕业安排了工作，我也从廊坊教育学院毕业返回工作岗位，爷爷得了脑血栓，在家让医生打了一个星期的点滴，病情算是稳定下来，能说简单的话，在别人的搀扶下还能在院子里转转。

母亲和奶奶，还有妹妹，再加上弟弟，对爷爷照顾的很好，我和妻子每个星期都带着儿子回家一趟，爷爷也算是没遭罪，两年后妹妹也结婚了，爷爷亲眼见到他拉扯大的孙子孙女们都有了各自的家庭，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在那年的初冬，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算是寿终正寝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爷爷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五周年了，但爷爷的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吃亏让人，自强不息，待人真诚，与人为善……我早已铭记于心，因为我们的骨子里是流着您的血液。

作者简介：李富强，河北省文安县人，曾当过农民、教师、文联刊物编辑。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万各庄》、《古庄纪事》、《富农的儿女们》，共计一百余万字，其中《万各庄》一书荣获沧州市政府第三届狮城文艺振兴奖。有对长篇小说《富农的儿女们》有声书感兴趣的，可以去抖音平台搜索@观云听雨（抖音号1047568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