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羁的童年

                  周龙岗

     童年的回忆总是有话题的。看到李强的《疏瓜之东西南北》一文，勾出了我童年深处最无羁、最不愿昭示于人的一些记忆，也算是童年灰色记忆吧，童年缺少了这段回忆是不完美的。

     我一直以为童年的回忆全是美好的，不论是干过的好的或不好的事情。即便是所谓丢人的、不光彩的童年记事，不论当时的时代背景，还是生活环境，发生过的、不是十恶不赦的、对之后的个人成长和社会没有造成危害的，都应该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已发生的过去本就是生活的导师，是人生旅途成长发展的导航。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无羁的事情不少，大都是在当时那个年龄里和现实生活中算是“丢人、现眼”的事吧，说大点那便是所谓的偷。想想童年，大抵算来也算个惯盗了，和村里的一帮孩子们“劣迹斑斑”，一起偷过生产队里的西红柿、西瓜、豌豆等，对了，还有桃、苹果。人过知非之年，时有同学聚会，或偶会农村下乡时的玩伴，这些童年的烂事也罢，甚或丑事、糗事也罢，在谈笑中都成了美好记忆的趣事。假如能功成名就、出人头地、衣锦还乡，也许会被传记者们千方百计搜罗出来，编辑成《某某趣事轶闻》之类，也或不可。

     记忆最深的当数偷苹果。那时的周末是单休的，每周上课是六天，只有周日一天不去学校。周六下午照例是先上两节自习课，然后大扫除，我们五六个同学大扫除时约好，回家后放下书包到村后小山包集合，然后去生产队的果园尝苹果，我们是不说偷的。

      记得集合后，天色尚早，我们在小山包上打升级（扑克牌的一种玩法），这里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到生产队的果园，一览无余。我们一边打升级，一边留意观察果园的情况，直到天黑后，我们每个人把长裤脱下来，用草茎代替绳子，把两条裤腿口扎起来，把裤子往脖子上一搭，径直朝果园摸去。看管果园的是结巴（我们一起的一名张同学，说话口吃，绰号叫结巴）的爷爷，平日里我们去结巴家里玩，张爷爷待我们很好的。

     到果园要穿过一块玉米地，我们六人一溜儿钻进玉米地，因长裤子脱去，玉米叶子刷得腿好痛，六个人都不敢吭声，悄无声息地到了苹果园边。观察一会后，我一挥手，都窜入果园中，我率先上了就近的一棵苹果树，也不知成熟没有，只要手能够得着，就胆战心惊地摘来往裤腰里装。其他几个同学依然往果园深处摸去，他们要去下午在山上看到红红的挂满苹果的那几棵树上，我刚摘了十几个苹果，只听得一声狗叫，四面叫声骤起，看院子的张爷爷也大喊着追过来，一时间寂静的果园，以致整个山村漆黑的夜空被狗吠声和人叫声划破。

     几个同学撒腿就往回狂奔，一个个身影从树下迅疾穿过，我瞧见同学们跑过，自己又一时不能下树，情急之下只能静静地待在树上。张爷爷从树下一直追过来，我仓促跳下树，向提前约好的汇合方向跑去。当我一路飞奔到约定汇合地点时，他们因担惊受怕，又跑得太快，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粗气喘个不停，还一边责怪一个同学咳嗽暴露了目标。当他们突然发现不见我时，都在互相张望着，不再争执了。

     过了一会，我得意地咳嗽了一声才慢慢地过去，结巴本就口吃，性子又急，急切地说“你、你、你、你吓、吓、吓死我了！”结巴一边说一边用手拍自己的脑袋，我知道他想说他爷爷老旱烟的烟锅头打在头上很痛，我也知道他们担心我是否被逮着了，当他们看到我脖子上挂着鼓鼓的两疙瘩战利品，一下子开心了。

     最后每人开心地吃了一个苹果，剩下的我们集中藏在了一个草垛里。后来的两天里，我们下午放学后，就在一起聚餐享用，玩升级，着实开心了一回。

     过了几天，我们若无其事地到结巴家去玩，张爷爷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审视了我们好半天，本就心里有鬼，张爷爷这一看看得我们手足无措，心里发毛。张爷爷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就不怕黑天半夜的，把你们腿窝断了吗，遇上狼咋办！”我们当时那个窘态，简直无地自容。后来才知道，第二天，张爷爷看到他孙子结巴脸上被玉米叶划的伤痕，就明白头天夜里干坏事的准是我们几个，这村子里就我们几个是难兄难弟，一把萝卜不零卖，平日里整天在一起，再说，这偏僻的山村苹果尚未成熟，有谁跑这儿来偷呀。

     回想起来，童年时实在是没啥水果可吃。山里虽然野果树不少，但是山大沟深，狼也较多。所以平时我们轻易不到距离村子较远的深山里去，偶有随大人进山，遇到野山桃之类，不论是否成熟，总会采摘一些回家，母亲会洗净桃子的绒毛，用水煮熟了吃，那也是童年难得的时令水果。

     白天也是我们童年干坏事的时候，特别是夏天的午后一两点，是我们作案的最佳时机。在农村，那个时候叫精上午，乡亲们都会避开全天最热的高峰期去休息。也有迷信的说法，说这个时候是野鬼出没的时候，最好不要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在小山村，我们一伙玩伴是没有这些顾忌的。

     那时，每个生产队基本有自己的菜园子，由一些年龄偏长的大人（年龄大的成年人）去看管，我们队的菜园子在村前的千河岸边，是由姓戚的大爷管护，夏日的中午正是他休息的时候。我们夏天一般常去河滩打江水（在河里游泳），偶有几次，伺机过了把水果瘾。说是水果，其实就是西红柿和地黄瓜。

     我记得我们绕到距离看菜园子的窝棚最远，又离瞄准的目标最近的绝佳地，在草地中爬行到西红柿地边后，把背心的下摆塞进裤头腰间那一圈松紧带里面，从搭起的人字形架下爬进去，只要带一点红色的西红柿就摘下，从背心的领口装进去，腰里鼓鼓囊囊，西红柿有架子作掩护相对好一点，地黄瓜就像西瓜地一样平展展，地黄瓜蔓交错，叶子和杂草相伴生长，黄瓜隐藏在其间，着实不好找寻，不过地黄瓜一般都是比较大，几个人吃一个很开心。

     虽然这种事情整个童年记忆里也就一两次，但是，在那个年龄是很刺激的事情，整个干坏事的过程比结果更令人开心，给平淡的山村童年增添了不少新鲜的体验。其中一些过程，都是从电影里潜伏、夜袭等故事中受到启发，去模仿、去体验，也是童年的一种冒险生活。

     童年最疯狂，最无惧的当属偷豌豆。豌豆在生产队是有特殊重要作用的，专门用来喂养牲口的补品，就如我们人类需要肉蛋奶，甚或海参燕窝等营养品一样。小时候，生产队都有饲养室，养有牛要犁地，养有骡马要拉车，驴一年四季从山上驮回粮食作物，再把粪驮上山地里，养有羊要剪毛、吃肉。同时，这些牲口除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以外，还有踏粪（产出大量的农家肥）的重要作用。所以，牲口在生产队是很重要的活得有生命的生产工具。生产队的饲养员是具有高觉悟、高养管技能的技术型人才，一个壮年男性全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活最高的十二分工分（年度中途分配粮食，年底全队用来决算的量化依据），而一个饲养员每天要拿二十四分工分。我记得母亲那时一天才挣6分工分，我们家六口人的口粮就靠母亲的工分，我们家每年都因工分抵不过分的口粮而要给生产队补缴不少钱。因此，从饲养员的待遇足见牲口的地位之高、之重要。

      为了养好牲口，生产队每年都要留出几块好土地，种植豌豆，以供牲口补充能量。偏的是这豌豆刚结下豆荚，豆子未发育长大时，这豆荚生吃特别甜，这也就成了农村大人孩子人人向往的美食了，因而也看管比较严。我们小孩子对豌豆的渴求，不亚于冬天里的雪糕、饥饿中的面包。也毫不例外地要想千方设百计吃到它，一饱口福。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铁杆子同学，在一起制定偷豌豆计划。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到豌豆地东边，一路到豌豆地西边，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先由一边大大方方地进入豌豆地摘豌豆，等看管的爷爷追过去了，另一边再进地去摘，看管的老爷爷追到那一边，另一边就赶快摘。就这样明目张胆地偷豌豆，其实说穿了就是明抢。这样折腾了半下午，老爷爷实在跑不动了就喊着我们的家长名字，说要告我们这帮碎土匪，在这样的无效恐吓后，他威胁说要告到队长那里，让扣我们家长的工分，听到这话我们就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再没敢偷。

     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简单。队长在晚上的全队社员大会上，狠狠地点名批评了我们的家长，说我们这些碎土匪无法无天，光天化日之下明抢，若豌豆减产将是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大生产，在第二天中午下地干活休息间隙，由家长给全队社员作检讨，从根子上要铲除破坏生产的动机，要管教好各自家的娃娃。

      我记得当时我们一起的一个小伙伴的母亲是从甘肃逃难过来的，后来嫁在了我们村，她一口甘肃方言，站在围成一圈休息的社员中间，大声地检讨：“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主席教导我们，允许人犯错误，也要允许人改正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误又不改正，改正了错误就是好同志。曹是懒汉懦夫世界观，爱吃好的怕动弹，在家没有做好孩子的榜样，孩子也爱吃好的，才去摘队里的豌豆。”话没说完，队长就大声地打断了检讨发言，严肃地纠正说“不是摘，是偷！性质完全不一样，看来你认识还不到位。”队长又上纲上线地发表了一通，什么要斗私批修，要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什么破坏生产资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表现等等，我们几个在远处看，我当时很佩服队长，能当队长就是有才，反而却没有一点生气。

     在我看来，我们并没有摘多少，更多的时间感觉这样很好玩，故意带着戏弄的意思和看豌豆的爷爷玩，咋就这样上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简直是老鼠蹴在瓮边上——上纲上线。饲养员的孙子整天兜里装着炒熟的豌豆吃，还光明正大地显摆，咋就没事呢。那时起，我在迷茫中有点看不懂这个世界了，就觉得有种被侮辱、被戏弄又说不出的感觉。

     现在想来，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的童年时代，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极不发达，生产力落后，物质匮乏，特别是生活必需品遇上天灾甚至是极度匮乏。童年在那个年代留下最深的是衣食住行的普遍问题，而吃是摆在首要位置的问题。不像现在的孩子，要吃啥有啥，琳琅满目的好东西多得都叫不出名字，都吃不过来，往往挑三拣四地选着吃。

      记得童年时代水果、小吃根本就没有，所以和现在的孩子比，对待零食小吃最大的差别是不存在挑拣的余地。我小时候记忆最深能吃到的小吃就是父亲买回的用大米爆的米花，记得有一年放暑假，为了防止山里的水把我吃成大骨节病，父亲出差去西安也就带我去换水土。

      一日在碑林游玩后，父亲买了一大袋子米花，一毛钱一袋，商店的阿姨就在码得几乎和我一般高的整整齐齐的一大摞米花上，用一个小叉子，平端了一袋给我，当时的幸福难以言表，因为我终于可以一个人独享这袋米花了。我一边跟着父亲走，一边用手抓一点，攥在手心用舌头舔着吃，彻底忘记了在西安逛大街看稀乎景。要知道，过去在家偶尔吃米花，总是兄妹四人分一袋吃的，就那也不是经常有，父亲每次出差都是一两个月回来一次，故一年也是吃不到几次的。

     山里的孩子，天性就比较散漫，做事考虑问题也不太那样讲规矩。在童年的记忆中，一些看似出格的事情无非就是瓜果蔬菜之类的小打小闹，为了一张穷极了的嘴，一时干一些看似不当的丑事。正如贾平凹在《丑石》中所说“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所以就常常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我不是要刻意给自己童年的丑事要描白，而寻找辩驳的理论基础。我是在想，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主导一个人的思维决策，由于年少无知，在人生“狗都嫌”的年龄，放纵地与村子里一群童年伙伴，无忧无虑，肆无忌惮地疯狂地快乐，也正因如此，才留下了深刻记忆的童年。

     山里长大的孩子爱山里，爱山里的青山绿水、一草一木，爱山里小路上牛粪的青草香，更爱山里满身带着泥土味、带着汗味和他们口中那口旱烟香的乡亲，爱山里从小一起玩过、干过丑事的小伙伴，不管长大后各奔何方，人生境遇各自如何，也不管多少年未曾谋面，一旦相遇，一句乡音，依然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温暖，那样的依依不舍，就像深深刻录在心里和大脑的磁条中，无法清理，无法隔离，更无法粉碎和格式化，因为那是生命中最无忧无虑的年代的回忆，美好的长情的回忆。

作者简介：

周龙岗，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诗词学会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苏轼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凤翔区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凤翔区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煮茶听雪》。

(审核:杨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