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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应在同一历史坐标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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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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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分辨其异同，找出其优劣，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是一些论者在进行比较时，没有首先确定其所比较的中西文化各自在历史坐标上的位置。须知，可比性不仅是比较研究的先决条件，也是比较研究本身的客观基础。虽然笼统地就“文化”这一母系统而言，中西文化是具有可比性的。但是从横的方面来考察，内容很宽泛，尤其是从纵的方面来考察，历史极漫长。如果比较时不事先界定其范围，就会在历史坐标上发生错位现象，这不仅是一个在研究方法上是否严格周密的问题，而且是在研究内容上是否准确深入的问题。
笔者仅从思维方式方面，谈一点初浅看法。一些论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整体性”特点，西方文化则注重“分析性”；或者说“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以整体综合见长”；甚至有的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博大的系统观”，西方文化却是精细的机械唯物论。在辩证法和系统论逐步深入普及的今天，按照这些论者的逻辑，似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大大优于西方近代的思维方式，所以现代西方也在瞩目中国，走向东方，掀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热”。因此，我们只要发扬光大传统文化，就可以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这样进行中西文化比较，表面看来，似乎也能言之成理，因为这些论者找出了不少例证。如《易经》的“八卦”说；《洪范》的“五行”说；《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荀子》的“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等等。这些论据中也确实包含着朴素的整体观、综合观和系统观。其实，与荀子（前313年—前238年）基本同时代、被马克思称之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等古希腊的先哲们，也具有朴素的整体观、综合观和系统观，而且他们关于这类思维方式的概括和表述，有些比中国古代哲人们更为准确清晰。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说：“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及其固有的整体论和目的论的观点就是这种宇宙秩序的一种表达方式。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种部分的总和’是基本的系统论问题的一种表述，至今仍然正确。”[1]因为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是具有共同规律的，都是人脑这种高级物质的产物，也是人脑的功能，都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在各文明古国，无论中国，还是希腊，当时都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够发达，决定了中西方各民族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可能进行准确的判断、严密的推理、深入的分析和高度的综合。他们在观察和研究事物时，常常只能笼统地对整体加以认识，其中很多是用幻想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联系，用臆想的成分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就是所谓“自然哲学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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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只是将中国的先秦和西方的古希腊的文化进行比较，无疑在历史坐标上是同位的，是可比的。但是，几千年来，在封闭性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总是重视师传道统、轻视革新创造，重视古圣先贤、轻视凡夫俗子，重视伦理道德、轻视科学技术。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大多力图与传统思维保持同一，把对经典的注释和考据作为研究的主要途径和方法，生怕越雷池一步，稍有出格不轨，就可能被扣上“离经叛道”之名。因此，从先秦直至晚清，其思维方式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与生产力低下相适应的自然哲学阶段。西方则不然，虽然古希腊之后至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黑暗的中世纪曾经出现了一个历史的“断层”，但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伴随着科学的发展，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有了一个大的飞跃。近代科学要排除那些幻想的联系和臆想的成分，若仍然对事物进行笼统的整体考察，就很难深入其内部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所以必须运用分析的方法，把事物一层一层地解析成各个独立的部分，并分门别类地进行考察，这就在历史的进程中发展成了机械唯物论的思维方式。这不但不是一个退步，而且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具有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陷，由于这些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2]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同古希腊人一样“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而是“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它虽然存在着类似“希腊哲学的缺陷”，但一直没有“屈服于另一种观点”。而“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的思维方式，“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3]。我国一些论者竟然将中国古代朴素的整体思维方式同西方近代较科学的分析思维方式进行比较，得出中国优于西方的结论，这不但在历史坐标上是错位的，而且颠倒了思维发展历史的“缺陷”与“进步”的顺序。
更为不当的是，我国一些论者还忽视了西方近代以来特别重要的历史进程，其思维方式又有了一个新的飞跃。18世纪至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到黑格尔创立辩证法又开始形成了更高层次上的整体思维。也如恩格斯所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的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及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的暂时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4]黑格尔之后，在以能量守恒定理、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为自然科学基础，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为来源，以对人类历史，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综合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更是整体思维方式的高度发展。20世纪40年代几乎同时创立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则是西方整体思维方式的又一重大成果。核能的利用、电脑的普及、卫星的巡天、登月的实现等自然科学成就，以及经济上跨国公司的管理、政治上全球战略的制定、军事上立体战争的指挥等，无不都是运用整体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
钱学森在回顾了人类系统思想发展的历程后，曾把它划分为“正、反、合”三个阶段。他说：“原来是有系统思想的，但不那么科学，是自然哲学式的。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了，需要科学化了，暂时又不得不搞还原论，搞机械唯物论。最终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时候又最后综合起来，变成了现代科学的系统思想。”[5]我国一些论者正是忽视了人类思维方式这一漫长的曲折历史进程，把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式”的整体思维方式当成“现代科学的系统思想”，却以为西方仍然主要运用近代西方机械唯物论的思维方式，无视现代西方早已主要运用科学的系统思维方式，因而厚此薄彼，褒中贬西，这种比较方法和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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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中国运用“现代科学的系统思想”，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尤其是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科学体系的整个发展过程之中。《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是经过科学分析以后的科学综合，为我国新民主革命总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接着在《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中指明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提升到哲学高度。随后在《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论著中得到全面体现。新中国建立后，又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邓小平理论则把“现代科学的系统思想”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在鸟瞰全球形势后，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纵观人类历史发展长河后，他指明了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普察中国现状后，他规划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在总揽社会主义时代的全局后，他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研究中西经济发展手段后，他明确了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后来，党中央相继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也体现了“现代科学的系统思想”。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其中就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科学的系统思想”。
我绝不是认为不同民族的前后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文化不可以进行比较，而是认为在进行这种比较时，必须首先指明其各自在历史坐标上的位置。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辨析，判明中西方各自的优性和劣性文化及其根源、性质，然后才能决定我们怎样继承和借鉴中西方各自的优性文化，以及怎样抛弃和排斥中西方各自的劣性文化，以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文化。
按照我国一些论者对中西方文化进行错位比较后的结论，似乎可以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我却认为，这仍然是一种开放后在世界各种文化冲击下，在几千年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中央大国”的心理的反映。恕我不恭，这正如阿Q所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那么，我们现在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文化，而不是开放型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基本上是科学落后时的文化，而不是科学发达时的文化，并且承认这种文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存在习惯势力，就会使中华民族失去自信力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就是承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的西方，但把西方文化，特别是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执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又一次承认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是同先进的生产力密切相联的文化，尤其承认我们在科学、技术、管理等方面仍然不同程度地落后于西方。这不但没有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的谦虚好学、积极进取、不畏艰险、发愤图强的民族精神，从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震天动地的历史进步，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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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拟稿，2006年改写，2012年又改，2024年7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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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科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集选》第3卷第4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系统理论中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第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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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琦新，男，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1970年调到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科任教，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在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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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