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上有一道重刻的金明昌七年（1196）《耀州华原县延昌寺三门记》碑，碑文记载：‘元魏宣武延昌二年（513），州郡总立一万三千条寺，此延昌寺盖其一也。寺之始末传记不可得而闻焉，说者考其故铭，以为自魏孝文皇帝延昌公主始也’。明乔世宁《耀州志·地理志·古迹》记载：‘州西十五里有延昌寺，临涧谷河，建自后魏延昌公主。始，公主持戒行，结庵于此，手塑万佛，人遂称万佛寺。’延昌元年，延昌公主去世，年 73 岁。朝廷敕以‘延昌’为寺名。遗址上原有金明昌四年（1193）‘法海石塔’1 座，系整石雕成，方形 10 层，高 265厘米，通体开龛，雕像计 404 躯，存药王山博物馆。另有‘延昌寺宗派图碑’‘王杴女造像碑’存药王山碑林”。在该志《旧志辑佚》章中还将现称之“魏洪达佛塔”与“法海万塔”混为一体。

6、关于延昌公主之墓，乔世宁之前的明代张琏（1471—1534，字汝器，明耀州官庄人。出身官宦人家。壬戊进士。累官御史、山西按察史、四川布政使顺天府尹、辽东巡抚，以户部左侍郎致仕。卒后赐三品致葬，祀乡贤祠。一生清廉俭约，为人刚介。待人以诚以礼，不分贫富贵贱，撰有《耀州志》2卷）。在《耀州志·地理志·陵墓》条中记有：“后魏高祖文皇帝陵，延昌公主”。不仅有陵，在同书《杂志第八》章还有“延昌里，在州面北四十里，管村五”的记载。与同书《地理志第一》章记载的“大唐山……在州西北四十里”方位和里数相同。（与乔世宁所编《耀州志·地理志》记载的“州西北七十里为大唐山，后魏文帝陵，延昌公主墓在其下”方位、内容一样，惟里数有异）。可见因延昌公主墓在此处，地名亦改为“延昌里”。

7、清代嘉庆时耀州知州陈仕林（顺天大兴县人，今北京市，在职期间曾重修耀州文庙、名宦祠、乡贤祠、明伦堂）在其编撰的《耀州志》卷十也有“州西十五里延昌寺，临涧谷河建，自后魏延昌公主始，公主持戒行结庵于此塑万物，人遂称万佛寺”的记载。

——上述地方史籍关于延昌公主、延昌寺、延昌寺塔的来历记载均源自于金代碑文。

二、有关延昌寺的四通金代碑文（按时间先后顺序列述） 经查阅《陕西金石志》中四篇金代碑文：

1、《耀州 XX 县延昌寺记》是最早的一通碑文，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十八年（1188）由主持沙门（梵语音译，出家的佛教徒——笔者注），惠湛立石，华原王 X 书 631 字（含缺字）。（此碑 20 世纪 70年代被当地村民砸碎修筑蓄水池。残石现存铜川市考古研究所）。碑文多处无可辨认。据载：“XXXX 皇帝建昌二年 X 跋 XXXXX室之胄也世 XXXXXXXX 访山林以 XXXXXX 至 X 华原始获胜地，清流秀岭，乔 X 异卉，可以自嬉存 XXXX 乃居焉。其后修 XXX 赐延昌 X 公主 X 也。于是鎔金作佛，日是 X 百躯 X 至于万尊 XX国人呼为万佛寺。……又抑以时代绵远，无籍可考，始以一时之语而述焉。XXX 者善行淑德 X 可 X 物。因系之铭曰:“……时唯后魏，帝曰武宣。粤有公主，王公外迁。不乐华丽，屏迹云山。X 行峭拨，壁立林泉。清阴古木，遶壁坐 X。菩萨万行，金口涌宣。日造百躯，以至十千。神功懿行，皎皎永传。浮图突兀，百寻 X 天。瞻仰尊缘，长为福田”……。首次提到了“后魏”“武宣”“建昌”“公主”之事。也提了“浮图（佛塔应是北宋所建之砖塔）。更重要的是“铭曰”中说延昌寺有公主之像：“超凡 X 圣，鲜丽比肩”，众人“瞻仰尊缘，长为福田”。显然，这篇碑文就是在称颂延昌公主的德行佛迹。

2、法海石塔碑铭，刻于金章宗完颜璟明昌四年（1193），系“住持门人僧惠湛立石”。与前记之立石者系同一人，王师古撰文。此碑铭 1175 字（无标点），主记惠湛为其师法诲（碑铭原字）大师生前煌煌“事状”师“就灭”后为之建石坟塔立碑之铭文。铭中虽未提及延昌寺的由来，但叙其师‘游学……见华原延昌寺之胜境，南望终南、太华，西接峨嵋仲山，东眺五台宝 jian，北观文武二峰。近则涧水带其左，远则漆沮其右，平原而下松涧之边，居民鲜少，茂林丛竹，之间而建招提（寺院。——笔者注），宅幽而势阻，真隐者之所居，乃曰境净则跡清，跡清则心定，终日登眺林泉，乐以忘归，因而寓居是刹”。还记叙了其师“又绘大殿八明王变相，观者令人骇目，心加敬肃”。“于本寺极力营茸，彩绘殿堂，创造佛帐，雕镂金碧，极为庄严，完缺补弊，表裹鼎新，皆海师之力也”。尔后剃度沙门弟子惠湛“游方”归回，“嗣师之志，修盖绘塑未备者，增葺，靡所不周。并于“明昌四年六月初十日于延昌寺创建石坟塔一所而葬焉”。

——石坟塔之意同于古时的“衣冦塜”。

    惠湛之师法诲大师“大定二十三年四月十月四日即只履而归乡里（注：宁州真宁县曹功村人，即现在的甘肃宁县）东寺而就灭也，春秋七十岁”。惠湛知讯后即于自己出家的延昌寺“创建石坟塔一所而葬”，坟前立碑（即法海石塔碑），并“于师之事状同来请铭”。此塔应埋于延昌寺地域之中。此塔与北朝晚期所建后从延昌寺 1982 年移至药王山北洞之“石佛塔（又称魏宏达造像浮图，后述）”并非同一座塔！故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铜川市志（1990-2010）古建筑》一节中将原来书载的“法海石塔”改为“魏洪达石塔”。

3、延昌寺三门记。此碑亦由住持沙门惠湛于大金明昌七年（1198）岁次丙辰八月十五日所立。由将仕郎充耀州军事兼提举学校事许世安撰文。955 字，无标点。碑文评述了延昌寺与延昌公主之起由（详见本文所引“《耀州区志·文物》章”，不再复录）。并述了修建三门（空门、无相门、无作门）之因：“兹寺居州之西偏，右临涧谷，左据唐原，而有山林之兴，加以殿塔崇峻，堂室宏敞，而杂以茂树修竹，盖华原之胜境也。期间缔构大㮣备矣。唯三门为未完绘塑”。故此“僧有惠湛者，纯笃精敏人也，念如来教育之恩，感公主崇建之德，乃罄其所有，广募工匠，经之营之雕之绘之，不日而告成。然后寺之栋宇为之一新，俾修定慧之业者，足以为入道之场；求人天之报者，足以为兴福之也，是为功也不伟与？”因而“有僧惠湛者，恨旧碑所载不足以发挥，兼三门之事已告成功……，余乃摭其实而书之”。此碑文是后人了解和认定延昌公主到华原县“誓修苦行”过程的较为全面详细的记载。

4、延昌寺剏修三门助缘姓名记。此碑由“住持沙门惠湛、助缘门人洪源洪德立石”于大金金章宗完颜璟承安二年（1197）。559 字，无标点。主载了惠湛创建三门时的信士助缘名单共 39人。未述及延昌公主之事。这四通石碑均由惠湛所立。时间跨度为从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十八年（1188 年）至金章宗完颜璟承安三年（1197），9年时间。药王山南菴之“金殿”亦在金时扩建留今。1127 年金国灭北宋并实际占领了永兴军路（陕西）。1142年金与南宋议和后秦岭大散关以北归金国统治。到金世宗、金章宗时，北方社会已相对地稳定下来。

      据《金史、本纪第八》载评：金世宗完颜雍“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孶孶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稟有余，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而金章宗完颜璟则《金史·本纪十二》载评：“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久，守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此一时社会稳定，承平日久，官方民间大修大建文物庙寺，也就是很正常的了。

三、现存的延昌寺内原有的塔和碑 

1、宋塔。详情见于前文已引用过的《耀州区志·文物》章。

2、被定为“北朝晚期”（约 535—587 年）所建的“魏洪达造像塔”，即“魏洪达造像浮图”，以塔基座处有造像主题名“四面都化主魏洪达”，故依命名惯例而称。各书均书之为“魏洪达造像塔”。四面，东南西北之指；都，总负责。化主，佛家指掌管化缘的僧徒。“魏洪达”，人名。——有人谓“魏”字系国号之意。笔者不以为然。北魏拓拔氏（孝文帝拓拨宏时全面汉化改姓为“元”）史家为与“曹魏”（又称前魏）相区别，故称为“北魏”“后魏”。而当时统治者则自称为“大魏”。如此塔之“魏”为国号，则必书之为“大魏”，并按常规要接刻年号。而此座基则直书“魏洪达”，可见“魏”为姓氏。先秦时期，魏姓最初活跃于陕西、山西、河南地区。西汉至唐代，魏姓主要的活动地区在北方和中原。按《耀县志·人口志》记载，在耀州 405 个姓氏中，魏姓排第 52 位。是在当地有影响的大姓人家。所以“魏洪达”当是此塔的化缘造就之主要负责人，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联系塔基圆炉西侧题记“张成刘氏施”，而在另一面，则有“西面都化主王广贤”（即王广贤负责西面）“西面化主王广 X”的题记塔身部位还有“化主 X 神晖”“礼越主 XX 郎”等题记。可见此塔当是多人合力造像而成。

      此塔为方形十级楼阁式石塔。塔座为收分明显的两层方形塔座，第二层较高，其中一面凿有十分清晰的阴线刻香炉、宝相花纹饰，以及造像人题记。塔座之上，为逐级收分的十层塔身，每层均凿仿木构出檐，西阔进深皆为两间，每间雕凿一铺五尊造像，则每面两铺十尊、每层八铺四十尊。十层塔身，共计造像四百零四尊。此塔 1982 年由延昌寺移至药王山北洞，设有专亭保护。关于此塔，一九九二年冬月所制的《石塔》介绍碑文是这样写的：“石塔，由整块磬玉石雕成，通高二点六二米，方形十层，共有造像四百零四尊。塔原置西原延昌寺（也称万佛寺），造于北朝晚期，为省级保护文物，一九八二年移此并建亭”。用中英两种文字介绍的《石佛塔》碑文与前文介绍基本一致，只是后文有这么几句话：“佛心慈悲，认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因此佛教塔层数一般都为奇数，而此塔却为偶数，在国内实属罕见，也是一个待解之谜”。

      对于这个“待解之谜”，学者们也作了探解。有的认为“或许，塔高十级，只是表达邑人百姓对于诸如成双成对、十全十美等美好寓言的‘偶数’崇拜罢了”。有的以此塔“从造像人题记以及雕凿风格看，这显然是一件尚嫌拙朴的民间之作。……因此，本该鲜明体现的时代特征与主流风格，在它身上却充满了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犹豫与迟疑”，从而认为“一个接近实质的答案就是——释道共祀”、佛道并立而建了十层……

      笔者认为，此塔十层之罕建应从“阴阳五行”的角度加以理解。按《周易》所分，奇单为阳，偶双为阴。此说法源自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河图洛书》。伏羲画天地赶卦，太极之时天地本无阴阳之分，太级分两仪后有了阴阳，清气上而为天立为阳，浊气沉而为地定为阴。男为阳，女为阴，阳画一横，阴画二横。此塔为十层，一反塔层须为奇阳之例，正因为是为延昌公主而建，“以置其像”，故有“奇地女阴”之象征。含有崇仰、瞻拜、纪奠延昌公主之意（笔者也有可能以后写篇专文）。

      这又是涉及一个与十层相关的建塔时间问题：有学者认为此塔“是一件尚嫌拙朴的民间之作”，故而专家们定性为“北朝晚期”作品。这是不准确的。延昌寺之宋塔自不待言，但此塔之建成时间在《延昌寺三门记》中记载得很清楚：延昌公主苦行塑佛时，“敬信者感其弃富贵纷华，乐斯贫苦，乃相与崇建宝塔，以置其像，构立精舍，以为依棲之所。精诚所感，不劳而成，国人因呼之曰‘万佛寺’”。所以，建塔时间应在延昌公主在世时，——北魏或孝文帝或宣武帝执政时期！正因是专建，故为十层也就是应中之义了，“拙朴”自当难免。

3、王扶梨造像碑。北魏碑刻。高 0.67 米，宽 0.62 米，厚 0.17 米，石灰岩，四面造像，计 84 尊，镌有造像人“王扶梨”之名。按其造像风格为北魏碑刻。现保护于药王山北洞碑林。

4、王杴女造像碑。唐碑。阴面主文系金时所刻。高 1.2米，宽 0.53 米，厚 0.29 米，石灰岩。梯形，四面造像，有唐总章二年（669）留款。碑阴于金大定时磨光，刻“延昌寺宗派图”（世系图，即用图表形式将族人按字辈以从长到动顺序列出）。碑字为大楷，模糊难辨，隐乎可见有两个延字，福字，修字，情字等，几难成句。现存于药王山北洞碑林。

四、与延昌寺有关的古今诗文 

1、清代咸丰年间州邑举人郭泌（城内北街新民巷人）在《耀州八景诗》之三题为“万佛神钟”诗中写道：“噌吰初破晓来霜，落叶迟迟满天荒。万佛金身传世久，千秋胜迹亦苍茫”。

2、清代光绪十七、十八年间（1891—1892 年）任知耀州的顾曾烜（字升初，江苏南通人，进士）曾撰写了《华原风士词》一百首。第三十三首是写延昌寺的：“结愿皈体未肯休，元家贵主苦焚修。庄严宝相知何处？万佛今无一佛留”。

      民国以及文革前未曾查寻到有关描述延昌寺的名人诗文。在现时几十年中的大型诗文征集、编辑活动中（如《铜川吟》《古人咏铜川》《铜川是座山》《咏耀县诗歌选》等书）笔者只见到有一篇郭建民先生在“可爱的铜川”散文集《远方山水》中有篇《延昌寺寻梦》。这几年偶有一些旅游小文散见于网络平台。比较有名的是耀县诗人、书法家杨鹏程先生写的《耀州八景》中的“临江仙·万佛神钟”之词。

五、解析“延昌公主”之谜 

      从本文一、二、三节的文献列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延昌公主确有其人，并与延昌寺、延昌寺塔一体相融！

      根据现有记载，延昌公主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高祖孝文帝元宏的女儿。因“天姓独悟，厌居欲海，一日私遁帝宫，隐迹山野，因“持戒行（恪守佛陀戒律的操行。——笔者注）”，故“结草为“菴……手塑佛像万尊，以祈幂佑国人。……国人因呼之曰万佛寺。洎宣武即位，有司闻于朝，屡诏不起。延昌元年，寿七十有三，无疾结加而化。上悼之，敕葬于自北四十里大唐山，曰‘延昌陵’。赐其寺额曰‘延昌寺’”。（见《延昌寺三门记》）笔者遍查汉魏六朝、隋唐笔记小说，唐代之前的史书，唐代之前的公主史籍，没有发现有此一故事的官史、野史记载。惟一依据就是前列的地方资料的书证物证。真耶？假耶？实耶？虚耶？

笔者以为是可以确信的：

1、有实物，碑、塔与碑文所载相互衬合。且有陵地。并非文学作品中的民间传说，主观虚构，神乎其神。

2、史书可证历史背景，佛风炽热。佛教传入中国的时段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的西汉时期，昌兴于南北朝时期。而以北朝存在时间最长的北魏尤盛。著名的云岗石窑、龙门石窟的开凿就始于北魏。北魏高祖孝文帝元宏执政时，崇佛弦佛上下成风。《魏书·释老志》记载：“承明元年八月，高祖于永宁寺设大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帽，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自兴光（北魏文成帝拓拨濬年号）至此，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三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人，僧民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设有僧尼管理机构（监福曹），立有《僧制》四十七条。沙门道登圆寂“诏施帛一千匹”。西域沙门跋陀，有道业，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其子世宗宣武帝元恪“笃好佛，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録，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大营石窟，大建寺院，以致《魏书》叹评曰：“魏有天下，至于禅位，佛经流通，大集中国……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共寺三万有余……识者所以叹息也”。佛教之盛，“未之有也”！在此情此景此氛围下人人皆有可能成为善男信女！

事迹虽然可信，但有几个问题尚得释疑：

1、延昌寺所建时间。

      《耀州区志》引用《延昌寺三门记》认为：“元魏宣武二年，州郡总立一万三千余寺，此延昌寺盖其一也”。但《魏书·释老志》并无有“延昌寺盖其一也”之载。该记后文却记道：延昌公主来时仅有“岩谷林泉，雅称归棲之意”，乃结草为庵。房子和塔是“敬者感其弃富贵纷华，乐斯贫苦，乃相与崇建宝塔以置其像，构立精舍，以为依楼之所”。这才有了寺院雏形。可见当时并未有现成之寺，是延昌公主“誓修苦行”之所！

2、延昌寺的命名时间。

      依《延昌寺三门记》所载，应在延昌公主去世后，宣武帝“赐其寺额曰‘延昌寺’”。葬骨之地名“延昌陵”，此一地块名“延昌里”。公主也有了民间传扬的“延昌”名号了。

3、延昌公主圆寂之寿年。

      《延昌寺三门记》记为“延昌元年寿七十有三”（512 年）。这个寿年失实。据《魏书》《北史》所载，公主之父孝文帝元宏出生于皇兴元年八月（467 年），卒于太和二十三年（499 年），活了 32 岁。宣武帝元恪生于太和七年（483 年），卒于延昌四年（515 年），也活了 32 岁。其父按 15 岁结婚有女，至延昌元年卒，也不过 30 岁，距 73 岁相差四十岁！差数太大了！这是个耐人寻味的差数。为使大家能够通过此文引起对“延昌寺史话”这个题项的兴趣和关注，笔者暂把此事搁悬，埋下一个伏题，让大家根据笔者所列的事实阐幽抉微、广述已见吧！本人只能在此处表态一句：这个年寿时间计算差讹了！

4、“延昌”词义，与宣武帝之年号有何关系？

      延昌，绵延昌盛之意。北魏宣武帝元恪登位第十六年（512）改用为年号。他卒于延昌四年（515）。据《魏书·世宗纪第八》记载：永平四年平判事顺，诸国朝献，故于次年春正月改元为“延昌”，以示执政继续顺达。有人臆测宣武帝为延昌公主去世而改年号为“延昌”，显是小说家言。改元一般都是在当年正月所改，含有喜祥深意，不会为一人之逝而用之于年号。要说公主去世，按习规以用年号命以地名，诏以公主栖居之所用年号命之为“延昌寺”，安置之处为“延昌陵”，地块为“延昌里”，以示宣武帝对公主，这位姐姐（或妹妹）命运的同情、感动含有追念成分，倒也是顺风顺水，情理之中。民间和后人尊称公主为“延昌公主”，也是有据可依了。

5、延昌公主出家之因。

      公主前加延昌应是去世后宣武帝赐寺为“延昌寺”，而百姓顺势尊称而赋传。北魏建都数处。398 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部）。493 年，孝文帝元宏（即延昌公主之父）迁都洛阳，前边我们已用史料说明此时佛风大兴，寺庙大盛，公主生于帝王家深爱浸润，“近紫者赤，近墨者黑”，誓修苦行，不乐华丽，厌居欲海，礼佛敬天，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如果再联系孝文帝内官屡有变故，更能体会公主的隐迹情由。据《魏书》《北史》记载：孝文帝元宏共立过四位皇后：

1、孝文贞皇后林氏，平凉人氏，生皇子元恂。太和七年（483）去世。儿子元恂以罪赐死。贬其母林氏为庶人。

2、孝文废皇后冯氏，无子女，被废，遂为练行尼（佛教指修练戒行的比丘尼——笔者注），终老于瑶光佛寺。

3、孝文幽皇后冯氏与废皇后冯氏同父同母。曾还家为尼，因德行有失被废幽。

4、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十三岁入宫，生子二人（宣武帝及广平王），女一人（长乐公主）孝文帝从出生（467 年）到去世（499 年）共活了 32 岁。其子宣武帝从出生（483 年）到去世（515 年）也活了 32 岁。公主之出生未见史载。宫庭内斗，是否与公主离宫出家的思想变化有所影响？是否与皇后被废的内部事变有关？现在无法穿越，不好揣测。但从洛阳私潜至耀州，路途千里，瞒过皇家显然是不可能的。况且洛阳周围伽蓝（寺院）密布，要修行也尽可近处选择，冯氏废后即在当地出家，而公主何以会到千里之外的耀州赵家坡隐居？《耀州华原县延昌寺记》铭文曰：“粤有公主，王公外迁。不乐华丽，屏迹云山”。“王公外迁”一词大有琢磨深意！

——关于公主是否北魏高祖孝文帝之女，为何能至华原县“结草为庵，手塑万佛”，宫庭内斗也罢佛风盛浸也罢，这些问题再细考细究已无什么必要了。——以后可以由感兴趣的文人学士们去想象和罗说了。我们只要凭借现有的资料，可以肯定她从皇宫里到了华原县，结草为庵，手塑万佛，感动了当地民众，自愿集资为其建塔盖房，形成寺院规横。过世后宣武帝以年号赐寺为“延昌寺”，赐陵为“延昌陵”，守陵地块为“延昌里”，那么，公主即有了名号。民间和后人均以“延昌公主”称呼公主，以亦亲昵、尊崇、感佩情结。言已至此，也唯此而已！

六、延昌寺的兴衰 

      此寺初发于北魏公主“结草为菴，手塑万佛”。民众“相与崇建宝塔，以置其像，构立精舍，以为依棲之所。精感所感，不劳而成，国人因呼之曰万佛寺”。以后北魏宣武帝即位，延昌元年公主无疾结加而化，“上悼之，敕葬于西北四十里大唐山，曰延昌陵，赐其寺额曰延昌寺。”于是公主有了名号，寺院有了官称。“自迄今（金代）七百余载，其间虽有毁废，继而复兴，非公主创始之诚，国有崇信之笃焉能为此？（见许安世撰《延昌寺三门记》）”。到金代明昌年间，“国家承年日久，黎民富庶，释氏之塔庙，卒皆崇饰”。此时已有了之前北宋之塔，经惠湛罄其所有，动员民众，建三门，寺之栋宇为之一新，足以为兴福之地。宋金时代，延昌寺正当鼎盛时期。从蒙元灭金、宋，到三百余年后明朝时期，延昌寺在当年战火经历中已还是有模有样。据乔世宁《耀州志》载：“寺后塑有公主像，诸法器十余件，相传公主时遗物”。魏塔、宋塔依然屹立。到清代，经过明未农民起义战火，三藩之乱，延昌寺已境况凄凉、衰败不堪了。咸丰时举人郭泌诗云：尽管有钟声“噌吰初破晓来霜”，但“落叶迟迟满天荒”了。虽有“万佛金身传世久”，但已成了“千秋胜迹亦苍茫”。光绪十七、十八年间耀州知州顾曾烜在《华原风土词》第三十三首写延昌寺一首中更是直书现状：“庄严宝相知何处？万佛今无一佛留”。一片破败、荒凉景象。

      民国初期，寺院的建筑还有一定的保留。从现有的摄于1929 年的照片可知，当时还有面南大殿两座，大殿之间，还可看到石塔和砖塔，后殿北侧还有两座东西相向的小型建筑。铁钟仍然在“嘈吰初破”。“耀州八景”之一的“万佛神钟”依然在名！（关于此钟来历，民间有一传说因过于超俗刺目，不录）。

      延昌寺到抗战时间（1940 年）国民党驻军毁钟铸炮，地面仅存石塔砖塔，造像碑两通，金代石碑四通。此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了一九八二年，铜川市人民政府开始对延昌寺采取了保护措施。将石塔和造像碑暂移药王山北洞统一保管。2012 年对延昌寺内砖塔开始抢修加固。2018 年 10 月 11 日市委书记杨长亚副市长李荣一等领导到延昌寺（文中称此塔为“北魏”之塔）检查修复情况。杨书记明确指出：“延昌寺古塔历史悠久，是铜川的文化瑰宝，是宝贵的历史遗产……要象保护生态环境一样保护好铜川的文物”（2018 年 10 月 12 日《铜川日报》）。

      杨书记说得合势顺流，意味深长！延昌寺的位置、景色、文物、尤其是历史脉络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引起了众多文化工作者、旅游爱好者的关注和重视。不断有人到此处游玩，走访，写出游记。尤其是 2014 年 4 月 6 日，“星耀西原文化交流群”群主何小见先生在此处组织了一个赵占军诗会专场，会后和四十余名文化界人士瞻赏延昌寺遗址，以期引起大家对“延昌文化”的兴趣和琢研！

      笔者也入迷上套！这也才有了这篇长文的出笼！笔者发散此文的目的，是想抛砖引玉，让更多的铜川文化人士能参予介入到如何开发、挖掘、利用、振兴“延昌文化”，使之服务于铜川的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诸多目标中来！见仁见智，建言献策，以使延昌寺能古为今用，发挥出她的现实作用！这就是我之劳神初衷！

      最后，我成了一首诗作顺抄于此，以作此文的收尾吧！

                    咏叹延昌寺 

      华原自古龙虎盘，公主戒行不罕然。

      手塑万佛感生众，香火千年缭云烟。

      大小宝塔钟鼓伴，数篇碑文德史传。

      盛世文物官民重，无使延昌空福田。

写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6 月 18 日

备注：此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西安知青吴荣女士、耀州区史志办姚中文先生、好友王顺利先生等同志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特致谢忱！

作者简介：李陕西.男.汉族.1949年8月12日出生于銅川，煤矿子弟，老三届知青。笔名李秦，网名陕西人。1993年6月从事专职律师工作至今。1997年7月加入铜川作家协会。2017年至2021年整理出版了史料性的“一名老三届的文革日记三部曲”（《文革日记》《插队日记》《工厂日记》）和《初中日记》，并为国家图书馆和多个地方志书、档案及图书部门所收藏。曾被评为省、市优秀律师。现为铜川市政协特邀文史研究员。退休后主业仍为律师、文史，间娱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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