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苦雨斋”

朱亚夫

人称文如其人，其实，斋名也如其人。周作人的斋名“苦雨斋”，就从一个方面折射出这位追求“幽雅”、“闲适”而日趋“阴沉”的作家品性。

周作人(1895—1967)，浙江绍兴人，本名櫆树，后改名槐树、遐寿，字启孟、启明，号知堂，笔名岂明、药堂、仲密等。1906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大、燕大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院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

周作人取斋名“苦雨斋”，是他思想演变的产物。他在“五四”前的文坛上颇为活跃，写过不少好诗和散文，其作品往往在即兴的形式中暗寓讽刺，表现了作者张扬个性、反对压制，不满军阀统治、抨击封建道德的内容，不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战士。但“五四”大潮过后，“有人退隐，有人落荒，有人投敌”，他即是其中之一。随着政治上的不断后退，思想也日益消沉颓唐起来。1923年他在《雨天的书》自序中曾说：“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字里行间，透出一种面临革命低潮的“多雨冬天”时，作者“阴沉”不振的心景。1924年他有篇题名《苦雨》的文章，更是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的消沉之情：“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叫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觉也仿佛觉得耳边也粘着面粉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苦雨”之情，跃然纸上。因此，周作人索性把自己的居室取名为“苦雨斋”，额匾“苦雨斋”由友人沈尹默手书。

这段期间，周作人在“苦雨斋”中意志消沉，追求闲适，迷恋骸骨。他写过一首自寿诗，从中可见一斑：“昔日出家今在家，脱去道袍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苦雨斋主人”已经完全失却昔日呐喊战斗之态，几成放浪形骸的伤感隐士了。随着这条道路滑下去，最后愈发不可收拾，终于在抗战爆发不久，他就失身附逆，堕落为民族的罪人。

有人对其附逆辩解，其实看看当时南京高等法院即对周作人提出起诉，其列举罪证就有：其任伪职期间，聘用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作利敌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敌国策，启发其亲日思想，造成敌伪基要干部。又如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等等，其汉奸行为，明白无疑，铁案如山，容不得半点信口雌黄。

作者简介：朱亚夫，笔名方波、紫来斋等。上海市人。历任《上海老年报》社总编助理兼副刊部主任、《军休天地》杂志社主编、《九九关爱》网站顾问团团长等。现为上海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上海浦东新区杂文学会顾问等。自1964年以来，在海内外200余家报刊上发表各类作品8000多篇，其中不少文章入选《时代领跑者》《文苑剪影》《上海杂文选》等近百部书中,著有《亚夫杂文选》《人生畅想曲》《黄昏风景线》《书斋文化》《杂坛徜徉录》《名家斋号趣谈》等；主编《寿星列传》《三十六计新解》《中华名人书斋大观》《老年生活实用大全》（新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