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5年来贵州阳明学研究述评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包括阳明学在内的儒家思想文化研究开始拨乱反正，逐渐走上正轨。至2023年，改革开放经历了整整45年时间，阳明学研究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在此期间，贵州阳明学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取得丰硕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本文逐一进行述评，希望对当前阳明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回顾和反思的视角。

贵州阳明学研究的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8—1989)：贵州阳明学研究的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以维修和保护阳明文化遗址为起点。具体而言，从1978年开始，贵州有关政府部门先后拨出专款，对贵州境内与阳明文化相关的遗址与古建筑群加以修复保护，如修文阳明洞、贵阳甲秀楼、扶风山阳明祠、黄平飞云崖等；1982年又将以上阳明文化遗址和建筑群列为县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的最后上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宣传扩大贵州阳明文化的影响，从1986年开始，贵州派出相关文史专家先后多次到全国多地搜集阳明文化资料和图片，通过整理与研究，获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在此基础上，1989年在修文阳明洞举办“王阳明在贵州”系列展览。这是全国第一次正规的阳明文化系列展览。为后来修文“阳明先生纪念馆”奠定了重要基础。1999年10月12日，贵阳市政府和修文县政府联合举行“修文王阳明纪念馆落成暨开馆仪式”和“首届国际阳明文化节”，这是全国第一个国际阳明文化活动。

从阳明学术研究来看，贵州的起步也是比较早的。1986年11月，贵州师范大学主办了“王阳明学术讨论会”，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以“王阳明”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会议由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吴雁南教授主持，共有来自全国的30位专家参会，著名学者有：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蒙培元、马振铎；浙江省社科院王凤贤、钱明；山东省社科院刘宗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方尔加；贵州大学田光辉；贵州师范大学吴雁南、刘宗碧、余怀彦等。这次会议是阳明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个良好发端，揭开了全国阳明文化研究的序幕。在这次会议上，贵州师范大学刘宗碧教授的论文《王守仁在贵州的学术思想》和《贵州的阳明后学》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视。会后，贵州大学田光辉教授发表了《王阳明心学讨论会综述》^[1]一文，对这次会议的学术成果和重要意义进行了总结。

这一时期，贵州阳明学者除了对阳明学展开研究外，还集中力量对“黔中王门”代表人物孙应鳌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研究专家有：吴雁南、刘宗碧、谭佛佑、龙连荣、余怀彦、田光辉、李德方、张亚新等。他们产出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主要有：张亚新的《孙应鳌诗歌创作刍议》^[2]；余怀彦的《王阳明的教育哲学思想初探》^[3]；李德芳的《王阳明在贵州》^[4]；龙连荣的《孙应鳌〈教秦绪言〉评介》^[5]；谭佛佑的《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辨证》^[6]和《孙应鳌简介》^[7]；刘宗碧的《贵州古代第一位哲学家孙应鳌》^[8]；龙光沛的《从孙应鳌〈琐言〉探其对王阳明心学之继承与发展》^[9]和《孙应鳌华山诗的思想性和艺术特色》^[10]；刘宗碧的《试论孙应鳌的哲学地位和影响》^[11]和《孙应鳌的哲学思想》^[12]；田光辉的《试论王阳明的社会政治观》^[13]等。这些成果奠定了贵州学者在当代阳明学研究中的方向和地位，即沿着王阳明本人和“黔中王门”两个方向继续深入挖掘和研究。

贵州阳明文化遗址和古建筑群的保护以及“黔中王门”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吸引了省外和国外阳明学者前来参观考察。比如，1988年日本著名阳明学者冈田武彦第一次到贵州，并于1989年第二次到贵州。此外，1989年，浙江绍兴重修王阳明先生墓，余姚召开“王阳明学术研讨会”，贵州学者均应邀参加，形成了贵州与国内外、省内外专家学者交流互动的良好关系。

总体来看，在这一阶段，贵州学者搜集阳明文化资料、进行阳明文化宣传、对王阳明与黔中后学展开研究活动等，在当时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这为贵州阳明文化研究和进一步发展准备了良好条件，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第二阶段(1990—2002)：贵州阳明学研究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以一次重要会议为起点，即1990年8月，贵州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今凯里学院）召开了“孙应鳌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南京、江西、浙江、四川、云南、广西，以及贵州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共7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对“黔中王门”和孙应鳌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收到会议论文数十篇，后来在香港出版了论文集。同年，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印已故贵州著名学者李独清教授整理的《孙应鳌年谱》一书；1996年，刘宗碧、龙连荣、王雄夫点校《孙应鳌文集》一书出版。这些成果和资料填补了“黔中王门”和孙应鳌研究的空白，孙应鳌研究后来逐渐成为贵州阳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

这一阶段，贵州召开了几次重要的阳明学术会议，成立了专门的阳明文化研究机构。

第一，1994年8月30日，19名阳明学专家在贵阳扶风山阳明祠举办“王阳明在贵阳”学术思想座谈会，对王阳明悟道、讲学、民族关系，以及阳明文化遗迹考察和保护等问题进行探讨，会议还成立了“贵阳王阳明研究会筹备会”，决定组建“贵阳王阳明研究会”。

第二，1994年9月，中国、日本、韩国三国民间阳明学者30余人在贵阳召开“阳明心学暨良知工程论证会”。这是一次小型的国际会议，规模虽然不大，但开了贵州学术界国际王阳明研讨会的先河。

第三，1994年12月，“贵阳王阳明研究会成立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在贵阳阳明祠召开，参会专家50余人，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吴雁南教授被推举为荣誉会长，贵阳师专副校长王晓昕教授被选为会长。贵州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阳明学研究正式提上了日程。“贵阳王阳明研究会”连续开展研究活动，编印数十期《贵阳王阳明研究会会刊》。

第四，1995年5月，“贵阳王阳明研究会”与贵州省政协《文史天地》杂志社联合举办“首届王阳明学术思想座谈会”，来自海峡两岸的约80位学者通过对王阳明学术思想的探讨，认同王阳明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敬仰的中华先哲。

第五，1995年11月，“贵阳王阳明研究会”在贵阳阳明祠召开“第二届王阳明学术研讨会”，有贵州阳明学者50余人参加，收到论文18篇。与会学者就王阳明学术思想进行了研讨，同时论证了王阳明贬谪贵州的行踪史实，纠正了某些文献资料和观点的谬误。

第六，1996年7月，“中国贵州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贵阳召开，国内外专家学者12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收到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张岱年、日本九洲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日本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理事长矢崎胜彦等的致词。前来参会的知名学者有：李志鹏、唐亦男、汤恩佳、霍韬晦、杜维明、成中英、金吉洛、郑仁在、志贺一朗、难波征男、史罗一，大陆学者有张立文、杨国荣、钱耕森、王凤贤、钱明、叶树望、冯祖贻、吴雁南、周维旨、史继忠、张新民、王晓昕、蒋庆、周桂钿、王路平等专家学者。会长王晓昕向大会提交他主编的《王阳明与贵州》一书。会议还收到学术论文90篇，会后出版《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书。这是贵州省第一次举办大型的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极大地扩大了贵州阳明文化的影响。

第七，1998年，贵阳市政协主办“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49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王学之思：纪念王阳明贵阳“龙场悟道”四百九十周年论文集》一书。该书在香港进行了宣传，扩大了贵州阳明学界的影响力。

第八，1999年是王阳明先生逝世470周年，修文县“阳明先生纪念馆”正式开放，同时贵阳市和修文县政府主办“第一届国际阳明文化节”，开展阳明文化国际交流活动。“国际阳明文化节”一直延续下来，从1999年10月至2018年10月，已经连续举办6届，成为贵州阳明文化中最重要的品牌之一。

在“贵阳王阳明研究会”和上述阳明文化活动的推动下，贵州阳明学研究快速发展，贵州阳明学界先后设立了一些专门研究机构，出版一系列论著，主要有：

第一，1995年6月，成立“修文县阳明学研究会”，开展阳明学调研活动，编著《王学圣地》《王阳明在龙场》《阳明胜境》《王阳明在黔诗文注释》《千古龙冈漫有名》《阳明洞诗文集注》《王阳明（连环画）》等书籍；同时修文县筹资修缮修文阳明洞古建筑、培修“玩易窝”和“三人坟”“天生桥”等，聘请中国著名雕塑家田世信教授塑王阳明先生与黔中弟子“龙冈论道”青铜群雕像等。

第二，1996年3月，成立“贵州师范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吴雁南教授兼任主任，领衔申请阳明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阳明学研究丛书”——《阳明学与近世中国》《王阳明与贵州文化》《孙应鳌文集》《王阳明在黔诗文注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套“阳明学研究丛书”。

第三，2002年12月，张新民教授由贵州师范大学调入贵州大学，负责筹建“中国文化书院”（下设“阳明文化研究所”），同时准备创办《阳明学刊》，这是中国大陆和海内外第一家专门以“阳明学”命名的学术刊物，立即引起阳明学界的关注，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反响。

这一时期，贵州学者共发表阳明学文章66篇，平均每年发表5篇，数量最多的年份发表8~9篇，其中以吴雁南、刘宗碧、张新民为代表的贵州师范大学团队在这一时期共发表23篇；以王路平为代表的贵州省社科院团队发表16篇；以田光辉、王良范为代表的贵州大学团队发表8篇。贵州阳明学研究出现蒸蒸日上之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雁南先生在1992—1999年间致力于阳明学研究，除了完成阳明学国家课题、主编“阳明学研究”丛书之外，还单独发表10篇阳明学文章，其中《心学与辛亥风云》^[14]一文指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心学”的某些材料唤起人们革命，尽管不那么科学且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们撷取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其功绩是不可湮没的；《王阳明与近世中国》^[15]一文进一步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沉沦，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人们四顾茫茫，看不清前途，找不到救星的时候，阳明心学和其他心性之学重视心力的作用，昂扬人的主体意识，对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虽然近世中国志士仁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不能不说同王阳明倡导的上述思想主张有一定的关系。吴雁南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

此外，刘宗碧的《贵州的王门后学》^[16]一文；王路平的《王阳明谪居龙场遗迹考录》^[17]一文；张新民《生命行动的哲学──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18]、《王阳明“四句教”探释》[19]和《王阳明“四句教”再探释》^[20]、《探寻真实的存在与存在的真实——王阳明心学视域下的静定、立诚与格心》^[21]四篇文章，都具有一定的前沿性，代表当时贵州阳明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和重要成就。不幸的是，吴雁南先生于2002年去世，他所代表的贵州第一代阳明学者翻过了一页，以张新民、王晓昕、王路平等为代表的贵州第二代阳明学者成为主力军。2003年6月，张新民教授指导的贵州第一篇阳明学硕士学位论文《贵州阳明学派思想流变初探》^[22]成功完成并通过答辩，该论文获全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预示贵州阳明学的第三代新生代力量开始成长起来。

（三）第三阶段(2004—2016)：贵州阳明学研究的繁荣阶段

2004年，张新民教授主编的《阳明学刊》第一辑正式出版，为全国和贵州阳明学者搭建了一个发表阳明学文章的专门平台。从2004年到2016年上半年止，《阳明学刊》先后出版第1~7辑，总字数达几百万。可以说，以“中国文化书院”和《阳明学刊》为标志，贵州阳明学研究转入到繁荣阶段。

2005年，贵阳学院成立“贵阳学院王阳明研究所”。王晓昕主编的《王学研究》作为“贵州省阳明学学会”的会刊，在经过多年的沉淀后，改为以书代刊，正规出版。此外，从2015年起，《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开办的“阳明学专栏”文章，为贵州阳明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助力。

2004年，贵州学者发表的阳明学文章首次由以前每年个位数上升到十位数，达到13篇，以后逐年上升，到2015年底，已经到达最高点71篇。这一阶段，贵州学者共发表阳明学文章296篇（其中贵州大学115篇、贵阳学院92篇），以省为单位，贵州学者发表的阳明学文章为全国第一名，占全国3531篇阳明学文章的8.4%,贵州学者发表的阳明学文章首次名列全国阳明学文章第一名。

（四）第四阶段(2016—2023)：贵州阳明学研究的成熟阶段

2016年下半年，《阳明学刊》出版第7辑后停刊；与此同时，《贵州大学学报》“阳明学专栏”、《贵州师范大学学报》“阳明学专栏”、《贵州文史丛刊》“阳明学专栏”也先后停办。

幸运的是，《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阳明学专栏”继续坚持办了下来，逐渐超过国内其他刊物的阳明学文章，一举跃升为全国发表阳明学文章最多的学术刊物。到2023年6月止，《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阳明学文章累计达280篇，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刊物的阳明学文章数，稳居全国各类刊物阳明学发文量的第一名，其中24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转载，另有6篇被《新华文摘》摘录或“篇目辑览”，《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阳明学研究”跻身“中国期刊著名栏目”之列。

这一阶段，贵州阳明学研究从高热度逐渐回归，进入到成熟理性的新阶段。虽然贵州学术刊物发表阳明学文章总量有所下降，但文章质量继续稳步上升，贵州各高校培养立志于阳明学研究的硕博研究生稳步增加，贵州阳明学第四代学人正在成长之中。

阳明学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阳明学著作

阳明学的研究与发展，离不开阳明学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贵州阳明学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作为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和“贵阳传道”之地（龙冈书院、文明书院）的贵州，明清至民国时期留下了大量阳明学文献资料，甚至有些不为外省学者所知，未被收入《王阳明全书》《王阳明全集》之中。因此，贵州历代学者一方面对黔中王门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另一方面也对王阳明传世经典著作进行了研究，为贵州阳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研究材料。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45年以来，贵州学者对一些珍稀阳明学文献进行了点校、整理，久久为功。如：于民雄、顾久注译《传习录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王晓昕、赵平略点校“明施邦曜辑评本”《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王文成公全书》（中华书局，2015)和《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刘宗碧点校“光绪黔南本”《阳明先生集要三编（上下）》（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王晓昕编著《传习录译注》（中华书局，2018）；“贵州文库”影印“光绪贵阳本”《阳明先生遗像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张新民先生整理“嘉靖黔刻本”《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孔学堂书局，2020）；李半知整理校注“嘉靖本”《居夷集》《传习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这些珍稀阳明学文献资料的整理、点校、出版，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王阳明全集》相互辉映，大有功于学界，对推动当代阳明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张新民先生撰写《明代大儒孙应鳌及其著述考论——〈淮海易谈〉〈督学文集〉点校合刊序》^[23]和《明代黔中地区阳明文献的刊刻与传播——以嘉靖贵阳本〈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为中心的研究》^[24]两文，对黔中阳明学文献进行深入考察和全面总结，对贵州历代学者保存阳明文献之功进行了表彰。

不仅如此，贵州学者还出版了一系列阳明学研究著作。据杨德俊先生初略统计，改革开放45年以来，贵州学者出版阳明学论著114部，平均每年出版2~3部。代表性的阳明学著作有：吴雁南主编“阳明学研究丛书”四种——《阳明学与近世中国》《王阳明与贵州文化》《王阳明在黔诗文注释》《孙应鳌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王晓昕主编《王阳明与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秦家伦、王晓昕主编《王学之思》（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和《王学之路》（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白陈新主编《王学之旅》（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王晓昕著《阳明学摭论》（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敖以深著《黔东北地域阳明文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王晓昕、赵平略著《王阳明与阳明文化》（中华书局，2011）和《阳明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张新民先生主编“阳明精粹”三种——《哲思探微》《原著辑要》《名家今论》（孔学堂书局，2014）；王晓昕主编《王学之兴》（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陆永胜著《心·学·政——明代黔中王学研究》（中华书局，2016）；杨德俊主编“龙场阳明学文库”四种——《王学之源》《王阳明龙场遗墨》《王阳明遗像图册》《王阳明行踪遗迹》（贵州大学出版社，2016—2022）；顾久主编《良知之光共建共享——2018龙场论坛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赵平略著《王阳明居黔思想及活动研究》（中华书局，2018）；张小明著《黔中王学研究——以孙应鳌、李渭为中心》（中华书局，2019）；娄果主编《阳明文化的当代价值》（人民出版社，2019）；李小龙主编《知行合一：王阳明经典诗文集萃》（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王晓昕著《王阳明与黔中王学》（人民出版社，2021）；王胜军著《阳明学概论》（贵州大学出版社，2021）；张新民先生著《存在与体悟——演讲·对话·讨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22）；顾久主编《阳明心学与中华文化的骨气和底气——2022阳明心学·龙场论坛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等。

以上这些成果展现了贵州几代阳明学者的综合实力，受到学界关注，为贵州在当代阳明学界争得一席之地。

关于以孙应鳌为代表的“黔中王门”的研究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随即修建“龙冈书院”，聚徒讲学。可以这样说，“龙冈书院”是王阳明亲手建立的天下王门第一家书院，堪称“王门祖廷”，而他在“龙冈书院”的讲学活动是他大规模宣传阳明学的开始。贵州到底有没有一个由王阳明弟子群体组成的地域性学派，这是阳明后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贵州学者沿着王阳明是否存在贵州阳明学派（“黔中王门”）这一问题意识，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论证。

早在明清两代，贵州学者就已经认识到王阳明及其贵州弟子对贵州的影响，因此留下了不少资料和线索。在历代《贵州通志》《贵阳府志》等贵州其他地方史志中，记载王阳明当年在贵州讲学的盛况：“执业景行者接踵”“诸生环而观听者以数百”。其实早在《教条示龙冈诸生》中，王阳明就说：“诸生相从于此（龙场），甚盛。”《居夷集》一书也专门收录了他与贵州“诸生”“门人”有关的诗文近20首（篇）。1509年腊月除夕，王阳明离开贵州之际，他在《镇远旅邸书札》中特意记下了20余位贵州弟子的名字，这是已知王阳明亲笔留下的第一份阳明心学弟子群体名单。在钱德洪编《王阳明先生年谱》一书中，也有陈文学、汤冔、叶梧、李渭等为代表的黔中王门弟子的专门记载；此外，黄宗羲《明儒学案》也载“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龙场而后，四方弟子始益进焉”，同时提及黔中王门第二代弟子孙应鳌。然而《明儒学案》并无“黔中王门学案”，这就为阳明后学研究留下了一大遗憾。

改革开放45年以来，经过贵州学者的努力，证明“黔中王门”确实存在，指出“黔中王门”代表人物有“前后三先生”——陈文学、汤冔、叶梧、孙应鳌、李渭、马廷锡，而尤其以孙应鳌最为著名。

孙应鳌(1527—1584)是阳明学在黔中的第二代弟子，是黔中王门的集大成者，代表“黔中王门”的最高成就。如果不对孙应鳌这样杰出的“黔中王门”弟子进行深入研究，“黔中王门”存在的合理性就无法让人信服。因此，贵州学者集中力量对孙应鳌展开了仔细研究，不仅弄清了孙应鳌在贵州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与影响，而且也恢复了孙应鳌在阳明后学中的地位与价值。可以这样说，贵州学者正是从对孙应鳌的研究揭开了阳明后学和“黔中王门”研究的序幕。

对孙应鳌著作的搜集与整理，早在明清时期就有《督学文集》《督学诗集》《四书近语》《淮海易谭》《左粹题评》《学孔精舍汇编》《孙应鳌遗书》《孙文恭公三书》《学孔精舍诗稿》《孙文恭公遗书》等数十种；民国时期有“黔南丛书本”之《淮海易谈》《督学文集》两种和李独清编著的《孙应鳌年谱》一书。改革开放后，贵州学者重新展开对孙应鳌资料的搜集整理并对其思想进行研究，重要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龙连荣的《〈教秦绪言〉评介》^[25]、张亚新的《孙应鳌〈督学文集〉初论》^[26]。尤其是刘宗碧教授连续发表《试论孙应鳌的哲学地位和影响》^[27]、《贵州古代第一位哲学家孙应鳌》^[28]、《孙应鳌的哲学思想》^[29]三文，把孙应鳌的地位影响与学术思想推向了全国学术界。

1992年7月，时值孙应鳌诞生465年之际，贵州哲学学会等组织机构联合召开“首届孙应鳌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30篇，后来在香港出版《孙应鳌研究》一书。

在这次会议之后，贵州学者进一步展开研究，发表了一些高质量文章，比如：刘宗碧《孙应鳌与王学弟子》^[30]一文，探析了孙应鳌与浙中王门后学的交往情况。刘宗碧《贵州的王门后学》^[16]一文指出，贵州是王阳明心学的发祥地，也是王阳明弘扬心学的第一课堂。由他亲手播下的心学种子，贵州涌现出一批心学名士，成为王门后学中不能忽视的一个学派。卢祥运《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31]一文指出，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其间的思想脉络和理路，多有共通传接之处，体现孙应鳌易学对阳明易学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王晓昕《黔中王门与泰州学案之思想互动》^[32]一文指出，黔中王门学者孙应鳌和李渭与泰州弟子则过往甚密，在黔中王门与泰州学案的思想互动中，既体现出勤谨笃实的学风和尤重践行的品格，亦彰显了其逆时流而动之鲜明理论特色和独有之精神气象。张明、关春红《黔中王门弟子孙应鳌研究综述》^[33]一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孙应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张明《黔中王门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探析——以〈四书近语〉为中心的研究》^[34]一文指出，《四书近语》是孙应鳌关于“四书学”和心学理论的代表作，具体探析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的内涵、特点，指出孙应鳌在阳明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对孙应鳌心学思想进行研究的同时，贵州阳明学人对孙应鳌的文献资料也展开了搜集整理，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1996年，刘宗碧等整理点校孙应鳌著述四种，合刊为《孙应鳌文集》一书出版，并收入吴雁南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阳明学研究丛书”之中。2012年，张新民先生主持整理点校《淮海易谈》与《督学文集》，两书合刊为《黔南丛书》第七辑出版(2015)。赵广升整理点校出版《孙应鳌全集》(2016)、《孙应鳌集》(2017)。2020年张新民先生整理出版《孙山甫督学集》。这是改革开放后贵州学者将孙应鳌重要著作进行汇编的重要成果，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孙应鳌提供了重要资料，掀起了对孙应鳌研究的热潮。

到2023年上半年止，贵州学者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有关孙应鳌的研究论著有近140篇（部）之多。当前，孙应鳌已成为“黔中王门”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在孙应鳌研究的基础上，贵州学者展开了对“黔中王门”的深入研究，恢复了黄宗羲《明儒学案》缺载的“黔中王门”的真实面貌，这是贵州学者对阳明后学研究的重要贡献，“黔中王门”获得了学界支持和认同。贵州学者对“黔中王门”的研究，以谭佛佑《黔中王门主要思想及书院活动述略》^[35]、张坦《黔中王门：一个被忽略的地域学派》^[36]两文为开端。张明的《贵州阳明学派思想流变初探》^[22]是第一篇系统研究贵州阳明学派（黔中王门）的硕士论文。此外，李友学《黔中王门是阳明后学的重要学派》一文，收入《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37]中，引起学术界重视。

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学》^[38]一文，不仅论证黔中王门的形成、发展、鼎盛、衰落及其余波，而且对孙应鳌等重要代表人物之间的心学思想也作了对比研究，具体指出孙应鳌学说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李迎喜在《黔中王门系统考》^[39]一文中，对黔中王门系统作了进一步探讨。钱明《黔中王门论考》^[40]一文进行了回应并进行了深入讨论，该文系名家大作，大大促进“黔中王门”在学界的认同感。罗正副《黔中王门后学研究综述》^[41]一文对黔中王门后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述评。

张新民《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42]一文指出，“龙场悟道”乃是中国思想史叙事结构最值得纪念的象征性事件，不但标志着王阳明已突破了生命模式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个人心性体验上的大跨度飞跃，而且也预示了全国最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门”的形成，影响后世可谓既深且远。张明《〈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考论——兼论“黔中王门”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43]一文指出，通过对黔中王门启、承、盛、衰四个时期之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进行梳理，进而深入考证《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三大具体原因。王晓昕《明代黔中王学与浙中王学的思想互动——以孙、李与钱、王为中心》^[44]一文指出，与其他王门后学一样，黔中学者能够贴紧学术动向，及时反映问题意识，尤其注重本体与功夫的一致性，提出了独具特点的“慎独说”（如孙应鳌），并能勇于修正己说（如李渭）以获长足发展，使黔中王学得以自立与彰显。

到目前为止，以“黔中王门”和“贵州阳明学派”为题目或关键词的论文共达50余篇，其中两篇“黔中王门”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全文复印转载。

对“龙场悟道”和阳明学核心命题的研究

“龙场悟道”是阳明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转折点。除王阳明本人及其后学多次提及“龙场悟道”外，王阳明好友湛甘泉还将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前的“为学之道”总结为“五溺”；黄绾总结王阳明有“四大功”、阳明心学有“三大要”；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以及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都将阳明心学以“龙场悟道”为转折点而总结为“学之三变”和“教之三变”。这些都是明代学者对王阳明“龙场悟道”与阳明之“学”与“教”的盖棺定论之说。“龙场悟道”一直都是阳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从“中国知网”检索可知，目前发表以“龙场悟道”为标题或关键词的文章共304篇，其中贵州学者发表92篇，占全国研究“龙场悟道”文章的30.2%，贵州学者有关“龙场悟道”的文章在全国名列第一。现将贵州学者有关“龙场悟道”代表性文章简要介绍如下：

1994年，贵州著名学者史继忠发表《王阳明“龙场悟道”》^[45]一文，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第一篇有关“龙场悟道”的文章；1995年，徐新建发表《王阳明“龙场悟道”今论》^[46]一文；1996年，王晓昕发表《龙场悟道：阳明“批判时期”的出发点》^[47]一文；1997年，康家伟发表《论龙场悟道》^[48]一文，以上四篇文章开了研究“龙场悟道”此一重大问题的之先河。

1998年是王阳明“龙场悟道”490周年，贵州省政协主办了“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49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纪念“龙场悟道”的学术研讨会，出版《王学之思——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4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书。此后，刘宗棠发表《龙场悟道与心学解放思潮》^[49] 一文；吴雁南发表《王阳明与儒学复兴运动——纪念王氏“龙场悟道”490周年》^[50]一文；韦启光发表《王阳明龙场悟道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51]一文；赵平略发表《贵州少数民族品格与王阳明龙场悟道》^[52]一文；张新民先生连续发表《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22]、《儒家生死智慧的超越性证取与突破——王阳明龙场悟道新论》^[53]和《经典世界的心学化解读——以王阳明龙场悟道与〈五经臆说〉的撰写为中心》^[54]三文；王路平发表《论王阳明龙场所悟之“道”》^[55]一文；张明、徐钰发表《王阳明“龙场悟道”及其影响：兼论当代阳明学研究概况》^[56]一文；王胜军发表《王阳明“龙场悟道”中的君子之学发微——以龙场四学记为中心的考察》^[57]一文；李半知发表了《王阳明居夷生活考辨四题》^[58]一文。总的看来，贵州学者关于“龙场悟道”的文章在数量、学术前沿性方面都有一定的领先地位。

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在西学的影响下不仅创造出“和制汉语”的“阳明学”“阳明主义”“阳明哲学”等词，而且按照西方学术的思路，将阳明学进行了西方式学术的总结，提出阳明学的“三大核心概念”，即“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同时对阳明后学进行了左、中、右的学派划分。因此，近代日本所建立的“阳明学”理论体系，一直到今天仍然作为阳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而得到传播。

据“中国知网”数据，目前全国以“王阳明”或“阳明学”为标题或关键词的学术论文共发表10156篇，其中贵州学者发表911篇，占总数的8.97%，贵州学者有关“王阳明”的文章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中，围绕阳明学“三大核心概念”的文章相对比较集中，在此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关于“知行合一”的文章，贵州学者发表105篇，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吴雁南《王阳明的忧患意识与“知行合一”》^[59]；陈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体究践履”》^[60]；张新民《生命行动的哲学——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61]；程鹏飞《王阳明“知行合一”与〈南赣乡约〉》^[62]；李友学《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要素论》^[63]；戴岳《王阳明“知行合一”论在现代思想道德建设中的意义》^[64]；王晓昕《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发展的三个阶段》^[65]；王路平《知而必行如水就下——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及其现代意义》^[66]；肖良武《知行合一思想的经济学解读及对现实的观照》^[67]；成中英、张明《论王阳明心学之“知行合一”》^[68]；龚振黔、赵平略《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对贵州地方文化的影响）^[69]；赵平略《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构建方法》^[70]；蔡贞明《王阳明“知行合一”观与毛泽东“知行统一”观之比较》^[71]。

第二，关于“致良知”的文章，贵州学者发表142篇，代表性作品有：吴雁南《王阳明的“百死千难”与“致良知”》^[72]；吴雁南《简论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特点和意义》^[73]；王晓昕《“致良知”与“物自体”——王阳明与康德的哲学比较》^[74]；童中平、粟红英《“天理”与“良知”的紧张与磨合——湛若水与王阳明哲学思想比较》^[75]；黄江玲、阳红《致良知与“君子人格”的培养》^[76]；赵平略《王阳明的良知学说与群众路线》^[77]；王进《良知、秩序与管理——王阳明“致良知”思想与现代管理刍议兼论中国管理哲学学科的建立》^[78]；王路平《论王阳明致良知学与萨特现象学还原的相似点》^[79]；陈华森、刘亚鹏《王阳明的良知观及其对多民族地区政治认同构建的价值》^[80]；张新民《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81]；邓国元《王阳明思想“最后定见”辨证——兼论“四句教”与“致良知”之间的思想关系》^[82]。

第三，关于“心即理”方面的文章，贵州学者发表17篇，比较重要的有：邓国元《在“良知”中生成的“心”与“物”及其关系——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合理诠释》^[83]；陈奇、陈瑜《王阳明心学：人的主 体精神的昂扬》^[84]；张新民《意义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说》^[85]；邓国元《行为主体与存有本体——王阳明“心外无物”研究》^[86]。

以上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贵州学者与时俱进研究阳明学的成果。另据统计，1995—2021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一共全文复印转载以“王阳明”和“阳明学”为标题的文章共132篇，其中贵州学者文章有8篇，占6.1%,说明贵州学者阳明学成果在学术界具有一定实力。

阳明学的当代价值研究

改革开放45年以来，贵州阳明学研究不仅从学理上探讨阳明学，而且与时俱进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目前，贵州集全省之力研究、弘扬与传承阳明文化，“知行合一，协力争先”已经作为贵阳的城市精神，“知行合一，天人合一”也提升为贵州省的人文精神。阳明文化成为贵州省全力建设和打造的“五张文化名片”和“四大文化工程”之一。关于如何加强阳明学的当代价值研究，贵州学者进行了以下探索：

第一，王阳明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到目前为止，贵州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共有102篇，从引用和下载量排行来看，主要的代表作有：杨军昌《王阳明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影响》^[87]；余纯《浅析“知行合一”的现代价值》^[88]；戴岳《王阳明“知行合一”论在现代思想道德建设中的意义》^[89]；余小茅、刘文婷《培育实践人格：从王阳明“知行合一”看当代教育目的的实践取向》^[90]；赵德肃《王阳明教育心理学思想研究》^[91]；王路平《王阳明的教育方法刍议》^[92]；史继忠《树人与创新——王阳明教育思想的启示》^[93]；龚妮丽《论王阳明德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94]等。这些文章紧紧围绕阳明心学基本原理与当代教育发展，对阳明思想在当代教育中的借鉴和实践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

第二，阳明思想与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研究。此方面的研究文章有7篇：任健《王阳明廉政思想论析》^[95]；龚妮丽《王阳明心学视域下的廉政思想》^[96]；杨德俊《王阳明的廉政亲民思想》^[97]；邓立《经典道德范畴诠释的心学化向度——王阳明“种德者必养其心”论发微》^[98]；胡霞《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当代价值》^[99]；童中平《王阳明的廉政实践及其哲学基础探讨》^[100]；王伟《王阳明心学廉政思想阐释及其当代价值》^[101]；何祖星《阳明心学中的亲民廉政思想论考》^[102]。这些文章均从阳明学与廉政文化建设展开论述，具有一定启发意义。贵州财经大学于2017年建有“阳明廉政思想与制度研究中心”，是以阳明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来研究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人文社科基地，该基地重点关注王阳明的廉政思想，聚焦其对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价值。《破心中贼：王阳明心学廉政思想阐释》作为中心的重要成果获贵州省202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立项，并即将出版，在当下的廉政文化建设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三，阳明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2014年，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省阳明文化研究院”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阳明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课题，贵州学者在此方面展开研究，目前文章已经发表19篇，重要的有：龚妮丽《王阳明〈南赣乡约〉的乡村治理思想》^[103]；王雅克、李建军、陈华森《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研究》^[104]；罗爱武、ChiZhen《王阳明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105]；赵盛梅、徐晓光、张婷《王阳明西南少数民族治理思想与实践》^[106]等。此外马国君、李红香《论王阳明对黔桂土司地区的治理与边疆稳定》^[107]、《从明朝西南边防看王阳明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治理》^[108]；娄果主编《阳明文化的当代价值》（人民出版社，2019)也为阳明学研究与当代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顾久先生主持浙江稽山阳明文化研究院重大招标课题《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研究》已结题，是贵州学者对阳明学与当代价值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足鼎立”与“一会一堂”“两院三中心”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阳明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与“一会一堂”“两院三中心”的格局。

“三足鼎立”指以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学院为主体的阳明学研究团队，展开了各类阳明学专题研究，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果。以下分别述之：

贵州大学办学历史悠久，学科齐全，人才众多，名家辈出。20世纪90年代，贵州大学就产出一批阳明学研究成果，如田光辉《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思想》^[109]、王良范《良知之道──阳明禅与儒学修道养静工夫》^[110]等。2002年，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转入加速通道。当年，张新民先生从贵州师范大学调入贵州大学，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下设阳明学研究所、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2004年正式出版《阳明学刊》，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以“阳明学”为刊名的学术刊物，从2004年到2016年，一共出版7辑，发文总量188篇，下载量18343次。据粗略统计，以张新民先生为代表的贵州大学阳明学团队20余年来(2002—2023)共发表阳明学文章285篇，在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阳明学文章发表量中名列前茅。此外，贵州大学阳明学团队申请有关阳明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目前贵州大学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结构合理的强大的阳明学研究团队。

贵州师范大学的阳明学研究成就也较为突出。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贵州师范大学就形成了以吴雁南、刘宗碧、余怀彦、张新民、陈奇等为代表的阳明学研究团队。1987年，吴雁南先生以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名义主持召开“阳明学学术研讨会”，这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次召开的“阳明学”专题学术研讨会；吴雁南先生还成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心学与近代中国研究”，其中《“心学”、今文经学与康有为的变法维新》^[111]一文发表在 《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心学”与辛亥风云》^[14]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此外，吴雁南先生还主编并出版“阳明学研究丛书”（四种），还举办“国际阳明学术研讨会”和“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49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贵州师范大学这些阳明学研究成果在当时全国范围内产生一定重要影响。不幸的是，2002年吴雁南先生因病去世，张新民先生调往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阳明学研究受到一定影响。2016年，贵州师范大学重新组建“贵州省阳明学研究院”，会集年轻博士，申请阳明学课题，展开阳明学研究，通过最近数年的努力，贵州师范大学阳明学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

贵阳学院也是贵州阳明学研究重镇之一，形成了以王晓昕教授、赵平略教授为核心的阳明学研究团队。贵阳学院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在贵州最早建立专门的阳明学会——“贵阳市阳明学会”，王晓昕教授担任会长，出版《贵阳市阳明学会会刊》数十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组建“贵州省阳明学学会”，同时还建立了“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贵阳学院会集年轻博士，目前已经获得8项阳明学研究的国家项目，创立了2个学术品牌，一是以主讲阳明学为主的鱼梁讲会，目前已经举办38期，二是阳明学的学术会议品牌“知行论坛”，目前已经连续举办7届。以阳明学为核心的哲学学科被评为贵州省重点学科和区域一流建设学科，2018年取得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授予权。《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长期开设“阳明学专栏”，成为贵州乃至全国阳明学论文的重要发表平台。

“一会一堂”“两院三中心”：一会是贵州省阳明学学会；一堂是贵阳孔学堂；两院分别是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贵州师范大学）、贵州龙场王阳明研究院（修文县）；三中心分别为阳明文化（贵阳）国际文献研究中心、修文阳明文献研究中心、修文阳明文化研发中心。这些机构分别展开了一些列阳明文化传承、研习和阳明文献搜集整理等活动。简略介绍以下：

“贵州省阳明学学会”成立于2012年12月，由王晓昕、张新民、赵平略等人发起，王晓昕为学会会长，是全国第一家省级阳明学会。成立之初，业务主管部门为贵州省教育厅，登记部门是贵州省民政厅。2020年，“贵州省阳明学学会”业务主管部门变更为贵州省文联，并于2020年9月迁至修文龙冈书院办公。

“贵阳孔学堂”成立于2012年，以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在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和研习儒学、阳明学。贵阳孔学堂向全国发布国学单列课题，出版大量专业书籍，同时发行《孔学堂》杂志。《孔学堂》发表包括阳明学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专题论文，通过7年不懈努力，成功跻身为南京大学CSSCI期刊扩展板行列。孔学堂书局出版《阳明学年鉴》(2016—2022)共6期。此外，孔学堂书局主办的大型丛书《阳明学文库》也陆续出版发行。贵阳孔学堂已经成为传承和研习包括阳明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在海内外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2014年的“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王阳明曾在贵州参学悟道，贵州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势，希望继续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创造出新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使贵州阳明学界深受鼓舞。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贵州省有关领导决定在贵州师范大学建立“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将贵州全省的阳明学研究整合到贵州师范大学。该院于2015年1月成立后，将其目标定位为将“黔中王学”建成与“浙江王学”“江西王学”鼎足而立的中国阳明文化研究之三大中心之一，旨在建立完善“文献资料中心”“人才培养基地”“学术研究高地”“文化传承智库”等，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阳明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研究传习基地。

“贵州龙场王阳明研究院”是修文县委县政府支持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社团，于2021年1月12日挂牌成立。“贵州龙场王阳明研究院”由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顾久担任名誉院长，贵州省阳明学学会副会长李小龙任院长。贵州龙场王阳明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整理、研究开发、传承弘扬阳明文化，主办和参与主办了“阳明心学的当下认识”“清明诗会”“传承良知精神·讲好修文故事”系列活动，持续打造“阳明心学·龙场论坛”学术品牌，全力打造“爽爽贵阳·心学修文”城市品牌。

“阳明文化（贵阳）国际文献研究中心”于2015年10月经贵阳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实施阳明文化文物文献普查挖掘工程、阳明文化典籍整理工程和阳明文化国际文献研究交流工程。该中心首次在全国图书馆系统的12家图书馆普查王阳明文物文献，并对国家图书馆馆藏166种阳明文献典籍进行高仿复制，构建王阳明藏书馆和王阳明文物文献陈列馆，总藏书量达5200余册。研究出版《王阳明研究文献索引全编》(10卷）、《王阳明馆藏文献典籍普查、复制和研究丛书》，印发《王阳明研究重要文献选编》(53卷），在全国阳明学文献搜集与整理方面起到引领作用。中心以现代大数据技术大规模搜集整理古今阳明学文献为宗旨，目前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阳明学文献专题数据库”和“数字王阳明资源库全球共享平台”，构建数字王阳明资源库全球共享平台，运营“跟王阳明学修心”公众号、举办“王阳明诗文名篇”书法大赛及朗诵大赛，不断推动阳明文化的广泛传播。同时，该中心推动共建北京阳明书院、北京阳明书院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北京阳明书院古籍文献馆、天鹅山书院方志文史馆、梵净艺术馆，已形成以北京阳明书院为核心的“三馆两校一中心”的研究格局。此外，该中心还为政府在传统文化和阳明文化方面的决策提供科学合理的咨询建议。

“修文阳明文化研发中心”成立于2010年，是由修文阳明学研究专家和爱好者组成的民间研发机构，以雷华熙、杨德俊等人为代表。“修文阳明文化研发中心”以修文阳明文化遗址维修保护和阳明文献搜集整理研究为核心，到全国搜集王阳明文化资料。多次协助政府举办“国际阳明文化节”，使之成为贵州阳明文化的标志性品牌。

“修文阳明文献研究中心”成立于2017年，由贵州民间学者杨德俊牵头发起，并担任法人，集多年阳明学文献搜集整理之功，连续出版大型丛书《龙场阳明文库》，其中《王学之源》《王阳明龙场遗墨》《王阳明遗像图册》于2016年出版，并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奖（三等奖）；《王阳明行踪图集》也于2022年正式出版。

此外，修文县还修建“中国阳明文化园”，重建“龙冈书院”，作为500年“王学圣地”的修文阳明文化遗址，已经成为海内外阳明学专家、爱好者和游客研习、参观、游览的中心；修文持续开展“阳明文化九进工程”，着力进行阳明文化的普及推广。“阳明心学·龙场论坛”永久落地修文，由贵州著名学者顾久担任论坛秘书长，已经形成中国阳明文化的重要品牌之一。

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45年以来，经过贵州学者的不懈努力，贵州阳明学取得一系列成果，尤其是集中力量恢复了《明儒学案》中缺载的“黔中王门”，为阳明后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其他诸如阳明学文献资料搜集整理、阳明学论著的出版发表、阳明学核心概念与阳明学说的探析，以及阳明心学当代价值等研究方面，都取得一定成就，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贵州成为中国当代阳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镇之一。

编辑：崔羽洁

审核：李金来

终审：戴   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