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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作者：李东升
一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红二、六军团创建了以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苏区，毕节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毕节县城，成了川滇黔三省红色政权首脑机关的驻地。
根据地秩序井然，贸易正常。毕节双井寺、五龙桥等地集市，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摊位上，商号里，各类货物琳琅满目。二月十二日前后，在这物资交易繁忙的场坝上，新近摆开了几个奇异的摊子。一张张条桌上，竹箩筐、竹簸箕中盛着银元，红军战士坐于桌后，摊开登记的帐簿，条桌前面拉开一幅白布招贴，醒目、耀眼的“红军钱币兑换处”几个红色大字，格外吸人。
桌子旁，一位红军手持铁皮喊话筒高声宣布着：“乡亲们，去年中央红军转战毕节，向老百姓购买物品时，支付了不少中华苏维埃银行纸币、铜币。这些苏维埃钱币，百姓用不出去不说，还要被反动政府抓去关押。贺龙军团长讲了，共产党不能让老百姓吃亏。留藏得有这些钱币的老乡，赶快来我们这里兑换成银元，有多少给大家兑换多少……”
中央苏维埃银行的货币，怎么会到了毕节民众手中？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同时组建了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毛泽民任国家银行行长，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开展苏区金融业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货币，从它出现开始，就是一种便于流通和交换的特殊商品,更是一个主权国家为发展经济和生产建设，必须集中统一货币的印造权、发行权的重要体现。刚诞生的共和国，当然要彰显自己的主权，建立自己的货币信用体系，行使自己的货币印造权、发行权，使之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迎着反封锁，反围剿的极度困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从1932年7月至1934年10月红军进行战略转移, 共发行过五种面值的纸币, 其中主币有一元券,辅币有伍分券, 壹角券, 贰角券, 伍角券四种；此外银行还把各级苏维埃政府保存和散落民间的金银铜器集中起来，铸造铜币、银币和银洋等硬通货，充实国库储备，方便对外交易。这些银币统称“苏区银币”。主要有伍分铜币、两角银元、一元银圆，在苏维埃银币中，相对较常见的是贰角银币。因受铸造技术和工艺受限，为了发行的方便，有时干脆在缴获的民国银元（袁大头）上，冲压了“苏维埃”三字加以使用，此外，还有少量用白布印制，再浸上桐油防水的布币。
（冲压上苏维埃银行标志的银元）
当时苏区中华苏维埃银行的金融业务，涵盖农业、工业、粮食调剂、合作社、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的存、贷款，以及公债发行。不仅有力地保障了苏区经济的发展，也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边区经贸，改善了农工生活，保卫和建设苏区作出了特殊贡献。
二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日，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斗争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放弃狭小的共和国土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马背上的共和国”的艰难里程。
在战略转移开始前，党中央把苏维埃银行库存的货币，卫生部库存的药品，后勤部库存的盐巴等战略物资，根据实际情况，紧急分配到各军团自我携带，以保证后勤和战斗救治。
其中，“中央纵队”分配盐巴六千一百一十二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八万三千元；
第一军团：分配盐巴八千七百斤、药品三百零五担、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三军团：分配盐巴九千斤、药品三百零五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八军团：分配盐巴四千零五十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十四万七千元；
第九军团：分配盐巴二千五百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二十万一千元。
这些分配到各军团的食盐、药品、货币，再由各军团分配到各战斗单位携带，甚至分配到班一级战斗单元。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拟从赤水市和土城间进入川南北渡长江，但因土城战斗失利，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转向云南“扎西（今威信县）”结集。在一、二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转战的步伐，两次踏过了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毕节东北部边境；掩护主力南渡乌江的“战略轻骑兵”九军团，更是孤军转战于毕节地区所辖的金沙、大方、毕节、纳雍、水城等县，后进入云南追赶主力。
中央红军结集扎西（今威信县）期间，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并由各军团抽调近五百名干部、战士，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配合主力“四渡赤水”战役，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纵队在坚持川滇黔边区的斗争中，转战于毕节、赫章、金沙、大方等县城乡，历时一年之久。
这些战斗历程，于是产生了中华苏维埃货币在毕节的存在。到老百姓手中的情况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是在征途与宿营中，在没有条件打土豪救济穷人的情况下，红军战士面对衣不掩体，无粮下锅的穷人，他们或解下自己的干粮袋、或掏出身上的苏维埃银行货币救济帮助极贫民众；
二是在购买粮草时，使用所携带的钱向群众付款；当时，由于国民党的恐骇性宣传，致使群众躲避红军，红军在群众不在家而又食用了他们的食物之后，留下了超过市场价格多倍的货币；甚至拔了几棵群众地里的萝卜，也要在每个坑里留下几个铜元或银元；
三是路过或宿营集镇时，向商铺、货栈购买生活必需品，如“洋油”、电筒、电池、蜡烛、烟丝、针线、雨伞、蓑衣、斗笠的付款等等；
四是向铁匠铺匠人付工具修理款、采购马掌、马丁、铁锅、铁镐的付款等等；
五是请老乡带路作向导，雇佣老乡运送辎重物资付给的报酬；
六是因伤势过重，或病情严重的伤病员，不能随部队行动而寄养群众家里，付给伤病员的生活、治疗费和群众的报酬费等……
按规定红军在驻地撤走时，都要用银元兑换回已经使用出去的苏维埃货币。1935年1月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后，发行、使用了19天“红军币”，用于在当地购买物资，补充给养；还在途经遵义以北的桐梓、川西的冕宁发行、使用过“红军币”，每次发行、使用后都张榜公布，设立兑换处（点），尽量保证全部兑现收回。
但在戎马倥偬的转战中，没有停留时间兑换回已使用出去的货币，这些货币也就留在了当地。当时老百姓，还不太完全理解货币的通用性，当红军走后，懵懵懂懂地拿这些钱去使用，不但不能买回东西，还会被抓去关押拷打，逼问和红军的关系。
三
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创建根据地的日子里，组织了不少工作队，深入各地乡镇，打土豪救济贫穷民众，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中华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施政纲领，筹建基层政权和游击团队。
手中持有苏维埃银行货币的民众，在与红军的亲密接触中，纷纷向红军反映，希望能将他们手中“头届红军”（因红军到过毕节二次，故老百姓俗称中央红军称为头届红军）的货币，兑换成能使用的大洋。各宣传队将群众的诉求，如实向上级进行了汇报。最后，问题到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代主席，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部长陈希云那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陈希云）
陈希云拿着各部队初步统计汇总的兑换的数字犯难了，一万五千八百二十元！按当时的货币价值，一块大洋，在城市里，一担米可能要两到三块大洋，而在农村里面，一块大洋就可以买到了，而且五块大洋就能都买到一头大水牛。而红二、六军团的家底，本身就很微薄。近半年的转战，基本耗尽了积蓄。虽然在黔（西）大（定）毕（节）三县打土豪中充实了部分家底，但一旦实施战略转移，路途上处处要用钱。他犯难了。只得去找二个军团的总指挥贺龙商量。
贺龙咂着烟斗，听取了陈希云的汇报后，沉吟了一会坚决地说：“我的部长呀，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央红军欠下的账，我们还。共产党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那兑换？”陈希云问道。
“免换！有多少兑换多少。白鹤有个滩头，野鸡有个山头。咱们要创建根据地，就不能失信于民。有了老百姓的拥护，咱们就如鱼得水，红军就不愁生存发展。”贺龙充满信心地说。
“好，为了老百姓，咱们干！”陈希云弯下腰，系紧了脚上的草鞋。
第二天，在毕节县城，在周边人烟密集的海子街、朱昌、桂花、长春铺集镇上，红二、六军团摆摊设点，开始了苏维埃货币兑换现大洋。几天时间里，人们互相传递着消息，边远山区的赶来了，外出贩货摆摊的赶来了，藏在墙缝里的掏出来了，埋在谷草堆下的挖出来了……手中有苏维埃货币的老百姓，一一得以兑换，折合为可以流通使用的现大洋。据史料计载，红二、六军团七天时间里，总共兑换了毕节地区群众手中的苏维埃货币二万七千四百元。
红军是仁义之师！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不让老百姓吃亏！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共产党为劳苦大众的初心，老百姓又一次亲眼看到了。红军的仁义之举，对老百姓的殷切关怀，化为了百姓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拥护共产党的实际行动。短短半个月，五千多各族青年踊跃参军，壮大了红军队伍；二百多名裁缝和妇女，夜以继日，飞针走线，为红军赶制了二万余套军装；倒天河畔六座碾米厂的工人，不分白天晚上，日夜让水碾滚动着，为红军碾出了二十多万斤大米……
根据地建设中的毕节县城，当时成了一座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魚水一家的红色之城！
作者简介
李东升、贵州省作协会员、毕节市作协副主席，近几年来创作的长征题材长篇小说《乌蒙磅礴》、《转战乌蒙》，经中宣部“重大题材办”审批，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乌蒙磅礴》获“贵州省乌江文学奖”，“八一电影制片厂”曾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剧本；《转战乌蒙》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毕节军分区推荐为“革命传统教育、国防教育”读本，贵州省委组织部推荐参加“全国第六届党员培训优秀读物”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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