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谢思敏，生于1956年11月，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1月毕业获法学学士。1982年10月公派赴日本留学，获日本神户大学法学研究科法学硕士、私法专业法学博士。1988年10月回国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法系执教，是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创始团队成员 。1993年5月起，谢思敏辞去公职从事律师执业，任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律师，中国恢复律师体制后，中国法律事务中心成为全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1995年5月改制更名为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为创始合伙人，现为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与此同时，谢思敏还为深圳前海东西南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董事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外事委员会委员和金融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监事。

编者的问：头顶多项“第一”标签，是机遇还是选择的智慧？

华东政法大学前校长何勤华这样回忆北大法律系77级的谢思敏，他说：“小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特别聪明。因为他考入北大之前是公安民警，前一两年基本天天穿公安民警制服，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作为“新三届”一员，谢思敏赶上了许多“第一”：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法律专业学生（当年全国只有两所学校招了77级法律专业学生，北京大学招了83人，吉林大学招了20人）；第一批公派出国读研的留学生；中国第一个在日本获得私法博士学位者；最早为中国资本市场谋划和制度设计者之一；中国第一个合伙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他打造了中国传媒公司上市第一个样板。

谢思敏所在的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被认为是中国法律界“黄埔一期”。在他们入学30周年庆典通知中，这样写着：“我们中间有共和国栋梁，有学界泰斗，有睿智的立法者，也有严明的执法者，有声誉显赫的企业领导人，还有经验老道、业务精湛的优秀律师！真可谓群星闪烁，光照神州。”

在个人职业生涯后半段，谢思敏以公益作为人生的另一个方向。但他从事公益事业是以天使投资方式进行的，以造福于人类未来硬科技为投资方向。例如，他天使投资的江苏绿碳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以捕集工业烟气中二氧化碳，并将其生产转化为有实用价值的碳基新材料为核心技术。在2023年6月比尔(盖茨访华时，就专门约见了谢思敏和同为北大校友的江苏绿碳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宋维宁博士。因为这种技术一旦获得大规模推广和应用，真的能够改变人类的未来。

谢思敏似乎总能立于潮头，是机遇还是有心人的主动选择？

（以下根据谢思敏口述整理，文中的“李同学”指谁明者自明）

留学后回祖国服务无须理由（无条件回归）

我对北大法学院教授、我的师弟苏力同学讲的一段话深有同感，他说，我们不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一定要等后代拿扫帚把我们扫出去，否则我们就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发挥余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我于1982年10月公派留学日本攻读研究生课程，经过六载寒窗苦读，于1988年10月取得了私法课程的法学博士学位，顺利完成了祖国交给我的留学使命。对神户大学来说，我是第16位法学博士，而对于新中国来说，我却是第一位留日私法课程法学博士。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当初不选择留在日本呢？”我回答他：我当初入北大读书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祖国。留学后学成回国工作，我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无条件的），而如果让我留在日本，我倒要找一找说服自己的理由。

小警察考上了北大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因为我爷爷谢钦元早年在绸布店做工，以此菲薄工资养活留在农村的妻儿，所以土改时家庭成分是“雇工”，比“贫农”成分还低。爷爷在绸布店当营业员，有点文化，因此，对我和弟弟在教育上要求非常严格，他让我们背“三字经”、“毛主席语录”，背不出来就打板子。

1974年我高中毕业下放到农村，每天工作就是挑尿桶浇菜，累得筋疲力尽。精神生活更是单调乏味，既没有可读之书，也缺少可以神侃聊天的朋友。

到1976年时，由于我妈妈在长沙市劳动局工作，她告诉我长沙市公安局在招人，让我报考。就这样，经过考试、政审，我在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浏阳河路派出所当了一名户籍民警。当时，穿着民警制服和皮鞋，我在同学和朋友面前还是挺神气的。

紧张忙碌的工作生活节奏在1977年10月22日被打破了。早晨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以及派出所订阅的当天《人民日报》得悉，国家决定恢复高考了。深埋在我心底的强烈求知欲和想上大学的渴望立刻被唤醒了。但好事多磨。分局舒教导员却不同意我报考，她说：“不是谁都能来公安局上班的，你要当好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我没办法，于是就去翻阅《招生简章》，一条一条地看，希望能够有新的发现。结果，惊喜地找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在湖南招生的信息。然后我又向舒教导员恳求：“如果我能考上，专业是对口的，而且，按照‘哪里来回哪里去’分配原则，学成之后，我还会回到公安局效力。” 舒教导员这时无话可说了，就这样，我顺利地拿到了准考证，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首场高考。

1978年2月初的一天，我在管区巡查的时候，接到派出所通知，让我立刻回所。刚回到所里，只见一个同事手举着封面印有“北京大学”的信封，大声告诉我录取通知书到了，让我赶快买喜糖请客。我打开一看，果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录取通知书，通知我于1978年2月27日或28日到北京大学报到，1978年3月1日正式开学。

我兴高采烈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家，我妈妈却皱起了眉头：“为什么不是湖南大学？”她对大学没有什么概念，觉得上个大学为什么还要跑那么远？以后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不上了，母亲的舔犊之情溢于言表。当有人告诉她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时，我母亲转而积极支持我上大学了。她拿出当年自己的陪嫁箱子给我准备行李，并亲自把我送上去首都的列车。

北京大学当年在湖南省一共录取了几十名学生，其中法律系录取了两名，另一个是姜明安，他是岳阳地区汨罗县的。

在北大新生报到处办完入学手续后，我来到了位于三角地东侧的19楼学生宿舍。打开房门迎接我的是一位中等身材，面容稍显黝黑而目光如炬的同学。他告诉我说，他是从安徽凤阳县考上来的，姓李，是在那里的插队知青，家在合肥市。因为宿舍比较小，只有两张上下铺的床，要住4个人，我比李同学年轻，于是，就选了李同学的上铺。在北大4年，虽然宿舍有过调整，但我们一直是上下铺，像兄弟一样。

我为何选择研学“私法”

在隆重的开学典礼后，法律系又举行了师生见面会，系总支书记赵震江老师向我们新生特别说明，北京大学某些专业是有保密级别的，分保密专业和绝密专业，其中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和法律系政法专业是绝密专业。我们的专业课不许外人旁听。

1977年全国只有两个法律系，吉林大学有20人，而我们一个班是83人，可能是中国最大班级。北大77级学生不足千人，党员不足百人，而将近一半的党员都集中在我们班。能读我们这个专业，政审特别严格，陶景洲与李同学都是安徽人，李同学是大队党支书，还是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而陶景洲是标准的贫下中农，我是雇工家庭。不仅如此，我们这个专业对个人形象还有要求，形象差一点还录取不进来。对别的专业的同学而言，我们这个班有一些神秘色彩。

在临来北大上学前，我领到了全套公安制服，冬装、夏装，还有皮鞋。在前两年，我一直都穿着警服上课，这也让不了解我的人感到十分好奇。

当时教国际私法课程的陈力新老师也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革命时，他做过李达先生（中共一大代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秘书。陈老师学识渊博，待人热情，又因为我和陈老师是同乡，我经常到陈老师家请教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有时天晚了，，陈老师就留我品尝他女儿陈利平大姐做的湖南家乡菜，我们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陈力新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对学习私法（通俗地讲是民商法）产生了深厚兴趣。

在大三时，我们法77级同学被安排到南京市法院系统实习，我们4位同学在白下区法院，李同学是组长。在查阅法院历年判决档案时，他重点让我看民事方面案例，比如离婚案、房屋纠纷、合同纠纷等等，他说刑事方面案例已经安排其他同学去查阅了。

本来我读书的时候做过刑法课代表，但是李同学却有意安排我关注民法。经过实践我才发现，当时的法律边界极不清楚，说白了，当时既没有民法也没有刑法，只有刑事政策和民事政策。老师给我们讲课用的都是油印资料《刑事政策汇编》《民事政策汇编》。我后来报考民商法专业研究生，应该跟陈力新老师指导和李同学对我的这个分工都有关系。

李同学鼓励我：“你终于勤奋起来了”

1981年夏季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时，考生填志愿时有一个选择，即可以报考出国留学研究生。我是希望出国去留学的，为什么？因为前面也提到过，民商法在大学四年学得很少，中国成型的东西太少了，我们的民法不叫民法，叫民事政策，没有成熟的法律。如果能有机会出国留学，能够把在国外学到的东西带回来，在国内发挥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闭门造车，少走弯路。

陈力新老师了解我的想法后，建议我报考武汉大学法律系韩德培教授门下的国际私法专业的出国留学研究生。在我如愿考上武大后，走之前陈力新老师还给我专门写过两封信，一封是给韩德培教授的，还有一封就写给他同学赵祥云老师，意思是让他们照顾我。结果，我到武大后，在没开学之前，我竟然直接就住在赵老师家。

老实说，到日本留学并不是我个人的志愿或选择。我在大学期间并没有选修日语，研究生考试时考的也是英语，对于去日本留学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但后来我到武大见到导师韩德培教授时，他告诉我，让我去日本留学是他的决定。理由也简单，因为去日本留学的专业方向是私法，而在我们同期被武大法律系录取的出国留学研究生中，只有我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的，其他同学则多是本科学的外语或其他专业，不是法律本科生。

由于之前没有学过日语，于是我们这批人被送到大连外国语学院进行半年日语强化学习。在这6个月内我经受了极度的煎熬，以前从未感到学习竟然如此辛苦。

在北大毕业前，我曾递交了入党申请，但未获批准入党。党小组长李同学找我谈话，说：“这四年是靠你的聪明走过来的，聪明有余，勤奋不足。如果今后你能把‘勤奋’加起来，相信你大有可为。”此时，我给李同学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在大连学习的情况。李同学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说：

“你终于勤奋起来了！“

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一大段与日本有关的话，至今读之仍能感受到他宏大格局和宽广的视野，他说：

 “日本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民族。到日本去不仅仅是为了学一些专业知识，更应该花点时间去了解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常以他们能把东西方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感到自豪，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这不仅需要理性地研究，而且需要感性的知识。不要把自己眼光局限住，放开来，站在世界高度上去。

 “我们的老一代人去国离家，决不是为了捞个牌子，讨来学位，确实是为了寻求真理。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能具备这样的素质，那就太可悲了。

“日本是值得学习的，但不要忘了那场种族灭绝的战争。记取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

从1982年3月到9月，我在大连经过了半年强化日语学习、训练，最终，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日本政府文部省组织的专门考试，作为留学生中的日语成绩的佼佼者，我还得到每月16万日元由日本文部省颁发的国费留学生奖学金。

到了1982年10月，我国政府包租了一架飞机，从北京出发，将多达148人赴日留学研究生，分别送至大阪和东京两个机场降落。我们按照中日两国政府的安排，分赴日本各地的大学。我因此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神户，在神户大学法学研究科小原喜雄教授指导下，开始私法专业博士课程的学习。

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的班里，毕业考研中有7个同学被录取为出国留学研究生（其中，王绍光、刘凤鸣、王建平赴美留学，李华云、陶景洲赴法留学，庄宏志和我赴日留学），我们成为“文革”后首批中国政府公派的出国留学研究生。

 回国效力无需理由（无条件回归）

我的前妻是父母托姨妈在湖南老家经人介绍认识的，她比我小两岁，我们在我出国前结婚。

我家老大是1984年12月在国内出生的，到1985年时，我已转读博士了，读博时候允许携带家属，于是接他们母子也来到日本。我原来一个人在日本每月有16万日元奖学金，日子过得还宽裕，现在一家三口在这里，开始过得紧巴巴的。 

后来我们在日本又怀了老二。在日本有国民保险，看病可以报销，但生孩子不是看病，需要自掏腰包，这是一个很大的费用，大约要二、三十万日元。日本医生跟国内不一样，他会把各种问题都先跟你讲，讲意外，讲风险，胆子小一点能把你吓回去。后来我们想，好不容易在日本有这样一个机会，不用计划生育， 日子虽然过得紧一点，那就坚持一下吧，这样老二就在日本出生了。

中国人之前在日本没有拿过私法学博士学位，我是第一个。在日本，要想拿到法学博士很难，比如说写论文，400字一页的论文，你需要写够1000页，即至少40万字。我后来获得通过的博士论文，一共写了48万字。

我在日本待了六年，所以加上在北大四年，一共读了十年大学。1988年10月我要学成归国了，当时，妻子不想回来。但我几乎从未想过不回来，若想不回来，我反而要找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我没有找到，于是我回来了。回到国内之后，我并没有急着做出选择，去找李同学咨询：是去政府机关好呢，还是去大学教书？

李同学真诚地给我建议:由于你有两个孩子，在政府机关，每到关键时候，都会增加一项评议，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很不舒服。李同学的话很有道理，也帮助我顺利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于是，1988年冬季我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法系任教。高西庆那时从美国刚回来，比我早一些，他是美国杜克大学法律博士，我们几乎是前后脚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法系任教的，后来我们又一起去了“联办”。

参与中国证券市场的设计

1987年10月19日，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一。那时候高西庆在美国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秘书告诉他：发生了crash（股市崩盘）！

当天下午五、六点的时候，高西庆又接到中国总领馆的电话，希望他把在华尔街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召集到一块儿，讲一下这场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高西庆打电话约了哥大毕业后在纽交所任分析师的王波明，王波明说：“好家伙，之前咱们从来没有关心过美国这一类事情。这是一件大事。我们熟悉华尔街的，是不是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向国内展示我们的所见所学？”

这是高西庆在他口述回忆中讲到的细节。

王波明于1988年8月回国，9月，高西庆回国，随后，他们和其它几个留学生一起完善了之前在美国写的《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和《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多个内容，设计了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框架。由于我和高西庆在对外经贸大学任教的同事关系，我就赶上了中国要恢复重建证券市场这么个历史机遇。

1989年3月，“联办”正式成立。，早期团队包括王波明、高西庆、周小川、张晓彬、宫著铭、章知方、李青原、何斐、汪建熙、龙涛、王莉、黄丹涵、魏纯、武建东、王巍，等等，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联办”是中国证券市场发起者，参与设计了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直接设计、创建并管理了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提出并以"总协调"身份直接组织了三次国债承销试点；并于1992年下半年参与设计国务院监管证券市场的职能机构中国证监会。同时，“联办”又是优秀的基金管理者，汇聚了一批优秀的基金管理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基金管理经验和投资经验。我们一大帮从国外学成归国的人聚集起来，包括学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法律和证券交易、清算结算的，等等，我们和国内金融界人士集合起来，组成一支精干、高效的团队，大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步一步地就把中国的证券市场做起来了。当然，其中辛苦也是很多的。

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是“联办”出资人之一，时任总经理王qi山当时也跟“联办”团队一起讨论问题，比如，中国改革进行到1989年的时候，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企业改革有没有退回去的可能性？只要没有退回去的可能性，这个事情就可以继续往下做。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继续紧密地和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又把我们在国外学的东西灵活地搬回国内来。当时国外来参观的专业人士都很惊讶，说中国证券市场起步很快也很稳，一开始就是无纸化交易，就是电脑撮合交易这些东西，而国外许多证券交易所起步时都还是拿黑板写，用手势报价，都是手工操作，中国人一开始就用电脑，少走了好多弯路。这和我们这代留学生勤奋学习和善于学以致用，是分不开的。

模式创新，为传媒公司上市打造了样板

中国重建资本市场以后，早期的上市不是保荐制，而是计划制，即国家下达发行股票的计划指标给各省市和各部委，然后找对应的企业改制、发行上市。于是，股份制改造、A股上市、B股和H股上市，等等，这些新生事物纷纷涌现，也催生了专业的律师服务业务。

到1994年，司法部允许注册成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于是，原由司法部直属的中国法律事务中心也启动了改制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进程。我与其他几名律师一道，共同成立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

在我经手的众多的专业服务案例中，有一个传媒公司上市的案例比较典型，可以说为整个传媒产业建立了一个上市的样板。

中国传媒业的改革是从《广州日报》开始的。1987年，《广州日报》从4版改为8版，这是全国新闻界改革的首创。1990年，《广州日报》进一步改革成为广东地区首家自办发行的报纸。到1996年1月15日，广州日报社组建了我国第一家社会主义现代化报业集团。

在此之后，中国传媒产业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IDG是最早在中国展开风险投资业务的公司。1998 年， IDG 集团策划与国家科技部建立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向中国技术产业提供十亿美元的创业基金。《中国计算机报》、《计算机世界》、《电脑报》等都是 IDG 投资的媒体。

资本为了寻求快速回报，就想谋求上市，但传媒公司怎样上市却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先例。

2000年，为了帮助传统纸媒《中国计算机报》能在A股市场成功实施借壳上市，作为发行人律师，我经过细致调研，创新性地建议将该报业务结构进行拆分，把采编和广告等经营业务分开，把该报经营业务装入“赛迪传媒”，并借壳海南港澳实业上市。这个操作早于新浪模式，也成为传媒业走向资本市场的一个标准样版，更是后来中国VIE结构上市公司参考标准（VIE结构，即可变利益实体，也称协议控制）。

我认为一个好律师在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时，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找出风险和法律障碍在哪里，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创新思维和辛苦努力，帮助客户找到解决问题，规避风险，清除障碍的方案。

（主持人）与谢思敏对话     

问：你觉得大学教育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谢思敏：我认为首先是leadership，就是领导力的培养。要有目标，有毅力，有协调能力，有行动力，等等。要强调做一个对社会能更有贡献的人。

问：你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什么？

谢思敏：作为父亲一般都是“放养”的，我平时也没有时间，都是孩子们的妈妈在管。大儿子谢维甲走的是正规路线，他比较自律，北京四中毕业后上了清华，然后在美国留学，毕业后就到美资公司工作，现在在洛杉矶一家大型管理咨询公司。二儿子谢维亚出生在日本，从小就喜欢玩电子游戏，看日本动漫，也很有自己想法，他后来去日本自费留学动漫制作，也在日本索尼公司中国子公司工作过。现在他在独立办投资经营签证，准备杀回日本再干一番事业。三儿子谢维钧喜欢读书，看书很专注，不受周围环境影响，这一点确实遗传了我的基因。他的动手能力也不错，组装玩具看看说明书就很快拼装完成。目前看他可能会成长为理工男。作为老四的小女儿谢黛丝情商很高，她今年刚满8岁，但知道我有机会要去见比尔.盖茨，她说：“爸爸，你问他要个签名，我也给他带个礼物，把我画的燕子送给他。”这样她还真要到了比尔.盖茨的亲笔签名！

问：作为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之一和实际的负责人，你专业服务理念和经营理念是什么？

谢思敏：我专注于在公司上市融资及证券市场业务、以及公司并购与重组等等专业方向上做深做细。我比较谨小慎微，做业务时候对预防措施考虑得比较多一些。我经常讲，法律风险是所有风险里面最有破坏性的，因而都是颠覆性风险，是很难用后面的努力或者什么补救措施可以补救的，所以我最强调的是怎么去预防和规避风险。我处事原则其实就是4个字：行稳致远。

问：除了固有的律师业务，你还有什么计划？

谢思敏：我会投身做一些公益事业。但我并不是简单地做捐赠，而是基于我多年来对于产业的认识和理解，以及与创业者多年风雨同舟的亲身体验，以天使投资创业公司方式来实施公益事业。我选择能够面向未来、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福祉、新变化的硬科技项目作为投资对象，希望这些硬科技项目在突破0到1的瓶颈、获得商业应用后能够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我没有期望投资这些钱给我个人带来多少回报，而且我对项目中失败和创业者失误的容忍度也比一般投资人要高，因为是做公益的心态在主导我的天使投资。但如果我的天使投资真的带来了经济回报，一方面说明项目本身对社会有价值，另一方面，我可以用赚到的钱做更多的天使投资，并产生更多价值。

问：您对人生有什么感悟？

谢思敏：我家里有两个传家宝，一是我现在妻子蔡婕的老父亲，我老岳父蔡开华获得2019年建国70周年纪念章，二是我母亲熊友联获得2021年在党50周年纪念章。成为获奖者要求一是功勋卓著，二是足够健康长寿。

我岳父蔡开华1930年生于四川新都县一个殷实家庭，从小学做川菜，1948年18岁那年先是被国民党抓壮丁进了国民党部队，随后在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当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成了王震将军麾下第一军的一名解放军战士，跟随王震将军转战大西北。此后他因负伤留守西安兵站，之后转业到汉中陕西省二建公司，作为给排水工程师工作直到退休，并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我岳父在2019年获得建国70周年纪念章，2022年7月7日因病去逝，享年92周岁。

我母亲熊友联，1933年生于湖南长沙市郊一个贫苦菜农家庭，8岁童年时，我外公就遭日军飞机轰炸受伤而死，成为孤儿，并在长沙孤儿院渡过悲惨的童年。解放后，母亲参加工作被招进欧亚烟厂（长沙卷烟厂前身）学徒。我母亲出生贫寒悲惨，又积极要求进步，1951年，不到18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忠于党、忠于组织，成为党的人事干部奋斗了一生，我母亲于2021年获得在党50周年纪念章，于2024年4月25日去世，享年91岁。他们获得这些奖章与他们健康长寿自然是分不开的。与他人相对照的是我父亲谢润光，虽然他也是做童工出身，也是优秀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他1934年出生于湖南望城县一个雇工家庭，年幼时即到长沙全中翻砂厂做童工，解放后积极要求进步，18岁入党并作为青年骨干被选调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做干事，文革前担任过中共长沙市南区（现雨花区）区委组织部长。文革中受到冲击，他被下放到麻阳县，参加当地的运动，与麻风病人打交道。文革后期被解放，任过中共长沙市西区（现开福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我父亲长期从事组织人事工作，后在长沙市一轻局工会主席任上退休。但是1995年他61岁时不幸英年早逝，没有获得这些奖章，由此彰显出我岳父和我母亲获得的这些奖章更加弥足珍贵。这在中国人家庭里是不多见的，这些都是我家的传家宝，我们要代代相传下去。

光阴荏苒，1995年我父亲逝世时，我那时不到40岁，刚刚辞去公职，下海执业做律师，正是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之时；而如今2024年我母亲去世，30年光阴流逝，我已年近70岁，也到了人生该歇息的年龄。在这样的时刻，该与我的同龄人分享什么样的人生感悟呢？我最近常常想起这些问题。我想在今后人生道路上，我们都要学会当刺猬。那什么是"刺猬”？我理解当“刺猬”就是对人、对事，可以有原则的服软，有条件的示弱，有分寸的退让，并善于做妥协。总之，我们要笑看人生，包容天下，不留遗憾地渡过余生。

 采访人：张 忠 黄建华 杨 勇 蔡伟鸿 

20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