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今声生活散文两篇

一、受益至今仍随身

——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一本书

我从喜欢读书到坚持读书，再从读书受益到能够写文章自己出书，我要感谢对我一生贡献最大的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新华字典》。

上世纪1963年我15岁。因为母亲常年有病家里穷，父亲拿不出每月5元钱的生活费，无奈之下，我从已经读了4个月的种羊场农中辍学回家，参加了生产队劳动，干“半拉子”。没钱买鞋买衣服，春夏秋三季，就光着膀子赤脚下地干活，一直到秋天下霜。

我18岁那年母亲病故，父亲拉扯我们兄妹四人艰难度日。虽然失学了，但是，我心里仍然渴望学习知识，白天干活兜里揣着书，晚上学习到深夜。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在《新华字典》上找答案。

《新华字典》成了我的“老师”以后，多年来，几乎没有离开过。不但在家里经常“请教”，就是到外地出民工也带在身上。遇到音节叫不准的文字，查找“汉语拼音音节索引”；遇到疑难字和不常见的繁体字，就翻检“部首检字表”。因为这两个部分经常用，上小学五年级时父亲给我买的第一本新华字典就翻烂了。第二本新华字典，是1969年我到郑家屯修国防公路时花三元两角钱买的。

从1973年开始给报社电台写稿以后，我和《新华字典》更亲密了。不懂就“问”，疑惑就查，就连其中简要的法定计量、市制计量以历史气象知识等，都成为我准确可靠的引用依据。

最后一本《新华字典》是1983年买的，那年我已经35岁，有了三个孩子。虽然生活更加困难，但是，我仍然坚持业余读书学习。村里许多好心人劝告我说：“你都大半辈子了，安分守己顺垄沟找豆包得了，下那么大的功夫，有啥用呢？”

其实，我坚持读书学习，并没有期望有朝一日走出农村，出人头地；我读书学习就是一种生活爱好，每当我坐在灯前翻开书看，白天所发生的一切不悦与烦恼和劳顿疲乏，瞬间无影无踪。渐渐地，我把喜欢读书学习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当然，也涵养了我的人生价值观，增加了各种文化知识。

贫困没有使我中止读书学习，也没使我停下手中的笔，仍然锲而不舍地为党报写稿，并多次被吉林日报、四平日报和双辽市委宣传部、双辽报社、双辽广电局评为优秀通讯员。

我读书自学，坚持写稿，得到了种羊场党委的肯定。１９９０年，已经43岁的我从基层调到场党委宣传科任科员，１９９３年６月光荣入党，１９９４年被四平市农委评为助理政工师，任党委宣传科副科长；１９９７年任场信访办公室主任。是读书学习和写作，升华了我的人生价值，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２０００年６月种羊场搞改革，我因年龄下岗。当时我的情况是，75岁的父亲手术刚出院，我的两个儿子外出打工，女儿离婚，老伴有病，我还身背一万多元的债务。这次下岗打击，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工作、职务、前程，一日之间化为乌有，一时间，心里难以平静。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种地又没有本钱，再说也干不动了，往后的日子该咋过？读书学习和新闻写作还坚不坚持？这些都是对我的严峻考验。

下岗第二天早上，是我最难过的一个早晨，每天这个时候正在忙上班，今天这个时候忙啥呢？我望着我那一柜书籍和身边的《新华字典》，心里踏实了许多。我准备拴毛驴车走村串屯收破烂做小买卖，坚持读书写作，继续为党报党刊写稿。

我下岗后不久，总场曾经通知我上班写场志，我没回去。后来我带着《新华字典》在省城先后服务于《吉林畜牧兽医》杂志社、吉林农民报和中辰国际集团吉林分公司。

２００１年年末，正当我在省城干的非常起劲的时候，我患了胃病和增生性关节炎，右腿膝盖肿胀的穿不上棉裤，走路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辞别省城，回家养病。

​从２００２年8月开始在双辽奔波，先后供职于市农联社、报社、公安局和法学会。当然，每到一处，挎包里首先要把《新华字典》装上。

随着读书学习和写作的不断深入，一本《新华字典》已经满足不了我的需求了。随着生活状况的日益好转，各种辞典辞书已经成为我的案头书，不但有了《汉语成语词典》，还先后买了《古汉语常用字典》、《同义词词典》、《常用通假字古今字字典》、《中国民俗辞典》、《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以及唐诗、宋词、元曲和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为了满足我读书学习和研究考证治学需要，《辞海》和《词源》也成了我的必备之物。

现在，我虽然学会了使用电脑，读书学习查找疑难字更方便了，但是，已经破旧的《新华字典》依旧放在我的眼前，不但仍然是我解惑释疑的简便字典，而且成了我惕励警勉的人生辞书，见了它，我仿佛看见了艰苦岁月里的种种经历，使我牢记过去，稳步走向未来。

写于2019年4月18日

二、肥年

庄稼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大人小孩没病没灾平安康泰，不缺谁短谁的，电话安着，彩电看着，肥猪杀着，集市上蹓跶几圈儿办年货，相中啥买啥，得意啥来啥，这叫“肥年”。我则不然，吃可将就，用可对付，书不可一日不读，不可一年不买。

说起书，半生钟爱半生读，经史子集，中外名著，虽有积藏，仍觉拥有不够，岁内架上不增书，便是歉年。

往年添书，全靠钱买，今年添书，没费一文。今年盛夏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我信步于一家破产瓦厂。走进院里，只见一堆残书破纸，乱散于晾瓦棚内青草里，出于好奇，便顺手拣起几本。这些散发着霉烂气味的破旧书刊，大多因潮湿腐烂结块或丢张少页残缺不全，文字难以辩认。问过看门人才知道，当年厂子买旧书报，是制做水泥瓦垫瓦模子用的。厂子黄了，晾瓦棚漏天没人管，旧书报也和碎瓦堆在一块儿成了垃圾。

书报垫瓦，已是不恭，废而弃之，岂不可惜！我拔去长在碎瓦堆上的杂草，丢开破碎瓦片，拣看烂纸文章。虽然残章断句的居多，有用可读的无几，然而凤毛麟角，见珍见奇。砖头瓦片翻完了，烂纸片子拣净了，竟然露出两捆报纸！报纸虽已泛黄，却是完好无损，字迹清晰，但由于湿积粘连，翻不开碰不得，如刚出土的菜芽儿脆嫩，若刚落草的婴儿娇柔。我轻轻拂去沾在上面的尘垢，让其接受轻风和阳光的洗浴后，静静地守候在旁边，若塘边垂钓，专等杆摇。

半个小时过去了，报纸开始干翘，我一边浏览报上内容，一边小心地将其一张张揭开晾晒。天将午，两捆湮没了的知识终于重见天日。我脱下上衣，把报纸“襁褓”好，再拣一绺杂草拧根绳，把包严的报纸捆好背回家。窃喜于意外之得。

​回到家里，我把这些报纸摊在炕上铺平，一张张地细看起来。有民国２９年出版的《东南日报》，民国３５年出版的《商报》；１９５０年暹罗出版的《全民报》；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繁体竖排版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１９５６年的《光明日报》、《甘肃日报》；１９５７年的《光明日报》和１９５８年的《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大公报》；１９６０年的《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１９６１年的《工人日报》；１９６４年的《光明日报》、《文汇报》以及部分文革时期报纸和宣传物。从报头盖有“北京第四中学图书馆”印章的１９５４年《人民日报》和报头盖有“北京宣武区图书馆收发章”印章的１９６０年《大公报》来看，这些报纸来自北京无疑。可以说，这些报纸除了一些是解放前出版的外，大部分是我国五、六十年代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真实纪录。

读了这些旧报，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我国建国初期乃至６０年代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中苏交往，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批判胡风，三面红旗以及文革等。通过这些报纸还可以领略到毛泽东等老一辈开国元勋的音容笑貌和伟大风采。许多文字十分珍贵，所介绍的事件鲜为人知。１９５４年８月２９日《人民日报》“抗美援朝专刊”１８９期上，载有红英的文章《黄妈妈的喜悦》，纪述了战斗英雄黄继光母亲邓芳芝参加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当选全国首届人大代表情形。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５ 日《北京日报》一版以“中央机关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为题，报道了周恩来总理、陈云、李富春等国家领导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并配有周总理高举红旗带着劳动队伍上工地和推车运石子的新闻照片。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５日《中国青年报》刊登图片新闻，报道了我国第一辆小轿车一“东风”牌轿车于同年５月１２日下午在长春一汽诞生。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７日《中国青年报》２版登了“杀害李公朴、闻一多两烈士的凶手反革命分子蔡云旗伏法”，详细报道了两位革命烈士被害及凶手落网经过。

由于长期潮湿，致使这些报纸软脆易损。为了保存好这些极为难得的历史资料，除少数能够整张保存外，大多需要忍痛剪辑。我找来十几本硬皮帐册，将有价值的文章图片剪下，分政治、社科、文史、珍闻、图片等七类，标明出版日期及报名， 粘贴帐册上，将其插入书架，与书无异。

望着自己用半年的双休日剪辑装订的十几本“书”，我十分惬意。若论价值，千金难买，若论知识，浩若烟海。轻而得之，实属意外。一分钱没用，得了这么多“书”，不是肥年么？

写于１９９９年元旦

整理于2024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