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情节、探索主题与爱情叙事
——《后花园》多重意蕴探析
董新祥
《后花园》是著名作家方英文继《落红》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这是一部以爱情叙事为主体的长篇小说,其中又包含着对大自然诗情郁勃的赞美,对百年现代史深沉痛切地回顾;影响着小说内容选择与结构安排的,既有情节的故事逻辑,也有人物的性格逻辑,还有作家的情感逻辑,但这一切都统一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主题之中,将“诗”与“史”融合一体,由此而成为一部意义重大、意蕴丰富、艺术上也颇多创新的佳作。
一
我总觉得,方英文心灵深处掩藏着一种呼之欲出的“家园情结”。他出生于秦岭深山,那是陕西与湖北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生态优美民风淳朴,使他对故园充满深情。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山里,工作了整整十年,创作了一百多万字,成为一个著名作家。后来虽然进入西安工作,但他情感的根基和寄托,却一直在山之南。他的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他那受众广泛的大量的散文随笔,经常出现一个旋律——城市生活的“客居感”。这种“客居感”并非唯作家所独有,而恰恰有着极大的普遍性,因为中国人正处在史无前例的、背井离乡的“城市化”大潮中。我的家,在何处?这当然是人类自古就有的困惑,但却从未像现在这么让人类,特别是让中国人焦灼不安。
《后花园》里照旧弥漫着这种令人忧郁的“客居感”。主人公宋隐乔是一个大学教师,职业稳定博学多才,学生爱戴领导赏识。按说在这样的氛围里,他完全可以鱼在江湖般惬意,却一直提不起精神,对追名逐利、勾心斗角、逢迎巴结等等城市生活的常态怀着深刻的厌恶和冷漠。他似乎没有把城市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所。他已经三十大几了,虽与许多女子有过交往,其中也不乏有意于他的,但从未想过要跟谁结婚,近乎刻意的保持着单身生活。
正是这种“客居感”使他在外出旅游时,因为内急而被火车抛弃在秦岭南麓不知名的山中时,他竟没有一点不能“回家”的焦急,相反倒有一种解脱后的“大舒服”“大轻松”。宋隐乔的故乡在哪里?小说中并没有明确交待。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被抛弃之地,正好在秦岭南麓——那正是《后花园》作者方英文的旧乡故地。如果说,宋隐乔在西安的“客居感”已经多少透露出作家的一些思想情感特征的话,那么作家本人在创作时,就会很自然地把他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家园感”,毫无保留地附会在宋的身上。宋在山里遇到的第一个女子珍子,也毫无保留地、热情地款待宋,称宋为“表哥”。这固然是此地人的习惯,但是否也含着一种隐喻?尚未到达目的地,娘娘窝曾经的最美丽的女子便与他有了一场“日光云雨”,把他当成了曾经离开、又回到故乡的游子。葵花搅团店的女老板也对他一见如故,并且以一种母亲般的情怀试图化解他的“不开心”。就算这里不是宋隐乔的故乡,他也该有一种“如归”的感觉罢。
尚未到达娘娘窝,便已如回到故乡。到了娘娘窝,作家更是放开笔墨,赞美那里如诗如画的自然山水,描摹那里的风土人情,回顾山村的历史变迁,涌现在作家笔端的,是浓烈的感情和不可抑制的诉说欲望。作品里随处可见的对娘娘窝山水风光的细致精美的、长歌短赋般的描写,使得整部小说荡漾着浓郁的诗意。在关于娘娘窝历史的叙述中,作者追述了这个村落的形成、发展的历史,三大户族的来历,各自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相互之间的恩怨情仇等等。熟悉方英文成长背景的人不难理解,作品中对娘娘窝历史的描述,是以作家自己的家乡为原型的。在这样的描写中,左右着作家笔端的,似乎是他对故乡酽得化不开的情感,是植根于他的生命深处的“故园情结”。读者如有兴趣,可参照阅读他的散文名篇《故园草稿》,见《散文 · 海外版》某年某期。
从文学创作的心理动机而言,文学作品是作家内心强烈的意欲客观化的结果。这种意欲既外化为情节、人物,也构成作品主题表达的内在动机。当宋隐乔在城市中有一种强烈的“客居感”时,他的内心深处就潜藏着一种“家园意识”和“追寻家园”的朦胧愿望。在山里,他强烈感受到自然的纯洁安详,美妙和谐,以及无比强大的生机勃发。这给了他难以言喻的心灵抚慰。恍惚间,他的困顿的精神似乎得到了诗意的安顿。由此,作家把自己的“故园情结”升华为精神追寻的主题。
但自然山水真的能作为人的精神、心灵的家园吗?人一旦进入文明的门槛,一旦以自己创造的文化把自己与自然区分开来,就再也无法以自在状态回归自然与自然合而为一了。人,作为文化动物,对自然的一切审视必然都是文化意义上的审视。在宋隐桥对自然山水的赞叹中,总是脱不开与城市的比较。这样一种用自然山水之美来反衬城市之丑的修辞方式,早在十八世纪欧洲早期浪漫主义诗人作家的笔下就出现过。在他们的笔下,“农村”,“自然”,往往代表着和谐温馨、纯洁与美好,代表着人类“黄金时代”的文化特性;“城市”则代表着以欲望、扭曲、异化为特征的现代文明的一切丑恶。这些站在各自社会转型门槛上的诗人作家,由于他们的目光是向过去、向传统回顾的,我们就常常简单地斥之为消极保守,甚至落后反动。实际上正是他们以天才的敏感心灵,感受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断裂带给人的精神上无可归依的痛苦,他们的态度里饱含着对逝去的精神家园的无限依恋和怀念。他们笔下的自然,并不仅仅是纯粹客观意义上的自然,而是带有强烈的文化指涉功能。
依此看来,宋隐乔虽然在自然中得到了心灵上的暂时抚慰,但他不会、也不可能仅仅以山林作为自己精神的归依,他的精神探索必然要在其他方向展开。
二
“寻找家园”是中西文学一个共有的主题。文学对“家园”的书写,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指向:一种是离开,一种是回归。离开家园,表现的是人寻求自我发展与创造的冲动,意味着对束缚、限制的打破。而人一旦失去家园,就变成无可归依的漂泊者,所以德国诗人诺瓦里斯曾说:“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中国人有着浓烈的家园意识,“故土难离”、“叶落归根”,所以诗歌中才有那么多的乡思旅愁;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一首《乡愁》,更是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西方文学从荷马史诗起就描写对故乡的依恋,奥德修斯经历千难万险不改回乡之心,现代派小说《尤利西斯》也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漂泊。
在《后花园》中,宋隐乔在西安的“客居感”,是对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精神家园丧失的一种隐喻。近几十年来,中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其幅度之大和速度之快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如此便必然导致人们精神上、心灵上更加强烈的撕裂感。这个以商业化为特征的“时代”以某种“强权”的姿态,在整个社会掀起了“欲望化”的世俗洪流。以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为生命的知识分子,似乎也无法抗拒“时代”的强权,或者与之同流合污,或者“躲进小楼成一统”、在孤芳自赏中走向萎靡。当然,也不乏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在价值迷惘和意义虚空状态开始自己的精神探索。宋隐乔离开西安探访娘娘窝,寓意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精神和谐和心灵寄托的努力。这样的探索必然以历史的回顾、反思作为背景和逻辑起点。因为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转型,并不是突然而至的快速启动,而是一百余年来社会曲折发展的逻辑延续和迅猛提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深深植根于百年现代史中。
中国社会的转型,从根本上说,是由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传统型社会向以工商业文明为主体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后花园》描绘了娘娘窝在革命前的历史,三大户族之间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纠葛,却不乏温情的一面:他们相互取笑、暗自较劲、但并不曾剑拔弩张激烈争斗;尤其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娘娘梦”。这个时候的娘娘窝还保留着几分原始的生活情态,不乏某种诗意。但是“革命”却打破了这里原有的和谐。先是国民党“三青团”、后是共产党革命者来到这里,他们尽管理想不同、目标各异,精神品格上也有明显的高下之分,相互之间更是你死我活的对立,但却有一大共同点,都把娘娘石作为“革命”的对象:一方用炸药炸,一方用大粪泼。而解放后发生的那场十年运动,更是一场“恶梦”,那里面包含“革命”的一切负面因素:愚味狂热,暴力血腥。这场“革命”,既导演了一个美丽女子的爱情悲剧,也吞噬了三十四条鲜活无辜的生命。
《后花园》对娘娘窝百年史的具象描写,隐含了对中国现代史的总结、概括和反思。一百年来,人们采用最激烈、最暴力化的方式来促使社会的转变。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革命史”,革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小说中对“革命”做了这样的总结和反思:“那时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念一—革命,除了革命还是革命。革命是唯一的、而且是最好的梦想。除了革命的梦想,其余的一切梦想,全是愚昧的、落后的、反动的梦想,革命就是看见一切既有的东西既有的秩序全不顺眼……一句话,所有的梦想必须无条件地为革命的梦想让路。”但那种变了质的“革命”,不仅要捣毁“一切既有的东西既有的秩序”,甚至连同人心中的梦想。在这样的“革命”中,人的现实家园和精神家园一起被破坏了。
“革命”结束之后,历史进入经济发展时期,地方政府挖掘自然优势,大搞旅游开发,要把娘娘窝建成西安的“后花园”,想尽办法投合“城市”的口味;旅游局长甚至规定每一个旅游从业人员都要熟知文革中一桩让人恶心、令人发指的惨案,制造一个“人文景点”来吸引游客。恍惚间,“革命”的幽魂似乎附体于“经济”,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融为一体。小说原稿里有“金钱如同革命”的话,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家对现实的总体评估。而娘娘窝开始复苏的梦想,也再次被弥漫而来的“城市”阴影所吞噬。
在作者对娘娘窝历史与现实的描述中,我们隐约看到一个可怕的魔影,那就是“强权”。它过去以“革命”手段。现在拿“经济”方式来摧残人的精神,剥夺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它用“进步”“现代”等包含着等级关系的词语构筑出自己的合法性。“强权”铁蹄所到之处,精神家园——宋隐乔所苦苦追寻的那个“后花园”,便不复存在了。
三
虽然《后花园》中有着篇幅很大的关于娘娘窝历史与现实的描绘,但总体说来,它还是以爱情叙事为主体的,因为宋隐乔与罗云衣的爱情故事贯穿作品始终。它包含着一般爱情叙事的大部分要素,比如偶然相遇、一见钟情、 激情与浪漫、误会与分离等,但它却没有使用经典型爱情叙事中也许更能打动读者的要素,比如生离死别的痛苦、绵绵不绝的相思,等等。显然,作者并不是要用一个浪漫加悲剧的爱情故事来博取读者的泪水;它的爱情叙事是与探索主题密切相连的。
在《后花园》中,作者赋予宋、罗二人的爱情一个历史和现实、历时和共时的立体交叉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中,作者突出了“强权”对人的精神与心灵的摧残和蹂躏。而发生在这个背景上的爱情,却与此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人类真正的爱情,具有与任何形式的强权和暴力都绝不相容的自由本质。在作品中,宋与罗的爱情,多方面地体现了爱情的这种本质特征。宋隐乔在现实中的困顿、淡漠与在爱情中的投入、热情,巧妙地揭示了他精神追求和心灵向往的方向和性质,隐约勾勒出他所追求的真正的“后花园”的理想蓝图。
宋隐乔对罗云衣的感情,经历了一个由肉体到精神的发展过程。最初,他只是被她的美貌所打动,但在不断地接触中他越来越了解了她的善良聪慧、渊博体贴。在这一切之中,最打动他的,还是她的爱人之心。宋长久记着她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我总是觉得,‘给人’比‘拿人’感觉要更好些。”这种品格鲜明地体现在两情缱绻、温柔缠绵之时。这是人的一切活动中最隐秘、最投入、最无所顾忌的时刻,也是最能展现一个人的情操和品格的时刻。而在这样的时刻——
“……显然,他和她都把对方的福祉放在第一位,此种先人后己的品格,实实在在的弘扬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典美德。因为爱与性,从来不能独立进行、个体消受,它必须是双方,这双方也就结成了最小的社会团体,因而这个团体,会同样因对象的不同而展示出人类业已创造出的所有的社会制度。宋隐乔与罗云衣,毫无疑问,两人共同体现了人类所有社会制度里最文明、最美好的那一部分。”
显然,作者并没有把这种情爱完全当成个人情感来描写,而是在略带调侃和幽默的语调中,表现了自己爱情描写的深层意义指向。作者把个人的情感行为与社会文明通过叙事连接在一起,赋予其以精神追寻的重大意义。
宋隐乔初次感到自己爱上罗云衣是在知道她是到山中进行扶贫助学之后;在多次“爱情”之后,他更是感到了罗的无私和高洁,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明显提升:宋隐乔过去只思考与自己有关的、并且能够自己解决的问题。他忽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羞耻,“当一个人衣食无忧之后,他依旧不考虑它的同类——人类——的存在状态,那么他绝对是个无耻的人。”这以后,他便决心结束自己的单身生活,同罗结婚。但后来却知道“罗敷已嫁”,便离开“伤心之地”西安,也许还回来,也许不回来了。
这个留下了些许遗憾的结局,从叙事角度看,也许暗合了一般爱情叙事中误会、分离的通常模式,增强了叙事效果,也留下了回味的余地。从象征意义看,它却喻示着宋隐乔寻找“后花园”的再次受挫。
宋和罗的爱情,一直面临着一个道德困境:罗深感与丈夫在一起时背叛了宋,与宋在一起又背叛了丈夫。面对这样的疑虑,宋最初也无言以对,只好搪塞说:“又不是背叛祖国。”实际上从初见罗开始,他就对她的婚姻状况有所怀疑,却坚持不问,这里面既有对打碎梦境的顾虑,也有深层的对道德审查的逃避。但当罗当面告诉了她的婚姻状况后,他便不能不直面这个问题,他必须解决由道德“权力”带来的精神威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他最后给出的回答是:“什么都可以背叛,就是别背叛人类。”但怎样才算不背叛人类?罗云衣曾告诉宋说:“我今年三十一岁,三十一年来,只有你,唯一的你,让我知道了爱情滋味。”道德,以及其他一切人类设定的规则、制度、律条等,其存在的合理性全在于保障人们的幸福,当它反过来变成一种对于幸福的束缚和障碍时,它便失却了自己应有的权力,它也就变质为“强权”了。而对这种“强权”的认同,就等于业已放弃了对于自由与幸福的追求。这就是对自我的背叛、对人类的背叛。所以,宋隐乔所说的“别背叛人类”,实际上是对这些“强权”的反抗态度。
但在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强权”却不会因为个人的反抗而消失。相反,它们拥有巨大的力量,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深地霉变着人们的心灵,不容许有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宋隐乔深深体会到了这种力量的强大,在它的阴影之下,美好和谐的“后花园”根本无法建立,所以宋隐乔不得不选择离开。
表面上看,宋隐乔的离开是由于罗云衣对求婚的拒绝,实质上表现了他反抗“强权”的决绝态度。他不想在对“唐朝”的向往和追思中麻醉自己,他也知道“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但他决不放弃对自由和独立的维护和追求,而这正是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和最宝贵的精神品质。真正的“后花园”不在别处,就孕育在这样一种精神品格之中。他最后对“当官”的拒绝是对“强权”的否定,针对冯校长的“策划”是对“强权”的嘲弄。作品结尾处,宋隐乔以一种近乎宣誓的语调表达了自己的信念:“我今生只对我心灵深处的后花园负责。我所有的言行必须有一个前提——让我心灵深处的后花园滋荣繁茂。我要让我的后花园永远辽阔宏伟、温暖和谐。”“我能肯定的只有一点,我灵魂深处的后花园,是与我永远如影随形的。”
至此,宋隐乔找到了“后花园”之所在,找到了通往那里的道路;作家也在爱情叙事中艺术地表现了精神探索这一极富启示性的主题,赋予爱情叙事以新的意义。
【原载《小说评论》200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