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东农民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绝了！

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没有人可以低估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了。诚如近代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而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人们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分析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首先，是国家的社会层面。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北方还是南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还是小国，所有社会都弥漫着高涨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所不同的只是国家的控制能力问题。在一些国家，高涨的民粹和民族主义情绪已经造成了社会运动，无论是有组织的或者是无组织的，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而在另一些社会，政府依然具有操控能力，民间情绪还没有严重危及社会稳定。

这一趋势并不难理解。过去数十年被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超级全球化”的趋势有效促进了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大大释放了劳动生产力，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拒绝全球化，大部分国家都卷入了这一波全球化浪潮。但是，人们在忙于收获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好处之时，忘记了全球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现在，这些负面影响终于积累起来，造成了社会运动，并且像流行病一样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不公平。不管在哪里，全球化造成了两种不公平。在内部，其表现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公平——主导和参与全球化的社会群体俘获了绝大部分利益；而没有能力参与全球化的社会群体不仅没有能够获利，反而被边缘化，成为受害者。在国际层面，全球化也造成了国家之间的巨大不平等。经过了数十年的全球化，这个世界不是变得更加平等，而是变得更加不平等。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平等”这一价值观全球化的过程。今天，落后国家民众争取平等的呼声并不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在国际层面，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社会运动都表现为反全球化、反资本和反移民。

在中观层面，有可能出现不同形式的高度集权，甚至是不同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社会的两极化反映到政治层面便是政治的两极化。这种两极化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特别明显，尤其在拉美社会，要不是极端左派政权，要不是极端右派政权。无论是哪一派掌权，都会毫不迟疑地在最大程度上动用政权的权力，压制反对力量，一意孤行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或者“理念”。不难发现，无论左右，基于民粹主义之上的“强人政治”是今天世界的常态。这种现象，既表现在俄罗斯、土耳其和印度等大国的政治中，也表现在诸如阿根廷和韩国那样的较小国家的政治中。

如果人们已经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化政治已经习以为常，那么更坏的消息则来自发达的西方。最近欧洲议会选举表明极右力量的崛起，尤其是在欧洲的大国当中，包括法国和德国。而在意大利极右派本来就已经掌权。欧洲极右力量的崛起已经使得人们对欧洲政治前景充满忧虑，但人们最担心的还是美国政治巨变的可能性，那就是特朗普再次掌权的可能性。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期间，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媒体就已经认为特朗普政权具有法西斯色彩了。在近来的选举活动中，特朗普不止一次表示，如果他当选，就要把他的政敌“关起来”。一旦特朗普再次当选，一个准法西斯政权似乎不可避免。这一政权无疑会再次冲击美国的精英政治，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尽管还无从得知如果特朗普再次执政，其执政团队将如何组成，但人们已经领教过特朗普的外交风格了。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间，其周边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法西斯式的官员，好斗好战，尤其是极端仇视中国。现在，这批人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如果美国的政权转向法西斯化，那么必然会影响到欧洲的极右势力和其他一些极端政治力量，欧洲一些政权的法西斯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大西洋两边的法西斯力量有可能结成联盟。有人认为，因为极右力量的特点是强调主权国家，国内优先，反全球化和反移民，因此，各国右派力量之间不会那么容易结成联盟。但是，这种观点过于天真。人们不能忘记了，正如二战的经验所告知人们的，左派力量可以结盟，极端右派力量也可以结盟。

在宏观层面，也就是国际层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更加明显了——世界在迅速两极化。自古至今，所有的战争几乎都发生在两个阵营之间。正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研究团队所统计的，16世纪以来，在守成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一共发生了16次权力转移，其中12次发生了战争，即使是没有发生战争的4次，也是以不同的所谓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即要不是自己体面地“退出”就是被“和平”地打败。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战争都是在两个集团之间进行的。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今天的世界似乎正在迅速滑向战争。世界正在被快速地两极化，并且表现在各个主要层面，包括经贸、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这里要强调的是“被”两极化，因为如今的两极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产生的人为结果，而非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动生成的。

首先是经贸的两极化。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如果说全球化是一个资本主导、政府支持的过程，那么经贸的两极化则是一个政府主导、资本服从的过程。人们往往把全球化所导致的各国经贸高度互相依赖视为是阻止甚至避免战争的有效方法。不过，经验地看，全球化或许能够延迟国家间的冲突，但没有能力阻止和避免战争的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最好的案例。一战之前，欧洲各国之间的经贸互相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人们普遍地认为，即使国家间存在冲突的利益，但很难想象有哪一个笨蛋会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但是，冲突的确发生了，并且演变成世界大战，不仅是一次，而且是两次。更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都是发生在属于同一个文明、文化圈，拥有几乎差不多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欧洲国家之间。

当特朗普刚刚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很少有人会预料到世界经贸会快速下行到今天的局面。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很快演变成拜登的全面两极化政策。拜登的政策包括如下几个：第一，通过经贸政策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卡脖子”，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第二，“脱钩”。“脱钩”尽管源自特朗普，但拜登政府把它大大深化和升级了。尽管美国也随着欧洲把“脱钩”改为“脱险”，但对美国来说，这个变化毫无意义，因为“脱险”只是“软脱钩”，并且在实践中，拜登的做法并不“软”。第三，重组贸易组织。美国几乎抛弃了现存的世界贸易体系，另组以其为中心的贸易体系。无论是“芯片同盟”还是“印太经济框架”都是这个性质的排他性的贸易集团。第四，不惜一切手段地打压中国的贸易伙伴，迫使中国的贸易伙伴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二选一”。例如，美国已经采取了各种政策对墨西哥和越南等中国的贸易伙伴施压。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被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集团化”。在美国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经济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依赖的是各种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最显著地表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上。中国把“一带一路”视为是自己提供给所有国家的国际公共品，因为这是一个包容性的多边组织，谁都可以加入。但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在搞认知战，试图塑造“一带一路”是中国以自己为中心的经贸“集团”，是要把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尽管经贸两极化并不符合资本的利益，并且中国也不会陷入美国的“认知战”陷阱，但几乎所有的经验现象表明“一个世界、两个市场”的局面已经成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已经制度化，而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则“被”形成。长此以往，对处于中美之间、并不想作“二选一”的国家和经济体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对华经济认知战也应当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最近几年，他们抛出了各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和话语，包括“中国经济顶峰论”“中国资产泡沫论”“中国不可投资之地”等等。经济认知战的目的无非就是影响资本在作“二选一”的决策的时候，选择“安全”的美国和西方，而不是“不安全”的中国。

其次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应当强调的是，即使在超级全球化时代，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立其实也一直存在。只不过是当时巨量的经济利益掩盖了意识形态分歧，而西方一些政治人物也误以为全球化会促成所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演变成为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对美国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美国的判断是，一旦中国融入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那么美国也能够把中国纳入其所控制的全球体系之下。

但是，全球化的数十年之后，美国和西方发现事物的发展几乎与预期相反。今天，美国和西方在华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像早年那么显见了。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和进步，相对于西方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增强，美国和西方发现在中国不那么容易赚钱了。同时，美国和西方国家也发现，尽管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了崛起，但中国非但没有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而且更“中国化”了。不仅如此，正如美国的一些反华政治人物所强调的，美国不仅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美国反而被中国所改变。最令美国政治人物沮丧的是，美国非但没有能力把中国置于其控制体系之下（如往日的日本和德国），一个崛起的中国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了竞争，甚至威胁。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再次诉诸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正如在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和西方所做的那样。拜登自开始第一任总统竞选以来，一直从意识形态出发来定义中美关系，把此定位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竞争。此后，美国和西方的各界都以此来定义几乎是所有的一切，例如“民主阵营的贸易”“民主阵营的芯片”“民主阵营的互联网”等等，而把所有西方所厌恶的事物和“专制”联系在一起。美国用意识形态来打压中国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表现在各个领域，尤其体现在芯片战争、“新疆棉”和台海问题上。如同经贸上的认知战争，对美国来说，意识形态同样是一场认知战争，甚至更为重要。如果说经贸上的认知战争更多的是为了影响海外的投资者，阻止他们选择中国，那么意识形态上的认知战争针对的不仅仅是国家社会，而且也是针对中国国内民众的。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地缘政治的两极化。实际上，无论是经贸的两极化还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化，最终的表现必然是地缘政治的两极化。地缘政治也是“被”两极化的，或者说是美国组织的两极化。美国已经明确把中国定义为“有能力且有意愿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竞争”的国家，其两极化的努力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即中国的周边和国际层面。地缘政治的直接目的是围堵和遏制中国。美国扬言已经放弃了（实际上没有放弃）改变中国内政的企图而改为“营造”中国的周边环境。在这方面，美国已经在中国周边塑造了至少6个小多边，包括美日菲三边联盟、美日韩三边联盟（JAROKUS）、美英澳三边联盟（AUKUS）、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五眼联盟（美英澳加新）、美越印三边联盟，还有一个准美日越三边联盟尚处酝酿阶段。要意识到，美国组织的这些小多边仅仅只是为了台海和南海问题而设置的，更是为了阻碍中国解决台海和南海问题，通过所谓的维护“海上航行自由”来封杀中国，避免中国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今后，美国还会有更多陆地小多边来应对中国。

在国际层面，美国的地缘政治举动表现在几个主要的方面。第一，把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在世界范围内搞认知战，塑造中俄“轴心”的认知。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后，中国既非当事国，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战争，而是呼吁各方用政治和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但美国的“二元对立”把中国置于俄罗斯这边。实际上，当美国意识到中国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站在美国这一边的时候，美国和西方国家就开始竭力把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第二，美国动用其政治力量“取消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试图把中国排挤出“全球南方”，和中国竞争全球南方的领导权。最近，人们也不难发现，美国和西方国家开始着手破坏“全球南方”，刚刚过去的、在意大利召开的七国集团邀请了一些“金砖国家”参加，无非是为了把中国、俄罗斯和其他金砖国家分裂开来。而在很大程度上，七国集团也达到了其目标。第三，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加速塑造一个新的概念，即“全球东方”（Global East），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绑架在一起，把这些国家“组成”了一个全球“专制阵营”。从西方自古希腊到当代，“东方主义”具有其深厚的知识背景，而“全球东方”只不过是古老的“东方主义”或者“东方专制主义”的现代翻版。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面的因素是互相促进和强化的关系。今天，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人们相信西方国家有能力改变微观（社会）层面和中观（国家）层面的局面，这两个层面的局面还在快速恶化（另文讨论）。如果这样，那么根据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克劳塞维茨叙述的内政外交逻辑，宏观层面的局势会加速恶化。也就是说，当西方国家无能解决内部问题的时候，就会把冲突转移到国际层面。至少自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发生的。

实际上，谈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可能已经低估了今天的局势，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多国卷入尤其是大国卷入的局部战争早已经开始了。俄乌战争几乎已经卷入了世界上大多主要大国，即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当然，如上所讨论的，中国是“被”绑架而“卷入”的。中东战争尽管表现为以色列-哈马斯的冲突，但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深度卷入。人们也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多国的卷入，才使得这些局部冲突具有了谁也没有预想到的持久性。

自从核武器产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卷入大国的世界大战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两个核国家（或者核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等于互相毁灭。但是，人们大大低估了以其他非核战形式出现的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核武器不仅从来就没有消除过战争，而且也导致了另外形式的战争。经验地看，核武器在以另一种方式“鼓励”拥核国家使用暴力和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相信其他拥核国家不会使用核武器来实现互相毁灭，拥核国家更容易倾向使用暴力和战争。核武器产生以来，世界从来没有太平过，暴力和战争依然频繁。即使两个拥核国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战争，但代理人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双方阵营在互相进行核威慑的同时进行着一场持久的常规战争。

因此，当人们说世界大战的时候，需要考量的并非是战争是否有可能，而是战争的形式问题。同样，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并不会使得冲突和战争成为不可能，反而是扩展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忽视了不同形式的战争，那么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战争是“永恒”的，因为战争是人性的一种“最终表现”，但战争的形式是变化的，因为人性是可以“文明化”的。

那么，余下的问题便是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会在哪里的问题了，中东、欧洲还是亚太？

中东的以哈冲突仍然进行，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局部战争很难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在这个区域拥有绝对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尽管世界同情弱小的一方，但这种道义上的同情很难转化成为实际上的支持。一些欧洲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为国家，但这并不是问题的解决。阿拉伯世界的不团结也决定了战争的有限性质。在世界范围内，反对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更多的出现在西方世界，而非中东世界。

如上所说，在一定程度上，俄乌战争已经是一场多国卷入的“世界大战”了，现在的问题是战争是否扩大和升级？尽管战争如何结束还是一个未知数，但要演变成美国和欧洲主要大国和俄罗斯直接交战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并不大。两边阵营的核威慑从战争开始不久就开始了。迄今，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不管发生何种情况，双方使用核武器的概率非常小。对美国主导的北约来说，这场战争的“艺术”在于北约对乌克兰的各种形式的支持足够大，但也仅维持在使俄罗斯找不到使用核武器的理由的水平。而对俄罗斯来说，其也可以通过其他常规手段来打一场持续的战争。

战争已经持续多年，各方都显出疲惫感，因此都在寻找“台阶”得到一个有利于己方的结局。最近围绕着俄乌战争的三大事件表明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是西方纪念二战关键战役“诺曼底登陆”80周年，二是七国集团峰会，三是专门针对俄乌战争的瑞士和平峰会。尽管在这三个事件中，北约还是一如既往地施压俄罗斯，并放出了很多“狠话”，并且对俄罗斯出台了进一步的制裁举措，但很显然西方的目标并非扩大和升级冲突和战争。同时，俄罗斯也做出了反应，在继续进行战争的同时也提出了随时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并且也开出了具体的谈判条件。总体上看，不管战争以怎样的方式结束，西方利用俄乌战争“拖垮”俄罗斯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而俄罗斯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如果说俄乌战争开始进入一个“下行”的过程，那么亚太地区的冲突则经历着一个“上行”的过程。实际上，从俄乌战争一开始，美国从来没有把其关切点置于俄乌战争。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把中国界定为美国的竞争者甚至敌人。因此，尽管美国一方面通过北约支撑着俄乌战争，但同时其战略重点依然在亚太。正如前面所叙述的，这些年美国的战略部署主要在亚太地区，在中国周边构筑了大量的“小三边”。

人们不难从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看到这一大趋势，即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战略重点都在往亚太转移。香格里拉对话会本来是要就本区域的安全问题进行对话，但今年的趋势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已经俨然把此视为世界安全的对话会。这和前面所讨论的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努力把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有关。近来，美国和西方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认知战争，把俄罗斯的“不败”归结于所谓的“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的产品”。言下之意就是，正是因为中国的支持，俄罗斯才有能力进行一场持续战争。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局面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认知战是有成效的，成功地把欧洲的战略注意力引向了亚太地区。

对美国来说，亚太地区成为“火药桶”是美国胜出的终极手段。美国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亚太地区和平的维护者，但经验地看，美国分裂亚洲、在亚洲制造冲突和战争的行径已经登峰造极。并且，美国现在的亚太或者印太政策的趋势是“一切为了应付中国”（后续会另文讨论）。美国统治集团似乎陷入了一种对中国不可自拔的极端恐惧心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对华政策早已经呈现为十足的法西斯主义，只不过在美国的精心包装之后，这种法西斯主义政策以非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对美国来说，只要能击垮中国，使其还是最后的“胜利者”，哪怕整个亚洲被战争毁灭也在所不惜。正如一些美国极端反华力量所公开言明的，在和中国的竞争中，美国只有胜利这一选项。

也就是说，对中国最严峻挑战就是如何有效地回应——美国在中国周边营造战争环境，把世界性战争引向亚太地区，最终实现其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