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他自己的预想，他的五十周年忌日，本应该在前几天的。王府井大街上有一条东厂胡同，在明代，这里是东厂所在地。1625年，因为上书弹劾魏忠贤，左副都史杨涟等六人被天启皇帝投入东厂狱中，每五日拷打一次，用土囊压身，以铁钉贯耳，最终被残害致死。1966年8月24日，这条曾经见证了无数忠臣坚贞不屈的胡同，再次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这一天，北京的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革命小将们满城抄家，打人毁物，没收财产。在东厂胡同，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的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很多年之后，家住东厂胡同的刘大爷还能记得这个声音。他坐在竹椅上，静默了很久。那一夜，东厂胡同的许多人都没能睡觉，因为凄厉的惨叫持续了一夜，到黎明才慢慢减弱——天亮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至少有六个人死了。东厂胡同旁边，就是考古研究所。那一晚，听到惨叫声的除了东厂胡同的居民，还有一个人。这一天白天，他被红卫兵揪斗，戴上了“流氓诗人”的高帽子，被关在考古研究所里，这一幕，他早就预见到了。那是十几年之前，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广播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操，别人都不以为然，只有他说：《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预言了未来极权社会的情景。8月24日夜里，他听见窗外的惨叫，以及伴随每一声惨叫而来的铜皮带鞭打的声音。皮带触及到人的皮肉上，发出一些沉闷的回声，仿佛打在棉花上。“也许不是人。”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又有一声惨叫，否定了他的猜想。 他对同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耍了。”然后，他写下了遗书，吞服了大量安眠药片。整个民国我最爱的诗人，不是徐志摩，不是卞之琳，不是闻一多，是他。“不是。是我母亲生我之前梦见一头猪，但是我总不能叫梦猪吧？所以就把猪上面加了一个宝盖。”赵珩先生也不能断定这个故事的真假，不过，“家”的甲骨文，确实是宝盖头下面一个“猪”。而陈梦家的弟弟叫陈梦熊。
陈梦家是浙江上虞人。他的父亲是位牧师。据说，牧师父亲从十岁开始学习基督教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等，可偏偏不学英文，理由是：上帝人人可爱，倘若借宣扬宗教而输入我国种种不利的势力，他就要抵抗。陈梦家也继承了父亲的这股子倔强，尽管，从外貌上看不出来。他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清澈而意气风发，眼下还有卧蚕。他的眉毛稀疏，然而头发浓黑，鼻子和唇都是中国古典美男子的典范。很多年之后，扬之水在麦当劳问赵萝蕤，当初为什么选陈梦家？她以为老太太会说陈梦家的学问，会说他的诗写得好，然而赵萝蕤却坦荡地回答：长得漂亮的陈梦家先生最初攻读的是法律，1932年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获得了律师执照，然后跑去写新诗，成为了“新月派四大诗人”，写了两年又跑去燕京大学研究院，研读古文字学，学霸的人生，除了仰慕，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据说，《围城》里的唐晓芙，原型乃是赵萝蕤，钱锺书当年追求过赵萝蕤而不得，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赵萝蕤在燕京是校花，这是没有争议的。赵萝蕤出生于1912年，父亲赵紫辰是基督教神学家，赵萝蕤是家里唯一的女儿。
赵萝蕤回答：我只想当一个什么学位也没有的第一流学者。最后，她成了燕京大学学士、清华大学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1937年，25岁的赵萝蕤翻译出版了第一本中文版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据说，艾略特在1946年夏天回美探亲，7月9日，他特别邀请赵萝蕤和陈梦家在哈佛俱乐部吃晚餐，诗人即席朗诵《四个四重奏》片段，又在赵萝蕤带去的两本书签名，还在扉页上题写“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赵萝蕤在燕京的名声很大，不仅仅因为她是同年级中年纪最小的一个。还因为她的多才多艺，据说她在朗润园的草坪上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皆大欢喜》，扮演女扮男装的罗莎林，连清华外文研究院的叶公超先生也来看，有人当场指着说：“喏，那就是他！”
陈梦家如何追到了赵萝蕤，大家已经无从知晓。但看照片，这确实是一对璧人，他们都出生于基督徒家庭，都热爱文学与诗歌，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风雅才子，一个是世间再也没有这样相称的两个人。钱穆曾经写道：“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1935年，他们向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坦诚了自己的爱情。4月9日，赵爸爸给女儿写了一封信：“我认识梦家是一个有希望的人。我知我的女儿是有志气的。我不怕人言。你们要文定，就自己去办；我觉得仪式并不能加增什么。”仪式果然很简单，1936年1月，陈梦家和赵萝蕤结婚，婚礼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举行。叶公超先生给他们送了贺礼：一个可作灯具的朱红色的大瓷瓶，矮矮的一个单人沙发床，一套带着硬壳的哈代伟大诗剧《统治者》。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家，在燕大旁边的王世襄家。王世襄有一个20多亩的大园子，这位日后的文物大家，当年是个玩得“昏天黑地、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他和陈梦家夫妇成了一生挚友。晚年的赵萝蕤和王世襄笑谈当年一桩公案：有一个深夜，听到园外有人叫门，声音嘈杂，把她和陈梦家吓坏了，以为有强人到来。接着听到一连串的疾行声、嘘气声，随即寂然。过了半晌，觉得没有出事，才敢入睡。原来正是王世襄和一帮人牵了四条狗半夜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园丁睡着了，无人应门，只好越墙而入。在王世襄眼里，陈梦家无论是行事坐卧，还是抽烟喝茶，都非常气派——他一直抽锡纸包的大前门，永远喝龙井。陈梦家是王世襄收藏古玩的领路人，每次走进古玩店，商人对他永远毕恭毕敬。陈梦家喜对每样古物进行品评，也喜欢把自己的好烟分给古董商，因为善于画画，他三两下就能描摹出器物。
陈梦家手迹
王世襄说自己买的家具和陈梦家的没法比，自己买的是边边角角，不成系列，陈梦家买家具是一堂一堂地凑，大到八仙桌画案，小到首饰盒笔筒一应俱全。我们更熟知的，也许是作为青铜器专家的陈梦家，然而作为诗人的陈梦家，是陌生的。我从孔夫子网上买下价格不菲的《梦家诗集》，《铁马集》还有他编辑的《新月诗选》。在北京的大风天气里，我常常一天都不出门，躲在家里，读他的诗，读着读着，就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自己要吃饭，忘了一切。
他的诗，亦如他的人，是温柔的，如微风。但那风是有骨气，并不媚俗，他本质上更似铁马，泠泠作响。我最喜欢那首写于1929年的《一朵野花》，《北平无战事》里，梁经伦曾经提起。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不想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有趣的是，他的妻子赵萝蕤却说，自己想要当个非“新月派”的理性诗人，于是她特别写了一首《中秋月有华》：何以今天我看见月亮
多半是假的
何以这样圆
圆得无一弯棱角
陈梦家和夫人赵萝蕤
1937年，这对恩爱的小夫妻离开北京，迁居昆明，陈梦家在西南联大教书。因为规定不准夫妇同在一所学校任教，赵萝蕤做了家庭主妇：“我当了八年的家庭主妇。我有妻子为丈夫牺牲的传统想法，但我也真的受过很好的教育。煮饭时，我总会拿本狄更斯的书在手里。”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给夫妇二人一笔奖学金，赞助他们到美国从事研究。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并收集流散在欧美的商周青铜器资料；赵萝蕤则完成她的博士学位。他们在秋天启程，飞越喜马拉雅山，经过印度，再转乘船18 天，到达芝加哥大学。陈梦家在这趟“超越山峰”之旅中，再次激发了写诗的灵感：看不见喜马拉雅山
云雾堆成山
一切都太寂寞
这里是天上的沙漠
陈梦家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坐标，他想要完成《全美中国青铜器》这一计划。为此，在芝加哥大学访学一年的期限结束之后，他给冯友兰写信，想要在清华大学申请一年的休假，他的设想是：除了继续学习考古学，还将寻访全美40多家藏有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系统性编一册青铜器图录。1947 年，陈梦家、赵萝蕤（中）夫妇与赵景德在美国在美国的日子，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赵萝蕤后来回忆说。陈梦家还用英文撰写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在美国3年，陈梦家亲手测量、记录铭文的青铜器不下两千件。此前日本人梅原末治编写的《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全七册（1933～1935）也只辑录了250件青铜器。更重要的是，陈梦家显示出了自己在青铜器断代、分类、铭文研究上注重索引体系、同时与考古材料对照研究的特点，一言以蔽之，陈梦家为中国的金石学研究提供了未来的方向。
1946年夏天，去美国访学的冯友兰为陈梦家带去了校长梅贻琦为他新签署的聘书，回清华筹备博物馆。1947年8月，陈梦家从纽约飞往欧洲，临行前，他拜访了一个人。这是全纽约最有名的中国古董商，他叫卢芹斋（C.T.Loo），他因为把唐太宗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盗卖至美国而被全世界所知。陈梦家和卢庆斋同是浙江人，后者为他的青铜器研究做了不少贡献。临行前，他劝说老谋深算的浙江商人，捐献出几件铜器，比如那件编号a714的“命瓜壶”（后改名为嗣子壶，现为一级文物存放于国家博物馆）。
陈梦家在写给妻子的信里透露了一些细节：卢说自己对祖国有愧，不愿意见国人。陈梦家说你要取得人民、国民政府谅解，不让别人觉得你是坏人，就捐献一样东西给国家。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陈梦家五兄弟与母亲团聚。前排：陈梦士、母亲、陈梦杰，后排陈梦罴、陈梦家、陈梦熊
如同他的师长朱自清给他写信，告诉他闻一多先生在抗战之后蓄起了胡子，一日不胜利则一日不剃，他所关心的，却只是自己的研究。当他回到清华时，他也对国内形势一无所知，沉醉于为清华购买各种古董，筹备博物馆。当时，解放军已经从东北逼近北平，北平城里的遗老遗少们都纷纷撤退，陈梦家觉得，这是自己“捡漏”的好时机。“与吴（晗）、朱（自清）、潘（光旦）入城，先至西湖营买宫衣十余件。次至尊古斋同吃饭，买古物四千万。我自己买紫檀笔筒一个、小瓷碗四个。”（1948年2月3日）
“今日一早入城，刘仁政在青年会门口等我，一同逛私宅、隆福寺、东四、天桥北大街等小市访硬木家具，奔走到晚，中间到振德兴看绣衣，甚可观。今日买到大明紫檀大琴桌（如画桌，而无屉，伍佰三十万），两半月形红木小圆矮桌（作咖啡桌用，伍拾伍万），长方小茶几（花梨木，二十伍万），长条琴桌板（需配两茶几作腿，板六十伍万）……琴桌、琴桌板均在小器作修理，两星期后一切由振德兴雇车运来。此外又订好紫檀的八仙桌和小琴桌各一，约需三百万，托一人去办，我星期四（后天）再入城与刘跑一跑，非常费劲，然亦有趣。各物若合美金非常便宜。”（1948年11月8日）
1951年11月，陈梦家被迫做了一次检查，检查没有过关，然而，他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不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学，可以去看杨绛先生的《洗澡》。
赵萝蕤的日记里说，“他时而理性清明，时而感情激动，我虽安闲待之，但真正受不了他”，“今天早醒，又为梦家疯态所逼，把他大骂一通，打垮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大骂之后果然稍好，比理性说服强得多”，“早醒，又和梦家做思想斗争。我告以应不吃屎，不骑马，以此两句作座右铭，不承担未有之罪，但亦不自高自大，骑高头大马”。陈梦家的诗人性格不能容忍这样的屈辱，而赵萝蕤虽然略微清醒，又何尝不是幼稚，这场运动，难道是一个“不自高自大，不骑高头大马”就可以解决的？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各抒己见。陈梦家在5月6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两点希望》，他在文章里说：“我从西安回北京后，纷纷然闻听‘鸣’‘放’之音，好不热闹。这正是花开时节，欢迎红五月的到来，真是一番好气象啊！毛主席两次有关‘鸣’‘放’的谈话，是这几十年中关系了中国文学艺术和科学文化的划时代的一炮，它是即将到来的文化革命大进军前鼓励的号角。我个人深深感觉到，一种新的健康而持久的风气已经开始……但不能我等你放我才鸣，你看我鸣得对你才放……我们个人是不能等不能停的，还是赶快的放鸣吧！”
“中国人使用文字，在全世界要算最老的一个民族了。我们使用文字的年数，至少有三千五百年以上。最奇怪的是，经过了三千五百年，中国文字其实没有大变，有许多字简直没有变。我们知道，商朝人已经有很完备的文字了，它以前的文字现在还没有发现。”
所以这一次，他用积极的态度，投入到了这场“百家齐放”。
他在《光明日报》撰文：“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他在公开场合演讲：“过去洋鬼子说汉语不好，现在比较开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不说汉语坏了。我看汉字还要用上若干年，要把他当成活的看待，这也是我们祖国的一份文化遗产。”夏鼐日记里，考古研究所的几次“大鸣大放”，陈梦家都是首个发言。只过了几周时间，大鸣大放被叫停，陈梦家忽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愤怒的标题：“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
一是社会关系和生活经历。陈梦家出身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个牧师。他本人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年轻时曾是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的“新月派”诗人。岳父赵紫宸是基督教活动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他和妻子赵萝蕤四十年代都曾在美国学习、工作。以上这些生活背景，对于陈梦家的政治形象，全是负面因素。每一项都使他成为社会上的少数派，成为群众的对立面和深度挖掘的对象。
陈梦家夫妇二是陈梦家口无遮拦，个性孤高，很容易遭人忌恨。《夏鼐日记》在1954年记载，“上午赴所至马市大街，晤及陈梦家君，为了昨天郑所长拒绝让他到洛阳去，而大生其气”。郑所长就是郑振铎。反右中有人揭发，他在西南联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他自己的检讨中，也有“抗战期间我住在农村，一般同事瞧不起农民，我也瞧不起这些同事，自以为我总高他们一头。……我们的态度与根本轻视农民的，也没有很大不同，都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
批判材料
三是陈梦家的收入高，易引发“仇富”心理。除了工资以外，陈梦家的稿酬也相当优厚，生活水平远高于一般的同事。据《夏鼐日记》记载，当时陈梦家家中已经有电视机。他“几乎每天都看电影、电视，有时还加评语。”1956年他斥资买下钱粮胡同的十八间平房，房子里还有专门为赵萝蕤买的斯坦威钢琴，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生活水平，一时之间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
当然，最核心的，是陈梦家反对推行简化字，与领袖的主张不一致，这就从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上升到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政治立场问题。这也因此成为他的同行们，容庚、唐兰等声讨他的口实。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搜集那些罪状，然后发现，实在数不胜数。他的师长，他的助手，都纷纷撰文，从四面八方七百二十度批评他：很多年之后，《纽约客》记者采访当时批评陈梦家的助手，当他把这些材料递给他时，这位已经盛名显赫的专家低下了头，他说：“这不是我们今天谈论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在《纽约客》上写这件事。”耐人寻味的是，当年陈梦家看好的几位后生都没有在他的学术道路上走得很远，这位助手却在事实上继承了陈梦家衣钵。不知道九泉之下的陈梦家见到这一切，会作何感想。
批判材料定右派的时候，考古研究所的主要右派，首当其冲是陈梦家。夏鼐日记里，明确记载了这一事实：七月十三日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反右派运动大会，主要对象为陈梦家。
对他的批判，从1957年7月13日第一次反右运动大会开始，然后，斗争逐日升高。8月9日，夏鼐日记里写道：“下午开始大会，郑所长亦来，陈梦家做自我检讨，然后由王世民、石兴邦、王仲殊同志发言。”日记里提到的三个发言人，当时还都是不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王世民、王仲殊都成了考古所里的牛鬼蛇神。陈梦家自杀之前，发生在考古所的那次戴纸帽示众游行，二人也都在列。郑所长，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郑振铎。当时他还担任着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日记里也记录了这次针对陈梦家的大会：下午二时半，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首先由我说了几句话，然后由陈梦家作初步检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近六时，我先走，因为要招待外宾也。（热，晚上有大雷雨）
他们都爱好收藏。郑振铎每次到考古所，总要找陈梦家聊一聊，有时还结伴去看画展，逛琉璃厂或者隆福寺，他也到陈梦家家里吃过饭。但反右之后，陈梦家这个名字，从郑振铎日记里彻底消失了，两人再无来往。陈梦家和夫人赵萝蕤
1958年，赵萝蕤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被送入协和医院。协和医院要把赵萝蕤转到精神病院，陈梦家当然不肯，于是想托当时的贵人郑振铎，设法使太太能留在协和。他不敢直接去找，只能托夏鼐居中传话。夏鼐有没有传这个话，郑振铎帮没帮这个忙，已经无从考证。这年10月，郑振铎乘坐的飞机在苏联楚瓦什共和国坠毁。1958年年底，陈梦家被下放有“殷商文化摇篮”之称的河南省接受劳动改造。此后五年，他被禁止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任何观点。一年多以后，由于夏鼐的关照，考古所把陈梦家派到兰州，协助甘肃省博物馆整理刚刚出土的武威汉简。1960年代初期的“小阳春”中，他又重新被调回考古所。右派的帽子摘掉了，陈梦家如释重负，他积极投入工作，脾气也有所收敛。在下放时，陈梦家仍旧没有中断给妻子写信，其中一封，他说：
1980年，夏鼐拿到了陈梦家最后几年的日记，8月24日是最后一篇，上面写着：这是我最后的一天。
当时，一向在日记里用简笔的夏鼐震动很大，8月25日，他在日记里特别写了陈梦家自杀前后的一些细节：上午赴所，见通告牌上有红卫兵通告，谓我所右派分子陈梦家自杀未遂。听说：昨天中午下班后，他到东厂胡同的一蔡姓寡妇家（其丈夫死于1963年，据云曾于死前托孤于陈），被所中左派群众揪出示众，他自杀以抵抗运动，犯现行反革命的罪，还在遗书中污蔑群众侮辱了他，所以自杀。所中开全所大会，文革小组报告此事，并对犯错误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等警告。
因为这个细节，现在流行的故事里，有人流传陈梦家在生命最后出轨，与寡妇有不正当关系云云。我每每见到此，都愤怒得不可名状。事实上，陈梦家在医院里抢救时，赵萝蕤正在接受着红卫兵小将们惨无人道的盘问。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在第二天去了陈家，门上贴着批判他的大字报，“我进门的时候，红卫兵已经等着了。‘好哇，’红卫兵们说道。‘你这是自投罗网。’红卫兵把陈梦熊和赵萝蕤一起按到了院子中间的椅子里，“他们剃掉了我们的头发——被称作阴阳头。接着，他们解下皮带抽打我们。一开始他们用的是皮带，后来又用起了皮带扣。我当时穿着白衬衫，结果衬衫被血染成了红色。他们一放我走，我就给单位打电话，是单位派人送我回到了家里。”陈梦家多活了8天，这8天不能写诗，不能考古，不能做学问，是多么多余的8天。很快，因为他“畏罪自杀”的罪名，医院把他赶回了家，9月3日，他被发现悬梁自尽，55岁。
陈梦家去世之后，赵萝蕤的病时断时续，始终没有痊愈。他们的老朋友巫宁坤和赵萝蕤重新相见时，“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中华书局决定出版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与赵萝蕤商量出版事宜，她先是歇斯底里地笑：“我又能拿稿费了！”过了一会儿，她又伤心地大哭起来。他们没有孩子。晚年的赵萝蕤脑血管硬化，视力衰弱，她一辈子酷爱读书，却不得不遵医嘱节制用眼，最大的享受便是坐在屋子里，听古典音乐。每年清明，她要祭奠两个人，一个是梦家，一个是父亲：“梦家死时连骨灰也没有留下，所以我只能是在心里悼念一番。”而陈梦家，在很久之前，就用自己的诗句，为自己的结局，做了谶语：
中年和晚年的赵萝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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