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   闲  书

文/刘武强

看闲书源于何时？已记不大清楚了，但是我所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记忆却是异常的深刻，那应该是公元一九七六年的秋季，我在村小读四年级的时候。在那个到处铲除资产阶级毒草的年代，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偏僻封闭、文化经济比较贫穷落后的冶户川，想要淘涣出一本可供观看的有益的书籍简直是比登天都难。幸运的是，我却意外地找到了，我从大伯父手里三番五次要出了一本窄版的《红岩》毫不夸张的说因为纸质较为粗糙的缘故，这本书足足有一砖头厚，而且是那种非常笨重的老砖那么厚。封面是黑色的岩石、巍巍的青松、火红或者说是血红的朝霞。作者是罗广斌、杨益言，尽管书籍封底有些残破、个别页面有点残缺不全，但基本上不影响观看的整体效果。

最初看书的习惯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那时候找不到多余的课外书观看，从那时起我就喜欢看已读初中的姐姐的语文课本，尤其是课文中精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典范作品，比如：《藤野先生》、

《阿Q正传》、《三味书屋》、《闰土》、《祥林嫂》……等等，说实话那个年代的语文教材编的还是挺经典的，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教材，课本封面也是相当的朴素，淡淡的黄灰色或蓝灰色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像身边、眼前一望无际黄土地一样质朴。我只喜欢看些散文、小说之类的文章，而对于课本中的精选文言文则是草草浏览一下。遇到课文中的生辟字一种办法是查看课文后边的注释，二是查字典。当时我还没有字典，就用姐姐的，直到爸爸给她买了新的字典，我才拥有了一本真正的《新华字典》封皮上赫然写着的是三舅的大名。等到我们老师给我们教学怎样查字典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熟练地用了大半年了。

当时能得到这样一本根正苗红甚至是上过电影，被老师成天在课堂上宣讲的红书那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呀！那时候还不敢公开地把长篇小说带到学校的教室里去看，只能是在放学回来后偷偷地看上几页、几章，晚上当劳作一天的母亲呼呼大睡后，我再悄悄地重新点起小煤油灯钻在被窝里看。对了，忘了告诉大家，这个小小的煤油灯是我亲手制作的，我先是从父亲常用工具箱里找到一个已经用完了圆柱体铁质的橡胶水瓶，再找来一个自行车上废弃不用铜质汽门桩，在橡胶水瓶盖上钻出一个大小合适的小洞，把汽门桩穿进去，并用螺丝固定牢，再穿上棉线搓的灯芯、加上少许的煤油，一个小巧灵珑的自制煤油灯就大功告成了。晚上看书时，再不需要使用家里的大号的煤油灯，而且非常活便，从而避免了大号油灯离头部太近，被一大片灯影遮挡住了光线，不便于阅读书籍。

常常是一觉睡醒的母亲醒来后，发现我还没睡，还在看书，立即训斥、责备一番。我只好和她讨价还价“再看两页，马上就睡”“就这半页看完了就熄灯，睡”。但实际情形是当累了一天的母亲再次入睡后，我会重新点燃油灯再看上几页或一章，江竹筠的英雄形象、小萝卜头的英勇机智、双枪老太婆的光辉事迹、华子良的装疯卖傻、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里边的《挻进报》深深的吸引了我，震撼了我，感动了我，又怎能舍得丢弃呢？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她的涵概量更大、时间跨度更长、历史背景更长，她不同于电影也更不同于故事，但她却能更为吸引人、感染人、启迪人和教育人。

因为那个年代照明的煤油也是凭票供应的，金贵的很，即是有钱没有票证也是无法随便购买得到的，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大显著特色。对于我们大部分农村人来说，煤油和食盐基本上都是靠用鸡蛋到供销合作社里直接等价兑换的，因为钱对于广大农村家庭来说的确是太艰难了！也因为头离煤油灯太近的缘故每天早上起来的我都感觉到身上、衣裳、被子上都是浓浓的煤油味，好半天都发散不完，挥之不去。每隔上一、两天鼻孔里总感觉到堵的慌，一擤鼻涕就会有一大块黑乎乎的油烟煤子擤出来。

周六中午我们放假一天半，这对爱看书的我来说简直是如临大赦般的快活，终于可以畅开的看书，尽情地看书了。教学的父亲也同时回来了，母亲就会向父亲告我的状：“眼看着灯油又下去了好一大截子了”言外之意是我不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东西，是一种浪费，一种极大的浪费，甚至是一种犯罪，用那个年代的时代语言来说。父亲也会象征性地批评教育一番：光线太暗，对眼不好了，时间长了肯定会影响视力，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不便。但对我所看的书籍却没有没收，没有指责，从来也没有禁止我爱看书的这种习惯，甚至后来还专门为我征订了《少年科学》杂志，让我在自然科学的海洋里自由的徜徉。

这个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看完，我整整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些时间都是碎片化的时间，被我用钻劲和挤劲硬是给串连了起来，成了人生中的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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