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74周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司令员是彭德怀，最高统帅就是毛泽东。他尽管没有身处战争前线，而是运筹帷幄于中南海，但无论出兵入朝作战还是处理中朝苏三国和中朝两军关系，无论是两年零九个月各个战役的作战方针还是两年停战谈判各项议程的讨论，所有关系全局性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毛泽东最后拍板敲定的。他具有超人的政治智慧和非凡的战略定力，是名副其实的领导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最高统帅。
本文主要依据大量史实再现毛泽东当年是如何下定决心打这场战争的。
艰难的决心：“长考百日、三波两折”
毛泽东不是行伍出身。他投笔从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驾驭战争，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战争风云，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对于一生征战的毛泽东来说，尽管一直是从以弱胜强的对敌斗争中打过来的，在任何时候没有害怕过任何敌人，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作出抗美援朝决策却是异常艰难的。胡乔木在延安时期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他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党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为什么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难下决心的两大决策之一呢？
因为下这个决心，牵涉到方方面面，既有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诸多考虑，又不能不受朝、苏、美等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使毛泽东不能不审时度势，随机调整出兵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出现了比1946年我们党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更难决策的“长考百日、三波两折”。
所谓“长考百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争之际，毛泽东就已高瞻远瞩，提出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并部署边防军兵力摆在鸭绿江边；8月上旬，朝鲜半岛南端的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他警觉到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会增加，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他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次日，即指示边防军在月内作好一切准备工作。他接见东北边防军负责人邓华说：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8月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待命出去作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8月下旬，他给远在西安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发去一电：“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9月中旬，美军7万余人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通牒”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从1950年10月2日到18日，党中央接连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在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从苏联回来的周恩来汇报与斯大林会谈情况和从东北边防回来的彭德怀汇报志愿军准备入朝情况后，指出：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会议决定：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19日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毛泽东从1950年7月上旬提出准备出兵到10月中旬最后决定入朝作战，经历了103天，故称“长考百日”。
所谓“三波两折”，是发生在最后决策的1950年10月上半月。
第一个波折在10月2日至3日。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对出兵问题未雨绸缪，很早作了准备，但何时出兵，他有个底线：敌军是否越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1956年9月23日）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后，斯大林来电希望中国立即派出部队到三八线，拯救朝鲜；深夜，金日成紧急约见我驻朝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兵入朝请求。次日，毛泽东曾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并拟写了致斯大林回电；同时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邓华电，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天下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时，与会多数人不赞成出兵，决定4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讨论。这样，会前拟写的给斯大林的回电没有发出。他服从会上多数人意见，将不出兵决定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这就是俄罗斯总统档案馆藏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曾就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报告斯大林的10月3日电。此电内称：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严重后果。“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这就是“第一波折”。
第二波折是在10月4日到12日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4日下午到5日全天接连开了3次，毛泽东让与会者摆了各种意见，权衡出兵还是不出兵的利弊。经过反复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在5日下午会议上，中共中央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决定派周恩来等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副主席，是与苏会谈的主要代表。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谈的：若苏联有派空军支援的意向就谈出兵；若苏联不愿派空军支援就谈不出兵。11日，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要否出兵援朝问题，说明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的作战。会谈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我们交换意见后，弄清了计划派出的中国援军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一致决定；“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因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境，以免陷于不利局面”（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南方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6页）。基于此，毛泽东在12日致电彭德怀等，此前命令暂不实行，兵团各部仍旧原地训练，不要出动。这就是暂不出兵的“第二波折”。
第三个波折是在10月13日至18日。13日，就斯大林、周恩来联名电，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援朝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晚10时，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我军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104页）该电请周恩来留莫斯科几天就苏援助装备和出动空军防护美军空袭京津沪等大城市问题与苏联同志继续商谈。18日，周恩来返京后，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上述出兵入朝作战的最后决定。这样，此波无折，全过程姑且称之为“三波两折”。
艰难决策的三个“纠结”
抗美援朝决策这样艰难，其“长考”酝酿用时之久，波澜曲折反复之大，不仅在毛泽东一生中没有过，就是迄今的百年党史也无以出其右者，之所以如此，当年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主要有以下三个“纠结”。
一是挑战美国这个头号西方强国，能否打赢。70年前，无论综合国力还是军队装备，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极而言之，不能同日而语。就综合国力言，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为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当年我国的钢产量仅有60万吨，不及美国一个零头，工农业总产值为100亿美元，相差28倍。论军事装备，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后勤保障，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水平。美军的一个军拥有各种口径的大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才只有36门。美国空军完全控制了高空领域，我国的空军还要训练半年才能作战。我军既没有制空权也没有制海权。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兵参战，能否打赢？不能不反复掂量。10月2日没有发出的致斯大林电和通过罗申大使转达给斯大林的意见中都表达了这一点。前电中说：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能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在罗申给斯大林的电中讲不出兵的理由说：经过慎重考虑，我们认为出兵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这两电，既说明了毛泽东出兵的立足点，也反映了大多数同志不赞成出兵的顾虑。
二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还能否进行。1950年6月上旬，我们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确定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部署了1950年的中心工作。但半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直接破坏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严重阻碍祖国的统一大业，而且打乱了党和国家的任务实施和工作安排。在10月2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和随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成了与会议论的主要话题。多数人不赞成出兵，就是担心：新中国刚刚成立，战乱的创伤十分严重，财政经济非常困难，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工业化建设还没开始，国民党残余和匪特势力还没有肃清，社会秩序还不安定，基层政权还不很巩固。如果出兵援朝，这些问题不仅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还能否进行都是一个问题。这也在10月2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前拟写的没有发出的致斯大林电和会后通过罗申大使转达给斯大林的意见中谈到了。前电说：“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罗申的电中说：“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将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同上）两电中谈到的问题，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能不纠结于心。
三是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乃至世界大战。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个顾虑在罗申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得明白：出兵朝鲜“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同上）
这些方面的担心和顾虑，都在情理之中。党的高层领导有这样那样看法和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存在什么路线斗争。这些问题是怎样得到应对、克服和解除，最后统一思想认识的呢？这里，也是历史的合力—诸如彭德怀等统率的广大志愿军指战员的高昂斗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等同志的鼎力协助，还有斯大林和苏联的某种支持和应允的援助等—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但就作出最终决策而言，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坚毅决心，即没有动摇过的初心起了决定性作用。所谓“长考百日，三波两折”，并不是说他个人有什么犹豫动摇，而是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他需要做工作来统一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形成“硬核”力量。这是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发挥“定海神针”作用的三个重要思想
在“长考百日”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的下述三个思想发挥了“定海神针”作用。
第一，始终坚持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的战略思想。这是他在1946年第一次艰难下决心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时提出的。有了这个思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坚决应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这一次，毛泽东也是坚持这个思想，出兵抗美援朝。他在1950年8月5日接见边防军首长即后来的志愿军副司令、代司令邓华说：你们“要准备同美国人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打。”（同上，第169页）对美国军队的认识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是贯穿于毛泽东作抗美援朝决策始终的战略思想。
第二，始终坚持中朝两国是唇亡齿寒的命运共同体思想。就在9月5日的上述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对于朝鲜人民，我们是需要给以帮助和鼓励的。朝鲜人民对于中国革命有过很大的帮助，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中都有他们的帮助。因此，我们在今天应当尽力去帮助他们。（同上，第184页）在10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让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疑虑的人讲了出兵的不利情况后，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同上，第204页）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随后被概括为“唇亡齿寒”这个成语来表达。10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作的《抗美援朝，保卫和平》报告中转述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周恩来说：“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发展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我们如坐视不救，敌人必然继续前进，咄咄逼人，直到鸭绿江边，然后再做第二步文章。”“所以，我们要理，我们要管。”“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中朝两国这种唇亡齿寒关系，用现在时尚的话说，就是命运共同体。
第三，始终坚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正义力量必胜思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派出海军和空军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而且第七舰队侵入我台湾海峡，阻挠我解放台湾。6月28日，毛泽东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从8月下旬始，美军飞机不断侵入我国领空，对我境内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造成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我国政府不能不认为，这是美国当局准备扩大战争规模的一个信号。在美国7万大军从仁川登陆，朝鲜战局迅即逆转，美军急速向中朝边境推进，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在9月底向全世界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在10月4日和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既充分摆了出兵的种种困难，也强调了出兵的必要性和战胜美军的可能性。毛泽东等人认为，如果让美国侵略军占领朝鲜，强兵压到鸭绿江边，我国难以安稳地从事建设。彭德怀将这一点讲得十分透彻：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这铿锵有力的几句话对会议统一思想作出决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等还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有利和不利条件。美军虽然武器先进，但兵力分散，补给线长，战斗意志不强。我军虽然装备落后，但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士气旺盛，兵源充足；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灵活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具有不怕牺牲、不畏艰苦的勇敢作战精神，一贯能够以劣势装备打败优良装备的敌人；还有战场背靠我国东北，后勤支持近便。因此，出战获胜的可能性也存在。次日，周恩来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根据会议精神，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时指出：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得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正是上述思想统一了高层领导的思想认识，消除了担心和顾虑，中共中央最终郑重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决策。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由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夜晚，彭德怀统率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雄赳赳，气昂昂的非凡英姿，跨过了鸭绿江。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旗开得胜后，毛泽东在1950年10月27日谈到出兵决策的思考情况说：朝鲜局势紧张的那段时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他说：我们迫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讲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说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从战争的胜利看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经过五次战役，仅七八个月，歼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23万余人。朝鲜战争近一年，美国军队伤亡达8.8万余人，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近三分之一。美国的物资消耗高达85万吨，相当于它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直接用于战争的经费达100多亿美元，远高于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年的消耗。其人力、物力、财力消耗这样巨大，这是当初没想到的。美国再长期打下去，兵员缺乏，消耗巨大，难以为继。
前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再打下去“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美新社华盛顿1951年6月12日电讯）美国当局不得不调整侵朝战争政策，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与中朝两军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经过两年零半个月的艰难谈判，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终于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分别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等文件上签字。从当晚10时起，朝鲜全线的一切战斗行动完全停止。抗美援朝战争共歼敌71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敌我伤亡损失比为1.7∶1。美国开支战费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我国开支战费62.5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25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美中两国的这个比差不是一般的大，而是非常大了。这可以说是轻量级举重选手打败了重量级举重选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承认：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进攻共产党中国，“不会使中国屈服”。（《参考消息》1957年5月7日；布莱德雷：《将军百战归》，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37页）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第一，它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既为新中国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也为改革开放以来走向富起来、新时代走向强起来奠定了坚实根基。第二，它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取得了新形势下以弱胜强的丰富军事经验，表明过去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思想仍然适用于现代化战争。第三，它空前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第四，它巩固了处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半殖民地大国的胜利，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第五，它基本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大力量的均势状态，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使其逐渐成为20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的时代主题。
彭德怀回顾毛泽东狠下抗美援朝决心的情况说：“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1957年彭德怀在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的谈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在中华民族战争史上，也会在世界战争史上占据重要位置。毛泽东对抗美援朝的艰难决策，将会永远铭刻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上。我们的子孙后代会说：这个决策是无比英明的！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要求得发展是世界走向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再重申毛泽东的话说：“帝国主义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176页
毛泽东是如何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那一天起，毛泽东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鲜战场上了。毛泽东一生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统帅过百万以上的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他有着高人一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军队作战。怎样取得胜利，这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新的经验。
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中提出的战略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
初战必胜，这对于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前方的电报以及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 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毛泽东当时57岁，精力也十分充沛。根据敌情的变化， 毛泽东在10月21日凌晨2时30分， 致电彭德怀等， 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 就是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所以敢于兵分两路前进。他断定，这将是争取第一个胜仗， 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10月25日上午，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中国人民一直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随后志愿军经过13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1.5万余人，重创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狠刹了一下“王牌军”的威风。第一次战役的胜利，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1950年10月初，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并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一道共同抗击侵略者。
在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和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过程中，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并在第五次战役中，形成了“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
在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后，有些人的头脑里速胜思想有所生长。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应当怎样估量？是速胜，还是持久？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一个重大方针问题。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在中朝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第四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怎么办？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月7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举。
这时，彭德怀向毛泽东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这个方针，同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不久所作的乐观估计是不同的。毛泽东认真听取彭德怀的陈述，及时调整方针，作出正确决断，这是英明的。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人民解放军常常是整师整旅地乃至几个师几个旅地消灭敌人。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在1951年5月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第二天，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时， 又说：“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把这个作战方针，叫作“零敲牛皮糖”。到6月3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就表述得更为明确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吞并朝鲜、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的战略图谋已无法实现。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及时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这个方针，对中朝军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了多方面准备。他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攻防持续作战的能力，就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封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等，毛泽东都样样关照到了。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做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毛泽东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具体、实际、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美方曾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遭到拒绝后，就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朝鲜谈判被迫中断，双方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了战场上的较量。志愿军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发来了一个电报，写道：“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可以看得出，毛泽东是带着深厚的感情写这封电报的。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10月23日，毛泽东在庄严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积少成多，取得胜利。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1952年底，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其主要目的不是促进和谈而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有可能在1953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当发觉敌人阴谋策划军事进攻时，毛泽东迅即作出强烈而迅速的反应，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同时表明坚定立场，以有力的舆论配合，揭露敌人的阴谋。在他的指导下，最终使美军登陆作战的冒险归于失败。
1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了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在最后指出：“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中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
1953年2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艾森豪威尔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的军事冒险的姿态。他还说服参加“联合国军”的16国代表，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对此，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他在2月7日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既有分量又从容不迫。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1953年4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
毛泽东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军队的最高统帅，越是取得重大胜利，越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十分可贵的。他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4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动，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以打促谈，志愿军提前发起了夏季反击作战。对南朝鲜方面公然破坏协议的行为，果断地作出给其沉重打击的决策。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朝鲜战争结束。毛泽东仍然没放松警惕。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两天前，毛泽东就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指示说：“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他在讲话中最后说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志愿军身背肩扛向前线运给养
历时近3年的抗美援朝中，发生了很多令人难忘的真实故事，有的悲壮英勇，有的令人欣慰。仅举几个例子。
第二次战役期间，发生了一件让人悲痛的事情。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于朝鲜，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着深厚的父爱，寄托着厚望。毛泽东从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1950年11月25日，三架美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彭德怀在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钟头。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不愿在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1951年元旦过后，1月2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并附信说：“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很久。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
彭德怀后来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以内疚的心情作检讨。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他宽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还有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使美军再次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强大的攻防能力。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只剩下关于战俘安排的问题没有解决。在志愿军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10月14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志愿军在长达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打得英勇顽强，粉碎了美军的攻势。敌人动用了一切现代化的军事手段，对志愿军阵地轮番攻击。在两座高地和附近地区，敌军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投入的总兵力约4万余人。两座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变成一片焦土。具有高昂士气和富有创造精神的志愿军将士，先在地表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重创敌军。后又转入坑道作战，积蓄力量，发起全线反击，至11月25日，收复全部失地。中部防线稳如泰山，经受住了又一次严峻的考验。美军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攻势。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
再就是，当年决策出兵时，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作了充分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1951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亿万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国内各项建设事业快速发展，实现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抗美援朝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对新中国都刮目相看。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经济还那么困难，军队装备又很落后，居然能把世界一流强国、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打败，这不是奇迹吗？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不负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完成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历史使命。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这样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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