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建设之光》杂志做记者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认识了先生。他曾是重庆市的领导，后来又成了新疆兵团的主要领导。我祖籍重庆，生在新疆兵团，因此，我打算像重庆的同乡那样称他为“老乡”，可是觉得不妥；想像兵团的职工那样称他为“首长”，又觉得不当。我左思右想和深思熟虑后，决定称他为“先生”。

他奇怪地问：“为什么称呼我先生？”

我镇静地答：“我是重庆人，生在兵团。所以，作为重庆人，您是老乡；作为兵团人，您是首长，您说我该怎样称呼您呢？”

他听后，略有所思，接着“哈哈”大笑。

“看你，老用‘您’字，既没有重庆的味道，也没有兵团的味道，而是地地道道的京腔。你把问题复杂化了，可以点我的名，道我的姓吗。”

我问：“这不坏了规矩？”

“什么规矩？”他疑惑地问，肯定地答：“那一定是你的规矩，我可没有这样的规矩。”

谈话间，我仔细地端详起他来：圆脸，戴眼镜，中等个，较胖，西装，革履。他豪爽，当众就把一双厚手拍在了我的双肩上，他用洪亮而亲切的声音说道：

“记者同志，我遵重你的规矩。你聪明，让我深刻地记住了你。秋天，你来兵团吧，我用故乡的酒招待你！冬天，你回重庆吧，我用家乡的酒招待你！”

 

2008年9月1日，我来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走进了兵团司令部的办公大楼。

先生领我来到由他主持的兵团电视电话会议上。在屏幕上，我看到兵团各地的棉花盛开，到处白茫茫的一片。虽然棉农的脸上充满着喜悦，可是眼睛里却流露出焦虑。他们盼望着，盼望着从全国各地来疆拾棉花的近百万农民工，其中重庆就不下十万。

先生又领我来到了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在站台上，我们静静地等候着从重庆至新疆的拾花工专列。在我们的身后，是兵团各师团的相关领导和重庆在兵团的优秀企业家们。此时此刻，在重庆火车站的站台上，重庆的市长黄奇帆同志也领着重庆市的相关领导欢送着这些离乡赴疆拾棉花的农民工们。

从西南到西北，四十多个小时，三千多公里的路程。

先生问：“小李，你是重庆什么地方的人？在兵团什么地方出生？”

我答：“祖籍重庆永川区何埂乡水碾村，生在新疆兵团二二二团园林一队。”

先生说：“这两个地方我去过。”

我说：“这是我父亲的两个故乡。”

先生好奇地问：“你父亲？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答：“他读过书，是地主的儿子，是贫农的孙子。解放前，他在重庆为共产党办过事；解放后，他去了新疆，到了兵团，受尽了苦难，但是受到了老红军、老干部和一些普通人的关照。小平同志出来后，他获得了新生。”

先生说：“虽然听起来费解，还需要时间，但是已经很传奇了，我想他一定了不起！”

我说：“正相反，他很平凡。”

先生说：“不，这或许不是事实，是你的认识问题。我认为，与重庆市在兵团的职工、农民工和企业家们一样，你父亲为兵团做出了贡献，是重庆人民的骄傲！”

可以肯定，在我父亲的一生中这是唯一一位兵团首脑而且还是重庆人对他的评价，是对他一生的总结。我追随着先生，不就想在父亲的有生岁月里献上这份珍贵的礼物，让他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了。我想，他听到后内心会引起振动，会得到安慰。我的眼睛湿润了，内心一阵激动，脑海里不断地闪现着父亲的身影，还有他的两个故乡。

 

“瓦屋头”

1994年3月6日，我跟随父亲回到了他的第一故乡——重庆市永川区何埂乡水碾村。没想到，这是个很穷的小山村。藏在青山里，掩在密竹中。改革开放近十五年，全国各地的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可是这个小山村却同解放前相差无几。全是石木结构的宅院，几乎没有楼房，就是有，也少得可怜，仅仅是局部两层，而住在里面的，不是有钱人，就是有权人。

李家不再富有，也没有做官的人，只是比最穷的那家稍好一些，因此没有二楼住，住在一座又旧又破的宅院里，大家都叫它“瓦屋头”。从“瓦屋头”往坡上走上半里路，有一座小草屋，四面全是竹林，只有门前的一条小路通向“瓦屋头”。小路宽约一米，用参差不齐的石板垒成，路面呈高低不平的台阶状。

清朝同治年间，我曾祖父就生活在这个小草屋里。后来，经过祖辈们地不断努力，他们不仅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槽坊，而且还顺着这条小路，建造出了第一座带院子的石木屋——“瓦屋头”。以后，他们不停地购买土地，不停地扩大槽坊，并以“瓦屋头”为中心建造出一座又一座的宅院，最终还建造出了局部二层的宅院。

李家在购买土地、扩大槽坊和建造宅院的同时，还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改革”和一场又一场的“革命”。这些运动，虽然把李家折腾地死去活来，可是从未伤筋动骨，但是李家所经历的那场最后的革命却彻底地摧毁了他们。他们交出所有的土地、槽坊和宅院，住进了由穷人指定的“瓦屋头”，并且在穷人的监督下，劳动改造。

往坡上望去，在石板路的左侧由上而下有十几座李家的坟。曾祖父的坟在最上端，靠近小草屋的方向；曾祖母的坟在最下端，靠近“瓦屋头”方向；其他人在中间，大概是在接受两位先人的保佑。墓地保护的很好，前有石碑，后有草木，既干净，又整齐。

往坡下望去，在坟的下方、小路的右侧有一座大院，叫谷家大院。过去，它叫廖家大院，不过没有现在这么大，这是我曾祖母出生的地方。年轻时，我曾祖父领着两弟弟就走在这条小路上。他们不停地出工，不断地收工，经常路过此院。不知为什么，院子里那位穿绸戴银的年轻寡妇总要走出院门，望一眼这三个破衣烂衫、光着脚和扛着棒棒的小伙子们。

但是，不管怎样，她翻开了我们李家的历史…… 

在旧石器时，出现了人类。在新石器时，有稠密的原始村落。夏朝，被称为“巴方”。商朝，被称为“巴奠”。西周，参与武王伐纣，因英勇善战、迫使商军阵前倒戈、致使纣王战败而被封为“巴国”，在陕南汉水上游、大巴山北缘和襄阳一带。春秋，与楚国缔结军事联盟，东渡汉水，打击邓国，吞并了江汉小国后北进中原，为巴国的鼎盛时期。战国初期，巴楚交恶，相互攻伐。公元前689年，“那处之战”，巴人败退，举国南迁至长江的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和川东之间立国，是巴国的衰弱时期。战国后期，秦强，楚弱，楚国迟迟不敢吞并巴国。公元前316年，蜀国进犯巴国，巴国向秦国求援，秦惠王派张仪和司马错率大军伐蜀援巴，结果蜀亡，巴也亡，秦改蜀国为蜀郡，改巴国为巴郡，巴国结束了八百多年的历史，融入中华。

1851年，咸丰元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软弱可欺，帝国主义横行霸道，太平军起义了，他们要推翻清政府，赶走列强。

同年，在重庆永川的高滩（现太平乡），我曾祖父李德磺出生了。后来，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同治登基和太平军战败，曾祖父也到14岁年龄。这年，他母亲去世了，而他父亲早在两年前就离开了人世。与外省相比，重庆更乱，天灾人祸不断，重庆百姓摆脱不了贫困，街上到处是饿着肚子、穿着烂衣和光着脚的穷人。同样，我曾祖父拉扯着两个弟弟饿着肚子、穿着烂衣和光着脚在他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从永川的高滩迁至永川的何埂，并在水碾坡上搭建“小草屋”。因为是外乡人，遭人欺辱和度日艰难而贫困潦倒。待三兄弟都成家立业后，他们就分居在何埂乡水碾村的石板路旁。

曾祖母廖氏，清朝道光年间一位秀才的女儿，书香门第，颇通文理。她前夫早亡，也没留下后代。按大清立律，她不能再婚，要守贞节至终身。可是天下大乱，没人管理这些陈规旧矩，于是1871年，同治十年春，她就降低身份，离家至“小草屋”嫁给了像我曾祖父这样的穷苦人。婚后生下五儿二女，除五姑娘早逝外，其余都很好，他们依次是：老大，天伦，字汇川；老二，天星，字玉洲；老三，天贤（女儿）；老四，天全，字全兴；老六，天寅（祖父），字雨昌；老七，天金，字沅钦，全家以脱谷卖米、熬蔗卖糖为生计。

曾祖母很重视教育，祖辈们很小的时候就能识字、写字、算术和打算盘。

可是天公不作美，贤能的曾祖母先逝，待忠厚的曾祖父去世时，大祖伯刚二十岁，小祖叔才九岁。孤苦伶仃，既没有遗产，又得不到帮助（李氏管不起，廖氏不予关照），同时，大的还要承担抚养小的重任。

从此，负债累累，家族衰败，一家人靠祖业和扛长工为生。

 

1897年，光绪二十一年。

清国陆军在越南战胜法国，可是，日本海军在黄海战胜清国。大清动荡不堪，四面全是恶狼：东北有日本，西北有沙俄，东南有英国，西南有法国，加上美利坚、德意志、荷兰和葡萄牙等，全都虎视眈眈。

大清腹地——重庆也不平静。

永川有了洋教，有了电报，有了英国的“强盗”牌香烟和“知音”面纱……

“义和团”王木匠进入永川，杀官兵，逐洋教，威震重庆府……

大地主苏百川在梓桐乡拥立牧童陈庚为帝，率千人进攻县城，兵败后被灭……

同时，麻疹蔓延，天花流行……

水碾李家也不平静，他们开始上演了一场由贫农变为地主的革命。

曾祖们去世后，天伦把天星和天贤留在身边，继续经营脱谷卖米、熬蔗卖糖的祖业；让天全、祖父和天金到附近一户姓黄的财主家耕田和酿酒。黄家不仅有大片的庄稼地，而且还开了一个槽坊。天伦让天全、祖父和天金拜为黄家种地的老汉和为黄家酿酒的师傅为师。从此，家里的小心守业，家外的拼命干活，慢慢地就有了积蓄，致使天伦有能力租佃黄家的60亩土地，租用黄家的一个槽坊，天伦带着弟弟们和妹妹开始了自家的农业和酿酒业。

天伦的恋人本是东家的大女儿，可是，他却抢了东家的小女儿。

记得，天伦18岁时，饿得走不动路，可在永川县城的街道上，他竟然遇见了黄家的大女儿毓秀。第一次见面，她的脸白净，背着一条长辫子；她身材苗条，穿着蓝色的上衣，蓝色的裙子，一副学生的模样，天伦只看毓秀一眼就被她迷住了。他悄悄地跟在她的身后，去集市，赶铺面，直到两个轿夫用滑杆抬着毓秀走在了水碾的归途中，他还跟着，到了她家的门口还舍不得离去。从此，天伦常去黄家的宅院，但是只能远远地望着两扇大门发呆，苦于没有接近毓秀的机会。后来，他想出办法：花钱雇人，蒙面持刀，在毓秀经常独出的山路上拦截了她。她惊恐万分，左呼右叫。这时，天伦跑来了，一脸侠气，只用了三拳两脚，便打跑了“毛贼”。天伦扶起毓秀，亲自送她回家。从此她对他钦佩得不行，他对她爱得不行，两人相爱了。可是，东家看不起穷小子，开始对天伦还很客气，后来干脆不让天伦进门。东家把毓秀嫁给了外县的一位财主，做了人家的小老婆。

天伦悲愤欲绝，他发誓：不做穷人，做财主，一定要清算黄家。

就这样天伦一边领着妹妹、弟弟们埋头苦干，一边向黄家示弱。自己同二弟和三妹留守祖业，指使三个弟弟给黄家帮工、扛活。稍有能力时就租佃黄家的土地，租用黄家的槽坊。他特别关注黄家的小女儿毓敏，不仅是他对她父亲有长远的打算，还有一点就是毓敏太像她的大姐毓秀——他的初恋情人。

等到天伦26岁，毓敏18岁，他的事业稍有成就时，他便带着满腔怨恨，以提亲的方式向东家宣战了，可是东家并不低头。于是，在天伦同毓敏幽会的第三天后，他一边大办婚宴招呼着连新娘都不知是谁的宾客们，一边悄悄地在竹林中埋设了抢亲的队伍。他不声不响地把黄氏“抢走”，明目张胆地让东家“投降”。

天伦是有战略思想的人。

他纪律严明，分工明确，要求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他总管；天星主管田产；天贤主管内勤；天全和祖父主管酒业；天金最小，也最聪明，喜欢社交，他负责采购和销售。

等理顺完了家务，他带着苦难时对黄家的怨恨，带着自己过去的誓言，让媳妇打头阵，领着弟弟们和妹妹向黄家开战了。第一年，天伦采取欺骗性的手段向黄家购得租佃的60亩土地和租用的那一个槽坊；第二年，天伦继续采取欺骗性手段向黄家购得另外60亩土地和开设自己的第一个槽坊，天伦成为拥有自耕地120亩和拥有两个槽坊的大户。李家因为媳妇节节胜利，黄家因为女儿步步败退。李家很快又购得黄家的土地180亩，至使黄家土地所剩无几。这时，天伦祖盛气凌人地说：要把黄家的男人，不管是岳父，还是大舅哥或是小舅弟，统统赶到大街上去，让他们也尝尝做穷人的滋味。

黄毓敏终于明白了，李天伦在玩弄手段，利用自己在进攻和吞并黄家。她痛苦，愤怒，甚至以死相胁，但是，未能止住这场贫农与地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个贫农只有打倒一个老地主，才能成为一个新地主。

不知为什么，天伦的恋人毓秀来了。

那是1900年的一个上午，虽然风不大，可是天色分外阴沉，浓浓的黑云低压在山顶，看不清山的本色。

他俩在离乡很远的一个亭子里相见。

他，穿长衫，戴圆帽，手拄拐杖，一副绅士的样子。而她呢？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穿着花花绿绿的丝绸，戴着五颜六色的头饰，是城里的阔太太。她把头发散开，披在肩上，虽然戴着西洋女人的帽子和眼镜，可总算还是一个女人，可是穿着西洋男人的衣服，敞胸露怀；穿着西洋男人的裤子，裤前开缝，加上手中的那一根文明棍……不中，不洋，不男，不女，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若是别人，他仅仅是好奇，像路人那样好奇，可她是他的恋人，所以，他不是好奇，而是难过。

他望着她，望着，望着，闭上了眼睛。

她问：“你不愿看我吗？”

他不答而问：“你怎么这身打扮？”

她答：“这是西装。”

他说：“洋人的，不好。”

她说：“与我的西装相比，你那满人的长袍和满人的长辫更难看。”

这里有更深的意思，他不想争论，所以他转移话题，打听起他想知道的那些事情。

“这些年，你的状况如何？”

“嫁的那人，虽然有些产业，但是吸食鸦片。不久，家业垮了，他也死了。我不愿守寡，大房太太又容不下我，所以我去了日本。”

“去了日本？”他惊讶，“为什么？”

“日本在海上打败了我们，日本在陆上还要侵略我们。梁启超先生在日本，孙中山先生也在日本，日本有很多中国勇士。”

听到这，天伦愤怒了，当着心爱人的面，他用拐杖不停地戳着地面，毫不掩饰。

“所以，你也去日本？什么道理？非要去日本？日本要吞下大清了吗？告诉你吧，日本就算占了中华之地，也休想征服中华之魂！跑到日本，干什么？早一点当人家的狗？早一点去做亡国奴？可中华是我们祖宗的，让日本狗来吧！我就是拼上了老命也要杀死几条日本狗，绝不屈服！”

“你在说什么？我做日本人的狗？”她生气了，“我祖上黄开基，永川五间乡人，道光举人。在福建做知县时，修筑‘黄公堤’；在台湾做知府时，不与英舰海上争锋，而是诱其搁浅，再歼之。击毙11人，生擒49人，缴获11门火炮，5支枪，10把刀，还炸沉了英舰‘阿纳’号。后人黄秉湘，光绪进士，创办达用学堂，请国人教语文、地理和历史，请洋人教数学、物理和化学，增设体育和音乐。毕业生中很多人去了日本，黄家有黄大暹、黄墨涵、黄策安，他们与梁启超和孙中山在一起，不是为了做日本的狗，而是去了解日本，学习它的长处，掌握它的短处，为今后更好地抗击日本。梁先生主张：先救大清，再救中华；孙先生主张：先灭大清，再救中华，他号召国人起来，游行、示威、武装、暴动，推翻掉封建王朝，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打倒军阀，赶走列强……”

显然，天伦不清楚这两个人，可是他俩所做的事情都是他所期望的。不过，他认为：她懂得越多，就离他越远，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爱她。于是，当着她的面，他小心翼翼地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一面脸颊。

天伦说：“跟我回家吧，我们不再分开。”

毓秀说：“可是，我不想伤害我的妹妹。”

天伦说：“我是多么的爱你呀，为了爱，我找你的家人复仇，可是复仇过后，为了爱，我又无法面对你，看样子我只能以死才能面对你呀！”

毓秀说：“爱是过去，恨是现在。为了爱，我也恨过，所以，为了爱，我希望你就不要再恨了，跟我过不去，跟我的家人们过不去，跟你自己过不去。要恨，你就恨这个社会吧！就算你我不找它，别人也会找它算账的。”

这些话，天伦一定明白。

也许受到毓秀的影响，天伦变了，不再是一个愚昧的农民，而是一个开明的地主。当今社会不就是地主阶级的吗？过去，他痛恨这个阶级；现在，他热爱这个阶级。改良派梁启超以拯救大清来保护这个阶级，革命派孙中山以推翻大清来保护这个阶级，但是，无论是帝制还是共和，无论皇帝或者总统，只要能保护好这个阶级就行，决不能让它受到外族的欺负，决不能让劳苦大众造反。所以，天伦不再沉浸于重庆的生活，而关心起重庆以外的大事来，那些能够翻江倒海的国事。在永川县城，他组织了第一家商会，既资助过改良者，也资助过革命者。在何埂乡，天伦结束了一个贫农对一个地主的战争，但是，又开始了一个新地主同一群老地主们的战争。他通过兼并土地和扩大槽坊，建造了李家的第一座宅院“瓦屋头”，以后他又以“瓦屋头”为中心，继续修建李家的其它宅院。

等我父亲出生时，李家已拥有土地520余亩，槽坊9座，宅院15座，成为了重庆永川赫赫有名的大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