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新型智库建设报告会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行》

   新时代智库工作者如何高质量资政建言？2024年6月14日下午，围绕这一主题，贵州省新型智库建设报告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勉学堂举行，来自全省8家新型智库的专家学者和业务骨干齐聚贵大共同研习。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受邀作《新时代智库工作者如何高质量资政建言》专题报告。贵州大学党委书记、贵州省社科联副主席杨未主持报告会。

    范柏乃的专题报告围绕资政建言需要有高质量的“研究选题”“调查研究”“数据支撑”“政策建议”“书面材料”“材料报送合适时机”六个方面阐述。他说，一要选取有针对性地研究选题，定位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痛点、堵点”；二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动态把握地区发展现状；三要依托数据支撑，做到“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四要提出高质量的政策建议，奠定其善治效能基础；五要形成旗帜鲜明的书面材料，确保观点的概括性和目的性；六要把握材料报送的合适时机，材料切合社会热点、及时报送。

    杨未表示，新型智库建设既是重要工作也是一项事业，需要“用力”更要“用智”。高校本身就是一个大智库，她对智库建设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智库建设的同时重视创新机制；二是制度研究的同时重视解决问题；三是理论支撑的同时把握解决问题的时机和对策，从而充分发挥新型智库、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各机构作用。

    本次主题报告会由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办，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处、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承办。来自全省8家新型智库日常工作负责人、专家学者和业务骨干，贵州大学有关负责人等60余人参加。

忆往昔，2016年12月28日，举行沪昆高铁开通仪式。时任云南省代省长的阮成发，把“滇”读成“真”，念稿讲话时连续两次把著名的“滇越铁路”念成“真越铁路”。阮省长闹了个大大的笑话。恐怕连云南省小学五年级学生都知道，云南简称“滇”，读音为diān。作为一省之长的阮成发，而且具有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连自己省份的简称“滇”都不知道如何读音，实在可笑、可悲！看来，我们可以把阮成发省长称为“颠博士省长”。

无独有偶，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行120年庆典。校长林建华发表演说，但却把常用的四个成语的字念错了。阮省长和林校长都有博士学位。后面有笔者调侃阮省长和林校长的打油诗。

　　北大校长林建华将“鸿鹄之志”中的“鹄”字念错字音一事引发网上热议。其实，这类笑话早已经不是稀罕事。　滥竽充数的不仅是北大校长。近些年内地各大高校校长因不识字当众出丑的事件不绝如缕，清华校长不认识“侉离分裂”，人大校长错解“七月流火”，故宫博物院院长不辨“撼”和“捍”，等等无不成为笑柄。知名学府的校长教授都能读错字，其他博士省长、硕士书记也是半斤八两。比如有官员将“熠熠生辉”读成“习习生辉”，把“趋之若鹜”读成“趋之若鹰”，“关系瞹昧”读成“关系暖味”，其中最讽刺的要算云南省长阮成发，在某次讲话中连续两次将“滇越铁路”读成了“镇越铁路”。地方诸侯主政一方，连当地省会的简称都不认识，真是令人无法想像。最可笑的是，在阮成发的官方简历中，注明多个博士、硕士等头衔，这些文凭是怎么弄来的已是不问可知。名校校长和政府高官如此，被名校校长和政府高官崇拜的“最高学术殿堂”又是如何?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最高学术殿堂被捧为经典的著作中，把地名“商洛”错成“商务各”，在作为论战依据的数据中出现“部分大于整体”、“平均值高于所有单项值”，理论荒谬、事实颠倒、逻辑不通、语法不顺、错字别字，比比皆是。校长和高官们的一时说错、念错不过是一时笑柄，未必祸延子孙。而最高学术殿堂的诸多低级错误却是要写入“经典”，谬传八方，误及子孙，祸延千秋百代。(详见：看最高学术殿堂的最高研究成果是什么货色?)

　　我认为这类事并非偶然。也不是林校长个人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精英”群体素质低劣和学风败坏引发的必然结果。而且，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的还不是他们的知识缺乏笑话百出丢人现眼。而是他们的学风败坏。作为一代学术掌门人，他们知识缺乏、笑话百出、丢人现眼虽然也令名校受辱国人蒙羞，终究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即使这些人自己不辞职，也不被撤职，也会因其退休和逝世而销声匿迹。但是，他们的学风败坏则不然，不仅祸害当代，而且会贻害下一代、再下一代，实乃后患无穷!

　　作为学风败坏的第一大丑闻大概要算成为某网站2009年十大新闻第一条的：大学 校长抄袭造假蜂拥齐出惊骇全球。影响较大的包括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副校长王乾坤、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胡长军 、上海大学副校长唐豪、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林忠钦、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李廉水、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重庆大学“三峡库区水质安全与生态重建”研究院院长李百战、广州体育学院院长许永刚、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黄庆、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李晓明、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贾士秋、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复旦大学校长助理丁光宏、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杨杰原、深圳大学副校长杜宏彪、河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刘汉龙、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杨晓波等等。当时《新京报》惊叹：不搭“院士身份”抄袭很难成为新闻了!

　　面对如此严重的学术腐败，有关领导却装聋作哑姑息养奸不去认真查处 。这是近年中国学术掌门人不断出丑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一帮人掌控学术界的领导权，出丑是必然的，轮到北大的林校长也许是偶然。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一帮人是怎么被提拔重用的?为什么会被提拔重用? 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选人用人上的“腐败之道”、改革开放之后的“私有化”浪潮以及“弄虚作假”之风。因刻苦学习、才华出众而受到领导赏识和群众拥护走上学术界领导岗位的不是没有，但不是很多。相当一部分是靠“背景”和“关系”被任命为校长、院长、所长;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乘“私有化”之歪风，因善于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而受到贪官、昏官的器重而被提拔;还有一部分是靠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投机钻营而被重用;还有的是靠弄虚作假、欺蒙诈骗、拉帮结派而飞黄腾达。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忠心”和“能力”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最高学术殿堂国家“三农”问题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几位学术掌门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作为拥有八亿农民的农业大国的国家“三农”问题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作为该所领导的一、二把手，竟然没有一位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民有深厚感情、受过农业系统教育、对“三农”问题有独到见解和突出贡献的专家，倒成了上海、北京、重庆等大城市长大的官二代、富二代掌控的权钱学色交易中心和吃喝玩乐俱乐部。唯一的一位出身农村上过农业大学的潘晨光，却是抛弃了所学专业和已经从事了几年的“三农”研究工作，去搞行政工作，一去就是十几年，等到基本上把所学专业知识忘光了，混上一个副局长的官衔，再杀回被他抛弃了十几年的专业研究单位，居然当了第一把手，成了该单位的学术掌门人。像这种单位，这种领导，闹笑话是正常的，必然的。只不过具体在什么时间出在谁头上有偶然性罢了!

　　事实表明：现代学术“精英”群体，不仅“先天不足”、“来路不正”，后天又亏损，甚至腐败堕落。这样一个群体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造成了学术的名存实亡。这个群体的最大危害不是出丑，让名校丢脸，令国人蒙羞，而是把学术继续引向腐败，不断扩大学术名存实亡的范围，葬送中国学术的前途和命运。这样一个群体不断出丑是必然的。具体轮到谁是偶然。最重要的不是对偶然出丑的个人的批评，而是对这个“精英”群体的正确认识、认真整顿和坚决改造。国人如果能从林校长出丑一事醒悟到这一点，当属中华民族之大幸!

　　林校长在所谓认错道歉中归咎于“文革”不仅牵强，而且颠倒黑白。不论是从宏观现象还是从个人角度来分析，这种丑闻都和四十年前的“文革”没有多少关系。恰恰是近四十年选人用人上的“腐败之道”、“私有化”之浪潮和“弄虚作假”之歪风造成的必然结果。

　　林校长在道歉的同时，提出“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多年来缺少“焦虑”和“质疑”，才导致学术腐败不断发展，才有现在的不断出丑。再不重视广大民众对学术腐败的“焦虑”和“质疑”，中国学术真的没救了!

阮成发和林建华的“新闻”：博士省长和教授校长念错常用字，引发了社会对高学历官员的质疑。阮成发作为一省之长，却连自己省份的简称都不知道如何读音，而林建华作为北京大学校长，却在演讲中念错了四个成语的字，这两起事件都反映了高学历官员在文化知识上的不足。

 新任云南省省长阮成发不识“滇”字，在沪昆高铁开通仪式上，几次将滇越铁路念成镇越铁路。

即使才调任云南一个月、一个星期、甚至第一天，也总要先问清楚了是派自己去哪儿当官，做做功课吧，不用心、不敬业，沦落到当省长不知道本省的简称，闹出了堪比山东军阀韩复榘的笑话。

再加上他的哲学硕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都是任职武汉时从武汉大学、华中师大拿到的在职学位，一句镇越铁路更给他的文凭添加了“光彩”。

网上有打油诗两首题赠云南“省长”:

(一)

身在云南不识滇，

博士省长念半边。

身有异术得重任，

从此众人笑先贤。

(二)

当过博士没上课，

自家官位都读错。

心无旁骛仅仕途，

但愿朝中仅一个。

（三）

自家名字能念错，

当朝你是第一个。

只怪武大华师大，

有权傻子也成博。

 李裴，笔名裴戈，长期从事文字研究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参与创办《杜鹃花》地质文学期刊并担任副主编，已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文艺理论研究》《当代文艺思潮》《文艺评论》《当代文坛》《上海文论》《山花》等国家和省级数十家报刊杂志发表理论、评论、散文、诗歌等各类作品500余件。总策划“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长诗20部、“长诗书写大英雄”长诗20部、“相约2020·诗写脱贫攻坚”20部、“诗意纪实·乡村振兴”6部、“红军走过我家乡”长诗9部，《贵州诗人40年》及抗疫诗集《盼你春天归来》等。出版著作《小说结构与审美》《痕迹的颜色》《美有灵犀》《酒文化片羽》和《若有所思》等个人专著、主编《李发模评传》，并获省哲学社会科学奖和荣获第六届贵州省文艺奖。  

小语，本名杨杰，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理事。已出版长诗17部，抒情诗7部；主编诗集、诗选集61部。主旋律 “长诗三部曲”《没有退路是路》《决战贫困》《大道出黔》获贵州省第五届乌江文学奖。先后为贵州省旅游发展大会创作《敬畏这方山水》、为国际阳明文化节创作《王阳明道行贵州》、为茶博览会创作《干净黔茶》等主题长诗，合著长诗 “贵州名片三部曲”《杜鹃花开》（红）、《干净黔茶》（绿）、《水美贵州》（蓝）。策划、主编“文化古镇”长诗《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20部、“时代大英雄”长诗20部、“脱贫攻坚”诗集13部，“乡村振兴”诗集6部。

花开为何溪满诗？
◎李 裴

读到《花溪等你》，想到作者杨杰。

《花溪等你》把花溪的历史文化自然而然地融入于诗，意与古（史）会。诗歌创作，史实里见史识，是诗人的追求。“一堆一堆的时间，干燥着烟火/湿了又怕久为酒//岁月于水火的杯里，品尝今生来世/背后的真相，实事难于求是”（李发模《历史》）；《花溪等你》之《“兵临贵阳”杜鹃红》——“花溪的云朵扫净蓝天/让红的底色流淌/流淌出一条花溪河”“花溪这个美景拥挤的地方/河里流淌着红军亲人的血/那是花溪的底色/红红底色”；《花溪等你》之《“贵大”时光，或黄金大道》——“我的大学校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题写的/那是1951年/‘贵州大学’四个字金光闪闪/那四个字今天遒劲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