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感谢母亲》（仁智）
（1999.3.《人事世界》杂志）
母亲不识字，可我入学前她就给我备了笔和纸。
一日，我把妈的名字写在纸上后，煞有其事地喊妈，母亲从灶间热气里走出，我故作神秘地学老师状：“这念什么?”妈略怔了一下，好看的眼睛仿佛凝固了。片刻，妈神色庄严地说：“妈不识字，可妈最爱听你读书!”从她汗渗涔的脸上我读出妈的故事却读不懂她的心。
此后她常常带我到宋家找三姐玩。隔壁宋三姐早晨读书，妈就喊我起床，说：“人家三姐又背书了!”那时三姐正考大学,居然考取了北京大学，成了县里破天荒的大事。终于有一年我也到北京学习了，她逢人便讲：“我儿子要去北京了。”那时她眼里闪着光。
自从十七岁离开家，一去二十余年，和母亲相聚的时间很少。每当离家母亲都重复着一句话：“不能多呆两天?”便倚在老屋的门边目送我远去····…直到今年三月的一天，我与新华社贵州分社的同仁赴海口、三亚。临归，给妈买的椰奶粉、珍珠项链还未装入行李袋中，就接到哥的电话：“妈病危，赶快回!”我预感到我将失去什么。我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日夜兼程，颠簸了几百公里后，望见了家门，仍是那青山古道，还是那青瓦低窗阁，却不见母亲门前等候。此时，我两脚发软、两眼发黑。初春里一排排花环正等着我!在我眼里这一排排花环也在落泪。邻居张婶哭着对我说：“你咋不早点回来，你妈平时最想你，可总说‘他忙啊!'你妈咽气时看着门外还问‘老幺回来了吗'？”
安葬那天，细雨濛濛，披麻戴孝的亲朋好友数百人为母亲送灵。大雨淋湿了我的衣裳，也淋湿了我对母亲的一片心。母亲一生对儿女们只是给予，她在八十四岁时还亲手为我们纳缝鞋垫、为邻居打扫卫生。
母亲从没去我曾工作的公路道班工地上看我，也没到学校去探望，我成家后她来过，翻翻床垫什么的，还是说：“吃的剩饭不能扔。”每次我去老家看她，总是翻翻我内外穿什么，有时硬还塞我点钱。这样离离别别二十多年，我总感到善良质朴的母亲一直在身边唠叨让我这样那样。人啊!别管什么贫贱富贵，都别忘了赋予你生命，教你做人的人。那种与生俱来的情脉，钱买不来。
出城约三公里的凤仪镇荒沟，是母亲的墓地。母亲大半辈子生活于斯而今又长眠于斯。人生轮回，凤仪荒沟好像是母亲早已选好的归宿。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她便带着我们在这个沟里拾麦穗打猪草。安葬完母亲， 离开墓地，坐在卧铺客车里绕着弯曲的山道缓缓行进，就像心永远在母亲的视野里跳动，回头注视她长眠的地方越来越小，积蓄了四十年的泪就再也无法忍住。
母亲最后一次来看我是在前年“贵州‘8.28'活动”前夕，我陪她逛了一次中华路、都司路、甲秀楼。坐出租，上电梯，乘贵阳市百成大酒店的三十层观光电梯，观赏筑城美丽的夜景，母亲高兴地说：“贵阳真美，我这一辈子看见这些死了也值了。”我扶母亲漫步，母亲几次停步回头看走过的路，驻足中华路街口，久久张望。秋风高爽，掀起她花白的鬓发··…这情景成了一幅永远描绘不完的油画，印在我以后的岁月里。
母亲影响了我的一生。母爱是这样细致而琐碎，像园子里的茄子、辣椒。其实，天下母亲都是历史文化棚栏里美丽的囚徒，谁也无法描述她的完整和缺掘。母亲就是母亲，是全部的给予。
已多年任《厂长经理日报》贵州记者站站长的我，近年来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二千多篇，连续被《贵州日报》《遵义晚报》评为先进通讯工作者。这一切的取得与母亲谆谋教海离不开，都是母亲言传身教的结果。
母亲啊，我感谢您。
《璀璨星-钱秀玲》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忆峥嵘，纳粹将军法肯豪森即将被判死刑，钱秀玲为他辩护56次，枪下留人
1948年3月，作为德军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法肯豪森被押解到比利时接受审判。比利时人对他恨之入骨，纷纷呼吁马上送他上刑场。这时，一个叫钱秀玲的中国女人站了出来，“我要为法肯豪森辩护。”
这个被尊称为“比利时的中国母亲”的女人，居然为一个人人唾弃的战犯挺身而出。比利时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在钱秀玲的极力斡旋下，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比利时最高法庭对法肯豪森先后开庭56次。最后，法庭判处法肯豪森有期徒刑12年。
比利时法庭为何会对这个头号战犯格外开恩？而钱秀玲又为何奋力施救呢？
01 战后被审 喜获从轻发落
二战结束后，曾任德国驻比利时战区最高行政官的法肯豪森，作为德国入侵比利时的头号战犯被带到了比利时法庭，这个罪名足以判他死刑。钱秀玲听说后，心急如焚。她深知，法肯豪森将军罪不至死。
为了帮助法肯豪森减刑，钱秀玲放下所有的工作，一边到处奔走呼吁，一边寻找她当年救助过的人。
一向低调的她，开始主动接受比利时媒体的采访，让更多人了解她当年救人背后的故事。
钱秀玲说，“大家只知道是我拯救了比利时的100多名爱国青年，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没有法肯豪森将军的帮助，我怎么可能办到呢？”
经过不懈的努力，她找到那些曾被她拯救的比利时人，向他们详说内情，发起了一份众多获救者签名的联名状。
法庭开庭时，钱秀玲不仅亲自为法肯豪森辩护，她还邀请救助过的人一起出庭，为法肯豪森作证。
最后一次审判时，钱秀玲俨然是一个总导演，法官先生的戏码都被她抢光了。钱秀玲在法庭上讲述她营救比利时人的故事，并动情地说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更是法肯豪森将军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而那些证人的出庭，让她面前的卷宗更加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
法官被钱秀玲的勇气和仗义深深地折服，对法肯豪森的功过进行了全面评定，将死刑改为了有期徒刑12年。
那问题来了，一位是来自中国的女人，一位是来自德国的纳粹军官，他们是如何相识并联手救人的呢？
02 军事奇才 助力中国抗日
法肯豪森全名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1878年出生于德国北部一个普鲁士贵族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军校学习。成绩优异的他，19岁便成为了德国第91军团陆军少尉。
1900年，法肯豪森随联军入侵中国。第一次来华的他，竟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回国后，他还特地到柏林大学东方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
一战时，法肯豪森到德国盟友奥斯曼帝国军中供职，因能力出众被授予勋章。战后，他被任命为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校长，直到1930年退休。
本想颐养天年的他，1934年时却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是作为军事顾问来帮助中国抗日的。
因为通晓东方文化，法肯豪森曾担任过德国驻日武官，对日军非常了解。来华不久，他便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
他的建议有力地指导了中国抗战，为抗战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年近六旬的法肯豪森不辞辛劳，亲自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为了提升军备，他还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购置德国军火，并指挥训练了三个德械师。
在淞沪抗战中，这三个师重创了日军，展现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在法肯豪森的帮助下，中国军队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了作战能力，成功打破了日寇“三个月亡华”的妄想。
然而，随着德日关系日益亲密，希特勒严禁德国顾问深入前线。日本人更是直接要求德方立刻撤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停止对华的军事援助。
富有正义感的法肯豪森决定以个人名义留下来，继续帮助中国人民抗日。但却遭到了希特勒的严词拒绝，如果拒不执行命令，将以叛国罪论处。
万般无奈下，1938年7月，法肯豪森挥泪离开了这个被他当作第二故乡的中华大地。

援华期间，法肯豪森和国民党一位军政要人钱卓伦交往颇多，二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分别后，他们也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
没想到二人的这段友情后来竟成了比利时人的救命稻草。
03 铁汉柔情 密护一方百姓
1939年9月1日，二战全面爆发。这一年，法肯豪森在希特勒的命令下，重披战袍。
德军占领法国和比利时后，法肯豪森被派驻法国北部及比利时，任战区最高行政官。
1943年3月的一天，秘书匆匆走进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报告说，有一个叫钱秀玲的中国女人求见。
正在忙碌的将军头也不抬起头地说道“让她进来。”
钱秀玲不是别人，正是他昔日好友钱卓伦的表妹。1929年，17岁的钱秀玲来到比利时求学，后来因为时局原因，定居了下来。
钱卓伦在众多弟妹中最偏爱她，两人联系一直很密切。钱卓伦曾在信中提到过法肯豪森，还给钱秀玲寄去了两人的合影，并告诉她，法肯豪森是一位非常有正义感的军人，遇到麻烦时可以去找他。

现在，钱秀玲真的遇到了难事。她要救一个被德军判处死刑的年轻人，一个反抗德国统治的抵抗者罗杰。
作为德军统帅的法肯豪森，能帮这个忙吗？钱秀玲心里也没底。为了救人，钱秀玲豁出去了，无论如何也要试一试。
见面后，法肯豪森被钱秀玲的仗义和胆识所感动，他说，“我会想办法的。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来找我。”
虽然法肯豪森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但是，从将军的语气中，钱秀玲还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法肯豪森将军果然没有让她失望。当钱秀玲回到埃尔伯蒙后，很快就传来了罗杰获救的消息。
这以后，钱秀玲又多次往返于埃尔伯蒙与布鲁塞尔。每一次开口，法肯豪森都竭尽全力，在德国纳粹的枪口下救出许多比利时人。
1944年6月6日，小城艾克兴一户藏有抵抗组织电台的人家被德国党卫军突袭。抵抗组织在营救时，当场打死了三名党卫军。
第二天，暴怒的德军找不到已经撤离的抵抗组织，不由分说抓了96个艾克兴男性青年。
德军在全城贴出告示，如果36小时之内不交出抵抗组织成员，他们就开始枪杀人质。
抵抗组织一时犯了难。这时，有人提到了钱秀玲。抵抗组织负责人雷蒙立刻亲自开着一辆雪佛兰汽车，一路飞驰到了埃尔伯蒙。
情况紧急，怀着五个月身孕的钱秀玲顾不上丈夫的阻拦，立刻上了汽车，再次踏上拯救之旅。
几个小时后，钱秀玲再一次见到了法肯豪森。这一次，法肯豪森面露难色，沉吟片刻后说道，“钱夫人，这次恐怕我无能为力了。“
原来，法肯豪森的行为早已引起了盖世太保的注意，他被监视了，随时可能被革职。

看着钱秀玲失望的眼神，法肯豪森的心也沉了一下。虽然艰难，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用手中最后的权力，让这96人免遭死刑。
法肯豪森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为何还会冒着风险救人？仅仅只是因为友情吗？
法肯豪森本就是一个反战人士，内心热爱和平，崇尚博爱和自由，只是，有时身不由己。
04 战争无情 人有情
面对钱秀玲的全力施救，72岁高龄的法肯豪森感激涕零。
因表现良好，法肯豪森将军只服刑3年多就被提前释放了。1966年，他在柏林去世，享年88岁。
战争是无情的，但人却是有情的。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与其说是钱秀玲救了法肯豪森，不如说是他曾经的善举救了他。
法肯豪森将军和钱秀玲女士的博爱精神，值得世人敬仰。
1999年岁末，中国新华通讯社刊发了一篇二战期间中国女人在比利时传奇经历的报道，迅即被《人民日报》转载。中国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和全国妇联妇女发展基金会、潇湘电影制片厂联合支持下，以这位几近销声匿迹于异国他乡的“中国辛德勒”为原型的16集电视连续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已拍摄完成，中央电视台初步拟订该剧作为2002年一套黄金开篇巨作。曾被誉为“比利时的中国母亲”的钱秀玲。
钱秀玲
生平
钱秀玲 ，1912年生，宜兴新庄镇（原大塍乡）人。1929年，钱秀玲到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化学系读书。结识了具有俄罗斯和希腊血统的医学系学生葛利夏，并与之结婚。
婚后，钱秀玲夫妇居住在比利时的一个偏僻小镇艾海德蒙。丈夫在镇上开了一家私人诊所，钱秀玲在诊所里当护士。
1939年9月1日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43年5月德军占领了比利时，比利时人民不甘被侵，英勇地进行抵抗活动。镇上有一个参加抵抗活动的青年叫罗杰，因炸毁德军列车通过的铁路被德军抓住并被判处绞刑。罗杰的父母通过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向德军求情，但也无济于事。钱秀玲从报纸上看到了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冯．法尔肯豪森是钱秀玲堂兄钱卓伦的好友，钱卓伦曾是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国防部总参办公室主任，中将军衔。1934年至1938年，冯．法尔肯豪森在中国担任国民党军事顾问时，与堂兄钱卓伦成为挚友，此人虽为德国军官，但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钱秀玲连夜写了一封信，并亲自赶到布鲁塞尔，恳求他赦免罗杰的死刑。
几天以后，冯．法尔肯豪森下达了特赦令，释放了罗杰。
1944年6月7日，在钱秀玲居住的小镇附近的艾克兴市，比利时地下抵抗组织杀死了三个德国盖世太保，德军开始了疯狂的报复，逮捕了90多个青年男子，要求当地居民交出凶手。否则德军将采取抓阄的方式，每批15个人将被处死。人们再次恳求钱秀玲想办法救人。
当时钱秀玲正怀着大女儿，她连夜坐一辆破车，冒着受冷枪和流弹袭击的危险，赶到了布鲁塞尔，请冯．法尔肯豪森帮忙。这一次连冯．法尔肯豪森也十分为难，因为他的厌战情绪和释放比利时抵抗运动分子，引起了盖世太保的不满并受到监视，希特勒也对他失去信任。但他看到一个大着肚子的异国女子的勇敢和真情，冯．法尔肯豪森还是下了决心。
第三天，被逮捕的九十多人放了回来。没过几天，冯也被调回柏林。
二战结束后，为了表彰钱秀玲先后营救了近百个比利时国民的生命，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艾克兴市的市民们为了铭记这位巾帼英雄，特意将市中心的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市政府还在古董店里买了一座铸有龙的中国铜塔送给她作纪念。
时间又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比利时人没有忘记钱夫人。2001年金秋时节，比利时艾克兴市的市长专程到宜兴，与宜兴结为友好城市。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在签字仪式上地说：钱秀玲女士是宜兴人民的女儿，是艾克兴市的母亲，我的父亲就是钱女士从德军枪口中救出的90多个青年之一，没有钱女士，也就没有我。[3]
想做居里夫人的江南闺秀嫁给了俄希混血儿
钱秀玲，1912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名门望族。其堂兄钱卓伦，国民党中将，曾历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等职。
钱秀玲虽家境非常优裕，却不骄不奢。她好运动，爱打篮球，喜爱化学。学生时代起，她即立志科学报国，最大的理想是去法国居里原子能实验室学习，希望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
1929年，17岁的钱秀玲像那个时代无数有抱负的青年一样，孤身一人，负笈求学，来到比利时最有名的鲁汶大学就读化学系。在校期间，漂亮而又东方风韵十足的钱秀玲，和同校医学系比自己大几岁、具有俄罗斯和希腊两种血统的葛利夏渐渐走到了一起。结婚后，钱秀玲夫妇居住在比利时一个偏僻小镇，开始了他俩长达六十多年的相濡以沫的幸福婚姻，直到1996年葛利夏逝世。
1939年，二战在欧洲爆发。怀抱科学理想的钱秀玲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来到沦陷的巴黎，找寻约里奥·居里主持的原子能研究所。只可惜，研究所为逃脱纳粹魔掌，已迁往美国。面对人去楼空的大楼，钱秀玲黯然神伤，返回比利时。
德军地区最高长官是堂兄的知交
1940年5月，德军占领比利时。在钱秀玲居住的艾海德姆镇，一个参加抵抗活动的青年罗杰，冒着生命危险埋下地雷，炸毁了德军军列通过的铁路。事情败露后，罗杰被抓，旋即被宣判绞刑。
钱秀玲得知这一消息后，中华传统文化在她身上所孕育的正义感把她推向了那段畸形历史中的英雄舞台。和所有比利时人一样，她决不愿看到“爆炸英雄”悲惨的结局。偶然之间，她从报纸上看到冯·法尔肯豪森这个名字。“好熟悉的名字！……”
1934年至1938年期间，这位现任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战区最高行政长官，曾在中国担任国民党的军事顾问，与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互相赏识，最终结为莫逆之交。钱秀玲赴比国留学前，钱卓伦曾对堂妹说，要是遇上难事，可以找冯帮忙。
“冯是纳粹头子，会不会六亲不认，更加大开杀戒呢？”虽然有着种种担心，但救人如救火，钱秀玲还是马上字斟句酌地给冯·法尔肯豪森写了封信，恳求他能从人道主义考虑，设法使罗杰免于绞刑。第二天一早，她带着这封信和堂兄钱卓伦的信，赶早班车到160公里外的首都布鲁塞尔。千辛万苦找到冯后，钱秀玲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冯犹豫了一下说：“我会想办法的，让我试一下吧！”
几天后，罗杰奇迹般地被特赦。钱秀玲救人的事情传开了。在每个艾海德姆镇人心中，钱秀玲是可爱的中国女人，是“英雄”。
1944年6月7日，在艾海德姆镇附近的艾克兴市，地下抵抗组织杀死了3个德国盖世太保。德军开始疯狂报复，逮捕了97名青年男子，要求当地居民在一天内交出凶手。否则，将采取抓阄的方式，每批处死15人。在心急如焚的时候，又有人想到了钱秀玲。
当时，钱秀玲正怀着大女儿。她挺着大肚子，连夜坐着一辆破车，冒着被冷枪和流弹袭击的危险，赶到布鲁塞尔。冯·法尔肯豪森没等钱秀玲开口，就知道了她的来意。他为难了，钱秀玲却决不放弃。
第三天，被逮捕的97个人奇迹般地又被放了回来。没过几天，冯被纳粹德国调回柏林。这次见面成了她和冯在二战中的最后一次见面。
二战结束后，为了表彰钱秀玲的义举，比利时政府授予她“国家英雄”的勋章。比利时国王与王后还将一幅最心爱的合影签名后敬赠给她。艾克兴市的市民为了铭记这位巾帼英雄，特意将市中心的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战后她挺身而出为“战犯”辩解
冯·法尔肯豪森回到德国就被盖世太保抓了起来，作为异己分子准备送上法庭审判。但二战结束的脚步逼近了柏林，德国投降，冯·法尔肯豪森作为战犯又被交给盟军监管。1948年，冯被引渡到比利时。1950年，冯作为德国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接受审判。
听到这个消息，钱秀玲坐不住了。她到处奔走呼吁，寻找她救助过的人联名上书，主动接受比利时媒体的采访。她告诉记者，冯是一个侵略者，但同时，他又尽其所能，从人道主义出发，使许多比利时人免遭杀身之祸。对他的功过应该全面评价。她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做过一点事情，国家因此授予我勋章。我的成功恰恰就是因为冯·法尔肯豪森冒着生命危险，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法庭开庭时，钱秀玲还和她救助过的几个人出庭为冯·法尔肯豪森作证。最后，因为冯·法尔肯豪森作为德军占领军的首领，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当时，比利时有一位著名的反德国纳粹女英雄——希茜拉·温特偷偷地到监狱给冯送吃的、穿的。
冯服刑3年多，被提前释放。冯与希茜拉·温特携手回到德国的波恩定居。1966年，冯·法尔肯豪森去世，享年88岁。
战后，钱秀玲一家居住在首都布鲁塞尔邻近凯旋门的一所普通知识分子宅院里。走进钱家，看不见政府颁发的“国家勋章”，也看不见国王和王后送给她的珍贵礼物，据说她都让儿子收到不知哪个抽屉里去了。每当人们景仰地向她提起当年的往事，老人总是淡淡地、带着一丝抱歉回答：“我忘了，都记不得了。”倒是年轻一辈们追问，初恋时，葛利夏和她是谁先开始追求的对方，常常惹得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泛出羞涩的兴奋的潮色。老人的儿子说，她母亲战后很不愿接受采访，她宁愿把那个扭曲的时代忘个一干二净。无数次过滤之后，她只愿记住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比如爱情，比如亲情……
老人除了一位跟随多年的从宜兴老乡请来的保姆，还育有一儿一女，也60多了。虽然离开家乡已70年，居家服饰跟普通中国家庭和中国老太太一无区别。“乡音无改鬓毛衰”，与自己人说话时，依然是自小那口带着宜兴口音的普通话。
二战在寻访中
钱秀玲所在的赫伯蒙镇有一位名叫罗杰·杰拉德的青年，他是一名英勇的地下抵抗运动战士。1942年冬，罗杰冒着生命危险，给抵抗运动传递了德寇军列通过的信息。不久，因有人被捕后经不住纳粹的严刑逼供，出卖了罗杰等三人。罗杰的家人很快就接到了盖世太保的电话通知，要罗杰立即到警察局去一趟。只有罗杰自己知道，这一去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但自打他参加抵抗运动的第一天起，他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罗杰向父母亲告别后就赶去了警察局。
当时，驻扎在比利时的德军采取一种“连保”的方法来对付抵抗运动，他们并不经常出面抓人。因为他们知道罗杰这样的人不敢跑，即便是跑了，他们的家人也跑不掉，而整个镇子的人更是跑不掉。
罗杰走后，他的家人按照他的要求，起先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可不久，他们接到了从布鲁塞尔发来的通知书，罗杰已经被纳粹判处死刑，镇上也贴出了同样的宣判书。
那大概是1943年4月的一天，钱秀玲去布鲁塞尔看望朋友，在返回赫伯蒙的火车上，她碰到了罗杰的父母和姐姐，他们刚刚去布鲁塞尔的监狱里探望了罗杰，他们把罗杰的事情告诉了钱秀玲。
罗杰的遭遇深深地打动了钱秀玲。回到赫伯蒙镇，她发现，全镇的居民都因罗杰等人被捕而陷入了极度的恐怖与焦虑之中。经过再三考虑，钱秀玲赶到了罗杰的家中。她告诉罗杰的父母，她要尽力去挽救罗杰的性命。罗杰的父母对钱秀玲的好意表示感谢，可谈到救罗杰，他们却只能是无可奈何地叹气。连比利时国王和王后的求情交涉都被德寇拒绝，一个弱小的中国女子又能帮上什么忙呢？两位老人握着钱秀玲的手，泣不成声。
钱秀玲并非是为了安慰两位老人，故意说些好听的话。这时，她已经想到了一个人―德军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亚历山大· 冯·法肯豪森。
在德国军官中，法肯豪森可算是个“中国通”。1900年，他曾作为德军中尉参加八国联军，到过中国。1934年夏，他再次来到中国。两年后被希特勒任命为军事顾问团团长，为蒋介石围剿红军和抗日出谋划策。1938年，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德国政府决定撤回军事顾问团，停止对中国的军事支持。而法肯豪森等人写信回去，要求以个人名义留在中国，帮助中国抗战。希特勒得知后，立即严令法肯豪森等人回国，并警告说，如不执行命令，将以叛国罪论处，并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他们在德国国内的家眷，也将面临严重后果。当年7月8日，法肯豪森等人在广州挥泪登船。次年春天，已经退役的法肯豪森经希特勒劝说，重新穿上军装，成为德军的一名将领。
钱秀玲最早是从堂兄钱卓伦（字企裴）那里听到这个名字的。钱卓伦是国民党军少将（后升为中将），历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主管人事的部门）代理厅长、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厅主任等职。1934年至1938年，钱卓伦曾与当时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德国军官法肯豪森共事并结为密友。
在罗杰被捕前，钱秀玲就从比利时的报纸上看到了法肯豪森的名字，当时她心中不免一惊。时刻牵挂着祖国命运的钱秀玲心想，假如这就是堂兄提到过的那个德国军官，他就有可能参与过中国早期抗战重大决策的制定。如果他将中国的军事机密泄露给德国的同盟国日本，后果将不堪设想。钱秀玲想到这里，立即提笔给堂兄写了一封信，把她的担心告诉了堂兄。不久，堂兄就回信给她，他在信中告诉钱秀玲，法肯豪森虽然也是德军中的一员，但他与那些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有不同之处。他是一个职业军官，又对中国很有感情，不会干出卖中国的事情。信中还说，此人极富正义感，为人正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中国的那几年里，与不少中国人都结下了特殊的情谊。
听说罗杰被捕的消息后，钱秀玲立刻就想到了堂兄的信中所言。如果法肯豪森真是像堂兄所说的那样，他也许会将罗杰释放，钱秀玲这样想着。即使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她也愿意去闯一闯。
钱秀玲从罗杰家中回来，铺开信纸，字斟句酌地给法肯豪森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到了堂兄信中所谈法肯豪森的为人，恳求他能从人道主义考虑，设法使罗杰免于绞刑。
第二天一大早，钱秀玲就带着长子，顶着寒风，乘早班火车赶往160公里外的布鲁塞尔。钱秀玲的长子回忆说，那时正是战时，火车走走停停，有时还会上来几个德国士兵检查证件。因为没有电话可打，他们赶到布鲁塞尔已经很晚，找到朋友家时已是半夜。后来朋友告诉他们，听到有人按响门铃，他下了一大跳，先让家人躲了起来，然后才敢下楼开门。
在布鲁塞尔，钱秀玲打听到法肯豪森就住在王宫旁的一幢楼里，那里也是德军司令部，四周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可此时的钱秀玲已顾不上许多，她拿着自己写的信、堂兄的回信和照片，径直向大门走去。法肯豪森听说是一位中国老朋友的妹妹求见，便让秘书和她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钱秀玲至今还记得，她按照约定时间再次去那里的时候，是一个上午，大厅里站着很多德国军官，他们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她走进法肯豪森的办公室。
寒暄之后，钱秀玲向法肯豪森出示了堂兄的照片，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而后便把两封信都交给了他。她开门见山地请求法肯豪森免除罗杰的死刑。不知是钱秀玲的勇气还是她那动人的话语打动了法肯豪森。临走时，法肯豪森对她说，“我会尽量满足你的愿望。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几天后，罗杰的父母亲便收到了德军的来信，说他儿子的死刑被改为有期徒刑8年。罗杰改判有期的同一天，在比利时另一个小镇波依隆，一位被德军关押的同名死刑犯也被放了出来。
秀玲为营救抵抗战士勇闯德军司令部的消息传出后，比利时人奔走相告。她很快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女英雄。不少比利时人从各地赶来找她，请她去找法肯豪森，以救出被德军关押的亲属。热心肠的钱秀玲总是有求必应。她一次又一次地去见法肯豪森将军，从虎口中救出了许多比利时人。
钱秀玲一共找了法肯豪森多少次？救了多少比利时人？现今已经不大好查清。她的长子回忆说，他与母亲去布鲁塞尔找法肯豪森至少有五六次。我也曾为此找过不少历史学家，他们告诉我，当时许多人在亲友被捕后，都会千方百计通过关系找到法肯豪森，或者是别的什么德国高官，请他们手下留情。其中有不少人的地位都要比钱秀玲高。有的人既可能请了钱秀玲帮忙，也可能同时也找了别的人。最后被捕的人放了出来，或是被减了刑，这当中究竟是谁起的作用不那么好断定。
后来，我找到了一份战争刚结束时的比利时报纸，上面登有比利时记者对钱秀玲的专访。她对记者说的话会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有所帮助。钱秀玲说，当时法肯豪森曾得意地告诉她，“有很多人请求得到我的帮助，这好像是比利时人的习惯。他们总是通过直接或间接认识我的人找到我，让我释放某某人。罗斯丽公主（比利时王室成员）也给我送来了许多人的名单和材料，意大利大使馆也有人送来材料，还有一些中立国使馆的人来找我，他们都希望我能释放某些人。”
战后，钱秀玲救人的故事在比利时民间广为传诵，这当中也许会有一些夸张。但赫伯蒙镇的一位老人对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人是谁救出来的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钱夫人这样一个中国女子，能够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畏风险，多次去找占领军的首领法肯豪森。
黄健中带着编剧进行了再采访
“如果说年轻的钱秀玲是一个漂亮、敢作敢为的大家闺秀和五四青年，那么90岁高龄的钱秀玲，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可以说更加平和，更加纯粹，更加返璞归真了，甚至连她额头的皱纹也返老还童般地日益舒展。短短一个小时的接触，我觉得我们看到了她一生的历史。”编剧赵冬苓这样回忆2001年4月份的头一次拜访。
如果说生命是一条河，通过和钱秀玲老人的接触，赵冬苓认为“遗忘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赵问：“艾克兴市以您的名字命名的路名，到底是哪一年的事啊？”
老人摊摊双手：“忘记了，都忘记了……”
赵又问：“国王给您颁授的勋章，您放在哪儿了？”
老人茫然地摇摇头：“真……真不记得了。”
然而，当赵冬苓又问：“在你眼中，冯法尔肯豪森是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有道德的人。”老人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
事隔几天，赵冬苓致电钱家要求再次拜访老人。像每次接待来访者一样，老人穿着漂亮的蓝旗袍，涂一点淡淡的口红，准时等候着他们。当赵冬苓再次提起勋章的事时，老人沉吟了半天，还是那句：“不记得有这事呀？”
亲属在征得老人的同意下，帮着赵冬苓找了老半天，仍是一无所获。拜别老人后，她的亲属问赵：“今天是不是让你很失望？”
“不，正相反，从老人的遗忘，我好像抓住了她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抓住了一个人物的魂。”赵冬苓激动地回答。
然而在拍摄期间，国内竟传出了些不负责任的传言。如关于她和德国冯将军关系暧昧的种种“故事”。赵冬苓对此很气愤，“这让我们作为旁观者也感到寒心。要是真有这些所谓的故事和污点，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和文化参赞断断不敢大张旗鼓地宣扬钱秀玲老人，文化部孙家正部长也不会在拍摄期间，两次郑重向比利时文化大臣提及此事了。
